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野田謙

野田謙的母親野田貴代在兒子五歲那年看到了一則刊登在《鄉村之聲》雜誌上的鋼琴課廣告。兩年之後野田謙的老師就建議他參加朱利亞德學院的預科選拔。野田貴代本人曾經想要成為一名舞蹈演員，但是她的娘家是東京的政治門閥家族，因此她的父親不允許她跳舞。她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獲得自己未能享有的藝術發展機會。「突然間我母親就坐在了我的身邊，觀察我練習，確保我每天練夠兩個小時，在我犯錯的時候懲罰我。我熱愛音樂，但是卻厭惡鋼琴。鋼琴是一種倔強且難以駕馭的樂器，絲毫不會產生共振，本質上與打字機並沒有區別。」野田謙回憶道。

隨著野田謙的父母的婚姻分崩離析，他的練習也變得越來越難受了。「練習期間總是充斥著狂暴的嘶叫，」他說，「簡直就是噩夢。要是照我說，只有考級通過的父母才有資格養育神童。我拚命想要相信她並不是所謂的舞台母親，因為她對所有人都是這麼說的。但是她的確就是這樣的人。只要我彈得好，她就非常愛我。如果我彈得不好，她就往死里整我。」 與此同時，野田謙的父親基本上拋棄了他。「他經常公開宣布他厭惡我所做的事情。他的真正目標並不是我，而是我母親。因為我沒有時間交朋友，而且我也需要有人來愛我，因此我一直堅持練琴，這樣至少有時候她能繼續愛我。我生下來有兩條臍帶，一條是有形的臍帶，另一條是音樂的無形臍帶。」

野田謙所謂的「第一段職業生涯」開始於他十六歲那年。1979年，野田謙舉辦了大獲成功的個人首演，演出的指揮是丹尼爾.巴倫博伊姆。隨後哥倫比亞藝術家管理公司就把他簽了下來。巴倫博伊姆告訴野田貴代，「他的情感太充沛了。他內心的思想衝突太激烈了。但是他的身體綳得太緊，他在演奏時的姿勢簡直扭曲得不像樣子。我擔心他會弄傷他自己。」此後野田謙就成為了巴倫博伊姆的學生。技法一直是他的弱項，但是他對樂曲的犀利見解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我這人比較老成，」他說。但是就算再老成的人也需要偶爾與青春嬉戲一番。「從小開始音樂演出，從小被人打扮修飾，被別人擺在特定的軌道上，與許多大人物會面，而且這些大人物十有八九都想按照自己的想法來塑造你，這種感受既令人陶醉又讓人害怕，並且最終會要了你的性命。」野田謙十八歲那年，野田貴代終於徹底離開了他的父親，與一位義大利畫家走到了一起。「轉瞬之間一切都瞭然了。我突然意識到她本人一直不得解脫，我則是她的宣洩渠道。」

野田謙在二十一歲那年出櫃了。這樣做對於他的心理健康以及音樂發展都很有必要。「年輕人喜歡浪漫故事，喜歡戰爭故事，喜歡正邪分明的故事與老電影，因為他們的情感生活主要基於幻想——本來也應該這樣。他們將幻想出來的感情傾注到自己的演奏當中，並且能夠取得很可信的效果。但是隨著你年齡漸長，幻想出來的情感也就不再新鮮了。有一段時間裡，我一直依賴幻想出來的人生來理解失落意味著什麼，心碎意味著什麼，死亡意味著什麼，意亂情迷又意味著什麼。我擁有想像這一切感覺的驚人能力，這也是我的才能的一部分。但是這種能力在所有人心中都會枯竭。因此許多神童才會在二十來歲的時候遭遇中年危機。假如想像力得不到閱歷的補充，在演奏當中表達此類情緒的能力也會逐漸減弱消失。」

野田謙接連與一系列威名赫赫的指揮家合作舉辦了演奏會。他的經紀人為他安排的演出預訂排出了好幾年。可是在二十七歲那年他遭遇了一場心理危機，一度曾經走到自殺的邊緣。「當時我快要憋死了。我的演奏風格向來謹小慎微，甚至有些吹毛求疵。我從不會錯過音符，我的技法總是非常乾淨。但是這種一味追求乾淨的作風簡直發展到了沒病找病的程度。我覺得自己什麼也表達不出來。」於是他走進哥倫比亞藝術家管理公司的辦公室，宣布自己不幹了。經紀人說：「你的演出安排已經排出五年了。」野田謙說，「無所謂了，反正我想取消我的整個人生。」十五年後他告訴我，「這是我做過的最刺激的事情。」

