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康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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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拉德.陶（陶康瑞）也是一名生在美國卻經常被當作中國人的神童。他比馬克.余大一些，又比基特.阿姆斯特朗小一些。他的父母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移民美國的中國科學家，當時兩人都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本科。1989年兩人生了一個女兒，之後不久夫妻二人決定在美國多呆一段時間。假如他們回國，就要遵守獨生子女政策。「正是因為我們留在了美國，才有了康拉德，」他的母親田明芳（音）說道。她成為了一名研究科學家，在伊利諾伊大學開發預測氣候變化的計算機程序。康拉德的父親薩姆.陶在阿爾卡特-朗訊擔當工程師。夫妻二人都很關注事業成功，但是對於藝術都沒興趣。「我們是在文革期間成長起來的，我們所知道的音樂就只有愛國歌曲，」田明芳說道。在她與薩姆看來，音樂是奢侈品，而且他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享受這樣的奢侈品。康拉德一歲半的時候，有一位陶家的朋友將他擺在了鋼琴凳上，自己坐在他身邊演奏。康拉德總是將他推到一邊，然後就繼續彈奏他的曲調。這位朋友告訴陶家夫婦，「要是這孩子長大以後成不了音樂家，那都是你們的錯。」此後康拉德開始日夜不停地彈奏，夫妻二人擔心他會傷到手指，就連康拉德的鋼琴老師都建議他們回家以後把鋼琴鎖起來。

田明芳並不害怕兒子的才能，但是她很擔心神童的稱號會給兒子造成不好的影響，於是她有意讓康拉德嘗試了很多他並不能立刻掌握的技能。「他這麼有才華並不是我的功勞，但是他的謙虛作風的確是我培養出來的，」她說。隨著康拉德的音樂水平不斷提高，田明芳開始擔心他可能會錯過更上一層樓的最好機會。「伊利諾伊州香檳市的神童換個地方興許就不是神童了，」她說。於是在康拉德快五歲的時候，田明芳向學校申請了學術休假，全家人搬到了芝加哥，一年之後又搬到了紐約。康拉德在紐約成為了朱利亞德學院的維達.卡普林斯基的學生，隨後不久陶家夫婦就在家裡裝修了一間面積不大的隔音琴房。「別人都說隔音房沒有音樂廳的感覺，可是我們也想過幾天清凈日子啊，」田明芳說道。

陶家夫婦都不鼓勵康拉德參加鋼琴比賽，「因為鋼琴比賽太悲哀了，」田明芳說。「你要是贏了，就會為輸掉的朋友們感到難過，你要是輸了就會為自己感到難過。」康拉德本人有另一套解釋。「我已經有很多音樂會演奏安排了。許多其他人都沒有。要是我參賽，就等於剝奪了別人的機會。」田明芳承認這並不是典型的中式態度。「如果我一直留在中國，我大概會讓我的兒子參加所有比賽，如果他輸了，或許也會影響我對他的感情。但是我已經很美國化了。如今我相信，要是心中不靜，就不能創造美。」田明芳覺得自己是一位混血母親，根據中國人的標準管得太松，根據美國人的標準又管得太緊。康拉德對此不置可否。「我不想排斥我身上的亞裔標籤，因為我覺得這是自我憎恨的表現。但是『美籍華裔鋼琴神童』的標籤就有些過分了。我父母比起我認識的有些土生美國人更懂得自由的價值，因為他們成長的環境談不上自由。他們也更懂得音樂的價值，因為他們成長的環境沒有音樂。我則是他們的人生經歷的受益者。」

目前康拉德正在自主學習，因為音樂會演出安排太複雜，一般學校的課程安排適應不了。他承認他並沒有多少社交生活，但是學校也沒那麼好玩。「所有人都覺得我在賣弄聰明，我無話可說，」他說。維達.卡普林斯基擔心文科教育會分散康拉德對音樂的關注，但是田明芳依然鼓勵他在朱利亞德學院學習的同時考進了哥倫比亞大學。「音樂就像氣候，是一個具有無窮變數的巨大體系，」田明芳告訴我。「康拉德的工作與我的工作很相似，都是在看似混沌的環境當中找到有意義的結構。」

一個人的智識能力剛剛覺醒之時往往會令當事人感到非常新鮮，十五歲的康拉德正處於這個特定的純真階段。「我覺得世界以及我不認識的人們教會我的東西就像維達一樣多。書籍教會了我很多。電影教會了我很多。藝術、生活、科學、數學，一切事物都能教會我很多。我就是一塊海綿。我們生活在後現代的時代里，如今的孩子們收聽所有風格的音樂，同時還在忙著發簡訊。我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員。」他相信新的聽眾需要培養。「獨立搖滾樂群體與古典音樂群體相比總是更易於接受實驗風格，對此我非常惋惜。」他嘆了一口氣。「我對音樂的看法每周都會發生變化。我是一名青少年，我體內的激素分泌尚未平衡，我一直在努力接觸儘可能多的音樂門類。身為政客意味著你可以用任何論點來支持自己，這種事我做不到。我是個藝術家，我只能主張自己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