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卡蘿爾與克里什納

多受紛擾的孩子往往喜歡自毀。劍橋大學犯罪心理學系教授大衛.P.法靈頓注意到，因為未成年犯罪而遭到刑罰的男孩喝啤酒喝的更多，更容易喝醉，更喜歡吸毒；他們第一次抽煙的時間更早，也更喜歡賭博；他們第一次發生性行為的年齡更小，更喜歡亂交，更不喜歡使用避孕措施。許多此類行為都與自控能力低下有關，但往往也是自尊心低下甚至自我憎恨的表現。

社會批評家朱迪斯.哈里斯提出，與社會大背景相比，家庭環境對於青少年犯罪的決定性影響要弱一些。與成年人不同，青少年犯罪以團伙作案為主，只有不到5%的少年犯是單獨作案。這種團伙作案性質往往也決定了犯罪模式，部分原因在於青少年都急於融入集體並且為他人留下印象。少年犯罪的可能性還與以下因素有關：毒品與槍支普及程度，貧困程度，鄰里關係以及社區人口密度。目前的女性青少年犯罪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儘管只佔到全部被捕少年犯的1/4左右。少女與少年相比往往更容易因為創傷經歷而犯罪。根據某項研究顯示，75%遭到美國法庭判處的少年犯罪女性都遭受過性侵犯。2009年在美國大約有七十三萬一千餘名幫派成員，歸屬於超過兩萬八千個幫派，其中幾乎有一半人未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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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什納.米拉多身材高大，相貌英俊強悍，留著平頭短髮。即便是監獄的囚服穿在他身上也像時裝一樣好看，他的英語口音很重，有時難以理解。他經常想不出合適的單詞，於是就問我，「這話你用英語怎麼說？」克里什納生在洛杉磯南部，從小就被拉丁裔母親拋棄了，他從不知道母親姓甚名誰。他的父親勞爾獨自養大了他。克里什納出生時，他父親只有十八歲，是蘇拉諾13幫派的成員，幫派成員也是克里什納唯一熟悉的家人。克里什納十一歲那年，他父親被遣返回了瓜地馬拉，但是克里斯那留在洛杉磯，與一群又一群幫派成員廝混在一起。他的一位表兄重傷之後死在了他的懷裡，「我簡直嚇壞了，因為死的人也可能就是我，」他說。勞爾讓他趕緊離開洛杉磯前往明尼阿波利斯，投靠一位欠過他的人情的女性。當我見到克里什納的時候，他自稱在這位女性的家裡已經居住了四年，他從來不知道這位女性欠他父親什麼情，他也不想知道。

我在家教學校第一次見到克里什納之後過了一個禮拜，又遇到了一位非常美麗的愛爾蘭裔美籍女性，年紀大概四十歲出頭，自稱名叫卡蘿爾。她對我說，「我的兒子克里什納希望參加你的研究項目。」然後克里什納也走進了會面室。「媽，你給他簽個名就行了。」此時他的英語一點口音都沒有。我愣愣地站在了原地。卡蘿爾看上去與克里什納很像。她告訴我她非常為克里什納擔心。我說他的童年似乎在洛杉磯過得很不順利，她看著我的表情就好像我有些不著調一樣。「克里什納從小就是在杜魯斯長大的啊，」她說。後來克里什納堅稱他父親說他生在洛杉磯郊外的南門，那裡是一片拉美裔平民窟。但是當我在幾年後見到勞爾並且與他對質的時候，他只是笑笑不說話。

克里什納是我所採訪過的最能服人且最大言不慚的撒謊專家。他的謊言往往非常憤怒，之前將母親從自己的出身故事當中徹底挖掉的說辭就是個好例子。當我第二天與他交談的時候他說，「要是她說她是我媽的話，那興許她就是吧。」克里什納的父母之間抱有互不相讓的憎惡，以至於單憑任何一方的說辭都無法還原真相。兩人都希望我憎恨另一個人，但是我卻喜歡他們家所有人。「這事太複雜了，安德魯，」卡蘿爾在我們第一次談話的時候說道，「我就怕你死活都寫不清楚我們家的事。」

