每9個中國男人，就有1個找不到老婆，怎麼辦？

俗話說，生個兒子，好比開了家建設銀行。生個女兒，好比開了家招商銀行。

其背後的意思，是兒子以後要娶老婆。娶老婆就要花費很大一筆錢，比如買房買車之類的。所以從出生起就要開始為兒子存錢，即為建設銀行。而女兒呢，以後是要嫁人的。在中國大部分地區，結婚時男方要給聘金。因此女兒就成了招商銀行。

我知道，很多人在讀上面這個「段子」時，採取的是「一笑而過」的態度。但是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魏尚進教授看來，事實上這樣的段子背後，隱藏這兩個重要現象：第一、中國的男女性別比例不平衡。第二、中國家庭的儲蓄率非常高。這兩個現象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聯繫。

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讓我們先來觀察一下中國家庭的儲蓄率歷史變化。

上圖顯示的是中國和其他一些國家在過去30年左右的家庭儲蓄率變化情況。中國家庭（上圖粉紅線）在1990年代的平均儲蓄率大約為15%左右。之後，該儲蓄率逐年上升，到了2010年代上升到30%左右。

這個趨勢變化有兩點值得注意：

首先，中國的家庭平均儲蓄率是非常高的。上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平均家庭儲蓄率僅為5%左右。澳大利亞的家庭儲蓄率介於10%~15%之間。其他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率也都在15%左右。

其次，中國儲蓄率的變化趨勢非常獨特。在過去30年間，中國的儲蓄率逐漸上升。大部分其他國家在同期的儲蓄率要麼變化不大，要麼下降。唯一和中國情況類似的，只有印度。

這兩個現象，讓很多學者百思不得其解。其主要原因在於，如果我們套用目前學術圈比較流行的「儲蓄率理論」，似乎都不能解釋中國的儲蓄率變化。

首先向大家介紹一下學術圈影響力比較大的一些解釋儲蓄率變化的理論。

第一個是生命周期理論。生命周期理論的意思，是一個人在生命中的不同階段，其儲蓄能力和意願也有所不同。比如在他工作前，或者剛開始工作那幾年，他沒有收入，或者收入很低，因此他的儲蓄率也會比較低。隨著個人的年齡增長，工資收入增加，他的儲蓄率會慢慢增加。然後到了他接近退休，或者退休以後，收入再度下降，因此儲蓄率也會相應降低。

生命周期理論預測，人一生的儲蓄率，會像一座山的形狀：一開始慢慢上升，然後過了山頂以後再慢慢下降。一個國家的儲蓄率，也會受該國人口的年齡結構影響。如果該國有很多青壯年，那麼其儲蓄率就會比較高。如果該國有很多老年人（比如日本），那麼其儲蓄率就會比較低。問題在於，該理論在實證上得不到支持。很多國家的儲蓄率，並沒有呈現出生命周期理論預測的變化趨勢，因此讓很多學者感到不滿意。

第二個被提的比較多的理論，叫做謹慎動機理論。謹慎動機理論指出，人儲蓄的原因是為了應對不可知的風險，比如生病、失業等等。因此如果一個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那麼人們會傾向於多存錢。該理論可以解釋某些發展中國家的儲蓄率高於發達國家的現象，但它無法解釋為什麼中國在過去30年的儲蓄率逐漸上升。因為在過去30年中，中國變得越來越富裕，社會保障和醫保越來越健全，所以如果用這個理論來預測的話，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的儲蓄率下降，而非上升。

第三個理論叫做金融發展理論。該理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不夠發達，那麼人們會傾向於多儲蓄。該理論的缺點，和謹慎動機理論類似。它可以解釋發展中國家儲蓄率高的現象，但無法解釋為什麼中國的儲蓄率會不斷上升。

第四個理論，叫做文化傳統理論。很多人認為，中國儲蓄率高是因為華人天生喜歡儲蓄。該理論有一定的實證支持。比如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儲蓄率，普遍比歐美要高。這背後顯然有人種和文化的因素。但是，經過上千年積累的文化傳統，應該是比較穩定的，不會隨便發生變化。事實上，如果我們看中國文化的變化情況，更可能發生的情況，是由於全球化的影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變得「中西貫通」，更接近歐美文化而非遠離。因此文化傳統理論，也無法解釋為什麼中國的儲蓄率持續攀升這一現象。

綜上所述，中國儲蓄率的歷史變化，可謂學術圈內的一道「難題」。為了解決這個「謎」，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魏尚進教授和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張曉波教授在他們合寫的一篇學術論文（Wei and Zhang, 2011）中，提出一個新穎的理論：「競爭性儲蓄理論」來解釋中國的儲蓄率變化。

競爭性儲蓄理論的意思是，中國的性別比例不協調，男多女少。因此為了在婚配市場上提高兒子的競爭力，那些生兒子的家庭，不得不拚命儲蓄，好讓兒子可以順利的討到一個稱心的媳婦。

那麼這個「競爭性儲蓄理論」是否得到實證支持呢？要把這個問題講清楚，我們首先要來分析一下中國的性別比例變化情況。

在1980年代以前，中國嬰兒出生時的男女性別比例大約為105（男）：100（女）。這是全世界比較平均的嬰兒出生時的性比比例。在男孩的生長過程中，由於頑皮、愛冒險等原因，其死亡率會高於女孩，因此到達婚齡時，男性和女性的性別比例大致平衡。

