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封建不迷信地搞塔羅占卜---《塔羅牌的真相（？）》| 津渡中文雜誌譯頁計劃

我自己正是一位塔羅牌愛好者。而對於塔羅牌實際上我懂得的也並不多。縱使高中開始就對78張牌和它們的含義諳熟於心，然而在塔羅牌面前許多時候我仍是一個小孩子。我大學學習理科，按理說應該對神秘學事物保持警惕。但我不願意放棄陪伴多年的朋友——它不是什麼古埃及文明遺孤，不是什麼共濟會密宗，不是把戲，不是心理學博弈甚至不是賺錢工具——誠如本文作者所言，塔羅牌是一種幫助你了解未來的手段，然而卻不是掌控未來的方式。

未來永遠都是你自己選擇的。

的確，不能迷信，也不能把自己交給占卜。塔羅占卜是兩個人的事情，問卜者和占卜者。塔羅占卜更像一場對話。不是神聖宗教，古老儀式，或者心理技巧，又或者商業機密。它僅提供了一個契機，讓兩個人坐下來，面對紙牌和堆疊的符號，沉思，冥想然後談論靈感，情緒還有需求。

但當占卜可以讓內心平靜，何嘗不是一種可取之道呢？當然，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你可以選擇相信和不相信，畢竟世界上還有許多事物我們無從知曉。最後一點，身為塔羅牌愛好者，我不願看到的是它淪為一種盲目崇拜，亦或是為了賺錢為存在的事物。以上。

by 譯者：lemon姜

---

我們正坐在一間非同尋常的客廳里。

首先，這裡是格拉斯頓伯里（Glastonbury）；其次，這裡有一盞香薰蠟燭，一尊佛像，一台用布包裹的電視機和一張鋪了黑絲綢茶几上。茶几上上面放著的一個舊木盒子，盒子里的是78張塔羅牌（tarot cards）。我是作為一個「卜問者（querent）」來到格拉斯頓伯里的——塔羅師們習慣這麼稱呼自己的客人。一個卜問者通常帶著一個疑問前來，而我這兒有好幾個。如果塔羅牌並非是一種閱讀未來的手段，那它為何會存在如此之久？它是如何成為歐洲流行文化中的一個象徵，一類行業亦或是一種文字？它彷彿是一匹怪誕的天鵝絨，這般奇異，這般夢幻又這般高度符號化的事物到底從何而來？

在格拉斯頓伯里的一間書店裡，我找到了一整排關於塔羅學的書，它們被水晶，石制圓環和生命之樹（編者按：亦稱卡巴拉，kabbalah，猶太教中的一種神秘學符號）環繞著。大多數書籍都由占卜師們所著，其中反覆出現著關於塔羅起源的同一個神話版本：代表著古代智慧的塔羅牌發源於古希臘，同時吸收了印度卡巴拉和卡爾特文化的特徵。還有一些塔羅學家認為，羅馬帝國對塔羅牌的演變也有貢獻。

塔羅牌是古埃及的文化遺骸中的倖存者——這樣的說辭有著令人驚訝的具體來源：1781年的巴黎，秘密結社在當時的法國鬧得沸沸揚揚。最時髦的秘密結社莫過於共濟會（Freemasonry）。他們宣稱自己繼承了聖殿騎士團（Knights Templar）的遺志，祖先可以追溯到建造所羅門廟宇的工匠。但實際上站在我們這些「新時代人」的角度來看，他們就像一大鍋充滿異國風情的濃郁燉菜，咕嚕嚕地冒著泡（譯者按：這比喻也是夠狠的……）：玫瑰十字會，神智學，史威登堡主義，催眠術，馬丁主義，赫耳墨斯主義……云云。這些深奧的思想和主義們被人們廣泛地探索，闡述，或者從某種程度來說，再創作。用英國哲學家及20世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柏林（Isaiah Berlin）的話來說，這幫人是「反啟蒙運動（anti-Enlightenment）」團體——反宗教，反獨裁，反世俗和反絕對理性。