卡蘿爾.麥羅伊與勞爾.米拉多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相識，兩人見面的契機是阿南達瑪迦教團，這一教團有時被人稱作邪教，有時被人稱作靈修運動，有時又被稱作苦修會。教團宣揚大同友愛，但是也遭受過武器走私的指控。阿南達瑪迦的信條之一名為「革命婚姻」——該信條原本是針對印度種姓體系的抗議，鼓勵各行各業出身不同的人相互婚配，從而打破關於階級與國籍的資本主義觀念。勞爾當時有簽證問題，而卡蘿爾原本的婚姻也失敗了。勞爾提出只要卡蘿爾願意嫁給自己，他就願意為卡蘿爾支付離婚費用。「假如你想贏得上師的好感，就必須主動尋求最困難的事情去完成，」卡蘿爾回憶道。「我當時對未來看得不很清楚，事實上我總會慢上一兩步，於是可憐的克里什納就這樣出生了。」

卡蘿爾的第一段婚姻留下了兩個孩子，一家人一起住在杜魯斯。卡蘿爾有一家糕餅店，她與勞爾一起在店裡工作。最終她將自己的買賣交給了阿南達瑪迦。克里什納五歲的時候，勞爾帶著全家人搬到了瓜地馬拉。九個月以後，卡蘿爾的兩個孩子受不了當地的環境，回到美國與父親同住。至於卡蘿爾，用她自己的話來說，「選擇了意識形態而不是愛。」此後她再也沒能與這兩個孩子真正建立聯繫。她「在泥坑裡摸爬滾打了五年」才學會瓜地馬拉的語言與當地文化。根據她的說法，在這段時間裡「勞爾變得特別大男子主義，他大概一直都很大男子主義，但是在杜魯斯我們住的是我的家，在我的商店幹活，所以不太容易發現這一點。」她告訴勞爾，除非他跟她一起返回美國，否則她就要離婚。她很確定自己一定能得到孩子的監護權。勞爾則宣稱她曾經表示她願意捨棄孩子獨身回國，孩子們也聽到了她的話。為了不讓孩子們收到遺棄，他同意試著在明尼蘇達重新開始。

當時克里什納十歲，他的妹妹阿蘇卡八歲；他的弟弟，生在瓜地馬拉的巴索只有四歲。卡蘿爾與勞爾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公立學校體系找到了教育拉美裔兒童的工作，並且接受了婚姻諮詢。「那段時間孩子們真的很幸福，」她回憶道。克里什納九歲的時候，「我會坐在他床邊的地板上為他讀書，我們總有說不完的話。我們讀《堂吉訶德》，我們讀詩歌，我們讀故事，我們讀歷史。我們的關係曾經那麼密切，他現在都不記得了。」

回到美國之後過了九個月，卡蘿爾有一天下班回家，發現家裡空無一人，勞爾帶著全部三個孩子回到了瓜地馬拉。「我還以為勞爾想和我一起努力，」卡蘿爾傷心地說道，「如果我們真的走不到一起，到時候總還可以離婚，梳理一下過去，大家做朋友也挺好的。但是他就是個膽小鬼。」儘管卡蘿爾對勞爾滿腹怨氣，但她同樣也對克里什納感到生氣，因為他當時的年齡已經可以自主選擇了。克里什納永遠也不會原諒自己的母親寧肯將自己留在瓜地馬拉也要返回美國的舉動，卡蘿爾也永遠不會原諒自己的兒子拋下她不管離開美國的舉動。在我們相識的最初兩年里，克里什納一直堅稱自己根本不記得童年的事情。當我將他的說辭轉述給勞爾的時候，他反來複去就是一句話：「孩子們都很生卡蘿爾的氣。」

