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維辛沒有什麼新聞（2.5）

這是一本書兩章內容的摘錄，我不知道作者說的是否合理，但內容很有趣

兩章分別代表了一些人和另一些人，也許本書從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對這兩部分人的看法

最重要的是，這本書對於奧斯維辛沒有什麼新聞（1）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發展

作者在文中提到的維爾柯米爾斯基的事例，是我曾經熟悉的眾多「謊言」中的一例，我接觸到作者的觀點之後，發現他和很大一部分其他案例，確實具有相似和共通之處。

雖然我能夠指出那些謊言的不實之處，但我也一直困惑：他們的動機到底為何？（我很清楚有些人作為事實上的倖存者，壓根沒有必要撒謊），而這本書的觀點，對此是一個很好的解答。

其實我建議先翻到一半的地方，從第三章看起，再返回第二章

第二章

為什麼只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卻看不到自己眼中有梁呢?

－－馬太福音7:3 (新版)

當公眾了解到，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尼·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正搭乘官方航班飛往路易斯安那，與副總統迪克·切尼（儘管此時切尼在最高法院尚有一樁懸而未決的案子）一起前去狩獵的時候，斯卡利亞明顯違背公眾利益的做法激起了猛烈的抨擊。斯卡利亞本人對此感到十分惱怒，因為有人認為他評價切尼的申訴(即:副總統依法擁有保守能源專責小組秘密的權利)是否違憲的能力會因此受到影響。在寫給《洛杉磯時報》的一封解釋自己為何沒有進行自我辯護的信中，他寫道：「我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公正性會受到如此強烈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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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心理學家斯坦利·伯倫特(Stanley Berent)和神經病學家詹姆斯·阿爾伯斯(James Albers)受CSX運輸公司和道氏化學公司的委託，對鐵路工人提出的接觸化學物質會引起大腦永久損傷以及其他一些疾病進行了調查。來自15個州600多名鐵路工人在重度接觸了氯化烴溶劑(chlorinated hydrocarbon solvents)後被診斷為某種形式的腦損傷。CSX公司向伯倫特和阿爾伯斯的諮詢公司支付了17萬美元，使得最終的研究對接觸公司工業溶劑與腦損傷之間的聯繫提出了質疑。在進行這項研究的過程中(包括在未經工人們正式同意的情況下對他們的醫療檔案進行審閱)，兩位科學家是工人提起訴訟案件中代表CSX公司一方律師事務所的專家證人。伯倫特在他的研究中沒有發現任何不當之處，他聲稱:「被迫放棄有關溶劑接觸的重要信息。」隨後，伯倫特和阿爾伯斯因在本案中存在利益衝突而受到了聯邦人類研究保護辦公室的譴責。

當你走進位於洛杉磯的寬容博物館，你會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特意設計的空間之中，在這裡你可以看到自己所不能容忍的人們。那裡有一些熟悉的目標靶(黑人、女人、猶太人、同性戀者)，也有一些矮人、胖人、殘疾人……你可以觀看一部充滿各種各樣偏見的錄像片，它可以讓你確信任何一個人都會多少持有一些偏見，隨後你會被邀請從兩道門(其中一道標有偏見，另一道標有無偏)中的一道進入博物館正中。後一道門是鎖著的，以免有人會忽略掉重點，而有時一些人的確會忽略掉。當我們在某個下午參觀這個博物館時，我們恰好看到了四位哈西德派猶太人憤怒地敲打著無偏之門，要求從那裡進入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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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大腦天生具有視覺上和心理上的盲點，其中最為狡黠的伎倆便是賜予我們具有安慰作用的錯覺，就我們本身而言這一切並不存在。從某種意義上講，失調理論就是一種關於盲點的理論，它解釋了人們如何在不經意間自我蒙蔽，這種自我蒙蔽使得他們意識不到那些可以幫助他們反省自身行為和信念的重要事件和信息。由於這種證實偏差的存在，再加上其他一些自利習慣，我們的大腦便會為我們的知覺和信念辯護，將它們視為精確的、真實的、無偏的。

社會心理學家李·羅斯(Lee Ross)將這種現象稱之為「幼稚的現實主義」，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信念，即我們能夠像事物或者事件「本身真實存在的那樣」去清晰地對它們進行感知。我們假定，其他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人都會像我們一樣來看待事物。假如他們不贊同我們的看法，顯然意味著他們沒有對事物清晰地加以感知。幼稚的現實主義製造了一種邏輯混亂，因為它作出了兩點預設:其一，那些思想開放、公正無偏的人應該贊同理性的看法。其二，我所持有的看法一定是理性的;否則，我便不會持有這些看法。因此，只要我能夠讓自己的對手坐下來傾聽我的看法，我就可以告訴他們事情的本來面目，他們便會贊同我的看法。假如他們不贊同我的看法，一定是因為他們持有偏見。

羅斯知道自己在講什麼，無論是他所從事的實驗室實驗，還是他為減少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間激烈衝突所付出的努力，都可以讓他體會到這一點。即便是一方認識到另一方對問題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們也會認為自身是客觀的而另一方是持有偏見的，他們自身對實際情況的看法應當成為問題解決的基礎。在一項實驗中，羅斯拿出了一些由以色列裔代表提出的和平建議，聲稱它們是巴勒斯坦人提出的，隨後讓以色列居民對其加以判斷。「與被認為是巴勒斯坦人提出而實際上由以色列人提出的建議相比，這些以色列人更喜歡被認為是以色列人提出但實際上是巴勒斯坦人提出的建議，」他說，「假如你自己的建議因為來自另一方而不再對你有吸引力，那麼實際上由另一方提出的建議對其吸引力又會如何呢?」與事實非常接近，社會心理學家傑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發現，如果一項極具限制性的福利建議被認為是民主黨提出的，儘管這項建議往往與共和黨人有關，但民主黨人還是會贊同的。假如一項慷慨的福利建議被認為來自共和黨，共和黨人也會加以支持。將同樣的建議說成是來自另外一方，你甚至可以去詢問人們是否會贊同一項由烏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提出的政策。在科恩的實驗中，沒有一個人意識到自身的盲點－－即他們受到了自己所在黨派立場的影響。相反，他們都聲稱自己的看法是在其對政府的總體認識的指導之下，經過對當前政策認真細緻的分析後合乎邏輯地形成的。

羅斯和他的同事們發現，我們之所以相信自己的判斷比其他人更少存在偏差且更為獨立，部分是因為我們依靠內省來告訴自己所思所感，而沒有辦法了解其他人的真實想法。而且當我們進行內省的時候，我們是在審視著自己的內心深處，避免失調的需要會確保我們只能持有最佳的動機。我們會認為，只有親自參與，才能確保對某一問題的認識準確明了－－「這些年來我對槍支管制一直感受頗深;因此，我清楚自己所談論的問題」；然而，我們又會將來自那些持有不同看法的人的這類個人感受，視為偏見的來源－－「她對槍支管制的看法不可能公正，因為她這些年來對這個問題一直深有感觸。」

就像魚兒察覺不到自己游弋的河水一樣，我們人類也覺察不到自己的盲點，那些能夠在水中游弋的魚兒具有對河水視而不見的強烈動機。20世紀40年代晚期到50年代，瑪麗尼婭·法恩海姆因建議女性待在家中撫養孩子而名利雙收。在她看來，如果不這樣做，女性便會面臨著冷淡、恐懼以及失去女性特徵的風險。然而，在她幸運地成為一名內科醫生且不需待在家中撫養孩子(其中兩個孩子系她親生)這一事實面前，她沒有感受到任何失調。許多人在談及被剝奪的時候，很少詛咒那些幸運的明星們，更不必說那些受到命運特別垂青的人。他們對此視而不見;他們不會對這類事情進行深入的思考;他們會為這些人的社會地位進行辯護，似乎他們本身擁有這樣的資格。我們所有的人都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對命運所給予我們的東西(即便是暫時的)視而不見。大多數乘「普通艙」旅行的人將那些坐在商務艙和頭等艙里的幸運者視為奢華小人。想像一下，這些人要為一次短短的、不過6小時的飛行支付一筆額外的費用!而一旦他們支付了商務艙或頭等艙的費用，這種想法便會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自我辯護以及對那些可憐的乘普通艙的同機旅客的蔑視。

在司機們的視野里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盲點，然而嫻熟的司機能夠覺察到它們;他們很清楚，要想避免撞上消防栓和其他車輛，就必須在倒車和轉向單向行駛車道時小心謹慎。我們人類固有的一些偏見，正如兩位法學家所描述的:「就像錯覺的兩個重要的方面－－它們會讓我們從資料中得出錯誤的結論，即便我們已經發現了其中的騙術，它們表面上的正確性卻依然存在。」我們不可能避免自身的心理盲點，但是如果我們覺察不到它們，我們便會不知不覺地陷入魯莽，跨越道德的底線，作出錯誤的決策。獨自內省無助於開闊我們的眼界，因為它只會強化我們自我辯護的信念，相信我們自己不可能被蒙蔽或失誤，我們對其他人群的厭惡和仇視並非出於非理性，而是正當合理的。盲點強化著我們的傲慢，激活了我們的偏見。

通往聖安德魯斯之路

最嚴重的錯誤莫過於感覺不到自己有任何錯誤。

－－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歷史學家和評論家

在了解到國會議員湯姆·迪雷(Tom DeLay，前眾議院共和黨領袖)承認了與傑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涉足國會連環貪腐醜聞的「前超級說客」)的蘇格蘭聖安德魯斯高爾夫球場之旅後，《紐約時報》編輯作家多洛西·塞繆斯(Dorothy Samuels)總結了我們大多數人的思維方式。「多年來我已經對那些權力在手的公共官員們的性格缺陷進行了描述，而沒有對他們是否受到起訴予以足夠的關注，」她寫道，「而且至今我仍然沒有搞清的一點是:為什麼有些人會冒著名譽掃地和丟掉職位的風險，去接受一個說客提供的奢華勝地的度假?」

失調理論給出了答案:這是一步一步造成的。儘管大量無恥的貪腐政客將他們的投票權出賣給了最大的捐獻者，但是由於盲點的存在，大多數政客卻相信自己是清廉的。當初涉政壇的時候，他們所接受的僅僅是與某個說客共進午餐，因為，無論如何，這不過是政治活動的運作方式，而且也是獲得一項懸而未決提案有關信息的有效途徑，難道不是嗎?「另外，」這位政客會說，「就像任何其他市民一樣，說客們是在行使他們的自由言論權。我應當做的只能是傾聽;我將根據我所在的政黨和選民支持與否以及是否有利於美國人民，來決定自己如何投票。」