多年演出使得野田謙攢夠了錢，足以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舒適地生活且不用工作。「於是在接下來的一年裡，我在紐約市到處亂走，在公園裡閑坐，參觀博物館，逛圖書館——總之就是將以前不能幹的事情都干一遍。別人問我，『接下來你去哪裡演出啊？』我說：『哪裡也不去。』這是我人生當中最棒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裡我的身份以及自我價值與我的才能完全無關。」

然後大都會歌劇院藝術總監詹姆斯.萊文向野田謙提供了一份代理藝術總監的工作。 野田謙就這樣開始了自己的第二段音樂生涯。他的具體工作是指導歌手。萊文多少有些不合群，野田謙的靈光閃現與溫暖態度卻能激發其他表演者的才華。「我現在的音樂生涯就像夢境一樣美好。我熱愛劇院，熱愛歌手，熱愛大都會。」他偶爾還會演奏一下，通常是給歌劇表演伴奏。他更喜歡聚光燈照不到的位置。「我這麼做是為了向自己證明，我停止表演的原因並不是怯場，」他說。

野田謙花了好幾年才意識到，眼前這段全新的職業生涯就像第一段職業生涯一樣嚴苛。他每天早上不到五點就要起床，先研究一會兒歌劇知識，然後在六點半趕到大都會歌劇院，接下來就是一整天的練習、排練與指導，一直忙到晚上十點十一點才回家。四十五歲那年，野田謙遭受了葡萄狀球菌感染。急診室的醫生要他提供緊急聯繫人號碼，這時野田謙突然意識到自己不想通知任何人。此後他陷入了抑鬱。他覺得自己的樂感再一次枯竭了。這一點讓他看清了前方的道路：只有當樂感消退之後，他才注意到了表象之下的自身朽壞。「你以為自己整天都在表達各種情感，所以你也就自然而然地體會了這些情感，可是根本不是這麼回事。這是一個很容易掉進去的陷阱。人到中年的時候我開始渴望生活——我一直在書里讀到，在電影里看到，在別人家裡體會到的生活。」

四十七歲那年，野田謙開始了平生第一次認真的伴侶關係。「我談過很多次戀愛，多多少少都有些做戲的成分，不求天長地久，只求曾經擁有。當我終於開始認真生活以後，我一度曾經非常恐懼自己的藝術能力將會消散不見。」這種恐懼經常刺激他抽身後退。「我第一次與韋恩分手的時候他心都碎了，」野田謙回憶道。「三周之後我第二次與他分手，事後他立刻就回來找我。」此外根據野田謙的描述，他還負載著長期隔絕導致的社交無能。例如在一場同性*戀驕傲派對上，他突然宣布自己要提前離開，回到大都會歌劇院進行排練。韋恩說，「你是我的伴侶，你不能說走就走。你不能逃回大都會歌劇院，躲在練功房裡不出來。」野田謙對我說，「我從小就沒有與別的孩子一起玩過，為什麼在四十七歲這一年我就非得與我的伴侶一起出去玩呢？」不久後他就將自己的鋼琴與樂譜捐獻給了慈善機構。「家裡沒有鋼琴的感覺實在太棒了，也太輕鬆了。」

與父親疏遠了很久之後，野田謙終於緩和了兩人之間的關係。與此同時野田貴代也表達了對於兒子童年的深切悔悟，於是母子二人也取得了和解。「我能對她感到壓倒一切的愛意，」野田謙總結道。「我並不恨她，從來都不。但是我們兩個之間的聯繫太強了，以至於我必須拼勁全力才能為自己的人生找到另一個焦點。」說到這裡他停頓了一下。「我的動力與專註來自我母親當年驅趕我的方式。這股動力驅使著我走了很長一段路。我永遠無法原諒她在我的第一段音樂人生當中扮演的角色，因為我痛恨那段人生。可是我還有第二段深愛的音樂人生，為了這段人生我怎樣感謝她都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