卡蘿爾通過美國駐瓜地馬拉大使館向勞爾提起了綁架指控。她本人也來到瓜地馬拉試圖解決問題。「我的訪問總會在勞爾的律師辦公室的一間上鎖房間里進行，辦公室大樓門前總有兩個端著機關槍的警衛，我以為他們想打死我。而且孩子們都被洗腦了。」最終卡蘿爾在美國與瓜地馬拉都贏得了監護權，勞爾則因為綁架罪的罪名遭到了國際刑警組織的逮捕。「我們原本打算向勞爾的父母提交相關文件，當我們走進家門的時候，孩子們的床鋪依然是熱的，人卻不在了。米拉多一家又把我的孩子拐走了。」她絕望地離開了瓜地馬拉。兩周以後，勞爾的父母花錢疏通了關係，使他得到了釋放。

卡蘿爾與勞爾的分離在她看來非常有必要，但是代價則是她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兒女。「我自由了，但是我也喪失了一切。勞爾想要懲罰我，因為我試圖離開阿南達瑪迦，試圖在小學裡工作，試圖相信我自己。」多年以後，克里什納給我寫信說，「我知道我的父親愛我，儘管他從來都不說；我也知道我的母親不愛我，儘管她總是說個沒完。自從我母親生下我以來，我父親就再沒談過女朋友。他說他沒時間，但是我知道那是因為她傷透了他的心。」

卡蘿爾設法讓孩子的照片印上了用來搜尋失蹤兒童的牛奶盒，此時克里什納的爺爺奶奶將克里什納與幾位表兄弟一起在洛杉磯藏匿了幾乎一年。在這段時間裡他加入了蘇拉諾幫派。他告訴我，入伙之後的第一項任務是偷車。然後他們給了他一把烏茲衝鋒槍和滿裝的彈匣，要求他開車去「收拾幾個對頭」。「我開車回來的時候一顆子彈都沒剩下。當我感到腎上*腺素在心裡砰砰撞的時候，我心想：『沒錯，我就該干這個，我就好這一口。』」

九個月之後，勞爾將克里什納叫回了瓜地馬拉。一年以後克里什納十三歲了，他又回到明尼阿波里斯探望卡蘿爾。「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她說，「我只知道那時是聖誕節，也是許願的時候。於是我就邀請了他，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一樣。」這一次克里什納在卡蘿爾家裡呆了兩周，之後卡蘿爾又找到了以前她在阿南達瑪迦教團里的熟人出面說和，讓克里什納與阿蘇卡來到美國過復活節。當兄妹二人來到明尼蘇達之後，她就告訴他們不能再回去了。「她這麼做並不是因為她愛我們，」克里什納說，「她這麼做是因為她恨我爸，她的動機就是復仇。」克里什納很憤恨自己的母親，但他也確實喜歡美國，並不想回到瓜地馬拉。阿蘇卡則非常難過，非常想回家。勞爾氣壞了，但是他不能進入美國，因為在美國有針對他的逮捕令，所以他請求一位朋友將阿蘇卡接了回來。

真到了大逃亡的當天，阿蘇卡與卡蘿爾的男朋友一起呆在家裡。她給父親打電話並且壓低聲音說她沒辦法脫身。於是勞爾要求克里什納引誘卡蘿爾的男朋友離開家門。兩個人前腳剛走，阿蘇卡立刻就衝出了家門。「我幫助我的妹妹非法離開了美國，」克里什納說。「這事說來也怪，因為一般人都想非法進入美國。」卡蘿爾痛不欲生，但是她同時也很欣慰，因為克里什納願意留下。可是在克里什納看來，自己的舉動無非是為了報復。「她太想要兒子了，我倒要讓她看看養兒子有多困難，」他這樣對我解釋道。「我要給她的生活好好找點麻煩。」卡蘿爾一直是個素食者，但是自從這件事以後她就開始與克里什納一起吃雞肉了。說到這裡她暫停下來，絕望地攤開雙手，「為了建立情感聯繫我什麼事都願意做，但是他既不願也不能分享他的感情。克里什納永遠不會真正的與別人交心。他裝了一腦袋垃圾，一腦袋教條，一腦袋瓜地馬拉。」