一位著名的巴黎共濟會成員，安托萬.格貝林伯爵（Antoine Court de Gébelin）十分看不慣故弄玄虛的神秘學人士。1781年，他在自己的出版物《世界報》的第八卷中對這種用歷史殘留虛張聲勢的行徑表達了不滿（他同時著有《塔羅牌的遊戲》一書）：

如果我現在告訴你，一本古埃及的著作至今仍然存在。這本書囊括了最有趣的知識和最純粹的智慧，成功地在一場吞噬圖書館的大火中倖存下來。歷經幾個世紀，輾轉於歐洲大陸，最後來到我們手中。這樣一個濃縮了人類智慧的果實，正被一群無比重要的大人物們看管著——你難道不會認為我在忽悠你玩么？

因此，這位仁兄認為塔羅牌，所謂的「埃及神明的聖書」，實際上在過去的歷史長河中根本不重要。它們太渺小了，以至於絲毫無法引起先人們的注意（little dignified by attention）。

一副塔羅牌含有四個組別（編者按：這四組隸屬於小阿爾卡納，另有22張不帶數字和人物形象的大阿爾卡納牌）：寶劍，聖杯，星幣和權杖。它們一一對應於撲克牌中的方片，紅心，草花和黑桃。每一組有從1到10的十張牌，和四張宮廷牌——侍從，騎士，王后和國王。關於這四個組別的來源眾說紛紜：或對應著四本印度的吠陀經；或對應中世紀社會中的四個等級：貴族，牧師，自由民和農民；還有人認為它們象徵著柏拉圖的四種美德：堅強，謹慎，節制和正義。

然而，塔羅牌最直接的起源直到1939年才被人知曉——考古學家利奧·梅耶爾（Leo Mayer）在伊斯坦布爾的托普卡帕宮（Topkapi Palace）發現了一套15世紀的馬姆盧克塔羅牌。他認為這四個組別實際上來自於馬姆盧克奴隸軍隊中的各種等級，從侍從到精英。其中最受信任的精英士兵們常常攜帶身份的象徵，比如一個酒杯，一把劍，一個馬球棍或者一個硬幣徽章。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的塔羅牌工匠們將馬球棍演化成了更符合當地特色的權杖。而正是他們模仿東方文化製作出了第一副歐洲式的塔羅牌。

馬姆盧克起源說只是諸多塔羅學說中最合理的一種，卻並非絕對正確。它暫時無法解釋22張大阿爾卡納的意義（編者按：這22張牌分別是從0號牌開始的愚者，魔術師，女祭司，女皇，皇帝，教皇，戀人，戰車，力量，隱者，命運之輪，正義，倒吊人，死神，節制，惡魔，高塔，星星，月亮，太陽，審判，和21號牌世界）。比起小阿爾卡納，它們出現得更晚。在十五世紀的義大利，塔羅牌被稱作「勝利牌（trionifi）」，得名於當時一種寓言主題的狂歡節遊行。

塔羅歷史學家們——其中鮮有正兒八經的學者——一直試圖將牌中的符號學歸結成一個統一的體系。有人認為它來自於彼得拉克的詩人序曲《特里夫菲」（Trionfi）》，有人則認為它來自於法國中世紀舞蹈「骷髏之舞（Danse Macabre）」。其餘的說法還有：三種神學美德（信仰，希望和慈善），四種幾種元素，或者十二星座……2009年，澳大利亞學者海倫.法利（Helen Farley）在她的作品《塔羅文化史》中總結道：塔羅牌是一種象徵主義和符號學的集大成者。

誠然，即便是誕生初期，塔羅牌就已經是多種文化和傳統的混合體了。而所謂「塔羅牌來自古埃及」的說法，其實是1780年人們捏造出來的罷了。

如今的塔羅牌界依然良莠不齊。的確有一群深入鑽研的塔羅學者，但更多的是那些虛張聲勢者，或者僅以娛樂為目的的玩家和收藏家。諷刺的是，塔羅牌似乎更加受青少年們青睞。人類學家勞拉·米勒（Laura Miller）在2011年的研究中發現，塔羅文化在日本的年輕女孩群體中十分流行。這些卡牌與其他高度商品化的「神秘學玩具」擺在一塊兒，包裝精美，通常都被裝在一個附有基本使用指南的小盒子里。你只需花一筆小錢，就能買到這種民間的「大智慧」。

