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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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爾.維達爾寫到：「來自一位父母的憎恨能夠創造伊凡雷帝或者海明威，但是來自兩位父母的保護關愛卻肯定會毀滅一位藝術家。」早期創傷與親情缺失成為了某些子女的創造力的引擎。有研究人員審閱了一份藝術家清單，發現其中超過一半的人在二十六歲之前失去了父母當中的一人——這個比率是一般人的三倍。糟糕的童年可能會扼殺子女的才能，也可能使其煥發生機，關鍵在於父母的行為與特定子女的需求是否匹配。羅伯特.瑟洛塔說得好：「摧毀天才很容易，憑空養育天纔則要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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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朗經常被稱作全世界最出名的鋼琴家。此外他也是「不打不罰不成材」這一理念的化身體現。朗朗的父親郎國任當年也想成為音樂家，卻在文革期間被分配進工廠里成為了一名工人。當郎國任發現自己一歲半的兒子有神童的跡象時，他心底沉睡多年的渴望蘇醒了過來。自從三歲開始，朗朗每天早上五點就要起床練琴。「我實在太熱情了，簡直就想把鋼琴吃到肚子里，」他說。他的老師對他的記憶力大為驚訝，他每周都能記住四大段曲譜。「我的老師總是督促其他學生多學一點，可是她卻告誡我要慢慢來。」七歲那年，朗朗參加了在太原舉辦的中國第一屆兒童鋼琴大賽，拿到了一個榮譽獎。結果他衝到台上大叫道：「我不要榮譽獎！我不要！」另一位小選手過來安慰他，說自己也拿了榮譽獎，可是朗朗更生氣了：「你也想跟我比？你都會彈什麼呀？！」榮譽獎的獎品是一個小狗玩偶。離開賽場之後朗朗將玩偶扔進泥地里使勁踩。但是郎國任卻將玩偶拾了起來，帶回瀋陽的家裡，放在朗朗的鋼琴上，永遠提醒他要刻苦努力。

離開工廠的郎國任成為了瀋陽的治安特警，這是一份社會地位很高的工作。但是他最終決定辭去公職，帶著朗朗來到北京，讓他在中央音樂學院附小上學。朗朗的母親周秀蘭則留在瀋陽掙錢支持兒子與丈夫。「當時我才九歲，離開家真的很痛苦。我還意識到我父親辭去了工作來照顧我，」朗朗說。「我的壓力很大。」郎國任將自己的人生格言傳授給了朗朗：「別人有的本事我都要有，我有的本事誰也不能有。」

郎國任認為，辭去公職的決定「就像截肢一樣痛苦」。他在北京租住了最便宜的房間，沒有暖氣，沒有自來水。而且他還故意向朗朗虛報了房租金額。「這麼多錢啊！」朗朗驚訝地說道。「我可得好好努力。」他很想念他的母親，並且經常哭泣。郎國任原本很看不上家務活，可是現在也不得不親自做飯打掃。他們在北京找到的第一位老師對朗朗很不客氣。「她說我彈琴的架勢就像是種土豆的農民，」朗朗回憶道。「她說我應當嘗嘗可口可樂，然後再去演奏莫扎特，因為我演奏的莫扎特就像白開水一樣沒味道。她還說，『你們東北人不光個子大，而且又粗又笨。』最後她說，『回家去吧，別彈琴了。』然後她就不教我了。」

過了不久，有一天朗朗在放學之後為了參加國慶節慶祝演出而留在學校里練習鋼琴，回家時間比平時晚了兩個小時。他剛剛進門，郎國任就用一隻鞋子打他，然後又抓了一把安眠藥片逼著他吃下去。「你撒謊！你偷懶！你趁早死了算了！你回瀋陽也是丟人！把葯都吃了！你已經沒活路了！」朗朗拒絕吃藥，於是郎國任把他推到陽台上逼著他往下跳。後來郎國任用一句中國諺語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解：「捨不得孩子套不著狼。」換句話說，寵溺孩子會讓親子雙方都陷入災難。但是這次事件激起了朗朗的倔脾氣，接下來好幾個月里他根本不碰鋼琴，直到他父親忍氣吞聲地求他繼續練習為止。

