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梅與基特

如果說克洛伊.余對於正常童年的理念嗤之以鼻，那麼梅.阿姆斯特朗則只得無奈地接受現實，承認自己的兒子，生於1992年的基特（周善祥），根本過不上正常的童年。克洛伊相信後天教化的主導地位，人們或許會覺得是她在督促著自己的孩子發揮才能。而梅卻似乎是被自己的孩子推搡著走向了無法避免的結果。基特在十五個月大的時候就會數數。兩歲的時候梅教會了他加減法，然後他就自行領悟了乘除法。他在花園裡挖坑玩的時候向母親解釋清楚了槓桿原理。三歲的時候他問了一個問題，答案要用相對論才能解釋清楚。梅是一名經濟學家，兒子的表現令她無所適從。「擁有這樣的能力的孩子完全可以自學。一位母親自然想要保護孩子，但是他的能力太強了，根本不需要保護。這對我來說並不算輕鬆。」

梅在二十二歲那年從台灣來到美國求學，假期她總是一個人度過，基特的父親從來都不是母子倆生活當中的一部分。「我知道孤獨的感受，我覺得他需要一個獨自就能享受的愛好。」於是基特五歲那年她讓基特參加了鋼琴課，儘管她本人對音樂毫無興趣。第一天上課的時候，基特看到老師講解樂譜，回家以後就自己畫了一張五線譜，在沒有樂器的情況下開始自行作曲。他很快就掌握了音樂的全套書面語言。梅買了一台二手鋼琴，基特在鋼琴邊上一坐就是一天。廣播里的音樂他聽一遍就能彈。

梅將基特送進了學校。「其他母親都說她們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幼兒園裡快快成長，我卻希望我的孩子能更像小孩。他的老師說，其他孩子欺負他他也不還手。於是有一天我去幼兒園看他，看見另一個孩子從他手裡搶走了玩具。我說他應當堅強一點，他說，『那個孩子玩兩分鐘就煩了，到時候我再把玩具拿回來就行。打架幹什麼呢？』他已經如此明智了。我有什麼非得教給他不可的道理呢？他看上去總是很快樂，我也沒什麼別的指望了。平時他照鏡子都會自己憋不住笑出來的。」

二年級的時候，基特已經讀完了高中數學；九歲那年他已經做好了上大學的準備。梅覺得猶他州應當是一個乾淨安全的地方，適合讓一個九歲小孩開始本科課程，於是他們就搬到了猶他州。「其他學生經常覺得他坐在教室里很奇怪，」梅說，「可是基特從不覺得這樣。」與此同時，他的鋼琴技巧也已經提升到了需要聘請經紀人的程度。

基特十歲那年，有一次他的經紀人查爾斯.哈姆蘭領著他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參觀。一名物理學家將哈姆蘭領到一邊說道，與絕大多數經常來參觀的博士後相比，基特實在太聰明了，以至於實驗室里沒有人能夠「看透這孩子的底細。」幾年之後，基特贏得了麻省理工的居留待遇，參與物理、化學以及數學論文的編輯工作。「他就是什麼都明白，」梅這樣告訴我，她的語氣幾乎有些無可奈何。「有時候我真想與殘疾兒童的父母交換一下經驗，因為我知道他們就像我一樣摸不著頭腦。我根本不知道該怎樣給基特當媽媽，也沒人能夠教我。」

為了跟隨一名基特喜歡的鋼琴教師，梅帶著基特搬到了倫敦，儘管她沒有工作簽證，在當地也找不到工作。「我不喜歡這樣的安排，」梅說，「但是我覺得自己根本沒有選擇。」在倫敦，基特很快就見到了著名鋼琴家阿爾弗雷德.布倫德爾。從沒教過學生的布倫德爾破例將基特收為了徒弟。他拒絕收學費。因為梅買不起鋼琴，基特平時只能在鋼琴店的陳列室里練習。布倫德爾得知此事之後專門將一台斯坦恩鋼琴送到他們家裡。基特十三歲那年，一位英國記者參加了他的一場音樂會。這位記者向來堅決反對將兒童炒作成為演奏大師的作法，但是聽完了基特的演奏之後，他還是在《衛報》上留下了這樣一段文字：「他的演奏如此富有教養，他的歡樂如此顯而易見，他在竭力伸展小身板碰觸低音鍵的時候如此不遺餘力，以至於我的反對似乎成了狹隘小氣的體現。」

梅認為基特的音樂生涯完全要歸功於布倫德爾的扶植。「我的音樂鑒賞力依然遠遠不足以幫助基特。我能做的事情只有不斷提醒他，能夠具有這樣的天賦根本不是他的功勞。」在基特的青春期，梅嚴格限制了他的日程安排與媒體曝光，每年只允許他參加十二場音樂會。「但是現在布倫德爾先生認為他已經做好了完全投身於音樂會演出的準備，而且他也已經十八歲了，我的話已經不管用了。我更希望他當一名數學教授，那樣的生活更舒適，不用天天出門。但是基特已經決定了，數學是他的愛好，音樂才是他的工作。」目前基特正在巴黎攻讀理論數學碩士學位，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需要「放鬆一下」。我問梅，她是否擔心基特會像許多其他能力超群的年輕人一樣遭受神經崩潰。她笑了。「要是有人會神經崩潰，那肯定是我！」就像很多非典型子女的父母一樣，梅也不得不放棄了自己的抱負。自從她開始讀經濟學博士的時候就一直想要找一份重要的工作——因為生下了基特，她再也沒能完成學業。「作為父母，尤其作為一名華裔母親，為孩子犧牲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她說。「我也希望自己能心甘情願地做出犧牲，但是至今我還沒達到這樣的境界。如今我成了一個中年婦女，整天上氣不接下氣地騎著自行車在巴黎市穿梭往返，這叫什麼事呢？但是我必須承認，他給了我一段非同一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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