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國家的四種致命武器

分裂國家的四種致命武器

編者按：

這是2008年出版的《世界分裂主義論》的文摘，作者是蘭州大學中亞研究所的楊恕，不代表本號立場。

語言：

P66-P67：

縱觀近代的民族分離主義，我們會發現有許多民族分離主義運動背後都有著相應語言的背景，如加拿大的魁北克問題背後是法語，法國科西嘉民族分離運動背後有科西嘉語的背景，語言在民族分離和民族融和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北愛爾蘭問題上，儘管衝突雙方似乎是以天主教和新教來加以分野的，但我們應注意到其背後也有著愛爾蘭語和英語的背景。愛爾蘭裔的「歐洲鮮用語言協會」前會長穆丘（Helen O Murchu）曾直言不諱道：「或明或暗，語言一直是政治議題，因為語言明顯地牽涉到權力差別的問題。」當語言被用來區別「自己人」、「旁人」的時候，只要有人處於相對劣勢，衝突自是難以避免，也因此，語言的多元不免被視為社會衝突的根源，或者至少是政治鬥爭的工具。因此，語言在政治衝突和民族衝突中的作用應引起我們的重視。

巴斯克人稱他們自己為「Euskaldunak」，意為「說巴斯克語者」(the speakers of Basque）。在語言學界，巴斯克語被認為是獨一無二的，語言學家至今也沒有發現它與任何其他一種已知的語言有任何的聯繫，巴斯克語是巴斯克人保持身份認同的重要紐帶。

語言賦予了巴斯克人一種特殊感，他們認為巴斯克語是使他們獨特的根本所在，「他們堅持本民族語言，以逆反的心態對待西班牙語等外來語言。這種語言上的排他性，培養和發展了巴斯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其難以與西班牙人友好相處。」如巴斯克民族分離主義之父薩比諾·德阿拉那，他本來會說西班牙語，不會說巴斯克語，但是後來堅持學會了巴斯克語，並「拋棄」了西班牙語。

在西班牙，雖然幾乎所有的巴斯克人都能用西班牙語表達他們想要表達的意思，但是巴斯克民族主義者要求提高巴斯克語的地位，並逐漸弱化西班牙語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他們要求在巴斯克地區的所有學校必須開設巴斯克語的課程，區別只不過在於有的學校是必修課，有的學校是選修課而已，更有激進者希望在巴斯克地區實行用巴斯克語一種語言授課。

巴斯克語在巴斯克民族分離運動中也發揮著一定的影響，巴斯克語地位強的地方，如巴斯克自治區，也正是分離主義活動最激烈的地方，而巴斯克語地位弱的地方，如納瓦拉省，分離主義活動則要弱得多。

宗教：

P112-115：

公元8世紀阿拉伯人向東發動征服戰爭時，伊斯蘭教傳入了北高加索地區，並在16-19世紀開始傳入車臣。伊斯蘭教逐漸演變成北高加索各民族抵抗沙俄帝國殖民侵略，號召和實現民族動員的重要思想武器。在這一過程中，伊斯蘭信仰構成了車臣人自我認同的基礎，並與車臣人的民族意識緊密結合起來。這與東正教為核心的俄羅斯主體文化格格不入，於是車臣人在俄羅斯社會得不到應有的尊重。1917年十月革命後，蘇維埃對宗教採取了不寬容政策，包括伊斯蘭教在內的宗教遭到不加區分地限制和打擊。斯大林時期，大俄羅斯主義盛行，一切大權集中於聯盟中央，政府推行「一體化」、「民族融合」和語言文化上的俄羅斯化，少數民族的文化傳統得不到尊重。但少數民族並沒有被俄羅斯文化同化。上個世紀50年代，蘇聯社會政治空氣相對放鬆，蘇聯各民族開始回歸傳統，加上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世界範圍內的伊斯蘭復興運動，車臣等少數民族借伊斯蘭教抗拒被俄羅斯同化。戈爾巴喬夫推行民主改革後，政府放鬆了對意識形態的控制，伊斯蘭復興明顯加快。蘇聯解體以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隨之崩潰，出現思想和信仰真空。俄羅斯各種政治力量利用報刊、廣播、電視等大力宣傳東正教，試圖把東正教變成俄羅斯的國教。穆斯林民族對此極為抵觸和反感，他們通過復興伊斯蘭傳統來尋求思想和精神資源。在同化和拒絕同化的鬥爭過程中，俄車民族矛盾加深了。

