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真有一種動力可以讓人連死都不怕？是被弗洛伊德發現的！

【水伯】原創

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之間，中國大陸境內媒體至少報道了81例官員自殺事件。官員對社會發展負有特殊責任，探究他們自殺的心理原因具有重要意義。根據自殺的扭力理論可知，當個體無法放棄兩個衝突因素中的任何一個時，就會體驗到心理痛苦，這就是「扭力」即「不協調的壓力」。它包括不同價值觀的衝突、願望與現實之間的衝突、相對剝奪或相對貧困、應對危機技能的缺乏等。心理的痛苦和沮喪會迫使個體做出選擇，極端的可能會通過自殺緩解扭力；事實上，自殺官員不能承受的這些心理衝突，同樣存在於很多在任官員的內心深處。

一、產生某種行為的原始動力在哪裡

奧地利著名精神分析家弗洛伊德認為，每一個人的自我都是由三個「我」組成：自己眼中「我」（自我）、他人眼中的「我」（超我）和事實中的「我」(本我)。

弗洛伊德認為自我和本我、超我以及現實之間的關係是「一仆三主」的關係，自我作為一個僕人，需要同時侍候三個主人（本我、超我、現實）並需儘力調和這三「主」的主張和要求，由於此三「主」的要求常發生分歧甚至衝突，以致於自我疲於奔命，深感痛苦，人格內部的強烈衝突就使人產生了焦慮；

弗洛伊德的學生兼好友，《自卑與超越》的作者阿德勒認為，如果一個人的這三個「我」重合程度相當大，那麼他的人格就是相對合諧和健全的。如果這三個「我」的差異和衝突相當大，其內心的焦慮和衝突就越大，其超越的衝動也就越大(見下圖：行為動力理論)。

超越方式的差別，就決定了其人格的差別。一種可選方案是，處於衝突和焦慮狀態的人把他人作為假想敵，有意無意地把自己當下的處境和狀況歸罪於他人，用一切可能的攻擊性思維、詆毀性言語和挑釁性行為，想像性和實踐性地壓倒和戰勝他人；弗洛伊德的行為動力理論就是基於這種人群的，因為他認為大多數的人都屬於這一種，他說心理需求實際上是滿足心理需要，消除心理扭力，恢復平衡的本能慾望。

只有真正超越了自我的人才會採取另一種方案。處於焦慮和衝突狀態的人坦然承認自己的缺陷，把自己的缺陷看作是對於他人的某種虧欠並儘力加以彌補，同時把他人想像為憑自己的誠意可以贏得的合作者和贊助者，通過建設性思維、讚賞性語言和合作性行為，逐漸實現對心理扭力的改變，使得三個「我」重疊，從而實現與他人的共贏和多贏。

在消除心理扭力的過程中，有五種方法。

首先，影響別人眼中的我，改變別人對我的看法；

其次，當別人不受影響時，只有通過改變事實中的我，來影響別人對我的看法；

再次，當別人仍舊不受影響時，開始產生「消滅別人」的想法，也就是脫離和逃避，不再與別人產生聯繫；

再其次，發現周圍所有人都不受你影響，對你沒有改觀，就只有超越自己，重新打造自己眼中的我，從而改變事實中的我，最後來影響別人；

最後，如果還找不到一個平衡，就只剩迷失自我，甚至是瘋了、自殺。慾望和需求的原動力就是來自於消除因不平衡而產生的心理扭力。

二、官員自殺背後的心理衝突

1、「官員」（超我）與「公民」（自我）的角色衝突：變成兩面人

現代化對公共行政的一個重要影響是，「公共行政人員既是公民的僱員，又是公民中的一員」。一方面，官員掌握著公共權力，分配公共資源，這個角色要求官員行為符合行政道德規範。同時，在私人領域，官員也是「公民」，在私人領域也是「經濟人」，行為受私人倫理文化指引。

如果公私領域不明確，兩種角色衝突就會比較明顯。在中國文化中，「官員」這一職業通常被賦予較高的道德含義，傳統的官本位文化也使官員相對民眾有著優越感。但對民眾要求就沒那麼高，因此，一些官員常說「領導也是人嘛」，來為自己的不當行為開脫。這兩種角色的衝突會使官員產生「公權私用」的衝動，也會讓民眾對官員道德產生較高期望，長期處在這兩種角色衝突中的官員會產生心理應對機制，有可能變成「兩面人」。

