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大燜鍋 | 經典論文：JEL 身份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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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美國彩色故事片《美國麗人》。山姆·曼德斯執導，凱文·史派西及安妮特·貝南主演。本片獲得奧斯卡及金球獎等眾多獎項。

"生命從來都是那麼沉重，你沒有資格燃燒自己"

論文鏈接：Identity and Schooling: Some Lessons for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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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源對教育產出有何影響？教育改革中哪些因素起到了關鍵作用？對於這些問題，傳統的經濟學分析雖然能就一些問題給出「是或否」的回答，卻難以釐清其中的機制和原因。Akerlof 和 Kranton 發表於2002年的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上的經典論文「Identity and Schooling: Some Lessons for th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指出了傳統經濟學分析在研究教育投入與產出問題上的缺失：一方面沒有將學生當做主要的決策者，例如，把學生的決策簡化成對教育（預期）回報與成本的利益計算，而沒有考慮身份認同、社群、種族背景等非經濟動機；另一方面則忽視了學校作為社會機構（social institution）的視角——正如許多歷史學、社會學及人類學研究所指出的，學校除了傳授知識與技能以外，同時還在塑造具有某種特徵的「理想型學生」（ideal students）。具體而言，校園的行為準則、教師與學生之間的日常互動、針對不同行為的獎懲機制……這些事件共同定義了學校的社會類屬（social category）和理想型學生，具有類似背景的學生更容易與學校產生身份認同，而另一部分學生則難以融入這一群體。為了填補上述空缺，作者將上述的社會學概念引入了分析框架，建立了一套能夠更完整反映學生決策動機的微觀理論模型，並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學生的身份認同（identity）對其行為決策和成績的影響。

在理論模型中，每個學生會預先基於自身特徵（如相貌、智力），為自己選擇一種理想類型，例如書獃子（nerds）、運動達人、叛逆分子等等，並付出相應的努力（即成本）去成為「自己想成為的那一類人」。另一方面，學生的自身形象（self-image）取決於她為自己選擇的理想類型，以及她與這一理想之間的差距。因此，一個學生從身份認同中獲得的回報便可以表示為她從自身形象中獲得的效用。最終，作者建立了學生的效用函數：

上式以理想是成為「書獃子」（Nerds）的學生為例，（加號前）第一行的大括弧里是傳統模型里學生對教育的成本收益計算，作者的創新則是加入了第二行大括弧中的表達式：它反映了學生從身份認同中獲取的效用收益（utility），其中IN代表成為書獃子這一理想類型帶來的效用，（1-ni）是自身智力（0<n<1）與理想型的智力（假設為1）之間的差距，第三項包含e的部分則表示為成為書獃子而付出的努力（effort）成本。t則是該理論中最關鍵的一項（正）係數，它放大了學生自身特徵與理想類型特徵之差距帶來的效用損失，也可以理解為一個學生融入某一特定類型群體的難度。在下文中，我們將t簡稱為「差異係數」。最後，p（0<p<1）表示學生在經濟利益和身份認同之間分配的權衡比重，p等於0時，該模型便變成了一個純社會學模型，即學生在決策上只關注自己的身份認同而完全不考慮教育的經濟收益。

接下來，作者基於學校作為社會機構（social institution）的視角，對以上模型進行了修改。假設學校僅為學生設定了一種理想類型（記為S），那麼學生便會結合自身的特徵稟賦（如前例中的智力）等變數和差異係數（t）等因素進行權衡，並決定是否認同學校。具體地說，學生面臨兩種選擇：1）付出較多努力，認同於學校提供的理想類型；2）付出較少努力，拒絕認同並成為叛逆分子（burnouts）。學生將選擇這兩者中效用更高的那一種行為。作者發現當p等於0時（學生在決策中僅關注身份認同），學校設定的理想類型越難企及（S越高），就會有更多學生拒絕認同學校。同時，差異係數t放大了這一效應：給定S不變，差異係數t越大，就會有越多學生放棄認同並成為叛逆分子，教育的人力資本產出也隨之下降。最後，作者基於學校最大化人力資本產出的假設，得出學校應設定的理想類型S的最優解是差異係數t的減函數——換言之，如果越來越多學生認為他們和學校差異很大，校方就應該降低他們設定的理想類型S的難度，通過讓更多學生認同學校以實現最大化教育產出的目標。

近年來，許多美國高中都進行了自由化改革（liberal reform），給予學生更寬鬆的環境和選課自由。在本模型中，這意味著學校為學生提供了更多理想類型（S）的選擇。那麼，這種自由化改革在何種條件下才比傳統的「保守」學校更優越呢？根據作者模型的推導，當校園中的社會差異（通常表現在種族、文化背景等方面）越大時，差異係數t往往很高，學校應該通過提供更多的理想類型，讓儘可能多的學生產生認同並最大化教育產出。相反，如果校園中的社會差異很小，設定單一的標準更有利於實現這一目標。這一模型同時還對教育改革中的資源分配提供了重要參考：當一所學校的社會差異很大時，降低差異係數t的邊際收益也很高，增強學校共同體（community）和身份認同顯然是更有效的投資。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本文的理論並非空中樓閣，而與許多證據緊密聯繫在了一起。例如，作者一方面援引了社會學文獻中的案例敘述（漢密爾頓高中改革）對模型進行支持，另一方面利用美國高中調查問卷的橫截面數據構建了Logit回歸和列聯表分析（cross-tabulation analysis），對理論中的重要假設進行了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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