郎國任還央求另一位老師來輔導他的兒子，每次朗朗上課的時候他都會早場旁聽，從而能夠在回家後繼續輔導朗朗。「他從來都沒有笑過，」朗朗回憶道。「他一直在嚇唬我，有時候還打我。我們就像一對修行音樂的和尚。」郎家的一位朋友評論道，郎國任從來不會在兒子面前流露愛意，也不會讓他兒子知道自己是否感到滿意。「直到孩子睡熟了之後，他才會靜靜地坐在床邊看著孩子，為孩子掖被子，撫摸一下孩子的小腳。」

這一年，郎家父子返回瀋陽過暑假。郎國任並不打算讓朗朗放鬆下來，對於他來說放假回家無非是改換了練琴的地點而已。可是另有想法的周秀蘭卻與他吵了起來：「『大師』不『大師』管什麼用？你見天把居家過日子整得像打仗一樣有意思嗎？你看看這個家還像個家嗎？」每當父母吵起來的時候，朗朗都會試圖用音樂分散他們的注意力。郎家的另一位朋友認為，「每次他們兩口子一吵架，朗朗的演奏水平都會有所提高。」朗朗練習得如此刻苦，以至於遭受了休克，不得不進醫院輸液。但是他的練習日程從來沒有改變。「我父親是個正牌法西斯，」朗朗說。「當神童真的很孤獨，整個世界都被鎖在了你的門外。」

朗朗終於進入了中央音樂學院附小。十一歲那年，他報名參加了德國埃特林根國際青少年鋼琴大賽中國選手選拔賽，不過沒能入選。於是郎國任讓妻子籌措了一大筆錢充當報名費，以私人選手的名義將朗朗送進了大賽，這種做法有悖慣常的禮數，而且隱約有些丟人。比賽開始前，郎國任覺得一位來自日本的失明鋼琴手是朗朗最厲害的對手，於是他讓朗朗仔細研究此人的技巧。朗朗將這些技巧融入了自己的演奏。這一回朗朗贏得了冠軍。聽到好消息的郎國任當場喜極而泣。其他人將他的反應告訴朗朗的時候，朗朗答道：「不可能，我爸才不會哭呢。」

1995年，十三歲的朗朗參加了第二屆柴科夫斯基國際青年音樂家比賽。比賽期間，郎國任總會去偷聽其他選手的練習，假如這些選手的練習曲目與朗朗的曲目一致，他就會敦促朗朗效仿別人的技巧。根據郎國任的觀點，假如你之前的選手風格剛健有力，你的風格就應當細緻入微；假如前一位選手的風格柔和婉轉，你的風格就應當強硬直接。這條戰術能讓評委們更好地記住你，也能能抓住觀眾的注意力。日後有人詢問郎國任，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怎麼能演奏肖邦第二鋼琴奏鳴曲這樣令人心碎的曲目，他說他告訴朗朗要想起離開母親以及祖國的苦楚。這一次朗朗又贏了。

這場比賽之後沒過幾個月，郎國任就讓朗朗從中央音樂學院退學了，同時他還聯繫上了柯蒂斯音樂學院的加里.格拉夫曼，並且說服了對方為朗朗進行面試。朗朗回憶道，「面試之前我父親這樣告誡我：『肖邦要像風一樣輕盈，貝多芬要像山一樣厚重；當你發揮爆發力的時候，要堅定，要寬廣，要自然，就像英格蘭足球隊與巴西足球隊的結合那樣。』」朗朗得到了當場錄取，於是他與父親又搬到了美國。在柯蒂斯的第一節課上，朗朗說，「我想把所有的獎項都贏下來。」格拉夫曼問道：「為什麼呢？」朗朗答道：「我要出名。」格拉夫曼對此只是一笑了之，其他同學則告訴朗朗他應當專心關注如何成為優秀的音樂家，可是朗朗並不覺得兩者之間有什麼區別。從那以後他確實圓滑了許多，但是他從來沒有徹底拋棄這種奧運會奪金模式。後來格拉夫曼告訴我，「對於絕大多數學生，我都要設法讓他們對樂曲的情感內涵感到興奮。教育朗朗的方法則恰恰相反，我必須讓他冷靜下來，否則他根本學不進去。」