這段兩邊都充滿了憤怒與沮喪的扭曲母子關係在某天晚上發生了激烈的轉變。當時十五歲的克里什納去買大麻。「我們走過布魯明頓與雷克街，這時一輛紅色的林肯轎車停在我們面前，車裡的人開始沖我們開槍。」槍擊之後，警方詢問了所有在場的人，但是特別拘留了克里什納，為的是調查上個月一位三十九歲黑人的謀殺案。「我覺得他們一開始是打算嚇唬我，」他接著說道。「黑人幫派只會和黑人幫派開戰，墨西哥幫派只會跟墨西哥幫派開戰，我們都喜歡殺自己人。所以這件事肯定不是我乾的。」

但是警方很快就針對克里什納提起了訴訟。當卡蘿爾得知她的兒子將會在成人體系中受審的時候，立刻組織朋友寫請願信進行抗議，庭審期間她的朋友們坐滿了法庭。她向法官解釋說克里什納此前遭到過綁架與心理創傷。於是這期謀殺案在亨內平縣有史以來第一次留在了青少年犯罪體系當中。克里什納面對著一場艱難的戰鬥。「我的律師說，『他們給咱們的開價是主動認罪換十五年徒刑。』咱們？去你媽的吧！難不成你坐七年半我坐七年半嗎？我一口咬死了，『我才不為我沒幹過的事情認罪呢。』」克里什納非常堅決，案件最終遭到了撤銷，這時他在監獄裡已經呆了七個半月。

「他們放他走的時候，所有人都在想，『這回他總算要走上正軌了，』」卡蘿爾說。「但是他很快就回到了原來的生活。」這一次克里什納同意母親對事態的看法。「坐進監獄之後我就在想，『所有人都去死吧，』」他對我說。家裡的進展也並不順利，只要有人扎著藍色方巾——蘇拉諾幫派的標誌——走進家門，卡蘿爾就會立刻把他們趕出去。克里什納說，「我覺得當媽就要當到底。就算我一輩子坐監獄，她也不能不管我。我這是在試探她。」卡蘿爾則反唇相譏，「克里什納說他想待在明尼蘇達，好讓我的生活苦不堪言，所以他才要加入幫派，他想看看我是否真正愛他。我不覺得他計劃好了這一切。幫派與邪教完全是一回事，都是等級森嚴規矩嚴密的小團體，致力於毫無意義的死板結構並且願意為之去死。他正在重新創建自己痛恨的童年。」

針對克里什納的謀殺起訴被撤銷之後兩個月，他坐了一個月的牢，罪名是攜帶槍支。又過了幾個月，他因為違反假釋條例被捕，十六歲那年被送進了縣家教學校服刑一年，我就是在這裡遇到了他。克里什納告訴我他的女朋友懷孕了——其實並沒有——然後又補充道，「我不想讓卡蘿爾看到我的孩子，我不需要她跟我說什麼『帶孩子的第一年多麼珍貴。』」他的孩子根本不存在，他的母親也尚且沒有對這個不存在的孩子說過一句話，但是克里什納依然因為母親可能會說的話而感到憤怒。不久後克里什納又說，「我總是在想我的孩子長大以後萬一像我可怎麼辦，那肯定是我的錯。一想到這種事兒我就要哭了，我真的想哭，我的眼睛都酸了，可是我流不出眼淚。」顯然憤怒阻塞了他所有其他情緒。

「如果他是那種穿黑衣服、染藍頭髮、扎耳朵眼兒的孩子，那我還應付得了，」卡蘿爾說。「就算是紋身也不是大事，只要不是幫派紋身就好。就算他是同性*戀也無所謂。可我永遠受不了暴力。我覺得這就是他選擇這種生活的原因。他們罩著他，他們憑什麼非得罩著他不可呢？就沒有別人罩著他嗎？我靠醫療保險罩著我自己。幫派令他感到驕傲的一點在於他能吩咐別人做事情。他總是拿著手機用西班牙語呼喊各種命令。我對他說，『我也總要對別人發號施令，因為我是一年級老師，你就沒想過要換個生活嗎？』」但是卡蘿爾也承認她對於克里什納現在的處境要承擔部分責任。「你認識的是我現在的我，我知道你喜歡我，」她傷心地說，「但是相信我，當年的我完全是另外一個人，那時候你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喜歡我。」此外她還認為具有一部分白人血統對於兒子來說太難應付了。「他很害怕成為他自己。一名跨種族的孩子很難理直氣壯地說，『我既不屬於這裡也不屬於那裡，我就是我自己。』」克里什納在一封信里寫道，「要是能告訴你我是誰就好了，儘管有時候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的語言、文化、相貌與做派讓別人把我當成了『西佬』。但是我的拉美裔兄弟總會嘲笑我，排斥我，不肯完全接受我，因為我是個『雜種』。」