醫學研究發現，隨著個體年齡的增長，相互衝突的價值觀可能在個體身上造成更大的壓力，並與自殺意向呈顯著相關。也就是說，如果長期處於「公共人」和「經濟人」兩種價值取向衝突中，且被內化後，就會產生不協調的壓力。

2、忠誠於公共利益（超我），還是「特定組織利益」（本我）？

「官員」與「公民」角色的二重性會產生衝突性義務，官員不僅是「公僕」，還是某一特定組織的「公務員」，後者容易受制於特定組織。當特定組織利益與公共利益發生衝突時，面臨這種衝突的官員就會產生不協調的壓力。比如政府部門利益化問題和公務員集體腐敗問題中出現的衝突就屬於此。政府部門利益化，是指政府部門在執行政策中偏離公共利益導向，利用公共權力謀取少數人或小團體利益的傾向，並呈現出部門利益最大化，甚至法制化的特徵。處於這些政府部門的官員就可能面臨著忠誠於兩種利益的倫理衝突，產生不協調壓力，當這些壓力達到特定程度，就可能導致官員自殺。

集體腐敗是指政府某個行政機構的全部或者部分成員，形成分利同盟，利用所掌握的政治權力，實現權力互補，從而進行中飽私囊，違法亂紀的腐敗行為。在集體腐敗的機構里，少數官員群體會形成關係緊密的小組織，共同謀取非法利益，甚至會排擠對付一些清廉的官員。如果有正義感的官員處於這樣的集體中，就會面臨選擇公共利益還是腐敗集團利益的衝突，兩種選擇都會讓他痛苦，選擇同流合污，會接受良心的譴責和拷問；選擇忠誠於公共利益，會被腐敗集體碾壓出局，不協調的壓力就會產生。

一名在省級機關供職的處級官員寫信給媒體說，「在一些民主氛圍不濃、法治不彰、潛規則盛行的地方官場，不少官員過得誠惶誠恐，生怕工作出現什麼閃失，被領導斥責、被同事抓把柄、被組織『涼拌』；有的官員與上司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係，把大量心思用在取悅領導上面，身心俱疲。」

3、公權強大（環境），個人（自我）「弱勢」致心理失衡

「相對剝奪感」主要表現為人們通過與其他參照群體比較，感知到自己所得價值與所做的貢獻不成比例，產生的失衡心理。中國官員在普通人心中是擁有公共權力的、地位顯赫的社會「強勢群體」，但《人民論壇》調查顯示，45.1%的黨政幹部自認「弱勢群體」。官員的這種弱勢感其實就是「相對剝奪感」，是官員以一些成功商人或體制內強權領導等為參照樣本所產生的心理不平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發生的結構性角色地位變動，使相當一部分官員產生這種「相對剝奪感」，由此而引發了尋求補償、濫用特權導致腐敗的行為。有很多貪官在悔過書中有這樣的表述，自己握有權力，可以調用數千萬工程款，可是工資卻只有幾千元，而那些承包工程求自己辦事的老闆卻出手闊綽，生活奢靡，自己也是社會精英，怎麼生活水平就沒有他們高呢。這就是典型的相對剝奪心理。研究表明，相對剝奪感強的個體更有可能參與群體性行為。嚴重的會導致憤怒情緒和犯罪行為，直至發生自殺事件。

4、不利的外部誘因（環境）

官員在上述衝突中體會到強烈的不協調壓力，這只是心理層面的考驗，但如果官員同時面臨多重衝突，加上一些不利的外部誘因，就容易引發極端事件。比如網路監督的興起使官員面臨著社會公眾的審視和質疑；再比如在高壓反腐的態勢下，由於我國缺乏完善和健全的公務員道德法和防止利益衝突、責任衝突的機制，官員在眾多誘惑和高壓的反腐態勢之間，常常處在心理矛盾和失衡之中，容易產生嚴重的心理危機。如果沒有及時疏導和足夠的應對技能，自殺就成了某種解脫的選擇。

一名縣級市市委書記則透露，「上級對幹部的要求和老百姓對官員的期待差距太大，是官員心理壓力大、容易抑鬱的重要原因。」這些就是此類衝突給官員帶來的壓力。

結語

很多的「令人費解」的購買行為就來自於非理性的原動力驅動。比如，一個男人會在參加完一次同學聚會後決定換一輛比其他同學都好的高檔汽車；一位女士會拚命的購買衣物，而實質上她的衣櫥里卻躺著很多她從來沒有穿戴過一次的衣物，等等。懂得這個道理，你則可能利用此原動力「操控」你的客戶群——也就是「你為客戶創造購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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