然而，一旦一個人接受了最初的蠅頭小利而且採用上述方式來加以辯護，他已經開始從金字塔頂向下滑落。假如他已經與一位說客共進午餐並談論那項懸而未決的提案，他們為什麼不能在當地的高爾夫球場談論一些事情呢?這又有什麼不同呢?那不過是進行談話的一個更好的場所而已。假如他們可以在當地的球場上談論一些事情，為什麼不可以受邀到一個更好的球場(譬方說，蘇格蘭的聖安德魯斯)和他(她)一起去打高爾夫球呢?那樣做有什麼錯嗎?到那位政客已經滑到金字塔的底部，已經接受更大的好處並且為之辯護的時候，公眾開始大聲疾呼：「怎麼搞的?你在開玩笑嗎?」從某種角度上講，那位政客沒有開玩笑。多洛西·塞繆斯是正確的:有誰會拿自己的職位和名譽冒險，來換取前往蘇格蘭的旅行呢?答案是:假如是第一次接受這樣的好處，沒有任何人會那樣去做;但是假如此前已經接受過許多小的好處，我們許多人便會接受。在自我辯護的作用下，傲慢為前往蘇格蘭鋪平了道路。

興趣衝突與政治衝突是完全一致的，每個人都能夠理解政客們為什麼會心安理得地通過犧牲公共福利來維護自己的權力。但卻較難看到同樣的機制在影響著法官、科學家、醫生和專業人士，這些人為了正義、科學的進步或者公眾的健康而過高估計自己獨立智力活動的能力。這是一些專家，他們所接受的訓練和教育推動著人類公平的核心價值，因此他們中的多數人會對某些經濟的或個人的利害關係會「污染」他們工作的說法感到憤怒。他們的專業榮耀使得他們認為自己超越了這些因素。毫無疑問，在某些方面的確如此;就像在另外一種極端的情況下，一些法官和科學家完全喪失了誠實，被個人野心或金錢所腐蝕。(韓國科學家黃禹錫承認自己偽造了有關克隆的數據，他是前國會議員蘭迪·「公爵」·科寧漢姆的科學家同類，後者因行賄和逃稅數百萬元被判入獄。)在極端誠實純潔和絕對不誠實兩個極端之間是我們絕大多數普通人，我們餘下的這些人都有自己的盲點。遺憾的是，我們更傾向於否認這一點，由此而導致我們在陷入其中時表現得更加脆弱。

不久以前，絕大多數科學家並沒有意識到來自商業的誘惑。1954年，當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被問及是否會為他的脊髓灰質炎疫苗申請專利時，他回答說:「難道你會為陽光申請專利嗎?」他的說法在今天看來，是多麼的迷人，也是多麼的幼稚;設想一下，他是將自己的發明奉獻給了公眾利益，不求一絲一毫的回報。科學作為一種文化，將研究和商業區分開來，而大學則在它們之間建立起一道「防火牆」。科學家們從政府或者獨立的基金會那裡獲得資助，他們會比較自由地花上幾年的時間去研究理論或應用方面的問題，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一個科學家如果涉足公共領域，利用他(她)的發明去獲利，便會受到猜疑甚至鄙視。「一個生物學家在進行某項基礎研究的同時從事商業經營，曾經被認為是不得體的，」 生物倫理學家和科學家謝爾頓·克瑞姆斯基(Sheldon Krimsky)說，「二者之間是不可調和的。但是，隨著生物學領域的領軍人物開始致力於尋求商業出路和快速致富計劃，他們促使這一領域的精神特質發生變化。現在，有聲望的是那些在多方面都有斬獲的科學家。」

關鍵性的事件出現在1980年，最高法院裁定，因其獨立的發展過程，轉基因細菌可以申請專利。這就意味著，人們通過發現某種病毒、改變某種植物、分離出某種基因或者將某種活體改造成一種「製造出來的產品」，而獲得某項專利。這種對金錢的追求，為科學家們鋪就了一條通往聖安德魯斯的道路。不久前，許多分子生物學領域的教授成為生物技術公司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他們持有一些出售與其研究有關產品的公司的股票。為了尋求新的收入來源，大學開始建立知識產權辦公室，並向那些將自己的發明申報專利的研究人員提供獎勵。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思想氛圍發生了轉變：從科學為了其自身價值或公共利益，轉向科學能夠為個人帶來利潤價值。在稅收和專利法的制定方面也出現了重大的變化;聯邦政府投入研究的經費急劇下降;由工業的稅收優惠所帶來的經費直線上升。製藥業的管制放鬆了，它已經成為過去的十年里美國最有利可圖的行業。

隨後，與部分研究者和醫生利益衝突有關的醜聞開始爆發。大型製藥廠不斷推出新的救生藥品，但這些藥品並不一定是最好的，甚至可能是最差的;1989年到2000年間批准生產的全部藥品中，超過四分之三的與現有藥品相比只有很小的改進，但成本卻增加了將近兩倍，並且具有較高的風險。到1999年，七種主要藥品，包括曲格列酮(Rezulin)和羅腸欣(Lotronex)，因為安全的原因被撤出市場。其中沒有一種對於救生是必需的(一種用於胃灼熱，一種是節食片，一種是止痛藥，一種是抗生素)，沒有一種比原來較為安全的藥品更好。然而，這七種藥品卻導致了1002人死亡，數以千計的人出現令人不安的併發症。

公眾對這類新聞的反應，不僅包含著他們從不誠實的政客那裡經常感受到的憤怒，而且也充滿了失望與驚訝:科學家和醫生們怎麼可能去推銷某種他們知道有害的藥品呢?難道他們不清楚自己是在進行推銷嗎?他們怎能為自己所做的事情辯護呢?就像那些貪腐的政客一樣，一些研究者肯定清楚地知道他們所做的事情。他們是受雇來做這些事情的－－得到他們的僱主所期望的結果並將僱主不願意聽到的結果隱瞞起來，就像煙草公司的研究者們在幾十年來所做的。但是，至少公共利益團體、監督機構和獨立的科學家會揭露不端的或者帶有欺騙性的研究。更大的危險來自那些用意良好的科學家和醫生們的自我辯護，這種辯護出於減少自身失調的需要。他們的確相信自己沒有受到資助公司的影響。然而，就像植物總是朝向太陽一樣，即便自身意識不到，其實他們已經偏向於資助者的利益了。

我們是如何了解到這一點的呢?途徑之一就是將獨立資助的研究結果同企業資助的研究結果加以比較，這種比較往往能夠揭示資助帶來的偏見。

兩位研究者選定了161項研究，這些研究均發表在同一個六年期間，涉及四種化學物質對人們可能存在的風險。在由企業資助的研究中，僅有14％發現對健康存在有害影響;而獨立資助的研究中，足有60％發現了有害影響。

一位研究者對100多項臨床實驗進行了考察，這些實驗旨在確定一種新葯在藥效上是否超過舊藥。在那些結果對舊藥有利的研究中，13％的是由製藥公司資助的，而87％的是非盈利機構資助的。

兩位丹麥研究者對1997至2001年發表在《英國醫學雜誌》上的159項臨床實驗進行了考察，在該雜誌上發表文章的作者必須說明可能存在的利益衝突。由此，研究者可以對那些聲明存在利益衝突的研究和不存在利益衝突的研究加以比較。結果發現，當研究受到某個盈利組織資助時，「實驗干預(例如，將新葯與舊藥比較)具有更加明顯的正向作用」。

假如大多數受企業資助的科學家並未進行有意的欺騙，又有什麼會導致資助產生偏見呢?對新葯的臨床實驗涉及許多複雜的因素，包括治療期長短、病人所患疾病嚴重程度、副作用、新葯的劑量、病人接受治療的變異性等。對研究結果的解釋很少是清楚明確的;這正是所有科學研究需要重複和完善以及大多數發現允許在解釋上存在合理差異的原因。假如你是一位公正的研究者，你就你的新葯所做的研究得出了模糊不清但卻令人有些擔憂的結果，或許類似於稍稍增加心臟病或中風的幾率，你可能會說：「這有些麻煩，讓我們進一步去研究。這種風險增加的發現是偶然出現的嗎?它是否是由藥物造成的?病人是否一直存在著變異性?」

然而，假如你為了表明自己的新葯比舊藥有效，你就可能會傾向於淡化你的憂慮，對模糊不清的結果作出有利於公司的解釋。「這不成問題。不必再做進一步的考察。」「不管怎麼說，那些病人已經病得很嚴重了。」「在得出相反的結論之前，我們假定藥物是安全的。」這正是在獨立的科學家提出有關藥品的風險性證據之前，受默克基金資助的研究者對該公司花費幾十億美元開發的一種止痛片所作的推理。

人們也可能會致力於尋找那些僅僅可以證實自己的假設或者資助者願望的證據。1998年，一組科學家在著名的醫學雜誌《柳葉刀》上報告，他們發現孤獨症與兒童接種疫苗之間存在正相關。自然，這項研究在家長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並且導致許多人停止讓自己的孩子接種疫苗。6年後，參與這項研究的13位科學家中的10人撤回了這一異常的結果，並且揭露了第一作者安德魯·韋克菲爾德(Andrew Wakefield)沒有披露他所存在的利益衝突:他是代表這些孤獨症兒童家長的律師來進行這項研究的。韋克菲爾德接受了超過80萬美元以確定是否有充分的理由採取法律行動，在研究發表之前他給律師們的答案是「是」。「我們作出裁定，所有這些信息都應成為我們決定這篇論文是否適合發表以及其信度和效度的依據。」《柳葉刀》雜誌的編輯理查德·霍頓(Richard Horton)寫道。

然而，韋克菲爾德並沒有簽署撤回意見，而且沒有意識到任何麻煩。「利益衝突，」他在為自己辯護時寫道，「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研究者參與某個可能或者實際上已經對其目標進行干預的研究，並且對另外一個項目的研究過程或研究結果進行過冷靜的評估。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理解:那些接受過實驗的孩子們後來提起訴訟，因而他們所受到的臨床干預和研究，影響了(我們早先的那篇)論文的內容和基調……我們所要強調的是這是一篇臨床報告而並非科學報告。」唉，無論怎樣講，這不是一篇科學論文。

我們當然搞不清楚安德魯·韋克菲爾德進行這項研究的真實動機與想法。但是，就像本章開篇故事中所提到的斯坦利·伯倫特一樣，我們懷疑他是否確信自己在體面地做事、是否在誠實地工作、是否免受律師所支付的80萬美元的影響。然而，與那些真正獨立的科學家不同，他缺乏對疫苗接種與孤獨症之間存在某種相關的不利證據進行探索的動力，也缺乏對問題進行其他解釋的動力。事實上，有五項重要的研究發現，在孤獨症與疫苗接種之間並沒有必然的聯繫(這項疫苗接種在2001年終止，卻沒有帶來相應的孤獨症患病率降低)。這種相關不過是巧合而已，事實上兒童孤獨症的診斷通常是在他們進行疫苗接種的同一年齡段。

接踵而來的禮物

就像科學家一樣，醫生也認定他們的誠實正直不容損害。但是，每當醫生們接受了資助或者其他獎勵來設計某項實驗或程序，要求對他們的一些病人進行臨床實驗，或者要求他在處方中開出某種不比舊藥更好或者更安全的昂貴的新葯，此時他們便會在病人的福利和他們的個人利益之間進行權衡。自身的盲點會讓他們將天平傾向有利於自己的一端，並且對此加以辯護:「如果一家製藥公司贈送我們鋼筆、記事本、日曆、午餐、酬金或者小額諮詢費，為什麼不可以接受呢?我們不可能被飾品和比薩餅所收買。」調查表明，醫生們認為，小禮物比大禮物在道德上更容易被接受。美國醫學協會為此達成一致，只要單個禮品不超過100美元，便允許接受來自製葯企業的禮物。然而，有證據顯示，大多數醫生受小禮物的影響遠大於大禮物。製藥企業很清楚這一點，為此他們可能會增加市場營銷中對醫生的投入，從1999年的121億美元到2003年的220億美元。這要相當於多少飾品!

