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新：同樣的字眼，不同的內涵

城市更新進入大眾視野已有些年頭。

去年中央提出「2030年全面復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更是讓這個議題成為社會性話題，引起廣泛討論：產業落伍、人才流失、外貿難興、政策不予……各種原因解讀不一而足；而落實到具體解決方案上，林毅夫團隊在今年給吉林市提出的全面復興計劃更是引發了一次「衝突」，話題越演越烈，歷時近2個月，從產業之爭上升為理論框架之爭——足見「城市更新」之複雜：一個陷入困境的城市，要理清其因由已相當困難，更休提給出讓人滿意信服的解決方案了。

但不管如何，一旦開始搭建城市更新的分析框架，總免不了因循參考國外其他先行城市的復興經驗。但少有人問的是：在城市更新這個議題上，這種經驗比較在方法論上真的是可行的嗎，這是否是我們對城市困境的束手無策而進行地刻意偽裝？如果往下再深問一層：如果像匹茲堡之類更新成功的城市經驗可被廣泛借鑒，為何美國還是擦不亮自己的鐵鏽之地？甚至於，它們所說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 urban regeneration, urban revitalization）和我們所指的是同一個問題嗎？

以美國為例，看看它們對這個議題的分析。從上世紀60~70年代，伴隨著製造業崗位的流失，美國以傳統製造業為中心的城市就有了城市更新的剛性訴求。但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探索，有些城市逐漸完成產業轉型，生活面貌煥然一新；有些仍舊深陷其中、無法自拔。何以如此？那些成功復興的城市做對了什麼，它們的成功是因為自身努力還是源自外部環境更好的支持？美國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Lincoln Institute of Land Policy）選取了18個目標城市來探究它們的復興之路。被選城市的前提條件是人口要超過5萬人，並相比巔峰時期至少減少了20%。2013年最終公開的成文報告《Regenerating America』s Legacy Cities, 2013, by Alan Mallach and Lavea Brachman》從三個方面來衡量城市更新的成果（想想看，即便是城市更新的方案得以實施，我們又該怎麼判斷實施的效果達到了預期的目標呢？）：

1、t城市不再有廢棄的房屋、房價穩定、有開發商願意前來開發可售的房產；

2、t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教育水平經得起全球經濟競爭的考驗、貧民人口比例較低並且同時有上升渠道；

3、t城市有獨具特色的物質、制度或文化資產來吸引本地區以外人口和資金的流入；

這三大權衡標準又被進一步細化為15個可衡量的指標（失業率、本科及以上人口比例、犯罪率、外國出生的人口比例、城市頂峰人口相較當前的流失比例、最近十年的人口數量變化、貧困人口比例、家庭撫養比、房價中位數、最近五年房價中位數變化、按揭比例、房屋空置率、在讀研究生總量占城市人口的比例、大學的年度總研究經費、最近8年工作崗位數量的變化）。最終報告將這18個城市的總得分排序，來區分城市表現的好壞，並進一步探究城市成功的原因，希望總結值得推廣的具體舉措。

即便不去探究其中的細節，我們也會懷疑這個研究範式是否適用於中國的城市更新案例。很明顯的區別是，進入研究視野的中國城市大多是發達城市：這類城市的煩惱是，它們的城市化進程太快，外來人口不斷湧入其中，以至於城市的建築載體根本不能滿足常住人口的活動需要（圖1）。其背後的經濟原理，是新興產業人口的支付能力超過了城市原有建築載體的產出。這時從城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發，自然的選擇是為新興產業人口修建他們所需要的住房、商場、學校、醫院、公園和道路等設施來維持整個城市的產業競爭力。在這個城市空間不斷向外擴張的過程中，原來城郊的工廠破敗之後變成城內的棕地，城郊的農村被城市所包裹成為「城中村」——更新掉這些建築設施來滿足城市人口對空間的訴求，顯然是極其自然的。

圖 1：中國的城市擴張來自於城市產業更新帶來的人口湧入

當北京的798被「發現」之後，它的功能轉向旅遊、展覽和時尚發布會等產出更高的活動，原先寄居此地的先鋒藝術工作者只能另尋他處；深圳大芬村油畫原本是面向歐美市場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現在被規劃為城市文化美術館、油畫博物館、專業演齣劇場、油畫培訓中心及酒店等大型配套設施之後，個人作坊自然再無立足空間；上海新天地這種地標性的城市商業空間部分改建自本地居民都希望搬出去的里弄……簡而言之，國內的城市更新來自於更高產出的行業，這本身是對不可複製的城市中心土地的追逐，背後體現的是土地這種生產資料隨著人口在城市內的集聚而變得越來越昂貴。

我們前面介紹的美國「城市更新」可能恰好相反。工作崗位的大量流失（圖2），讓很多城市的房屋出現大量空置：典型的底特律在拆除了其巔峰時期1/3的房子後，空置的房屋還是越來越多，最後不得不恢復為農地——背後體現的是人口的外遷帶走了土地的附加值。

圖 2：典型美國鐵鏽地帶不同城市製造業崗位數量的流失（1947年數據為100）

總結來說，國內城市更新事實上不是對整個城市的更新，而是替換掉附著在部分地塊上的產業，來更好地服務城市居民。其背後是城市面積的擴張，產業越來越多元化，並且附加值越來越高；而我們談論的美國等先發國家的城市更新，其實更應該是「城市復興」——蓋因這些城市往往是圍繞某個大型產業而建（前述林肯土地政策研究院選擇的城市人口僅需超過5萬，一定程度上也印證城市的產業類型單一），而當產業遷移之後，城市人口隨之坍塌。這時城市復興的重點，在於重新找到新的能負荷城市人口的產業，以避免基礎設施的荒廢。

因此，真要牽強附會美國之類鐵鏽地帶的城市更新經驗，應該對應國內城市化進程中人口反而不斷減少的城鎮——這自然是有的（據統計在2000-2010年期間，處於城市化中後段的中國有8個城市的人口反而減少了，包括四川廣安、山西呂梁、雲南普洱、安徽宣城、四川遂寧、黑龍江雞西、雲南昭通以及四川內江。），但國內當前所討論的「城市更新」的對象，顯然不是這些地方。

那國內大城市所討論的城市更新有可對標的地方嗎？事實上，我們在《城市更新：來不及嚮往的緬懷》里提到的西方城市內出現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現象可能更具可比性。我們未來會在專文里闡述這個問題。

最後，前述報告中美國那些復興成功的「小城市」有什麼值得推廣的通用經驗么？（國內城市的人口爭奪戰持續下去，這是很多城市遲早要面臨的問題）報告認為，至少有三點值得借鑒：1、城市重新建構的產業一定要是外向型的（export-oriented）,面向區域、國家甚至全球市場；2、利用城市的設施、文化、制度和機構來重新建立核心的比較優勢，它們往往總有潛力可挖；3、城市的復興是多方面微小積累的總和，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會議中心、賭場或者體育機構等大型設施建設上，它們多是經濟發展的結果而不是動力。我們也希望有機會在後文中結合實際案例來展開闡述這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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