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真的代表文化嗎？——兼論文化多樣性究竟意味著什麼

這是輟耕錄第200篇推文，留給一篇自己很喜歡，題目也相當重要的文章：用族群來表徵文化，究竟合不合理？這個不搞清楚，就會經常發生這樣的對話：一方說，「不是我說，你們xx都怎麼怎麼樣」，另一方則予以回擊，「xx有好人也有壞人，你怎麼能把個人的特徵冠到xx整個群體頭上」，云云。Desmet、Ortumo-Ortin和Wacziarg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即將刊出的研究發現：族群與文化有關，但文化差異大多來自族群內部，而非族群之間！

文化數據來自世界價值觀調查。從1981年開始，調查已進行6次，第7次正在進行。調查覆蓋79個國家，包括1031個問題，涉及生活態度、宗教、工作、家庭、政治與社會、宗教與道德、國家認同等多個領域，在不同學科的研究中都有應用。去掉個人信息、訪問過程及只在個別國家詢問的問題之後，還剩808個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可以反映當地的價值觀、社會規範和態度，與文化重合頗多。作者沒有自己做族群劃分，直接使用了已有的研究成果[1]。

表1不同地區，族群變數顯著的比例和解釋能力

研究方法很簡單：對每個國家，控制受訪者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等特徵後，把每個問題的答案對族群身份回歸，看族群在多少回歸中顯著，在多少回歸中不顯著。結果：族群變數顯著的回歸佔總數的43%。因此，文化和族群有一定相關性。但是，無論是個人特徵，還是族群，對個體選擇什麼答案的預測能力都很弱——加入族群變數之前，是2.7%，加了以後是4.1%。 上圖列出分地區結果：族群和文化的相關在東亞、南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強。

表2 不同類別的問題中，族群變數顯著的比例和解釋能力，可見各類別問題差異不大

因此，如果簡單拿族群身份來判斷對方的觀點，很可能是在以偏概全。實際上，不僅族群不行，居住地域、宗教和是否居住在城市都不行。這幾個指標中，在顯著性方便表現最好的是地域，在75%的回歸中顯著，宗教和城市，這個數字分別是36%和57%。但是，這些因素都只能解釋個體回答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加入居住區域，可以提升2.6%，宗教可以提高1.3%，城市可以提高1.6%。 族群、居住地、宗教和城市，都只是百分百的一小部分。

作者引進兩個指標來進一步研究族群與文化的關係：一個是卡方。簡單來說，就是假設族群與文化獨立，兩者之間沒有關係，可以得到一個答案的分布，然後去比較這個答案分布與實際答案分布之間的距離。第二個是固定指數，之前是用來評估種群之間基因相似度的指標。這個指標反映的內容可能更符合我們的直覺：告訴你他/她的族群，你對他/她答案的預測準確程度能提高多少？如果這些指標都很小，那說明族群身份與文化關係很微弱。

圖1各國的卡方。族群與文化的聯繫在印度最為緊密

兩個指標得到了類似的結果：族群與文化的關係很弱。以第一個指標為例，卡方的最小值是0，越大說明族群與文化關係越密切。結果，79個國家，卡方的平均值只有0.029。如果直接去算國家與文化之間的卡方，結果是0.162，是這個結果的5倍有餘。基於固定指數的分析得到了類似的結果。即使是卡方最大的印度，結果也沒有超過0.162。結論：一個人的族群身份，攜帶的有關他/她的文化的信息很少。族群內部的差異遠大於族群之間的差異。

作者對這一結論做了許多檢驗，包括但不限於：分區域、分問題類別、換用其它數據集、換分析方法等，結果保持穩健。考察特定文化，比如家庭紐帶、生育決策、工作態度、信任、對地獄的態度，等等，都沒有改變前述結論。因此，前面的結論還可以進一步加強：無論在哪些國家或地區（哪怕是族群和文化都相當多樣的印度），無論是針對哪一塊文化，利用族群身份去判斷都不會有什麼幫助。從研究結論看，也沒有哪個指標，能夠「一竿子打死一船人」。

圖2 各國的文化多樣性，其中中國受訪者回答相對統一

文章進一步研究了文化多樣性。文化多樣性怎麼計算呢？常用的指標計算方法如下：隨機從人群中抓兩個人，看他們對調查問題答案相同的概率是多少[2]。上圖畫出了79個國家的文化多樣性。分析顯示：文化多樣性與基因多樣性、語言多樣性、族群分化程度等相關性都很弱，幾乎沒有。文化多樣性與宗教多樣性之間也只有輕微的正相關。與文化多樣性顯著正相關的有：更低的穆斯林人口佔比、更民主的政體（來自Polity IV的數據）以及更高的人均收入。

圖3 基因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可見相關極微弱

那麼，文化多樣性是好事嗎？控制人均GDP、地理特徵等諸多變數之後，作者發現：文化多樣性每上升一個標準差，每一年國家捲入暴力衝突的概率就下降10%；卡方——也就是族群和文化的重合程度——每上升一個標準差，每一年國家捲入暴力衝突的概率上升17%；最後，族群多樣性本身沒什麼影響。文化多樣性減少暴力，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文化更多樣的社會，能夠容忍多樣化的價值，不易因此大動干戈。族群身份只有與文化重合時才有負面影響。

類似的結果也出現在公共品供給上。通過考察包括教育、衛生等10個反映公共品的變數，作者發現了類似的結果：文化多樣性對公共品供給有顯著正面作用，卡方有顯著負面作用，族群多樣性本身沒有影響。在長達78頁的在線附錄中，作者用多種方法解決了包括因果顛倒在內的各類內生性問題[3]。以上結論在更換暴力衝突數據集、只使用部分相關的價值觀調查問題、更換不同的多樣性指標、使用其它族群分類標準、更換估計方法等一系列檢驗下保持穩健。

最後概括一下文章的結論：首先，根據族群判定文化不靠譜。實際上各種地圖炮都是如此，無論是宗教還是地域，都只能反映個人的很小一部分。說得不好聽一點，很多簡單粗暴的判斷，就是在大放厥詞。其次，從目前的證據來看，文化多樣性有正面作用，而族群多樣性本身是中性的。族群身份和文化綁定，則會導致明顯的負面作用。這篇文章當然不是終點，但確實可以帶來不少啟發。原文[4]有很多細緻討論，長達100餘頁，批評之前可以先讀一讀。

[1] 請見Alesina A, Devleeschauwer A, Easterly W, et al. Fractionaliz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3, 8(2): 155-194、Fearon J. Ethn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by country[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3, 8(2): 195-222，以及Fearon J, Laitin D. Ethnicity, insurgency, and civil war[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03, 97(1): 75-90。

[2] 有關這一指標的原理和計算方法，可見Algan Y, Hémet C, Laitin D D. The social effects of ethnic diversity at the local level: A natural experiment with exogenous residential allocation[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6, 124(3): 696-733。

[3] 請見在線附錄第13頁。

[4] 原文工作論文版下載地址：http://faculty.smu.edu/kdesmet/papers/CultureDiversity.pdf。在線附錄下載地址：http://faculty.smu.edu/kdesmet/papers/culturediversityappendix.pdf。

參考文獻：Desmet K, Ortu?o-Ortín I, Wacziarg R. Culture, Ethnicity, and Diversity[J]. Forthcoming,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