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閘蟹：持螯飲美酒，乘月醉高台

若說有什麼食物從味覺到氣質都能代表江南的秋天，大閘蟹總要算一樣候選。

林語堂說「但凡世上所有能吃的東西我們都吃。出於喜好，我們吃螃蟹；如若必要，我們也吃草根。」

飲食從來是本民族僅有的幾項富於進取精神和開拓性的領域，螃蟹作為一種甲殼類生物，張牙舞爪、橫行霸道、六跪二螯、肆意縱情，天然地讓人產生畏懼感，進而也就起了征服欲，偏偏這征服的過程，又是精緻的、綿密的，輕掰慢剝、輕挑慢檢，如同與五湖四海的一場手談，把那雪白的肉、晶瑩的黃、通透的膏，從曲徑通幽的甲胄里一點點剔出，細薑絲、小醋碟、半杯熱酒，彷彿任何凶蠻、粗糙、胡攪蠻纏，都要毀了那天人交戰的格局、失了神、瀉了勁、露了內心深處的愚頑。

所以，這「指上沾腥洗尚香」的吃欲，配上這「心較比干多一竅」的吃法，實在太適合作為華夏餐桌文化的象徵。故而梁實秋《雅舍談吃》已經判定：蟹是美味，人人喜愛，無間南北，不分雅俗。

前幾年朋友圈裡流行幾張戲謔味道十足的圖片：一是英法德各國河道水網被繁衍得越來越多的大閘蟹侵佔，只能發動當地華人大快朵頤為民除害：二是建國前天災人禍加上苛捐雜稅，蘇浙一代沿河沿湖居民饑寒交迫存不下糧食，只能頓頓都吃大閘蟹當作正餐。

兩者都充滿了反諷和解構的意緒，大有對資本主義社會裡愚鈍的群眾暴殄天物的嘲笑、對萬惡的舊社會裡悲催的父老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哀嘆。

更有甚者，《夢溪筆談》說，「關中無螃蟹，怖其惡，以為怪物，人家沒有病瘧者，則借去懸門戶」———好么，你們用來佐酒開胃，他們用來驅邪避穢。

由此可見，一種食物是否值得垂涎，在不同的區域和文化里天差地別，即使在同一區域和文化內部，也要經歷特定時間的演變。

要知道，《舊約》里可是有論斷，一切用腹部行走的爬行動物都是污穢的——伊斯蘭教規好像沒有直接針對螃蟹的法條，可也沒聽說過回民吃蟹。

某位籃球記者好像說過，出去跟隊採訪，晚宴時最喜歡和外援坐一桌——可愛的黑人朋友們，每次看到大閘蟹端上來都露出「這是什麼鬼」的瞠目結舌態，最後只剩他順理成章勇挑重擔，全進了自家肚腸。

中國人味蕾的偏好，從來都與資本、權力的區域性變遷有關：古代最初稱雄的，無非齊魯、關中；經濟重心南移，鹽商們帶火了淮揚菜；資本主義西來，廣州開埠，粵菜漸趨風行；巴蜀兒郎出川抗日，火鍋強勢來襲；紅朝定鼎，湖南偉人位登九五，湘菜的爽辣流布四方；改革開放深圳成為門戶，港式茶點又入室登堂。

所以，大閘蟹雖然看著蠢笨怕人，沾了江浙自古繁華的光，以及上海政治經濟地位飆升的助力，真是不火都難了。

農耕文明看天吃飯，時令二字，最最不可輕慢。

螃蟹藏於水底，大半年積攢下來，正是肥壯。

「蟹黃」二字，總與西風、賞菊、桂香、溫酒、白蘆花等固定的片語並置，天然地帶著十月的色澤，充滿秋涼氣爽的季節感、甚至某種黍離之悲的美學味道。

飲食與自然的同步，對於我們，不過意味著去自由市場里找那剛剛批發來的「鮮貨」，可對古人而言，這就是踩著時間節律、採擷天地萬物、恰到好處地滋補和取悅自己的宇宙法則。

更何況，食物也是有段位的，十斤牛肉燉得酥爛，只歸得入梁山好漢，紅燒蹄膀醬肘子，只配存在於儒林外史，竹筍、蟹、魚蝦、菌子，一小火爐滾燙紹酒，那才是文人氣。

袁枚說「蟹宜獨食」，就是這份清高和驕傲。

張季鷹想起故鄉的蒓菜羹和鱸魚膾，留下一句「人生貴適意耳，安能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掛印回家——我常跟學生開玩笑，要是他想起的是故鄉的溜肥腸和臭豆腐，這個故事一定會因為逼格太低而無緣千古佳話。

當然，文學史上最知名的一場螃蟹宴，還是發生在《紅樓夢》中，就是劉姥姥驚呼「夠我們庄稼人過一年了」的那頓。如花少女吃得滿嘴腥膻未免不雅，於是描述重點意料之中地放在了借題發揮的詩社競賽里。喝了酒吃了蟹，人人都在興頭上，大家都放得很開，寶玉的「饕餮王孫應有酒，橫行公子卻無腸」已是無所顧忌的自嘲自況，林妹妹的「多肉更憐卿八足，助情誰勸我千觴」簡直抒情出了李白的味道，就連一向溫柔敦厚的寶釵，也寫下了「眼前道路無經緯，皮裡春秋空黑黃」、「於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餘禾黍香」的犀利，弄得李紈探春都咋舌「只是諷刺世人太毒了些」——諷刺誰，大家是有點心照不宣的。

這就是屬於大閘蟹的因緣際會，時令性、地緣性、儀式感、詩人氣，共同完成的一場味覺加成，和餐桌文化釀造。

有人說，每個有野心的靈魂里，都盤踞著一隻橫著走路的大閘蟹。

而我說，如遇到一個願為你洗手剝蟹的男孩，姑且可以一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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