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民族國家與國家民族的閱讀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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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閱讀《民族國家與國家民族》（MostafaRejai and Cynthia H.Enloe, 「Nation-states and State-n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3, No.2, 1969, pp.140-158.）一文時，作者提到國家和民族並不必然同時產生和同步發展；二者誰先產生也就不可能有一個定論。在19世紀的歐洲，民族先於國家產生並創建了國家，而在今天的發展中國家這種關係則恰恰相反，多數非洲國家屬於（至少是潛在的）國家民族，其結果是國家正在構建民族。作者認為國家民族大有主導第三世界之勢，在那裡文化整合進程在政治聯合的促進下不斷獲得新的動力。政治獨立意味著對領土界線的劃分和一個特定的民眾群體服從一個單一政府。反過來，又鼓勵了對共同行政結構、共同教育體系、共同法律體系、共同語言和共同交往系統的採納。而現在的非洲國家的情況應證了民族主義傾向於由官方倡導，在社會上層產生並由上向下灌輸，譬如尼雷爾強化「坦尚尼亞人」的身份，弱化坦桑各族之間區別的舉動。

在分析德國和法國的民族-國家關係時，作者認為德國的民族先於國家產生，法國的國家先於民族出現。但是儘管一個統一的德國已經形成，但構建一個真正有效的民族主義的問題仍沒有解決，因為他們缺乏像法國人那樣牢固的民族團結觀念，而且，德國的民族主義是由國家首倡而後自上而下向民眾灌輸的，不像法國的民族主義是先紮根於大眾然後向上層發展的。德國的情況與多數非西方國家相類似。但是20世紀的非西方民族主義和西方民族主義在某些方面是不同的，英國的非洲文化學者洛德?海利甚至認為應該將非洲的民族主義等同於「泛非主義」，但是柯樂曼認為這樣就誇大了歐洲和非洲在民族建構的歷史進程中的運作上的差別。在發展中國家，國家往往先於民族產生；民族主義給政治體製造成了兩種壓力：首先，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會對政治合法性構成更大的挑戰；其次，戰後國家的民族主義更明顯地與增長？（growth）而非自治相關。合法性和增長的雙重壓力使得20世紀亞非地區的民族主義正被用來維持早已存在的國家權威，促進國家主導的現代化。在非洲地區，當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力量出現時，具有規範的制度、明確的法律法規以及固定的領土管轄權的國家業已存在。

我很贊同作者關於多民族國家管轄的說法，作者提到當民族主義先於國家產生並塑造國家時，由此產生的國家管轄權可能適用於、但不完全適用於有著相對一致的歷史經歷、語言、宗教以及風俗習慣等特徵的全體公民。而當領土界線在民族認同觀念出現之前被確定時，這個國家有可能包括那些迥異的、甚至相互敵對的群體。所以種族和部落的集體意識會一直困擾著大多數前殖民地國家，並造成民族主義向下發展；這種民族主義從最普遍的、包括社會各個階層的意義上來界定認同和忠誠。以今天的奈及利亞為例，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之間的戰爭更多的發生在伊博人和富拉尼-豪薩人之間，伊博社會樂於接受西方文化，豪薩又十分伊斯蘭化，二者之間是族群之爭，也是宗教之爭。作者認為能夠整合分散的社會使之處於國家權威限制下的民族認同感必須是某種不嚴重依賴語言和其他文化紐帶的意識。我認為在今天的奈及利亞很難找到這樣的一種意識。即便是約魯巴族，基督教化的約魯巴人會首先強調自己是約魯巴人，其次才是基督徒；伊斯蘭化的約魯巴人則首先是約魯巴人，其次才是穆斯林。非洲各民族會強調自己的土著文化至上的立場。

作者認為大多數民族主義也具有經濟氣質，對於那些存有文化脆弱性的國家而言，這種經濟氣質則變得更為重要。在欠發達國家，經濟發展計劃的擁護者常常以「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能夠在一個除經濟外的其他方面都分裂的社會裡培養一種共同的利益和使命感」來支撐他們的觀點。即使公民們不能講一種彼此可理解的語言或不具有相似的超自然信仰，他們仍可以參與一個共同的市場和生產系統。再次以奈及利亞為例，發達的石油經濟可以算作奈及利亞共同的生產系統。但從目前情況來看，各族對石油經濟的訴求不同，也很難找到一個經濟上的平衡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