大型製藥公司在小禮物上花費如此之多的原因早已為營銷者、說客和社會心理學家們所熟知:接受小禮物喚起了某種潛在的互惠慾望。富勒刷子(Fuller Brush)公司的推銷員們早在20年前就深諳此道，當時他們首先採取了「打開門路」技巧:向家庭主婦贈送一把小刷子，她便不會將你拒之門外。而一旦你沒有被拒之門外，她便更有可能邀請你進屋，並最終購買你那些價格不菲的刷子。羅伯特·西奧迪尼(Robert Cialdini)曾經對影響與說服技巧進行了多年的研究，他系統地觀察了印度教克利須那派教徒們(Hare Krishna)在機場募集資金的情況。請求那些充滿倦意的旅客捐贈往往是不能奏效的;那些克利須那派教徒的做法只會激怒他們。於是，克利須那派教徒們想出了一個比較好的主意:他們走向目標旅客，將一朵鮮花放到他們手裡或者別在他們的夾克上。假如這位旅客拒絕接受鮮花並且試圖奉還，克利須那派教徒便會表示異議並對他說：「這是我們贈送你的禮物。」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克利須那派教徒才會請求捐贈。此時，他們的要求往往會被接受，因為作為禮物的鮮花已經讓那位旅客產生了負債感和義務感。如何來償還那件禮物呢?用小額的捐助……或者購買一本令人著迷但價格不菲的《博伽梵歌》（字面意思是「被神保佑者的歌」，學術界認為它成書於公元前五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是印度教的重要經典。－－譯者注。）

難道旅客們意識不到互惠的力量會影響他們的行為嗎?並非如此。但是，一旦落入了互惠的輪迴，自我辯護便會接踵而來:「我一直想得到一本《博伽梵歌》。」它到底講的是什麼?鮮花的威力是意識不到的。「那不過是一朵鮮花」，受贈旅客會說。「那不過是一個比薩餅」，受贈醫生會說。「那不過是一筆小額捐贈，我們需要這樣一場教育方面的研討會」，作出捐贈的醫生會說。然而，鮮花的威力卻是導致與製藥公司代表聯繫的醫生數量同這些醫生隨後通過處方開出的藥品價值之間呈正相關的原因之一。「那位醫藥代表的介紹已經使那種新葯頗具說服力;或許我可以嘗試一下;病人服用了那種葯的效果可能會很好。」一旦你接受了禮物，不論它的價值多麼小，這一過程便開始了。你會感到必須有所回饋，哪怕一開始僅僅是來自你的關注、你的傾聽意願、你對贈予者的同情。最終，你會更願意向贈予者提供你的處方、你的裁定、你的選票。由於自身盲點和自我辯護，你的行為出現了變化，但是你的知識觀和專業操守卻始終如一。

卡爾·艾略特(Carl Elliott)，一位生物倫理學家和哲學家，曾經對利用小禮物坑騙受害者的手法作過大量描述。他的兄弟哈爾(Hal)，一位精神科醫生，告訴他自己是如何陷入一家大型製藥公司代表的遊說的:他們首先請他去給一個社團講解抑鬱症。為什麼不去呢？他思忖著，這是一種公共服務。隨後，他們要求他去給一家醫院作同樣主題的報告。接下來，他們開始對他所講的內容提出建議，竭力主張他不要再講抑鬱症，而是講講抗抑鬱劑。隨後，他們告訴他可以安排他到國內通話系統上進行講解，「那的確是一個收入來源」。隨後，他們請他講解他們公司新推出的抗抑鬱劑。回想這一切，哈爾告訴他的兄弟：

你就像是一位去參加一場舞會的女士，你的老闆對你說：「瞧，幫個忙:對那邊的那位男士友好點。」你看到那個男士看起來不算差，而且你也孤身一人，於是你說:「為什麼不呢?我可以做到熱情友好。」不久，你便發現自己坐在一架沒有標誌的飛機上，正在前往曼谷的妓院。你開始大叫：「不，我並沒有同意這樣做。」而此時你不得不捫心自問:「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賣淫的?難道是那場舞會嗎?」

當今，即便是專業倫理學家也在趕往那場舞會:看門狗被它們一直訓練要捕捉的對象狐狸所馴服。製藥和生物技術企業向生物倫理學家們提供諮詢費、承包合同以及酬金，而這些生物倫理學家的研究報告恰恰可能危及醫生和製藥公司之間的利益衝突。卡爾·艾略特曾經描述了他的同事為接受資助所進行的自我辯護。「代表公司進行磋商的辯護者們，往往會對來自要求他們放棄公正性或者從客觀的倫理批評立場上退卻的企業的資助不屑一顧，」他寫道，「『客觀性不過是一種神話』，德倫左（根據英文原文補充，這裡的「德倫左」指的是生物倫理學家伊萬·德倫左(Evan DeRenzo)－－譯者注）告訴我，她從女性主義哲學出發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我認為現實中沒有人會參與一項結果與自己毫不相干的活動。』」這是一種減少失調的很聰明的說法－－「無論如何，完全客觀是不可能的，因此我最好還是接受諮詢費。」

托馬斯·唐納森(Thomas Donaldson)是華頓中學道德運動負責人，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將倫理顧問與獨立核算公司(這類公司會聘請人員對財務狀況進行審計)加以對比。為什麼不對他們的倫理進行審計?這種自我辯護的嘗試仍然沒有超越卡爾·艾略特所作的分析。「倫理分析與財務審計不存在任何相似之處。」他說。一個會計師的違法行為可以進行檢測與驗證，但你如何去發現一個倫理顧問的違法行為呢?「你如何去說明一個倫理顧問是因為合法的理由還是因為金錢改變了自己的主張呢?你如何去區分一個顧問是因為他的誠信還是因為他支持公司的計劃才被僱傭呢?」不僅如此，艾略特諷刺道，或許我們應當感謝美國醫學會專業規範與法律事務委員會(the AMA』s Council on Ethical and Judicial Affairs)所提出的一項倡議，這項倡議對醫生接受藥品企業的禮物進行了指導。這一倡議得到了來自伊萊利公司、葛蘭素史克公司、輝瑞有限公司、美國葯業集團、阿斯利康葯業公司、拜耳公司、寶潔公司、惠氏-艾爾斯特製葯公司共計59萬美元的資助。

思維上的疏忽

阿爾·坎帕尼斯(Al Campanis)是一個十分友好的人，甚至可以講是一個討人喜愛的人，然而他也是一個有過失的人，在生命走到80歲的時候他犯下了巨大的錯誤－－一個將永遠為他定性的錯誤。

－－體育新聞記者邁克·利特文(Mike Littwin)， 寫在1998年坎帕尼斯辭世之際

1987年4月6日，《夜線》(Nightline)節目將所有的鏡頭都投向了傑基·羅賓森(Jackie Robinson)登陸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40周年的紀念活動。泰德·科佩爾(Ted Koppel)採訪了洛杉磯道奇隊的總經理阿爾·坎帕尼斯。從1943年開始，他便成為道奇隊的一員，並且從1946年起成為羅賓森在蒙特利爾皇家隊的隊友。那一年，他教訓了一個曾經侮辱過羅賓森的心胸狹窄的球員，隨後他還為爭取准許黑人球員加入職業棒球大聯盟而努力抗爭。在同科佩爾交談的過程中，坎帕尼斯沒有為自己的思維設防。科佩爾詢問他，在傑基·羅賓森的老朋友中，為什麼沒有黑人成為棒球經理、總經理或者業主。最初，坎帕尼斯迴避著話題－－人們在剛出道的時候總要交學費;當你已經功成名就的時候，也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付出了－－但科佩爾不斷向他施壓:

科佩爾:哦，但從內心來看……你很清楚那是一派胡言。我的意思是，有許多黑人球員，有很多偉大的黑人棒球球員，他們很希望能夠處在管理者的位置上，其實我真正想問的也許有些跑題了。你只需告訴我為什麼你會那樣想。難道在今天的棒球場上仍然存在著許多偏見嗎?

坎帕尼斯:不，我並不認為那是偏見。我的確認為，他們可能缺乏從事某些職位所必需的素質，譬方說，成為場地經理或者總經理。

科佩爾:你確信這一點嗎?

坎帕尼斯:好了，我並不是說他們所有人都這樣，但是他們在這方面的確不足。你統計過有多少現場指揮嗎?你統計過有多少投球手是黑人嗎?

在這次採訪兩天之後公眾一片嘩然，道奇隊解僱了坎帕尼斯。一年後，他聲稱自己在接受採訪的時候遭到了「暗算」，因此並沒有表達出他完整的自我。

哪一個是真實的阿爾·坎帕尼斯?是那個心胸狹窄的人，還是那個「立場正確」的受害者?都不是。他喜歡和尊重自己所了解的黑人球員，他在為傑基·羅賓森辯護的時候既不是為了出風頭也不是因為有所期待，他有的只是思維盲點:他認為黑人完全能夠成為偉大的球員，只是還沒有聰明到可以成為管理者。而且他是發自內心地告訴科佩爾，他並不認為他的態度有什麼錯誤;「我並不認為那是偏見」，他說道。坎帕尼斯並沒有撒謊，也沒有故作姿態。但是，作為總經理，他的立場是主張僱傭一位黑人管理者，而他的思維盲點甚至令他認為這沒有可能性。

正如我們能夠識別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的偽裝，正如我們顯而易見地認為除自己之外任何人都會受到金錢的影響，我們可以發現任何人所持有的偏見，而唯獨發現不了自己的偏見。由於有了自我保護的盲點，我們便不可能存在偏見，不可能存在對另一群體的所有成員持有非理性的或者心胸狹窄的看法。由於我們不是非理性的或者心胸狹窄的，我們對另一群體的負性看法便是合理的;我們對他們的憎惡便是理性的、有根據的。我們需要防範的是他們。就像那些敲打著無偏之門要進入寬容博物館的哈西德派猶太人，人們對自身的偏見視而不見。

