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書報亭 | 城市觀

文 / 郭拂雲

來源 / 公眾號「城市新知」（ID：chengshixinzhi）

城市書報亭對於一個城市而言意味著什麼？

曾經隨處可見的報亭堪稱是城市裡的一道風景線，如今卻在不知不覺地從我們的城市和生活中消失。不誇張地說，除了買水和飲料，你可能不會與一座書報亭再有什麼交集。

2013年4月，鄭州最後一座報刊亭被拆除，成為全國唯一一個市區沒有報刊亭的省會城市。

不止於此。從合肥到福州，從上海到巴黎，書報亭危機幾乎是所有城市都在面臨的問題。

但是不管你承認與否，書報亭的消失是一種必然。

書報亭消亡史

早在民國時期，民間辦報時興，書報亭就此出現，這一時期的書報亭兼具書報銷售和郵亭功能。在此之前，報紙主要通過征訂和叫賣的形式進行銷售（明朝後期開始）。

（圖為民國時期書報亭）

建國後，書報亭直到90年代「下崗潮」時期才遲遲現身。當時的書報亭是為了幫助下崗職工再就業而形成的一種政府主導的業態，經營種類還很單一，只有報刊和雜誌，盈利也很少。

但是對於當時深受國企改制打擊的「下崗職工」而言，書報亭不失為一個養家糊口的好選擇。

（圖為90年代海口市書報亭）

隨著市場經濟的逐漸繁榮，2004年左右，書報亭經營者開始了多種經營的的道路，除了傳統的報紙、雜誌還會兼售一些食品、充值卡和小玩具，在人流密集的地方還會售賣一些地圖指南方便外地遊客。

書報亭的衰落開始於2008年左右，當時正值北京奧運會召開前期，各地嚴抓市容市貌整治工作，佔道經營、阻礙交通、外形破舊的書報亭首當其衝遭到了大規模「強拆」。

雖然當時北京在奧運比賽場館附近設立了一些有權售賣進口報刊的書報亭，全國其他地區的書報亭卻在這一波「嚴打」浪潮中逐漸走「下坡路」。

據公開資料顯示，從2008年底到2013年，全國共拆除了10468個郵政書報亭，而這期間，鄭州市實施「退路進店」，成為全國首座沒有書報亭的省會城市的新聞報道更是成為當時的熱議的話題。

（圖為鄭州書報亭遭拆除之前）

2013年以後，耿銀平、白岩松等知名作家紛紛發聲呼籲書報亭的回歸。一方面是城市建設的客觀需求，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對於「文化符號」的不舍和留戀，書報亭的去留被上升為城市精神文明建設的高度。

儘管北京、上海、安徽等地加強了對書報亭個體經營戶的集體管理，然而這階段的書報亭經營已經將報刊的經營比例降低許多，取而代之的是食品和其他旅遊紀念品，嚴格來說「書報亭」已經進化為「小賣部」。

（圖為我們常見的書報亭）

不得不承認，雖然「保亭派」聲音不斷，但在線閱讀的普及、以及時不時的「市容」管理，還是讓書報亭的生存環境更加惡化。

（圖為全國各地書報亭遭拆除的新聞）

2016年前後上海曾出現過一輪「書報亭」快閃風潮，以新穎時尚的造型和短暫的現身，吸引了不少年輕人的目光，但也只是一時的營銷噱頭。

而這幾年杭州、福州等地也開始開設自助書報亭，從側面說明維繫一個報亭的運營之難。

書報亭主的掙扎

書報亭為什麼會消亡？

最直接的因素，恐怕來自於市民獲取信息方式的變化。據統計，到2016年末，我國網民人數達到7.31億，特別是手機上網人數持續攀登，而報紙的閱讀率卻在持續走低。

另外，書報亭的興起，本身是為了幫助下崗工人、殘障人士等群體再就業而誕生的惠民項目，但是想要成為一方「亭主」也並非易事。

在申請者門檻上就有諸多限制，以廈門市為例，申請者除了需要下崗證明、高中以上學歷、身體健康等一般條件之外，還需要請一名郵政局正式職工為做經濟責任擔保。而廣州的申請條件中不需要郵政正式職工的擔保，但是同樣的優先考慮殘障人士和下崗職工。

過了這一關，則需要到郵政局、市規劃局、報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等地申請等待審批，有些地區還需要增加搖號一項篩選出最終經營者。

雖然郵政每年有一定的補助，各地政府也有不同的款項進行專項幫扶，但現實中的「亭主」的經營壓力並不小。

以合肥市為例，一位報刊亭經營者的作息時間是早上6點至晚上7點，風雨無阻每天工作13小時。生意最好的時候每天能賣出30份報紙（以前一天的都市報售賣數量是200-300份），每份報紙賺0.2-0.25元，下雨時顆粒無收，即使是每天報銷售量能夠達到最大值，每月也只能掙225元。圖書雜誌按照銷售價的8折進貨，以售價4元的《讀者》為例，每本利潤在0.8-1元之間。如果遇到書刊銷售不暢而積壓的情況，就只能半價處理或當廢品賣掉，不僅賺不到錢而且虧損更多。所以，很多報刊亭的「副業」——比如飲料，反而成為主要收入來源。

而維繫一個報亭，每月支出租金800-1000元，管理費500元，政府補助每月300元，加上水果、飲料、香煙等經營，每月凈掙2000-3000元。但是這與天氣情況、交通路政、選址等因素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部分書報亭受上述不可控因素影響，每月盈利不足1000元。

對於一個下崗工人家庭甚至是一個殘障家庭而言，這樣的工作強度和工資水平意味著什麼不言而喻。

以上海為例，據數據統計，東方書報亭從設立以來最多有2120個網點，這幾年關掉的書報亭達到了500家，佔了將近4成。

（圖為上海現代書報亭）

書報亭的消失並非中國一國獨有，據統計，2004年俄羅斯的報刊亭數量為4.2萬個，而到2014年已經減少30%。

而像日本、法國這樣的「報業大國」，書報亭之所以能夠存在並且存活的還不錯，很大程度上與其國民閱讀習慣有關。

據調查顯示，72%的巴黎市人會去看報刊亭擺放的報紙雜誌的封面，54%的巴黎人會在看過封面後購買至少一份報刊。即便如此，巴黎原有的書報亭數量也縮減了相當一部分。

書報亭倒掉的背後是什麼消失了？

假如書報亭「壽終正寢」，我們的精神生活就無處安放了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即使有書報亭作為城市存在的永恆風景，人們對於報、刊的「間歇性」需求也不足以支撐報刊亭承包個體的生存。

退一萬步講，書報亭倒掉了，書籍報刊的內容依然會流向線下書店和更多的線上渠道，根本不用擔心無書可讀、無報可讀的情況。

那麼「保亭派」的執念到底是什麼？也許是對書報亭消失和人們文化生活匱乏的關聯焦慮反應吧。

比如像《令人憂慮，不閱讀的中國人》，這類對中國閱讀率落後的反思文章時不時會火上一把。除了書報亭，人們的擔憂還蔓延到了獨立書店、出版機構、文創機構等領域。

和書店一樣，書報亭是一個時代文化生活的寄託，也是某一階段的文化符號。但符號就是符號，它沒有辦法替代文化生活本身。既然大眾的生活里，書報亭只是一個你偶爾想起的可以買飲料的路邊攤，那讓它消失又何妨。

說得好像不消失的時候，你真的會走過去，買一份正經報刊一樣。

倒是那些因書報亭消失而失業的群體，對他們生活的關心，更有價值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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