伊斯蘭極端勢力與車臣分裂勢力相結合在車臣危機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

（1）伊斯蘭教是分裂主義勢力製造分裂活動資源的工具。許多分裂主義分子自身並沒有真正的伊斯蘭信仰，是世俗的政客，他們訴諸宗教只是把宗教當作分裂的工具。杜達耶夫把伊斯蘭教當作共和國團結的力量，他妻子是俄羅斯族人，而他本人參加了蘇聯空軍對阿富汗聖戰者的戰鬥。杜達耶夫對穆斯林宗教儀式並不熟悉，例如，有一次他去維傑諾參觀車臣聖地，遇到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人。杜達耶夫說：「幹嗎聚在一起？走開，每天祈禱3次！」隨處中有人提醒他：「喬哈爾，應該每天祈禱5次才對！」「那更好嘛，雖說你會很忙。」

（2）瓦哈比派的活動加劇了車臣危機。瓦哈比派是18世紀中期沙烏地阿拉伯著名宗教領袖穆罕默德·伊本·阿里·瓦哈布創立的宗教派別，主張嚴格遵守伊斯蘭教規、聖訓和伊斯蘭禮儀，口號是「純潔伊斯蘭」，特點是忠誠於沙烏地阿拉伯執政王室的「瓦哈比主義」，屬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一種，具有激進主義色彩。

瓦哈比對異族人和背離早期伊斯蘭原則的穆斯林發動「聖戰」的主張，成為當代伊斯蘭激進主義者最常濫用的口號。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由於「沙烏地阿拉伯強大的財政保護以及有目的地傳播瓦哈比主義的政策」，加上「權力和思想真空」，以及「大量失業、經濟上遭受危機的年輕人」的出現，瓦哈比主義成功地在獨聯體一些國家和北高加索傳播，瓦哈比派滲透到車臣境內並迅速發展成為分裂主義的一支重要力量，儘管人數不多卻很有影響。

（3）境外伊斯蘭的支持是車臣分裂主義不斷發展的重要原因。實際上，經過兩次車臣戰爭，車臣非法武裝的恐怖活動之所以未能根絕，癥結在於分裂活動一直受到外部世界的支持。這些外部支持主要來自沙烏地阿拉伯、約旦、埃及等伊斯蘭國家的伊斯蘭勢力，他們為提高自己在伊斯蘭世界的威望，爭取在伊斯蘭世界中獨一無二的領導地位，竭力支持俄羅斯乃至整個獨聯體內的伊斯蘭復興。境外「聖戰者」助長了車臣的「瓦哈比化」。1995年成立的「伊斯蘭協會」領導人是約旦籍車臣裔哈塔布。1996年在約旦車臣人團體的協助下，該協會在車臣建立了「高加索伊斯蘭號召學院」，成為國際激進組織「穆斯林兄弟會」的一個分支，並得到沙烏地阿拉伯「國際伊斯蘭援助組織」的資助，學院專門培訓破壞分子和恐怖分子。而著名的車臣瓦哈比組織「烏魯斯·馬爾坦團體」則完全由俄羅斯境外組織資助。境外伊斯蘭向車臣提供了數額巨大的資金。俄羅斯安全部門統計的車臣非法武裝的境外資助者名單，涉及幾十個國家的大量私人或官方組織。其中不乏國際社會公認的恐怖主義組織，如阿富汗的「塔利班」運動、「阿富汗伊斯蘭黨」、「基地」組織，沙烏地阿拉伯的「穆斯林兄弟會」、國際伊斯蘭拯救組織、世界伊斯蘭青年大會，美國的「高加索-美國工商院」、「車臣伊斯蘭銀行家小組」和「美國伊斯蘭最高委員會」等等。除輸入資金外，境外伊斯蘭勢力還向車臣提供了人員和武器。

破壞國家體系：

P221-222：

為使亞齊地方政府癱瘓，自由亞齊運動採取恫嚇各級政府官員的手段，同時自己還組織了一個與地方政府平行的文官政府體系。一名自由亞齊運動地方指揮官說明了這一目的，並宣稱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最重要的因素是如何組建一個我們自己的政府體系，實現對亞齊社會的控制，使之脫離印尼的體系，這樣有利於我們傳播獨立的思想。......以前，亞齊的土地交易、婚姻等事務需要在一些政府機關的監督和授權下才能進行，現在，自由亞齊運動成功地接管了這一切。這表明自由亞齊運動中政府的組織和運作上是成功的。