偏見的出現，是由於人腦對信息的感知和加工具有類化的傾向。「類化」這個詞語聽起來要比「定型」更合意、更中性一些，但二者卻是一致的。認知心理學家將定型視為幫助人們在以往經驗的基礎上進行有效決策的能量節省策略;它可以幫助我們迅速加工新的信息並恢復記憶;搞清群體之間的真實差異;預言(而且往往是相當準確的)其他人會如何行為或者如何思考。我們會巧妙地依靠定型以及它所提供的瞬間信息去避開險情、接近可能的新朋友、選擇某所學校或者某份工作，或者斷定那個從熙攘的房間里走過的人會成為我們的一生至愛。

這就是它的優勢。定型的缺陷在於，會縮小我們所觀察的同一類人內部的差異，同時誇大不同類別之間的差異。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往往將對方視為勢不兩立的兩類人，但是大量的堪薩斯人希望在他們的中小學校里講授進化論，大量的加利福尼亞人不同意同性戀結婚。我們所有的人都能夠識別我們在性別、黨派、種族、民族方面的差別，但是我們卻傾向於根據自己所接觸的少數人來對其他群體加以概化，將他們所有的人都視為一類。這種習慣在很早以前就開始了。社會心理學家瑪麗萊恩·布魯爾(Marilynn Brewer)曾經對定型的性質進行過多年的研究，她曾經報告她的女兒從幼兒園回來後抱怨「男孩們都很愛哭」。這個孩子的證據是她曾經看見過兩個男孩第一天離家時哭個不停。當時已經是一位科學家的布魯爾問道，是不是小女孩中沒有人哭。「噢，也哭，」她的女兒答道，「但只是有些女孩會哭。我就沒有哭。」

布魯爾的小女兒已經像我們一樣將世界分成我們和你們。「我們」是大腦組織系統中最基本的社會類別，這是一種牢固的聯繫。即便是複數形式的代詞「我們」和「他們」也具有強烈的情感信號。在一項實驗中，被試被告知要對他們的言語技能進行測試，一些無意義音節像xeh、 yof、 laj或wuh，被隨機地與某個內群體單詞(us、 we或ours)或者某個外群體單詞(them、 they或theirs)配對。隨後，要求每個人對這些音節引起他們快樂或者不快樂的程度進行評價。你可能會感到不解，為什麼人們會對像yof這樣的無意義單詞產生情感體驗，為什麼人們會認為wuh比laj更可愛呢?然而，當無意義音節與內群體單詞聯繫在一起時，被試們會對它們更加喜愛。沒有一個人猜到了其中的原因;沒有一個人意識到了這些單詞的搭配方式。

然而，一旦人們產生了被稱之為「我們」的類別，他們便會穩定地將其他人看作「與我們不同的人」。「我們」的具體含義可以在瞬間發生改變:「我們」理智的中西部人與「你們」華而不實的沿海人;「我們」豐田普瑞斯用戶和餘下的「你們」那些耗油大王;「我們」波士頓紅襪隊球迷與「你們」洛杉磯天使隊球迷(在此隨便挑選一個例子來形容本賽季我們對壘的雙方)。「我們」可以在實驗室里用1分鐘的時間創造出來，就像亨利·塔傑菲爾(Henri Tajfel)和他的同事們在一項經典實驗中在那些英國男學生們身上所展示的。塔傑菲爾向那些男孩出示了帶有不同數量圓點的幻燈片，並讓他們推測圓點的數量。他隨意地告訴其中一些學生估計過高，而告訴另外一些學生估計過低，隨後要求所有男孩完成另外一項任務。在這一階段，他們有機會給其他屬於過高估計或過低估計的男孩打分。儘管每個男孩都在自己的小隔間里單獨工作，但幾乎每個人都給他認為與自己相同的男孩(某個過高估計者或者過低估計者)打了高分。當男孩們從他們的小屋裡走出來時，另一些男孩會詢問他們：「你們是哪一組的?」如果是同屬一組，便會受到歡呼;否則便會聽到「噓」聲。

顯然，與所駕駛汽車的類型和我們所能猜到的幻燈片上的圓點數量相比，「我們」的某些類別，對我們的身份認同更為重要:性別、性徵、宗教、政治傾向、種族、民族。如果感受不到自己所從屬的賦予我們生命意義、身份認同、目標導向的群體，我們便會感到自己就像鬆散地漂浮在茫茫宇宙中的石雕，而這種感覺是難以容忍的。因此，我們會努力維繫這種從屬關係。進化論心理學家主張，民族優越感(認為我們自己的文化、民族或宗教是最優秀的)通過強化我們與初級社會群體的聯繫而使我們得以生存，並促使我們心甘情願地為他們工作、戰鬥，有時甚至付出生命。當天下太平的時候，人們會對其他文化和宗教相當寬容－－他們甚至會對異性也相當寬容－－但是，一旦人們感到憤怒、焦慮或者受到威脅，他們預設的立場就會激活固有的盲點。我們擁有人類的智力品質和深刻情感，但是它們會變得麻木，它們就像哭鬧的嬰兒，並不知道喜愛、羞愧、悲傷或悔恨的含義。

正是我們所持有的他人不像我們自己這樣理智聰明的看法，使得我們感到那些與我們相同的人更加親近。但是，至關重要的是，由此我們可以為自己對待他們的方式辯護。人們習慣於認為，是定型導致了歧視:阿爾·坎帕尼斯相信黑人缺乏成為管理者的必要素質，因而拒絕僱傭他們。但是認知失調理論表明，連接態度和行為的路徑會從兩個方向起作用。往往是歧視導致了自我辯護的定型:阿爾·坎帕尼斯缺乏說服道奇隊首先僱傭一位黑人經理的意願和魄力，因此他為自己做不到這一點而辯護，以使自己確信黑人根本不能勝任那項工作。同樣，如果我們已經將另外一個群體的成員當作奴隸，剝奪了他們體面的教育或工作，將他們排斥在職業範圍之外，或者否定他們的人權，那麼我們便會利用有關他們的定型來為自己的做法辯護。通過讓自己確信他們是毫無價值的、不可教化的、無能的、沒有數學天賦的、邪惡的、不道德的、愚蠢的，甚至低於人類的，我們便不會因為對待他們的方式而產生負罪感或者不道德感。而且我們理所當然地不會感到對他們持有偏見。我們甚至會喜歡他們中的一些人，只要他們清楚自己的位置不在這裡，不在我們的俱樂部、我們的大學、我們的工作崗位、我們的鄰里。總之，我們利用定型來為行為辯護，否則我們便會認為與我們同樣的人或者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國家很糟。

既然每個人都會進行類化思維，那麼一些人為什麼會對另外一些人持有敵視的、情緒化的偏見呢?阿爾·坎帕尼斯對黑人並不持有強烈反感情緒的偏見;我們猜測他所作的表述體現了他所持有的黑人不可能成為優秀管理者的觀點。某種定型可能會在相反信息的壓力下動搖乃至瓦解，但是偏見的特徵卻是各種理由、經驗和反例所無法撼動的。在50多年前出版的名著《偏見的本質》一書中，社會心理學家戈登·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描述了一個持有偏見的人在面對著與其看法相矛盾的證據時所作出的反應的特徵:

X先生:猶太人的麻煩在於他們只是關心自己的團體。

Y先生:但是從社區捐助活動的記錄來看，他們是比較慷慨的。與非猶太人相比，這些猶太人在社區慈善事業中顯得更為慷慨，他們捐助的數額遠高於他們的人口比例。

X先生:這表明他們總是邀寵，而且總是干預教會事務。除了金錢以外，他們什麼都不在乎。所以會有那麼多的猶太人銀行家。

Y先生:但最近一項研究表明，從事銀行業的猶太人是微不足道的，其比例遠遠低於非猶太人。

X先生:的確如此，他們不會去從事那些受人尊敬的行業。他們只會去搞電影業，或者經營夜總會。

奧爾波特對X先生所作推理的分析十分到位:X先生甚至試圖對Y先生的證據不作回應;他只是不斷地拋出他不喜歡猶太人的另外的理由。一旦持有了偏見，就像持有了某種政治理想一樣，人們很難輕易排除它;即便是一些無可辯駁的證據對其核心理由進行了否定，也是枉然。不僅如此，人們還會想出另外的理由來維護自己的看法或者行為方式。假定我們那位理智的Y先生告訴你，昆蟲富含蛋白質，而且昆蟲餐廳的那位名氣不小的新廚師將獻上包括炒毛毛蟲在內的味道鮮美的主菜。你會冒險來品嘗這些美餐嗎?假如對食用昆蟲持有偏見，即便是這位廚師將《紐約時報》的頭版做成了餐飲欄目，大概你也不會趕來。就像心胸狹窄的X先生一樣，你很可能會找出另外的理由來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喲，」你會對Y先生講，「昆蟲都很難看而且黏糊糊的。」「的確如此，」他會說，「能告訴我你為什麼會食用大鰲蝦和生牡蠣嗎?」

因此，一旦人們產生了某種偏見，便很難加以消除。正如著名的大法官小奧利弗·溫得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Jr.)曾經講過的：「去教育一個固執己見的人，就像讓光線去照射瞳孔－－它會自動縮小。」大多數人會投入大量的心理能量來維持自己的偏見，而不是去改變它，他們的做法往往是將不利的證據作為「規律的例外」加以排除。(有什麼證據能夠否定這一規律嗎?我們對此感到懷疑。)「但我最好的一些朋友也會……」這類很值得嘲弄的信息被保留下來，因為偏見與例外不期而遇，是消除失調的一種有效的途徑。當艾略特多年前遷居到明尼阿波利斯在明尼蘇達大學任教的時候，一位鄰居對他說：「你是猶太人嗎?但你看起來好得多，相比於……」她停住了。「相比於什麼?」他問道。「相比於我所預期的。」她吞吞吐吐地補充道。通過承認艾略特與她所持有的定型不相吻合這種方式，在維持了自己對所有猶太人的基本定型的同時，她又能感到自己是心胸寬廣而又寬宏大量的。在她看來，她的說法甚至對他是一種讚美;他是如此的好，以至於勝過了他所有的那些……同類。

傑弗里·謝爾曼(Jeffrey Sherman)和他的同事們所做的一系列實驗證實，那些持有高度偏見的人，會準備付出努力來維持他們的偏見與不一致信息之間的和諧。實際上他們對不一致信息的關注要超過一致信息，因為就像X先生和明尼蘇達的那位鄰居一樣，他們必須解釋清楚那些引起失調的現象。在一項實驗中，要求(非同性戀)學生們對一個男性同性戀者「羅伯特」進行評價，根據對他的描述，他所做的八件事情與同性戀定型相吻合(例如，他曾研修即興舞蹈)，另外八件事情則不相吻合(例如，他曾經在某個星期天觀看足球比賽)。那些對同性戀持反對態度的被試對羅伯特的信息加以歪曲;與那些沒有偏見的學生相比，他們將他描繪得更為「女性化」，因此而維持他們的偏見。為了消除由不一致事實帶來的失調，他們對他進行了扭曲的解釋，將他的行為視為特定情境的產物。的確，羅伯特觀看了一場足球比賽，但是僅僅是因為他的堂兄弗雷德(Fred)在觀看。