十七歲那年，朗朗請了一位經紀人，此人安排他參加了芝加哥拉維尼亞音樂節。他的演出一炮打響，評論界為之傾倒。接下來的兩年里，朗朗的演奏會場場爆滿，他錄製了好幾場唱片，還登上了各家雜誌的封面。「別人對我的期望值越高，我演奏的水平也就越高，」朗朗這樣告訴我。「我在卡內基音樂廳發揮得最好。」每一個非凡的神童故事都像政治生涯一樣包含有讓主人公驚駭失色的倒退與挫折。聽眾們必須與神童一起經歷充滿拒斥的青春期，將童稚的狂想曲拋在身後，迎來成年人的尊重。這個過程不可能順利，而且來自外界的幸災樂禍往往會使得挫折特別難受。朗朗十分擅長交際，而且也很敏感，經常會故意取悅特定的觀眾群體，這套做派往往讓人想到碧昂斯而不是里赫特。儘管這些品質無礙於音樂家的深刻底蘊，但是像他這樣迎合觀眾的作風確實冒犯了不少常年浸淫於音樂界的業內人士。朗朗很喜歡自我包裝，他甚至將自己的名字註冊成了商標。他與奧迪、萬寶*龍、索尼、阿迪達斯、勞力士以及施坦威等等公司都簽訂了贊助合同。《芝加哥論壇報》的約翰.馮.萊茵曾經助推過朗朗的職業起步。可是幾年之後他卻這樣說道：「音樂淪為了演奏家的雜技表演的附庸。他只需要套上一件綴滿亮片的白西裝，再拿上一支蠟燭台，拉維尼亞音樂節就可以把他包裝成李伯拉斯再世了。」《紐約時代》的安東尼.托馬西尼對於2003年朗朗在卡內基音樂廳的首演同樣評價甚低，認為他的演奏「缺乏連貫性，耽於自我欣賞，又敲又砸，十分粗陋。」

朗朗在非西方文化環境當中長大，這一點加劇了作曲家的作品與朗朗本人的詮釋之間的敘述張力。「中國的西方古典音樂演奏就像西方的中國菜一樣，看上去挺像一回事，但是並不正宗，」朗朗說。他可以無可挑剔地演繹一段門德爾松協奏曲，緊接著再來一段自我陶醉的莫扎特奏鳴曲，極盡張揚奔放之能事，以至於節拍都有些膨脹。但是再接下來他又會在頃刻間回歸優雅節制的曲風，迫使批評家們不得不承認他的高超技藝。卡內基首演之後又過了五年，曾經不假辭色的托馬西尼也改換了口徑，認為朗朗的演奏「充滿了徹底的掌控力與足以破除心防的歡樂」。每當我在音樂會現場看到朗朗的時候，我總會注意到他在演奏的時候看上去多麼開心。「演奏音樂對我來說不僅意味著付出，同時也意味著索取，」他這樣告訴我。「我父親是個內向的人，我母親是個外向的人。我則是內外兼備。我繼承了父親的自律與母親的歡樂。」

我第一次坐下來採訪朗朗是在2005年的芝加哥，那一年他二十三歲。那天下午我欣賞了一場非常優美的演出，他選擇的曲目是肖邦的B小調第三鋼琴奏鳴曲。演出結束後，四百多人為了讓他在CD上簽名而排起了長隊，簽售期間他始終沒有顯露絲毫倦怠。簽售活動結束後，朗朗邀請我到休息室里細談。我們走進休息室的時候，郎國任正在裡面看電視。我與他握了握手，說了幾句客套話，然後他就旁若無人地脫下外套，倒在沙發上打起盹來。根據我的經驗，所有人都喜歡朗朗，誰也不喜歡郎國任。但是朗朗並不像看上去那樣熱情，郎國任也並不像看上去那樣生硬。他們兩個其實是一對相互合作的搭檔，促成了同一個現象。「當我長到二十歲並且取得成功之後，我終於開始愛我的父親了，」朗朗這樣告訴我。「他很擅長傾聽，而且總是幫我洗衣服打包。我是個寵壞了的孩子。每當大型獨奏演出結束之後，除了我父親之外誰也不會在凌晨兩點為我按摩雙手，點評我的表演。」

有一次我告訴朗朗，如果按照美國的標準，郎國任的教育方式簡直算得上虐待兒童，因此他們兩個現在的融洽關係很令我驚訝。「如果我父親的高壓教育使得我失敗了，那麼他的做法確實算是虐待兒童，我也可能遭受創傷，甚至遭到毀滅。」朗朗回答道。「反過來說，就算他當年的手段沒這麼極端，我也未必就一定不會取得今天的成功。成為音樂家並不意味著犧牲一切。但是我們兩個的目標從來都是一致的。既然他的高壓政策確實幫助我成為了享譽世界的音樂家——我很喜歡我現在的地位——那我要說到頭來我的成長方式還算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