克里什納很喜歡給別人講解幫派生活的內幕。「加州的墨西哥幫派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初，」有一天晚上他這樣告訴我。「我倒不是看不起黑人幫派，但是我們的幫派更講究忠誠與榮譽。幫派並不是一開始就是犯罪組織，而是逐漸墮落到了這一步。你看看安然公司的那幫人，他們居然偷老人的退休金。我自己或者我的弟兄們絕不會幹這種事，這是規矩。不能沖老頭老太太下手，那也太丟人了。」當我在三年後見到勞爾的時候，我發現克里什納的態度應和著他父親的堅定道德教導。我在本章當中採訪的絕大多數孩子在剛開始見到我的時候都會說正確的英語，等到他們在我面前放鬆下來之後就會改口說方言。克里什納恰恰相反，我們剛見面時他說著一口殘破的幫派黑話，充滿了各種髒字。可是等到他放鬆下來之後，他的英語語法就一點錯誤也沒有了。他的幫派模式是否只是用來遮掩敏感天性的防禦機制呢？還是說他其實強悍得令人難以置信，而且很會用表面上的溫和來操縱別人呢？就算是克里什那本人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

在刑期的最後一個月，克里什納每天都會出去打工，到了晚上也可以在負責任成年人的陪同下離開家教學校外出活動。我申請擔任了他的陪同人員並且帶他出去吃晚飯。我們在家教學校里徹夜長談的時候，他總會談論他多麼想上大學。此時正在狼吞虎咽消滅牛裡脊肉的他卻是另一番態度，一心一意想得都是幫派的事。「他們是我的人，」他說。「我不能犧牲我的忠誠，就為了能住在卡蘿爾家裡。」我告訴他之前我採訪過卡琳娜.洛佩茲，他笑了出來。「你知道她那個男朋友死了是吧？那是我家兄弟乾的。」他拍著胸脯說道。「出事那天我在醫務室里看見她了。她都快哭死了，我都快笑得不行了。」卡琳娜後來向我證實了這件事：「他與這起謀殺並沒有任何關係，但他肯定很享受這一切。」

我對他說，我很難將一個充滿夢想、幾周之前還在和我玩拼字遊戲的男孩與現在的他聯繫在一起。「這都是我的不同部分，」他說。「我的輔導員曾經給我布置作業，讓我研究一下精神變態是什麼意思。我讀道了精神變態的二十項特徵之後就不敢再往下讀了，因為真的嚇著我了。我熱愛我的憎恨，我的憎恨如此強大，而且非常純粹而真實。而且我還有些憎恨愛，我感覺愛總是假的，只會讓人失望。所有人都說他們愛我，可他們只想控制我。我愛的是恨，我恨的是愛，這是不是意味著我也是個精神變態呢？我覺得我並不邪惡，我真希望我並不邪惡。」

三天之後，克里什納去打工之後沒有回到家教學校。在刑期只剩下最後兩個禮拜的時候逃跑實在是太可笑了。他原本可以帶著乾淨的記錄離開，可是現在卻成了逃犯。三個月之後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南部被捕，又被送回了家教學校，我見到他之後表達了些許驚訝，因為他居然躲在了一個所有警察都認識他的地方。「我兩次去長途車站購買去洛杉磯的車票，但是我在這裡玩得太開心了，」他說。他抱怨卡蘿爾不願意讓她搬回家住，「我媽讓我失望了嗎？我覺得一開始她就沒讓我抱有多少指望。」卡羅很傷心，「他沒有上過延遲滿足這一課，」她對我說。「我真希望你能代替我來擔任他的母親。」