當今社會，大多數美國人可以坦然面對偏見，假如人們所生活的環境可能會令他們輕易地受到處罰、公開地受辱，或者因講過一些帶有某種「主義」的話而被解僱，那麼除了可靠的、志趣相投的人，人們寧可將這些話深埋心底。然而，正如需要付出心理上的努力來維持偏見以免受衝突信息的損害，人們也需要心理上的努力來壓抑那些負性情感。社會心理學家克里斯·克蘭戴爾(Chris Crandall)和艾米·埃舍爾曼(Amy Eshelman)對有關偏見的大量研究文獻進行了考察，他們發現每當情感枯竭的時候(當人們睏乏、沮喪、惱怒、焦慮、爛醉或者緊張的時候)，人們會容易對其他人群流露出發自內心的偏見。當梅爾·吉布森(Mel Gibson)因酒後駕車並發布反猶太人的演講而被捕時，在次日必須作出的道歉聲明中，他聲稱：「我並不認為自己所講的一切是真實的，它們是卑劣的。我對自己所講的一切深表恥辱……我為所有在酒後狀態下做出的與自己身份不符的行為道歉。」我們可以將他的話解釋為:做錯事情的不是我，而是酒精。想得倒美，但是有證據表明，在酒醉的時候，人們會更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偏見，不會首先想到要掩飾這些態度。因此，當人們在道歉時說出「我的確不相信自己會那樣講：(我太疲勞了／太擔心了／太惱火了／醉得太厲害了)」－－或者像阿爾·坎帕尼斯所說的「被暗算了」－－我們可以相當有把握地確定，他們的確是那樣認為的。

但是，大多數人對於自己持有那樣的看法不會感到高興，並會產生失調:「我討厭那些人」的想法，會與確信「那樣講在倫理上或者社交上錯誤」的判斷產生激烈的衝突。克蘭戴爾和埃舍爾曼認為，那些感受到失調的人會急切地進行任何形式的自我辯護，以此表達出他們的真實想法，同時又能夠繼續認為自己是有品性的、正直的。「辯護，」他們解釋道，「會令壓抑得到緩解，它提供了某種遮掩物，以此來維護著平等主義和大公無私的自我形象。」難怪它會成為如此受人歡迎的失調緩解器。

例如，在一項經典實驗中，白人學生們被告知將要對另一個學生(「學習者」)實施電擊，他們能夠知道這位學習者是白人還是非洲裔美國人，實驗表面上看是技能反饋研究的一部分。最初，學生們對黑人學習者所施加的電擊強度要低於白人學習者，或許是為了表現他們不存在偏見的願望。隨後，他們偷聽到學習者貶低他們的議論，這自然引起了他們的憤怒。現在，假如有另外一次實施電擊的機會，他們向黑人學習者所實施電擊的強度要高於白人學習者。同樣的結果也出現在說英語的加拿大人對說法語的加拿大人、非同性戀者對同性戀者、非猶太學生對猶太學生的研究中。在正常條件下被試們可以成功地控制自己的負性情感，但是一旦他們發怒或者受到挫折，或者自尊心受到刺激，他們就會毫不掩飾地表現出他們的偏見，因為現在他們可以為此辯護:「我並不是一個持有偏見的人，但是他羞辱了我!」

這樣，偏見成了民族優越感的動力。它蟄伏在那裡，打著盹兒，直到民族優越感將它喚醒、起來作惡，為我們這些好人偶爾為之的壞事進行辯護。例如，在19世紀的美國西部，中國移民被僱傭開採金礦，這對白人勞動者的工作構成了潛在的威脅。白人主辦的報紙煽動起對他們的偏見，將這些華人描繪成「墮落而邪惡的」，「極其貪婪的」，「殘忍而且沒有人性的」。但是，僅僅20年過後，當這些中國移民願意承擔修建橫貫大陸鐵路這項危險而艱苦的工作(這是一項白人不願意從事的工作)時，公眾對他們的偏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看法則是，華人是樸實、勤勞而又守法的人。正如那位西部鐵路大亨查爾斯·克羅克(Charles Crocker)所講的：「他們堪與最為優秀的白人相媲美。……他們非常誠實，非常聰明，而且總是能夠很好地履行合同。」然而，鐵路建成之後，工作崗位變得更為稀缺。特別是在內戰結束以後，大批退役士兵湧入本已吃緊的勞務市場。反華的偏見再次出現，媒體將華人描述為「罪犯」、「教唆犯」、「奸詐」和「愚笨」。

偏見會為我們希望虐待他人辯護，而我們之所以希望虐待他人是因為我們不喜歡他們。那麼，為什麼我們會不喜歡他們呢?因為他們在一個本已吃緊的勞務市場上同我們競爭。因為他們的出現令我們懷疑自己的宗教信仰是不是唯一正確的。因為我們希望維護我們的地位、權力和利益。因為我們需要感覺到自己優於他人。因為我們的國家正在進行一場反對他們的戰爭。因為我們對他們的習俗(特別是他們的性習俗，那些性亂現象)感到不安。因為他們拒絕融入我們的文化。因為他們正試圖對融入我們文化的趨勢加以抵制。

理解了偏見是我們進行自我辯護的工具，我們便更加容易理解為什麼某些偏見很難根除:它們可以讓人們為自己最重要的社會認同(人們的種族、宗教、性別)進行辯護，讓人們減少因「我是一個正直的人」 和「我的確討厭那些人」所引起的失調。幸運的是，我們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減少偏見的那些條件:消除經濟競爭、簽署休戰協定、行業聯合、更加熟悉和容忍對方、意識到對方同我們沒有太大的差異。

「在正常的環境中，」希特勒的忠實追隨者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如果人們偏離了現實，他們很快就會面對來自周圍人的挖苦和批評。在第三帝國中卻不存在這種矯正。與此相反，每一次自我欺騙都會被成倍地放大，就像置身於一個哈哈鏡裝飾而成的大廳，成為一個由反覆得到確認的鏡像組成的奇怪的虛幻世界，它不再與嚴酷的外部世界保持任何聯繫。在這些哈哈鏡里，除了看到自己的面孔反覆出現外，我什麼都看不到。」

既然每個人都會存在思維的盲點，我們進行自我矯正的最大希望便是確保自己沒有身處一個哈哈鏡裝飾而成的大廳之中，確保我們所看到的一切不是我們自身願望和信念的歪曲反映。在生活中我們需要一些愛唱反調的人，需要一些願意戳破自我辯護編織的保護泡沫並且能夠在我們偏離現實太遠時拉回我們的批評者。這一點對於那些權力在握的人尤為重要。在歷史學家桃瑞絲·科恩斯·古德文(Doris Kearns Goodwin)看來，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認識到了自己周圍需要有願意跟自己唱反調的人的重要性，這在美國總統中是不多見的。林肯所組的內閣中包含了他的四位政治對手，其中有三人曾經與他競爭1860年大選共和黨候選人提名，他們為自己輸給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律師而感到屈辱、震撼與憤怒。這三個人分別是:被林肯任命為國務卿的威廉·西華德(William H. Seward)、擔任財政部長的薩蒙·蔡斯(Salmon P. Chase)和擔任首席檢察官的愛德華·貝茨(Edward Bates)。儘管這些人都認同林肯維持聯邦和廢除奴隸制的目標，但這個「由對手組成的團隊」(古德文對他們的稱謂)在如何實現這一目標上相互之間爭論激烈。在內戰初期，林肯陷入深深的政治困境之中。他不僅需要安撫那些希望將奴隸解放出來的北方的那些贊成廢除死刑的人，而且還要安撫那些動搖不定、隨時可能加入南方聯盟的奴隸主，而這對於聯邦而言將可能是一場災難。林肯的顧問們在如何將雙方維持在同一戰線上觀點各異，與他們之間的辯論使得林肯排除了自己所作的任何決策都得到了一致擁護的錯覺。他可以權衡不同的選擇並最終贏得自己昔日對手的尊重與支持。

只要我們認定自己是完全客觀的、不可能墮落、不可能持有偏見，我們中的多數人就會經常發現自己正走在「通往聖安德魯斯的路」上，而且我們中的一些人會坐在「前往曼谷的飛機」上。傑布·斯圖爾特·馬庫德，我們在上一章曾經介紹過的陷入水門政治醜聞的那個人，即便是被捲入打擊尼克松政治對手的非法活動時，也被自己持有的「所做的一切事情都很重要」 的信念所蒙蔽。但是，即便是在被逮捕的時候，馬庫德仍然有勇氣面對自己。這一刻對於任何人來講都是一種震撼和痛苦，就像猛然間從鏡子里看到自己的前額長出了一個巨大的紫瘤。馬庫德可能只是做了我們大多數人都可能做的事情:他有些故作鎮定地說：「是什麼樣的紫瘤?」但是他會壓抑衝動。在最終對事情進行分析時馬庫德說，沒有人逼迫他或其他人違反法律。「我們可以拒絕所發生的一切或者辭職抗議，」他寫道，「但與此相反，我們相信自己所犯的錯誤是正確的，並且一如既往地繼續下去。」

「沒有任何理由來為盜竊、竊聽、作偽證以及其他被掩蓋著的事情辯護……我和其他人用『政治常規』或『情報搜集』或『國家安全』來將自己的行為合理化。我們完全錯了，只有當我們承認這一切並且為我們的錯誤付出看得見的代價時，我們才有可能期待廣大民眾對我們的政府和政治體制抱有較大的信心。」

第三章

我們所謂的確信無誤記憶，其實不過是頭腦中不斷持續的敘事形式，而且它往往會隨著講述的變化而變化。

－－記憶學家和作家威廉·馬克斯韋爾(William Maxwell)

很多年前，在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執政期間，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接受了電視節目「今天」的主持人湯姆·伯考(Tom Brokaw)的採訪，據維達爾講，伯考在開場白中提及「你已經寫了許多關於兩性的文章……」卻被維達爾打斷，「湯姆，我想說這個晨間節目時段太早了，不該談及性。沒有人樂意在這個時段聽這些，或者，即使他們正在做，那也只是做，而不要去提及」，「哦，可是戈爾，你已經寫了許多關於兩性的……」維達爾打斷了他的話說，他的新書沒有提及任何兩性問題，他倒是願意談論一下政治。有一次伯考又試圖切入話題，但維達爾又打斷了他:「現在讓我們來談談卡特吧，讓我們來看看他和那些自稱是熱愛自由的、民主的巴西獨裁者正在做什麼吧。」論題由此轉向了卡特，這個話題一直持續到節目結束。幾年後，當伯考已經成為晚間新聞的播音員時，《時代》雜誌對他進行了特別報道，詢問他曾經遇到的特別困難的採訪，伯考提到了那次對戈爾·維達爾的採訪。「我想談論政治，」他回憶道，「但他想談論兩性。」