但是從1980年開始，中國新生兒的性別比例漸漸開始不平衡，男嬰的數量顯著高於女嬰，平均來說大約為115（男）：100（女）左右。這背後有不少原因，比如一些家庭重男輕女的思想，以及一胎政策導致某些家庭做出選擇性墮胎的決定。

115：100的男女性別比例，造成的後果就是，到了婚育年齡，每九個中國男性，就有一個找不到老婆。

因此家裡有男孩的父母，就面臨一個非常棘手的競爭問題：如何確保自己的兒子能夠順利討到一個讓人滿意的媳婦？

如果我們回顧歷史，就不難發現，男女婚配市場，可以說是這個世界上最為現實和有效的市場之一。大致上來講，女方家長在選擇上門求偶的未來女婿時，考慮的標準要麼是「門當戶對」，或者「嫁入豪門」。很少有女方家長和女孩願意委屈自己去「下嫁」。講的簡單粗暴一些：家庭財富，是婚姻市場上最有效的競爭工具之一。

絕大部分男方和女方的父母都明白這個道理。因此為了讓自己的兒子在未來的婚配市場競爭中不處於下風，男方家長做出了理性選擇：深挖洞，廣積糧，在財力上為自己的兒子加一把力。

上圖來自魏尚進教授和張曉波教授合著的研究論文（Wei and Zhang, 2011）。從圖中可以看到，在過去30多年，中國男女性別比例的變化（上圖虛線），和中國家庭儲蓄率的變化（上圖實線），有著非常緊密的相關關係。

當然，僅僅靠這一張圖表，要想證明男多女少的狀況引發「競爭性儲蓄」，並導致儲蓄率不斷攀升的結論，還略顯單薄。在該研究論文中，作者們還做了多重實證檢驗。比如他們發現，同一個地區的三口之家（一個孩子），有男孩的家庭的儲蓄率會比有女孩的家庭的儲蓄率更高。某一個省份，如果出生的男女性別比例發生失衡的變化比較快，那麼該省的儲蓄率上升也會比較快。

更有意思的是，研究論文作者對比了中國不同的省份的生兒子的三口之家（經濟收入、年齡等其他狀況類似），發現男女性別比例差距越大的省份（比如安徽的男女性別比例失衡，要遠遠高於內蒙古），該家庭的儲蓄率也越高（安徽生男孩的三口之家，其儲蓄率要顯著高於內蒙古生男孩的三口之家）。

男方家長的這種「競爭性儲蓄」行為，也可以解釋「中國人喜歡買房」這一現象。對於一個家庭來說，如果他有了大量儲蓄，那麼他的理財選項並不多。他可以選擇把錢放在銀行里，但是很多人會擔心通脹造成的財富貶值。你可以投資股市，但是很多人害怕股市風險，不敢在股市中放太多錢。這樣比較下來，把多餘的儲蓄通過買房子「屯」起來，就不那麼難以讓人理解了。

從婚配市場上的「盡職調查」角度來看這個問題，也可以看出「買房儲蓄」的優越性。如果女方家長想要判斷求偶的男方家庭的財富水平，大致可以通過以下一些手段：聽對方自己交代，看對方的銀行存款，看對方的工資單，或者看對方的房產證。

在這些方法中，看房產證是最直接，最不容易造假的。基本上看到對方擁有的房子的地址，以及面積，就可以很容易算出他有多少財富。相比而言，其他一些方法，「吹牛」的空間都要大很多。

在訪談中我向魏教授提到，照您的邏輯，中國的女生應該比較搶手，根本不愁嫁不出去，為什麼在很多大城市中還存在「剩女」現象？

魏教授說到，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但「剩女」現象，並不影響「競爭性儲蓄」理論對於儲蓄率的解釋作用。

如上圖所示，假設絕大部分的女方都希望「上嫁」，因此「甲女」會希望配「甲男」，「乙女」也會希望配「甲男」，「丙女」會希望配「乙男」。

在這麼一個動態配比的過程中，會產生下面兩個問題：

第一、「丙男」發生過剩，因此很多「丙男」會面臨討不到媳婦的問題。

第二、「甲女」發生過剩。優秀的「甲男」數量總是非常有限的，因此在這個層面的競爭，反而對「甲女」不利。

事實上在高考中，很多女生的成績都要比男生好，因此有能力考進重點大學的女生至少和優秀男生一樣多。如果一位優秀的高學歷女生（重點大學本科，碩士甚至博士），在畢業後獲得一份高薪的白領工作，那麼配得上她的同齡男士就比較稀少。如果該女士要求比較高的話，一不小心拖到30多歲，在婚配市場上「剩」下來的概率就比較高了。

當然，隨著國家整體經濟水平不斷上升，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二胎政策的全面開放，中國新出生嬰兒男女性別比例失衡的現象應該會慢慢得到緩解。希望到我們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代，父母們不必為了操心兒子的婚姻大事而繼續加入到這場殘酷的「儲蓄競賽」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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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治堅和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魏尚進教授的對話錄音（中文），在喜馬拉雅FM/蜻蜓FM/荔枝FM中「伍治堅證據主義」節目欄下可以找到。】

伍治堅是《小烏龜投資智慧》的作者。

數據來源：

Shang-Jin Wei and Xiaobo Zhang，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19, No. 3 (June 2011), pp. 511-564

Kate Stratford and Arianna Cowling, Chinese Household Income, Consumption and Savings, Sept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