對一些傾向於雅加達的亞齊地方官員，自由亞齊運動污衊他們為政府走狗，使這些官員孤立於亞齊民眾。他們還在基層村莊與印尼政府進行爭奪，並在很多地區控制了大部分的村莊。

其次是印尼教育系統。這主要體現在焚燒校舍和威脅、殺害教師上。......此外，自由亞齊運動還試圖干預對亞齊教科書的選擇和修訂。

實施這一行為的主要原因是，自由亞齊運動認為印尼教育系統破壞、歪曲了亞齊的歷史和文化，削弱了亞齊人對亞齊獨立國家的認同感。在校舍遭到破壞後，清真寺成了兒童接受教育的地方，當然，在那裡接受的教育是伊斯蘭性質的，他們通過被大量灌輸亞齊的光榮歷史來培養認同感。

P236-237：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強調一下「國家認同」這一概念。事實上，許多後發展國家都面臨著國家分裂的挑戰，儘管具體原因各有不同，但從根本上來說，這些國家在國家認同的構建上都面臨危機。印尼亞齊問題的產生及其發展正是這一危機的典型體現。

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共存於個人的意識和觀念之中，是個人多重認同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這並不表示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總是衝突的。在經濟衰弱落後、政治缺乏合法性的後發展國家裡，確立國民對國家的認同，需要從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個方面入手，在保證各民族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的同時，積極發展各少數民族地區經濟，實現各民族的繁榮和共同發展，使各少數民族能夠感受到統一的國家是他們生存和發展的前提和保障。畢竟，一個備受壓迫、貧窮落後的「棄民」是很難對他的國家有認同感的。此外，還應重視文化的作用，加強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文化作為一個民族根深蒂固的特性，對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構建有特殊意義。因此，應尊重各少數民族文化的發展，而不是消除民族文化的界線，並在此基礎上構建一種具有包容性和凝聚力的國家文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尊重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比文化同化政策更能加強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國家認同感。

弱化中央：

P260-262：

自20世紀50年代起，南斯拉夫開始推行非集中化分權改革，使國家權力重心逐步下移到共和國和自治省，聯邦機構的組成和運轉堅持民族對等、輪流坐莊和協商一致等原則。過度分權化對南斯拉夫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範圍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聯邦中央的權力日益縮小，到70年代中期僅保有外交、國防、內務、維護國內統一市場等權力。而這些僅有的權力往往因得不到各共和國和自治省「協商一致」的支持而缺乏實際的保障。可以說，南斯拉夫的聯邦制日益朝邦聯制的方向發展。聯邦中央對地方成員的駕馭能力和凝聚力日趨減弱。另一方面，各聯邦成員的權力越來越大，不僅日趨民族主義化、地方主義化，而且以自身的特殊利益向聯邦中央施壓並實際左右著聯邦中央的命運。日益分權的聯邦制及其法律規定使各民族具有了公開表達其特殊要求的權力和法律依據，使得民族主義的生存和發展有了更為寬鬆的政治環境。

客觀地說，南斯拉夫獨立初期曾對阿族在二戰中的一些親法西斯行為進行了粗暴的清算。鐵托時期，兩族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抑制。但是鐵托逝世後，長期受到壓制的塞族民族主義出現了反彈。米洛舍維奇上台後，一反鐵托對阿族的「懷柔政策」，轉而實行高壓政策，不顧歷史和政治現實，取消了阿族的部分權力和科索沃的自治地位。而在矛盾激化後，他又採取了不對話、不區分、不疏導的方針，把阿族的鬧事定位為反革命，宣布在科索沃實行緊急狀態，增派軍警，逮捕科索沃阿族領導人和大批鬧事者，甚至包括那些不贊成科索沃獨立的溫和派人士，並派塞族人組成科索沃新的領導班子。南聯盟當局的這些做法，更加刺激了阿族的獨立傾向，加速了其分裂的步伐。

在公元6世紀的歐洲大陸民族大遷徙中，一部分斯拉夫人由東歐遷入巴爾幹半島。這些進入巴爾幹半島的南斯拉夫各部落在征服同化當地居民的過程中，與當地居民混居，演化成南斯拉夫人的幾個分支，也即斯洛維尼亞、克羅埃西亞、塞爾維亞、馬其頓及保加利亞等民族。他們各自曾建立起若干中世紀的公國、王國和帝國。民族的外來、混合及頻繁的流動，造就了南斯拉夫民族的多元化。但是，各民族間的異質性導致民族間的同化、融合非常有限，最終造成了南斯拉夫國內民族的破碎化。前南共有24各民族，分成主體民族、非主體民族和少數民族三大類，但是卻沒有一個占人口絕對多數的民族。由此，南斯拉夫各族在塑造他們各具特色的民族性的同時，也造就了根深蒂固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差異，導致南斯拉夫共同體民族認同根基的先天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