那是「完全相反的，」維達爾說，「他將我變成了故事中的反面人物。」

是湯姆·伯考有意將戈爾·維達爾說成故事中的反面人物嗎?就像維達爾所說的，是伯考在說謊嗎?那不太可能。畢竟，是伯考在選擇故事講給《時代》雜誌的記者聽;他可以選擇其漫長職業生涯中的任意一次採訪，而無需去添加細節或者說謊，因為他很清楚記者將核查事件的原委。伯考無意間將事情顛倒，絕不是為了抹黑維達爾，而讓自己看起來更好。作為晚間新聞的新主播，曾經問及與性有關的問題，這顯然是不合時宜的，而認為(記得)自己一直選擇政治這個話題則要好得多。

當兩個人對同一事件的記憶截然相反時，觀察者通常會認為其中一人在說謊。當然，一些人確實會編造或者添加細節去控制或欺騙他們的聽眾，就像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在他的暢銷書《歲月如沙》中所做的。但是我們大多數人在大多數時間既不會說出事情的全部真相，也不會刻意隱瞞和欺騙。我們沒有撒謊，我們相信自己的講述。就如同講述自己的故事一樣，我們都會添加一些細節，而省略一些不合時宜的事實，我們會對故事進行細微的自我拔高的修飾，事實會被修飾得很好，以至於下一次我們還會增加一些細節;我們確信這些細微的無傷大雅的謊言會使故事更合理更清晰，(這種修飾)最終會使我們的回憶與真實發生的事情產生出入，或者甚至回憶起沒有發生過的事情。

記憶就是這樣成為我們個人的自我辯護的歷史。社會心理學家安東尼·格林沃德(Anthony Greenwald)曾指出，自我會被「極端自我」所控制，「極端自我」會無情地毀滅那些自我不願聽到的信息，就像法西斯領導人那樣，站在勝利者的角度重寫歷史。然而，極權主義統治者重寫歷史是為了傳給後世，但極端自我者重寫歷史是為了傳給自己。歷史被勝利者書寫，而當我們撰寫自己歷史的時候，我們也會像國家主宰者那樣:為我們的所作所為辯護，使我們看上去或自我感覺更良好。如果我們犯了錯誤，記憶會幫助我們將自己的錯誤安到別人身上，即便我們在場，也不過是無辜的旁觀者而已。

最起碼的，記憶會消除曾經的不和諧，它會使言論偏頗，使我們選擇性地忘記那些失調，使我們去確認那些我們相信的信息。例如，假如我們完全理性，我們將努力記住聰明的、敏銳的想法，而不會竭力去回憶那些愚蠢的想法。但是，失調理論預言，我們會想當然地忘記對手精闢的論斷，就像我們忘記自己曾經愚蠢的想法一樣。如果我們的觀點被愚蠢的觀點所支持便會引起失調，因為它會令我們質疑自己的觀點是否明智或者懷疑那些贊同這一立場的人們是否明智。同樣，對手所提出的明智的觀點也能引起失調，因為它可能會證實對方觀點正確或者值得認真對待。由於我們自身愚蠢的觀點以及對方明智的觀點都會引起失調，失調理論預言，我們要麼學會那些明智的理論，要麼很快將它們忘掉。這便是愛德華·瓊斯(Edward Jones)和石川·科勒(Rika Kohler)1958年在北卡羅來納所做的有關種族隔離態度的經典實驗中的發現。每一方都容易回憶起那些符合自己立場且聽起來有道理，以及符合對方立場且聽起來也沒有道理的觀點。每一方都會忘記那些聽起來沒有道理但符合自己立場，以及聽起來有道理但符合對方立場的觀點。

當然，我們的記憶也會儘可能詳盡和準確。我們記得自己的初吻和最喜愛的老師，我們記得家史、電影、日期、棒球、少年的羞澀和勝利。我們記得自己生活經歷中的重要事件。但是，當我們記憶出錯的時候，這些錯誤並不是隨意出現的。日常生活中的記憶偏差和失調會幫助我們理解世界的意義以及我們在世界中的位置，會保護我們的決策和信念。特別是當我們具有保持自我概念一致的動機時，當我們希望自己正確時，當我們的自尊心需要保護時，當我們需要為失敗或者錯誤的決策進行辯解時，或者當我們需要找到一個以往被證明正確的對當前問題的解釋時，這種歪曲甚至會更有力量。歪曲、重構以及徹底的忘卻，是記憶的步兵，當極端自我試圖保護自我、隔離痛苦或解除與自我形象相矛盾相背離的尷尬時，他們會被召集到前線:「我那樣做了嗎?」這就是為什麼研究記憶的學者喜歡引用尼采(Nietzsche)的話:「『我已經那樣做了』，我的記憶說。『我不可能那樣做』，我的自尊猶豫不定地說。最終－－記憶屈服了。」

記憶的偏差

本書作者之一(卡羅爾)有一本特別喜愛的兒童讀物，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的《奇妙的字母O》，她記得那是當自己是個小女孩的時候父親送給她的。卡羅爾回憶道，一群強盜佔領了一個島嶼，禁止當地居民說與字母O有關的話，禁止使用包含字母O的物品。「我曾經清楚地記得父親在給我們讀《奇妙的字母O》，我們一起嘲笑害羞的奧菲麗婭·奧利弗(Ophelia Oliver)竟認為自己的名字里沒有字母O。我記得自己同那些遭到入侵的島民一道，大膽地猜測那個從未丟失的第四個含有字母O的單詞(在love、hope和valor之後)，我父親邊猜邊開玩笑:是Oregon?Orangutan?還是Ophthhalmologist?此後不久，我發現了自己收藏的第一版《奇妙的字母O》。該書是在1957年出版的，那時我父親已經去世了一年。我難以置信而又吃驚地看著那個日期，很顯然，是另外一個人給了我那本書，另外一個人給我讀它，另外一個人和我一起取笑奧菲麗婭·奧利弗，另外一個人希望我理解第四個帶O 的單詞是freedom。這個人從我的記憶中消失了。」

這個小故事說明了三個關於記憶的重要事實:要辨明一個真實的記憶是多麼困難，某個完整的記憶包括它的細節，有時可能是完全錯誤的。即便是很有把握的、完全確定的記憶是準確的，也不意味著這就是事情的本來面目，記憶所支撐的我們當前的感受和信念可能是錯誤的。「我有一系列的關於我父親的信念，」卡羅爾評論道，「他是一個熱心的人，風趣而又甘於奉獻的父親，他喜歡給我讀書，他帶我翻遍整個圖書館，他喜歡巧妙的對話，因此，對我來說，推測(不，是回憶)他是給我讀《奇妙的字母O》的人是合乎邏輯的。」

記憶的比喻適合我們當今這個科技時代。幾個世紀以前，哲學家們曾經將記憶比作可以在上面留下印跡的柔軟的蠟片。隨著印刷時代的到來，人們開始將記憶比作將事件保留下來以備提取的圖書館。(處在某個特定年齡段的我們仍然會持這樣的看法，我們會抱怨向已經凌亂不堪的大腦再「提交」信息。)電影和錄音機出現後，人們開始將記憶比作攝像機，拍下出生的瞬間並自動地錄製下此後的每一刻。今天，我們將記憶比作電腦，儘管我們一些人希望可以更加方便地隨機存取，但我們仍然假定圍繞著我們所發生的一切都「被存貯」。你的大腦可能並沒有顯示所有的記憶，但是它們都存貯在那裡，以備你將來提取。

有關記憶的這些比喻廣為流傳並得以強化，但卻是不正確的。記憶並非埋藏在大腦的某個地方，就像埋在某個考古遺址里的屍骸;記憶並不像長在土裡的小蘿蔔，不能連根拔出;而且，它們並不會在被拔出之後，得不到很好的保護。我們不能回憶起自己所經歷的每一件事情，我們所選擇的僅僅是一些重要的事情。(假如沒有遺忘，我們的意識就不能有效地工作，因為它們和混亂的精神世界攙雜在一起－－上周三的氣溫、在公交車上令人厭煩的談話、我們撥打的每一個電話號碼。)而且，恢復記憶不像回收文件或重放磁帶;它就像讓人們觀看幾個不相干的電影鏡頭，然後讓他們指出餘下的可能情節。我們可能會採取生搬硬套的方式來再現詩歌、玩笑或者其他信息，但是當我們對複雜的信息進行回憶時，我們會對其進行加工以使其與故事情節相吻合。

由於記憶是可以重新建構的，它往往會被混同於閑談雜論－－把在別人身上發生的和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混在一起，或者你記住了根本就沒有發生過的事情。在建構記憶的過程中，人們從許多來源獲得信息。當回憶自己5歲生日的聚會時，你可能會有一個直接的記憶片段:你的弟弟把手指戳在蛋糕上，把蛋糕弄壞了。但是，你還可能加上一些信息，如你後來從家庭的故事、照片、錄像中得到的，還有在電視上看過的生日聚會。你會將所有的片段編織在一起。假如有人對你實施催眠，讓你返回5歲生日的聚會現場。你會講述一個生動的故事，但這個故事卻包含了許多以往聚會中根本沒有發生過的細節。稍後，你便不能將自己的真實記憶同從其他地方獲得的後繼信息區分出來。這種現象被稱作「來源混淆」，或者說是被人們關注的「我是從哪裡聽說的」問題。類似的問題還有:我讀過它嗎?我見過它嗎?或者，有人告訴過我嗎?