塔羅占卜師們大致分為兩類：一類人認為塔羅牌能幫助他們認識自己的潛意識（我稱為「派」玩家）的人，另一類人則相信通過卡牌他們可以從精神上吸收超自然力量（「硬派」玩家）——這大概可以解釋為什麼占卜師們總是喜歡把自己的牌包在黑布中。而我的塔羅師朱莉則兼具兩種流派的風格。她認為這些卡是只是一種工具」，雖然它們都有非凡的意義。同時她希望我也加入進來，和她一起冥想，發覺自己大腦的「另一面」。朱莉用自己的直覺來占卜，而非預測未來。

「未來不是一成不變的，」她說，「你有權利選擇自己的未來，而解讀塔羅牌是在幫助你看清這些選項。」

在遇見朱莉之前，或者說在開始研究塔羅牌之前，我認為解讀塔羅牌不過是一種叫「冷讀術」的技巧罷了（編者按：冷讀術是一種占卜技術，泛指對在短時間內從陌生人的外貌，動作，生日等等信息做出一些判斷，使對方迅速信任自己。這種方法和占卜本身沒有太大關係）。「冷讀術」和福爾摩斯的演繹推理不太一樣，它僅僅是一些微妙的推測罷了，不需要費什麼力氣。雷.海曼（Ray Hyman）曾於1977年為《懷疑論者》雜誌寫過一篇堪稱經典的文章，詳細描述了股票炒作的13種技巧，其中就包括如何用「釣魚法」快速獲得客戶的信任：巧妙地引誘對方自己談論自己。然後，將對方說的話換種方式複述出來，再告訴對方這是你的推測。海曼的文章中還提到：解讀塔羅牌其實也是股票炒作中一種技巧，這個小花招可以分散問卜者的注意力，從而為解讀者贏的一些整理思路的時間。

然而，塔羅解讀的真正魅力並非基於某種小聰明或者簡單的猜想。問卜者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參與者。首次對這種「問卜者同謀法」進行測量研究的是心理學家伯特勒姆.弗瑞（Bertram Forer）。1949年在洛杉磯，弗瑞讓他的學生們填寫一份性格測試問卷。當他將測試結果發還給學生們時，他聲稱每個人都獲得了「基於他們表現的診斷結果」。實際上，這些「結果」是他從十三條星座算命剪報上隨便摘下來的。其中包括一些非常模糊寬泛的評價，「你尚有許多潛力沒有被開發出來」，「你時而外向，時而內向」——天啊！你的結果怎麼和我一樣？

之後，弗瑞又讓每位學生對該測試的準確度從1到5進行評分（1為完全不準確，5為完全準確）。學生們給出的平均評分竟然高達4.26分。我對這個結果有些懷疑，這樣的花招連我騙不倒呀。在倫敦大學史密斯學院研究超自然信仰的心理學家克里斯托弗.弗蘭奇（Christopher French）卻告訴我，弗瑞當年選擇的十三條診斷結果絕大多數都具有一個共同的性質——「它們對人的特質進行了雙向性（two-headed）的描述，這就是為什麼大多數人對此深信不疑的原因。」除此之外，弗蘭奇告訴他自己的學生：「如果你覺得它們不適用於你，那麼你很有可能是個精神病患者。」

比起其通用性，弗瑞式心理測試的高度個人化更值得我們注意——當解讀不準的時候，我們視而不見；一旦它言中，我們就驚為天人。如此一來，「弗瑞效應」為塔羅師們帶來的好處顯而易見。「當我們在一堆瞎話中發現一條準確的信息時，」海曼寫道，「我們對所謂預測的信任度只會加強不會減少。」