克里什納的行為模式在我看來是一個很好預測的循環。只要他身陷囹圄，就會擁有樂觀與希望。一旦他脫離監禁，這些特質就會煙消雲散。現在他希望留在幫派生活當中，但卻不想犯罪。他的計劃就是撰寫劇本並且由幫派成員表演。他要將幫派成員的匕首錘鍊成筆尖，讓他們的槍支產生價值。他向我描述了一部劇本的情節之後突然沉思起來。「我就是喜歡鬧騰，對我來說這只是比較容易的出路而已。只要鬧騰起來，我就知道自己該站在哪裡。如果我想積極行動的話，我就不知道我該站在哪裡了——而且我也並不知道自己願意有多大決心來採取積極行動。」

此前我已經聽到了太多關於他的父親的內容，因此想親眼看一看勞爾究竟是克里什納口中溫和的智者，還是卡蘿爾口中操縱人心的變態。第一次見到克里什納之後又過了三年，他終於徹底恢復了自由，並且計划去瓜地馬拉探親。我向他父親提議也想去看看。勞爾回信寫道，「我們隨時歡迎你來做客。沒有必要花費時間和金錢去安排旅社。能讓你住在我們家裡是我們的榮幸，這樣我們就能聊個痛快了。」

勞爾是一個非常熱情禮貌的人，很容易就能與別人打成一片。他個頭不高，一頭捲髮非常密實。他看上去簡直有些亞裔的特徵。與鐵塔一般的兒子相比，他的身材顯得矮小很多。父子二人在機場迎接了我。我將行李扔進了他們開來的老舊旅行車的車廂里，然後我們就前往了克里什納的爺爺奶奶家。我被安頓在了為來訪孫輩們預留的客房裡，房間的梳妝台上很不搭調地擺著一台聖誕老人造型的燈具，一個特大號的土豆頭先生玩具，還有一幅教皇的肖像。

勞爾告訴我，他與卡蘿爾曾經真心相愛過。「在我們結婚之前我說，『我絕不接受導致離婚的婚姻，尤其是在有孩子的情況下。』但她還是離開了，而且還想把孩子們帶走。她沒有掙到這個權利，也不會妥當地辦事。」那天晚上我們聊到了深夜，勞爾反覆談到了道德問題。「我並不認為我們看到的那些東西代表著真實的克里什納，」他說。「真實的克里什納是那個五年前來到美國的好孩子，他心中善良的一面肯定會壓倒其餘部分。但是這一點究竟能不能趕在他遭受終身監禁或者死於槍戰之前發生，那我就不知道了。」後來他又說，「我能理解有人情願去死，或者情願終生坐牢。但是我不能理解情願為了某個幫派做到這一步。克里什納需要一項事業。」話說至此，勞爾突然異常坦誠地瞪著我，「你能幫他找到一項值得付出的事業嗎？」

第二天一大早，我們來到了一家阿南達瑪迦教團開設的學校，校址位於一處名叫拉里莫納達的窮困街區。學生年齡從三歲到六歲不等，學校一共有兩間教室，分上下兩層，屋頂搭著一大塊白鐵皮。勞爾與克里什納受到了學生們的歌舞歡迎。克里什納有些尷尬地接受了學生們的致敬。老師問克里什納能不能給孩子們上英語課，他說他的紋身和幫派造型會讓他在這片區域惹上麻煩——這個理由顯然讓他的父親很不高興。然後克里什納說他想一個人活動活動，於是勞爾和我把他留在了學校里，我們兩個則開車來到了郊區的一處小公寓，見到了十幾位來自各個國家的阿南達瑪迦信徒。我們在灰色的坐墊上一起進行了冥想，然後一邊分享小扁豆一邊談論善惡問題。