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在《一個天主教徒的少女時代》一書中出色地利用了她對閑談雜論的理解，這是一種有悖於常人的敘事方式。在每一章的結尾，麥卡錫都會將自己的記憶與事實相對照，看看二者是否有出入，有時事實甚至會毀掉一個好故事。在《一罐黃油》一章中，麥卡錫生動地回憶了喜歡體罰她的叔叔梅爾斯(Myers)和嬸子瑪格麗特(Margaret)，這兩個親戚在她的父母去世以後收養了她和弟弟，他們責怪她偷走了弟弟的水手傑克（百事公司旗下的一種小食品商標。－－譯者注）獎品－－一個鍍錫的蝴蝶。她沒有偷，大家找遍了全家都沒有找到。但是，一天晚餐後，那個蝴蝶在餐桌的布罩下找到了，它就在瑪麗的座位附近。叔叔和嬸子以「偷竊」為由狠揍了她一頓，叔叔使用的是一條皮帶，嬸子用的是一把梳子，但有關這件事情的謎團卻自始至終沒有解開。多年以後，當堂兄弟姊妹們長大以後一起回憶往事的時候，他們談到了死去的叔叔梅爾斯。「直到那時我的弟弟普雷斯頓(Preston)才告訴我，」麥卡錫說，「在那個不同尋常的『蝴蝶』之夜，他曾看見梅爾斯叔叔偷偷地從卧室走進廚房，撩起布罩，他手裡拿著蝴蝶。」

每一章的結尾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伴隨著出色的講述，出現的是一個戲劇性的結尾。隨後，麥卡錫會有一段附言。在她寫這部回憶錄的時候，她說：「我突然想起我在大學時寫過的一個劇本。難道說叔叔把蝴蝶放在餐桌上我坐的位置上的想法是受到了老師的暗示?我幾乎能聽到她在激動地對我說：『一定是你叔叔做的。』」麥卡錫給她的弟弟們打電話，但是他們中沒有一個人就這件事情給她回話，包括普雷斯頓，他不記得曾見過叔叔拿著蝴蝶(那時他僅僅7歲)，也忘記了自己在談及那次家庭晚餐時所說的話。「我擔心，最有可能的是，」麥卡錫總結道，「我混淆了這兩種記憶。」－－丟失蝴蝶這件事情以及後來老師對可能發生的事情所作的解釋。6它可能是一種心理感覺:梅爾斯往布罩下放蝴蝶的舉動與麥卡錫對他的總體上所持的惡感是一致的，這進一步證明了自己對所受到的不公平懲罰的憤怒是合理的。

然而，大多數人在撰寫自己的回憶錄或者描述自己以往的經歷時，並沒有像瑪麗·麥卡錫那樣去做。他們會用向自己的治療師進行講述時所採用的方式來做:「醫生，這就是所發生的一切。」他們不願聽到對方說這樣的話：「哦，你確信事情是這樣的嗎?你的母親討厭你，你的態度是積極的嗎?你肯定你的父親是粗魯的人嗎?當面對這一切的時候，我們應當檢查一下你的這些可怕記憶。你可能忘記了自己所做過的可能會令自己感到惱火的事情－－譬方說，替自己與那位來自俄克拉荷馬某個小鎮的一位律師待在一起這樣的小事辯護。」相反，我們對自己所講的故事信心十足，不想看到聽者持有異議或者相反的證據，這就意味著我們不期望對自己的記憶進行詳細檢查以保證其準確性。你關於父親如何待你的那些鮮明的記憶，反映了你和他之間的關係。那麼，你忘掉了什麼呢?你記得自己因為不聽話而挨過他的揍，並且為他沒有解釋管教你的理由而感到惱火。但是，你是否可能是那種聽不進父親解釋的孩子呢?或許你根本沒有耐心，沒有動力，根本不想聽那些話。在講故事的時候，我們往往會置身事外:我父親做出這樣或那樣的事情，僅僅因為他是父親，而不是因為我屬於哪類孩子。那就是記憶的自我辯護。這便是當我們知道某段記憶是錯誤的時候，我們會感到震驚(此時腳下的大地都在晃動)和迷茫的原因。在某種意義上講，的確如此。它促使我們反思自己在故事中的角色。

任何一位家長在參加「你不能贏」遊戲時都是不情願的。你要求女兒去參加鋼琴課，但後來她卻抱怨你損毀了她對鋼琴的熱愛。你讓女兒放棄課程，因為她不喜歡枯燥的訓練，但後來她卻抱怨你沒有逼迫她進行訓練－－以至於她現在根本不會彈奏鋼琴。你要求兒子下午參加希伯來語學校，他會抱怨你試圖阻止他成為另一位漢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但你若不讓他去，他則會抱怨你沒有提供機會發揮他的特長。貝特西·彼德森(Betsy Petersen)在她的回憶錄《與父親一起跳舞》中發自內心地抱怨自己的父母，她責怪他們只讓她參加了游泳課、蹦床課、騎馬課和乒乓球課，卻沒有讓她參加芭蕾舞課。「我唯一想做的，他們卻沒有給我機會。」她寫道。責怪父母是常見的為自己開脫的方式，因為這會讓人們容忍有些遺憾和不完美的生活。錯誤是由他們造成的。我們不會在意自己對上課的厭煩或者對它能夠帶來的好處的強烈拒絕。因此，記憶會減少自己的責任並且誇張他人的責任。

到目前為止，對記憶最重要的歪曲，是利用它來為我們自己的生活進行辯護或者解釋。我們的大腦和感官不能解釋自己的經歷，它們似乎被分隔成好多碎片，記憶把它們鑲嵌在一起。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會看清鑲嵌的方式。它好像是彼此交織而且不可改變的;我們難以想像如何將這些碎片合成一個整體。但是，多年的講述會將它合成一個包含了英雄和惡人的完整的有意義的故事，這也是我們為什麼會成為我們現在這個樣子的原因。由於敘事是我們理解世界以及我們在其中所處位置的方式，因而它要大於各個部分的總和。假如某個部分，某個記憶片段是錯誤的，人們便不得不設法減少因此而導致的失調，甚至會重新考慮基本的心理分類:畢竟，在你看來，爸爸(媽媽)並沒有那麼好(壞)，對嗎?在你看來，爸爸(媽媽)是複雜的人嗎?對生活的講述可能基本上是真實的;你的父親或者母親可能的確是可恨的，或者是聖潔的。問題是，當敘事成為自我辯護的主要來源時，一旦敘事者要為錯誤和失敗尋找依靠，記憶便會為其所用。這樣，敘事者也就只是確認父母做錯的事情，而會遺忘那些父母做過卻會導致認知失調的好事情。一段時間以後，隨著故事情節的固化，要看到完整的父母(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既會堅強，也會懦弱;既有良好的願望，也有令人遺憾的過錯)會變得更加困難。

記憶創造了我們的故事，同時我們的故事也創造了我們的記憶。一旦開始敘事，我們便會改造自己的記憶來與之相吻合。芭芭拉·特沃斯基(Barbara Tversky)和伊麗莎白·馬什(Elizabeth Marsh)的一系列的實驗，揭示了我們如何「虛構自己的生活故事」。在其中一項實驗中，被試們閱讀了一段有關兩個室友的故事，這兩個人各做了一件令人惱火的事情和友善的事情。隨後，要求他們寫一封信對其中的一個人進行評價，或者是一封寫給某個房管部門的控告信，或者是一封寫給某個社交俱樂部的推薦信。在寫信的過程中，被試們會在信中增加一些原來故事中沒有的細節和詳情;例如，如果他們寫的是控告信，他們可能會加上，「瑞切爾(Rachel)很虛偽」。之後，當他們被要求準確地對原來的故事進行回憶時，他們的記憶就會因受到信中所寫內容的影響而變得偏頗。他們記住了信中所寫的那些與事實不符的錯誤細節，卻忘記了他們沒有寫到的那些引起他們失調的信息。

為了說明記憶是如何改變以迎合我們的故事，心理學家們研究了記憶如何隨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假如你對同一個人的記憶出現變化，受到你現在生活中所發生事情的影響而出現正向或者負向的變化，那麼這種變化完全是由你而不是它們引起的。這一過程會逐漸展開，以至於你幾乎感覺不到有什麼不同。「多年以後我發現了我青少年時的日記，」一位女士在給專欄作家艾米(Amy)的信中寫道，「它充滿了不安全感和憤怒。讀到自己曾經有過的那種感覺，我感到很震驚。我認為自己同媽媽之間的關係十分親密，我不記得存在什麼大的問題，但從日記看來卻恰恰相反。」

在布魯克·菲尼(Brooke Feeney)和朱迪·卡西迪(Jude Cassidy)的兩項實驗中，這封信的作者「我不記得存在什麼大的問題」的原因得以確認，他們的研究顯示了青少年們如何記憶(或者忘記)與自己父母之間的爭吵。這些青少年和他們的父母一起來到實驗室填寫一份表格，他們對表格所列出的一些話題態度顯然不一致，這些話題包括:個人外表、宵禁令、經常和同胞兄弟的爭吵，等等。隨後，每一個青少年和父母之間有10分鐘的單獨談話，他們談論並嘗試解決彼此之間分歧最大的問題。最後，要求青少年們對他們所感受到衝突的程度、他們自身情感的激烈程度、他們對父母的態度等等進行評價。六周後，要求他們回憶並再次評價衝突程度以及他們對衝突的反應程度。那些感到與父母關係親密的青少年所回憶的爭吵強度以及衝突程度，比當時記錄的要低。而那些與父母之間存在矛盾或者有疏離感的，對衝突的激烈和殘酷程度的記憶都要高於當時的記錄。

正如我們當前對父母的態度會形成我們的父母曾經如何對待我們的記憶，我們當前的自我概念影響我們對自己以往生活的記憶。1962年，當時還是一名年輕的精神科學生的丹尼爾·奧佛爾(Daniel Offer)和他的同學們對73名14歲男孩進行了訪談，訪談涉及家庭生活、性、宗教、父母、父母的管教以及其他一些受情感影響的話題。34年後，當這些人已經48歲的時候，奧佛爾和他的同學再次對他們進行了訪談，要求他們談談自己對青少年時期的記憶。「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推斷說，「讓男士去猜測他們青少年時期所說過的話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中的大多數人記得自己是個大膽的、外露的青少年，而他們在14歲的時候對自己的描述卻是很羞澀。在經歷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性解放之後，這些男士所回憶起來的自己在性方面要比當初真實的自己更解放、更大膽。近乎一半的人回憶當自己是青少年的時候相信，作為一名高中學生有過性行為是好事，而僅有15％的人所感受到的與他們14歲時的感受一致。這些男士當前的自我概念污染了他們的記憶，將他們過去的自我與當前的自我融合在了一起。

記憶在各種形式的自我拔高之中被歪曲了。男人和女人們所回憶起來的性伴侶都會比實際上少，他們回憶起與自己的性夥伴做愛的次數比實際上要多，而且他們回憶起使用避孕套的情況也要比實際上多。人們還會回憶自己實際上沒有進行的投票，他們會記得自己將選票投給了獲勝的候選人，而不是他們實際投給的政治家，他們會記得自己所做的善事要比實際做過的多，他們記憶中自己的孩子走路、說話的時間也比實際上要早……你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吧。

假如某種記憶成為你的個性的核心部分，自利偏差便更有可能出現。傑出的認知心理學家拉夫·哈伯(Ralph Haber)，很喜歡講自己是如何在母親反對的情況下選擇斯坦福大學研究生院的故事。他回憶道，他的母親希望他繼續在密歇根大學接受教育，這裡離家很近;但是他希望離家遠一些，這樣可以更加獨立。「我對此記憶猶新:當拿到斯坦福大學的入學通知書和獎學金的時候，我高興得跳了起來，滿懷熱情地接受它，並準備向西部開拔。此事已成定局!」25年後，當哈伯返回密歇根參加母親80歲生日時，母親遞給他一個存放信件的鞋盒子，這些信件是他們多年前寫給對方的。在拿出的第一封信中，他了解到自己曾明確決定要留在密歇根而拒絕所有其他選擇。「正是我的母親」，他告訴我們，「動情地懇求我改變主意」才促使我離開家。「我必須寫出這一衝突性決策的全部，以便於讓我的記憶前後一致，」哈伯現在說，「讓我的記憶與自己當初離家時的真實情況相吻合;與如何看待當時可以離開家的我相吻合;與我需要一個愛我因而希望我待在身邊的母親的想法相吻合。」 順便說一下，哈伯的專業特長是自傳式記憶。

