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耳蝸植入技術的實際考量

02-04

恐怕還要過一段時間，接受植入的人們才能體味威爾第歌劇的精妙之處，或者在一座充滿烏鴉的森林裡分辨出一隻斑鳩的叫聲。但是植入設備的研發人員正在逐步接近目標。總有一天，植入設備將能夠接收到足夠清晰詳盡的聽覺信息，足以確保言語流暢性的持續發展。目前的主要障礙存在於理念方面。正如菲利克斯.費爾德曼悶悶不樂地指出的那樣，許多聾人活動家都聲稱耳蝸植入是企圖摧毀根除聾人群體的種族滅絕的組成部分。有些人將兒科植入手術與其他侵入性手術相提並論，例如用來「矯正」雙性人，並且遭到許多成年雙性人嚴正抗議的手術。英國聾人活動家帕蒂.拉德將耳蝸植入比作「希特勒對付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帕特里克.伯德洛特則將其稱之為文化與語言學層面的滅絕運動。荷蘭的哈蘭.雷恩寫道：「如果有人說『再過幾年我們要根除黑人文化』，你會怎麼想呢？」他認為植入技術就體現了這樣的攻擊。「如果有聽力者能夠將聾人群體視為一個擁有自己的語言的少數族裔群體，而不是一幫殘疾人，那麼你就不會產生如此嚴重的誤解了。」植入技術究竟是解放了潛藏的有聽力者還是抹殺了正宗的聾人呢？父母在決定讓聾人子女接受植入手術之前會見其他成年聾人並且聽取建議確實有益無害。不幸的是，聽力專家與醫療診所往往極少支持這方面的社會活動。許多醫生並不會為父母推薦聾人聯繫人，許多主動尋求聯繫人的父母也往往徒勞無功。目前全世界只有瑞典立法要求聾人子女的父母在為子女做出如此重大的決策之前必須會見聾人群體的代表並且了解他們的生活。

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定義父母與子女之間的關係。一百年前，子女實質上就是父母的財產。只要不出人命。父母基本上可以為所欲為。如今兒童權益得到了增強，但是父母依然決定著子女應當穿什麼，吃什麼，晚上幾點睡覺，等等。涉及身體完整與健全的決定是否同樣屬於父母的合理許可權範圍呢？有些植入技術的反對者們主張，子女們到了十八歲那年儘管可以自行做出是否接受植入的決定。由於神經學方面的問題，這一主張並不實際。但是即便將神經學姑且放在一邊，這項主張依然大有問題。因為這個決定並非單純僅僅是選擇繼續做聾人還是獲取聽力，而是要在你所熟知的文化與你從未體驗過的生活之間進行選擇。到了成人之際，你對於世界的體驗已經遭到了聾人身份的界定，此時放棄聾人身份也就等於否定你自己的為人。

接受植入的兒童經常遭遇社交障礙。如果說植入手術的目的在於改善聾人兒童的自我感覺，那麼目前的結果可謂有好有壞。用加州大學威廉.伊凡斯的話來說，有些接受手術的孩子淪為了「文化層面的流浪兒」，既不算有聽力者也不算聾人。大多數人都是二分法的擁護者，很不願意看到二分法受到威脅；恐同、種族主義與排外主義，還有區分「我們」與「他們」的持續衝動，這一切全都受到了二分法的驅使。可是如今一系列科技手段正在破除有聽力者與聾人之間的分界：助聽器與植入耳蝸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身份類別，某些活動家們將其稱之為「生化人」，這些人的肉身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強化。

儘管有些接受植入的青少年在青春期的確會選擇斷開植入耳蝸的線路，但是絕大多數人的確覺得植入耳蝸非常有用。2002年的異象研究顯示，三分之二的聾人子女家長報告稱自己的孩子從不拒絕使用植入耳蝸。相比之下，青少年對於安全帶的抗拒程度似乎還要更強烈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