塔羅牌解讀確實有用，但那是因為我們的認知偏差讓我們心甘情願地去相信它。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假性推理（false-pattern detection），或者「圖形模式妄想症（編者按：apophenia。它認為人們傾向於無意義的事物中發現規律）。在其影響下，我們從第三方或者占卜師的話語中抽絲剝繭，試圖找出一套對自我正確性的連貫敘述——「我們才是故事裡的英雄」。即便是簡單的奉承也十分有效。誠然，朱莉帶給了我一次愉快、細緻、有見地且有愛的占卜體驗。海曼將這樣的現象總結為：「這種效果顯著的機制一不小心就會讓我們誤入歧途。因為實際上它壓根就沒有提供什麼有用的信息。」

（譯者按：這讓我想到了朋友圈微商和它們的「經濟」泡沫。鋪天蓋地的成交記錄和聊天記錄彷彿營造了一個火熱的商業新機。然而這些「生意」的本意並非銷售商品，而是發展下線，以及讓幻覺繼續蔓延。極端一點說，在某些微商模式中根本就沒有商品被賣出去過！當然，神秘學和微商並無直接聯繫，我也並非用A來批判B。而是，在看待某種似乎具有神效的事物上，我們需要多長個心眼。到底這其中有多少東西是實在的？往更深一層說，或許不是所有的微商或者占卜都是騙局。但如何從魚龍混雜中找出真品也絕非易事。）

但是，塔羅牌占卜到底是讓人輕信的善舉，還是玩世不恭的騙局，這個問題尚未得到解答。「弗瑞效應」很快就被另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取代了。心理學家保羅·梅爾（Paul Meehl）

將其重新命名為「巴納姆效應（Barnum effect）」，取自一位馬戲魔術師P.T.巴納姆。他曾致力於用自己的表演為世人揭露靈媒和江湖騙局。1866年，巴納姆出版了作品《欺騙世界（The Humbugs of the World)》。這本書還有一個副標題，叫做「關於各個年代的花招，妄想，作弊，詭計，騙局和騙子們的研究」。

在我自己的塔羅牌解讀中，我禁不住留意起朱莉看待卡片上那些抽象圖案的方式。「這就好像擰開了電台收音機」，朱莉說，「有時候它們給出的信息並不清晰，為此我需要自己去尋找更確切的判斷。一旦你覺得我說錯了，請一定要糾正我。」並且她安慰我說，我（對塔羅牌）的懷疑並不會對解讀造成破壞。「你的心靈越開放，我能獲得的信息就越多……就像我們正在能量一樣。」

無論如何，我仍然認為朱莉是個能幹並有想法的人。比如說，她一子就看穿了我對塔羅既不信任卻感興趣的態度。她同時還指出了我在寫作方式上關於該更加理性還是更加感性的困擾。往深了說，這其實正是我看待神秘學的矛盾心理。朱莉還鼓勵我用全新的方式思考我和家人們的關係。在結束之前，我們之間有將近三十秒的沉默，但卻並沒有讓我覺得尷尬或者窒息。最後她問我是否還有疑問。或者說，此前的沉默是屬於問卜者的時間。

對於我最開頭的那個問題「塔羅為何存在」，朱莉給出了最好的解答。某種程度上，塔羅的確蘊含著智慧——它更像是一種人為而非神聖的傳統，關乎人的靈感，情緒和需求。更寬泛地說，塔羅牌的偽歷史其實也打了一些擦邊球。雖然不是什麼古老異邦文明的最後倖存者後者埃及失落的聖書。但從另外一種意義上來講，它的確形成了一種獨一無二的智慧文化。歐洲的文藝復興賦予了它深奧的意義，並讓它逐漸變成一種受歡迎並易於接受的心靈療法。與其說它是像心理諮詢那樣建立在科學依據上的理論，倒不如說塔羅牌是一套建立在卜問者和占卜師相互關係上且高度系統化的傳統。正因為如此，在塔羅牌面前就算你是個傻瓜，也可以從中獲益。（譯者按：原文中的傻瓜一詞其實指代的是塔羅牌中的0號牌愚者。因此原文具有雙層含義。我認為另一種譯法是：即使是代表「愚者」的牌，也有其智慧所在。）

---

本文作者：詹姆斯.麥考納奇（James McConnachie），記者，作家，編輯和電台主持。本文寫作於2017年5月，首發於Aeon平台。作者於2010年著有《性：世界上最受歡迎的消遣》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