那天晚上，逞強的克里什納帶著我來到了這座城市的幫派盤踞地區，並且將我介紹給了當地的蘇拉諾幫派成員。在場的每個人都帶著槍，身上都有幫派紋身。談話期間我還聽到房間外面傳來了槍聲。然而屋子裡的氣氛卻像是在大學校園裡與兄弟會成員座談一樣親切。我第一次理解了為什麼說蘇拉諾幫派既讓人感到如此危險又讓人感到如此安全。幫派本身就是一種水平身份。犯罪在克里什納的人生當中起到的功能相當於耳聾或者侏儒症在本書檢視的其他人生當中起到的功能，或者**在我自己的人生當中起到的功能。我記得克里什納在信中說他沒辦法告訴我他究竟是誰，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母親認為這種認知混亂的根源在於他身兼兩種種族。但是這種混亂同樣也反映了其他許多辯證問題，例如他究竟是母親的兒子還是父親的兒子，究竟是美國人還是瓜地馬拉人，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問題數目如此之多，根本無法一一列舉。在這片醜陋的區域，在這間醜陋的房間里，他完全清楚他自己究竟是誰，因此他才能徹底放鬆下來。我從沒見過他如此放鬆的樣子。

當初剛剛踏進聾人世界的時候我曾經大吃一驚。但是來自幫派世界的誘惑則更加奇怪。可是從內部檢視一番之後，我發現幫派生活其實非常宜人。我並不覺得此刻我與蘇拉諾幫派成員的會面比起當天早上我與阿南達瑪迦信徒坐而論道並且分食小扁豆的會面更加舒服自在，但我同樣也並不覺得此刻的會面更不舒服更不自在。我知道房間里的很多人都殺過人，但是他們對我很友好，因為他們要給克里什納賣一個面子，而他顯然也非常希望別人能賣他一個面子。房間里的熱誠氛圍讓人感覺非常純正，如同懷抱一般溫暖。我一度曾經認為在瓜地馬拉的貧民窟里與幫派份子廝混能讓我看到克里什納身上最強悍的部分，可是我卻在這裡看到了他身上最脆弱最動情的一面。犯罪是一種身份，而且就像任何其他形式的有組織暴力活動一樣——例如橄欖球、戰爭與套利交易——能夠極大地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我非常厭惡暴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認，源自暴力親密關係的能夠將原本毫無瓜葛的人們緊密聯繫在一起。此外我也承認，繪製世界地圖的征服旅程同樣起源於年輕男性的忠誠與攻擊性。

我在瓜地馬拉的最後一天，勞爾安排克里什納的爺爺開車送我去機場。「嗨，」克里什納說，「你想讓我也去送你嗎？」然後他有些英勇地拿起我的皮箱塞進了車裡。在路上我們兩個談起了瓜地馬拉的詩歌，我跟他念誦了美國詩人伊麗莎白.畢肖普定居巴西之後創作的詩句，這些詩句貼切地描述了南北美洲之間的錯位。我念誦了幾句我最喜歡的詩行，他立刻借來一支筆將這些詩句抄了下來。我原本以為他把我送到機場就要回去了。可是到了機場之後，克里什納又一次從我手中搶過行李箱，並且陪我走了進去。他為我挑選了一條特別好的登機隊列——他說特別好的意思就是這條隊列盡頭的查票員姑娘特別漂亮。他一直等到我辦完登機手續，又將我護送到了安全區。我走進安全區之後轉過身來，看見他正在向我揮手。「謝謝啦！」他喊道。「謝什麼呀？」我問道。「謝謝你能來，謝謝你做過的一切，我會想你的，哥們。」說到這裡他突然咳嗽起來，然後就有些尷尬地匆匆離去了。他那幾乎有些孤寂的背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裡。在那短暫的閃光一刻，我終於看到了勞爾與卡蘿爾都描述過的好孩子克里什納。

後來克里斯那又搬回了明尼阿波利斯與母親同住。接下來我得知他中了槍，一度生命垂危。他丟掉了一個腎和一部分膀胱，他的肝臟撕裂了，他的肺塌陷了，而且還遭受了「災難性的」大出血。出院以後卡蘿爾讓他另外找地方住，「如果他們打算徹底解決他，」她不帶感情地說道，「我可不希望這種事發生在我家裡。」從那以後他幾乎一直在逃亡，他的手機號經常變化。不過儘管我打不通他的手機，卻總還能與他保持聯繫，因為他總要回到母親家裡洗衣服熨衣服。五個月之後，卡蘿爾還是讓他回家了。然後克里什納挑釁了幾位敵對幫派成員，他們隨即沖著卡蘿爾家開了好幾槍。當時阿蘇卡也在家裡探親，第二天她就返回了瓜地馬拉。她在留給克里什納的信中寫道。「我原本以為你只需要集中精神走正路。現在我覺得你只是在慢性自殺而已，我可不想參與進來。」卡蘿爾說，「這樣一來我再次失去了兩個孩子。」

又過了一個月，克里什納因為襲擊罪被判處十六個月監禁，這次他被送進了正規監獄。我去探監的時候，他為以前跟我扯過的謊話表示了歉意。此時幫派生活已經辜負了他，因為一位參與作案的蘇拉諾幫派成員指證了他。「你要是不理解幫派的意義，那就不該入伙。我們是有規矩的，我們是有紀律的，有些事能做，有些事不能做。」我質問道，要是循規蹈矩這麼有吸引力，他乾脆直接遵守美國政府設立的規矩不就得了嗎？他只是笑笑不說話。克里什納每周都會給卡蘿爾打電話。「他給我打電話是因為人家允許他，」卡蘿爾說。「我以前一直特別傻，一直以為他那些改過向善的言論真有意義。我問他，『你在劇本里寫到的那些樂觀主義都到哪裡去了？』他說，『那些只是空話。』那麼現實究竟是什麼呢？只要能讓我知道現實是什麼，我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就算現實很醜陋，特別特別醜陋，我也能接受，只要能讓我看到現實，哪怕只是幾分鐘也足夠了，這就是我的夢想。」她難過地看著我說，「安德魯，我對你的了解都比我對兒子的了解更深。」

克里什納這一次出獄之後接受了美國大學入學考試，並且將自己的成績寄送給了好幾家大學，其中他的首選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但是在他的申請得到處理之前，他陪同四名幫派成員開車兜風，結果捲入了與維托斯諾克斯幫派的火併，導致一名對方成員中槍而死。這次他受到了協同幫派成員犯罪的指控，並被判處八年有期徒刑，服刑地點是警戒等級最高的明尼蘇達靜水監獄。

要不是克里什納太害怕嘗試，他原本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歸宿。他顯然足夠聰明，可以進入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他躲在滿口狂言後面，為得是迴避讓他害怕的風險。他手中揮舞的槍支只是安全感的寄託，就像花生漫畫當中萊納斯手裡的安全毛毯一樣，只不過更加花哨而已。即將迎接他的大一學年在夢想的地平線上閃耀。可是對他來說，「現在怎樣」這個問題對應著巨大的「原本可能怎樣」，正是這一點令他感到心慌氣短。找到水平身份可以是人生當中最大的解脫，但也有可能把人壓倒。在這個案例當中，比喻意義上的監獄將克里什納送去了真正的監獄。

靜水監獄裡一片灰色，不過克里什納每次走進探訪室的時候都非常整潔帥氣。儘管如此，他身上的理想主義色調還是黯淡了許多。「我已經不恨卡蘿爾了，」有一天下午他對我說。「我曾經以為是她讓我軟弱無力，但現在我覺得她只是在用她所知道的方式愛我而已。我從小就覺得自己很軟弱，不能決定我在哪裡生活。我現在終於意識到，我加入幫派是為了感到強大。結果呢？我又徹底軟了下去，被打回了原形——只不過這一回都是我自己乾的好事。」

幾周後卡蘿爾對我說，「他想與受壓迫的人一起工作，想與他的同胞打成一片，想為那些被剝奪權利的拉丁裔爭奪權利。可是他都做了什麼呢？他讓他們相互殘殺，他把他們送進了監獄。他說那些人是他的人，可是他們要是沒有他反而不至於這麼慘。」我問她是否覺得自己沒有克里什納也會過得更好，她說：「我的生活里一直都沒有他。我根本就不懷念現在的他，但是以前的他——我很肯定我知道以前他是什麼樣子。我太懷念當年的他了。至於我以為他本來可能會成為的那個人，我也全心全意地懷念那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