在拉夫·哈伯的這個案例中，記憶的歪曲保持了獨立的自我概念。但是，對大多數人說，自我概念處於變化、改善和發展之中。對於我們一些人來說，它建立在完全改變的信念的基礎之上;的確如此，過去的自我好像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當人們改變了宗教信仰、歷經了一場災難、遭受了癌症的折磨，或者從毒癮中擺脫出來的時候，他們經常感受到這種改變;他們會說，原來的自己並非「自己」。對於那些經歷過這種變化的人來說，記憶通過改變他們的觀點來幫助解決過去的自己和現在的自己的不一致。當人們回憶起和自己當前觀點不一致的行為時，例如，當要求教徒們記住他們應該參加卻沒有參加宗教服務的次數，或者要求反對宗教信仰的人記住他們參加宗教服務的情況時，他們會站在第三者的立場去顯現記憶，似乎他們是公正的觀察者。但是，當他們回憶起與自己當前個性一致的行為時，他們是作為第一見證人在講述，似乎他們是用自己的眼睛在觀察從前的自己。

假如事實上我們根本沒有改變而只是認為自己發生了改變的時候，情況又會如何呢?記憶仍然可以幫忙。在邁克爾·康威(Michael Conway)和邁克爾·羅斯(Michael Ross)進行的一項實驗中，106名學生參加了一項學習技能改善的項目，如同其他項目一樣，該項目也是名不副實。開始時，學生們對自己的技能進行了評價，隨後他們或者被隨機分派科目，或者被列入候選名單。培訓對他們的學習習慣或學習成績沒有任何影響。那麼，學生們會如何為這種時間和精力上的浪費辯護呢?經過了三周毫無用處的培訓之後，那些參加了那些課的被試應該認為他們的技能有了提高，但客觀數據卻顯示他們的功課做得並不好。他們會如何來減少失調呢?三周以後，當要求這些被試儘可能準確地回憶最初對自己技能的評價時，他們進行了錯誤的回憶，所回憶起來的評價要遠遠差於他們最初所作的評價;由此他們可以相信自己的技能有了提高，而實際上卻根本沒有任何變化。六個月之後，當要求他們回憶自己在那個科目上的成績時，他們也進行了錯誤的回憶，相信自己的成績比以往要高。而那些被列入技能培訓項目候選名單的學生，沒有花費任何努力、精力或者時間，沒有感受到認知失調，也沒有為任何事情辯護。由於沒有歪曲自己記憶的需要，因而他們準確地回憶起自己的能力和最近的成績。

康威和羅斯將這種自利性的記憶偏差稱之為「通過修正自己原有的，來獲得自己所需的」。在生命周期更長的範圍內，我們中的許多人會這樣去做:將自己的生活歷史記憶得比實際情況更差，由此可以對自己所取得的進步在認知上加以歪曲，從而讓我們感到自己現在更好。當然，我們所有的人都會長大、成熟，但是一般而言我們所取得的進步並不像自己所認為的那樣大。記憶的這種偏差解釋了為什麼我們每個人都會感到自己改變了許多，而我們的朋友、敵人和愛人卻依然如故。當我們在中學同學聚會時遇到哈里(Harry)的時候，哈里向我們講述著畢業後他所取得的進步，我們不住地點頭並在心裡默默念叨:「還是那個哈里;不過是胖了點，更坦率了些。」

記憶的自我辯護機制將成為令人著迷而又往往令人惱怒的人性的另一個方面，它不會向我們提供我們如何生活、如何作出有關他人的決策、如何形成自己的人生哲學的事實;我們在記憶的基礎上形成的故事經常是正確的，但也經常會出現致命的錯誤。沒有記住發生過的事情是令人沮喪的;而記住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則更加令人驚恐。我們的許多錯誤記憶是中性的，就像到底是誰在為我們讀《奇妙的字母O》，但有時它們卻會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不僅會影響到我們自己，而且還會影響到我們的家人、朋友乃至社會大眾。

有關錯誤記憶的故事

1995年在德國，賓札民·維爾柯米爾斯基(Binjamin Wilkomirski)出版了《碎片》一書，該書回顧了作者童年時代在馬伊達內克和比爾克瑙集中營里的可怕經歷。該書記錄了一名兒童親眼見到的納粹暴行，以及他最終被營救到瑞士的經歷。《碎片》贏得了極高的讚譽。一些評論家將它與普利莫·列維(Primo Levi)和安妮·弗蘭克(Anne frank)的作品相媲美。《紐約時報》評論這本書是「令人震驚的」，《洛杉磯時報》稱之為「關於大屠殺的經典紀實報告」。在美國，《碎片》獲得了1996年國家猶太圖書獎(傳記和回憶類)，美國行為精神病協會因維爾柯米爾斯基對大屠殺和種族滅絕問題的研究而授予他海曼(Hayman)獎。在英國，這本書贏得了猶太季度文學獎。在法國，它贏得了大屠殺備忘錄的稱號。華盛頓的大屠殺紀念館還資助維爾柯米爾斯基參加了全美六城市巡遊。

隨後，《碎片》卻被證實是徹頭徹尾的道聽途說。這本書的作者，真實姓名是布魯諾·格羅斯讓(Bruno Grosjean)，他不但不是猶太人，而且毫無猶太血統。他是瑞士的一名音樂家，生於1941年，他的母親是一個名叫伊旺娜·格羅斯讓(Yvonne Grosjean)的未婚女士，幾年後他被親生母親拋棄，後來被無子女的瑞士夫婦道瑟科(D?ssekker)收養。他從未到過集中營，書中有關他的故事都是從他讀過的歷史書、看過的電影，以及傑西·科辛斯基(Jerzy Kosinski)一本名為《五彩繽紛的鳥》的超現實小說中獲得的。《五彩繽紛的鳥》記錄了一個男孩在大屠殺中的悲慘遭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科辛斯基也聲稱他的小說是自傳，後來也被揭露是不真實的。)

讓我們再從瑞士回到富裕的波士頓郊區，威爾·安德魯斯(Will Andrews，這個名字是對他進行訪談的心理學家取的)就住在那裡。威爾是一位長相帥氣、談吐清晰、有一個幸福美滿家庭的40多歲的男士。威爾認為自己曾經被外星人綁架過，他依然對過去10年自己身體、心理和性方面的經歷記憶猶新。事實上，他還聲稱，那個外星人嚮導懷上了他的孩子，並生下了一對雙胞胎男孩，現在已經8歲了。他傷心地說，自己從未見過他們，但是這兩個孩子在他的情感世界裡佔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說被綁架雖然是可怕和痛苦的，但總體上說，他很高興自己被「選中」。

這兩個人對自己的欺騙行為具有負罪感嗎?難道布魯諾·格羅斯讓(賓札民·維爾柯米爾斯基)是想通過編造故事而聞名全世界嗎?威爾·安德魯斯是為了登上《歐普拉》雜誌才捏造出被外星人綁架的回憶嗎?我們不這樣認為，我們認為他們像湯姆·伯考一樣並非有意說謊。那麼是不是這些人精神方面出了問題呢?不是的，他們過著相當合理的正常生活，有很好的工作，良好的人際關係，收入足以應付支出。事實上，他們是數以千計在童年或成年時期能記住關於悲慘遭遇報道的代表，不久，實踐將證明這些事從未在他們身上發生過。心理學家對很多這樣的個體進行了研究，結果證明他們並沒有患上精神分裂或精神失調。他們可能僅僅經歷了一些人通常經歷過的問題，如壓抑、沮喪、焦慮、飲食失調、孤獨、存在感缺失等。

因此，維爾柯米爾斯基和安德魯斯並沒有發瘋或者是騙人，而是他們的記憶出現了錯誤，而且是某個特定的方面出現了錯誤，是因為自我辯護的原因。他們的故事從表面上看相差很大，而實際上是被一些產生錯誤記憶的心理或精神結構聯繫在一起的，這些記憶讓人感覺栩栩如生和富有情感。這些記憶不只在短暫的瞬間存在，可能會保持幾個月，甚至是幾年，心理學家已經認識到這些記憶活動出現的階段性規律。

瑞士歷史學家斯蒂芬·米契勒(Stefan Maechler)曾經採訪過維爾柯米爾斯基本人和他的朋友、親屬、前妻以及其他與故事有關的每一個人，根據他的研究，布魯諾·格羅斯讓這樣做的動機並非出於自私的考慮，而是因為自我說服。格羅斯讓花了20多年的時間把他自己轉變成維爾柯米爾斯基，撰寫《碎片》是他蛻變成一個新身份的最後一步，而不是他構織謊言的第一步。「維爾柯米爾斯基敘述的錄像帶和見證人報告給人一種愉快的感覺，」 米契勒寫道，「他作為集中營受害者這一角色是很真實的，在其中他最終找到了自己。」 維爾柯米爾斯基作為大屠殺倖存者的新身份給了他一種強有力的價值感和目的感，還有數不盡的崇敬和支持。他是如何得到這些獎章和演講邀請的呢?這並非一個二流的單簧管手所能做到的。

賓札民·維爾柯米爾斯基，也就是布魯諾·格羅斯讓，4歲前一直被送來送去，居無定所，他母親只是偶爾來看他，後來母親徹底拋棄了他，把他送到兒童福利院，直到被道瑟科夫婦領養。成年之後，維爾柯米爾斯基認為他童年的經歷或許是他出現問題的根源，也許的確是這樣。一個通常的故事模式是，有一個孩子被沒有撫養能力的單身母親所生，最後被正常而善良的夫婦收養，但這樣一個故事在解釋他的問題時並不充分。假如他不是被收養而是在戰後獲救，在孤兒院里與一個叫布魯諾·格羅斯讓的孩子進行了調換，情況又會怎樣呢?「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嗎?」他的傳記作家談到維爾柯米爾斯基的感受：「是否還會有一種驚恐感突然襲上心頭?或者，是否會在他的後腦遭受過撞擊並在他的前額留下創疤?或者，是否被持續不斷的噩夢所折磨?」

還能有什麼其他原因呢?驚恐不過是對壓力的一種正常的反應。每個人都會受到這樣那樣的傷害。事實是，維爾柯米爾斯基的兒子也在同樣的情境中受到過同樣的創傷，這就為謎底帶來了真正的答案。噩夢對普通人來說是比較普遍的，令人驚訝的是，噩夢並不是實際經歷的必然反應。一些受過精神創傷的成人和孩子不一定做這樣的噩夢，但是沒有受到創傷的人倒是會做起噩夢。

但是，維爾柯米爾斯基對這些解釋並不感興趣。在對生命價值探索的過程中，他已經從試圖在早期經歷中找尋導致癥狀真實原因的陰影中走了出來。首先，他對那些創傷的經歷是沒有真實記憶的，他越沉溺於記憶中，也就越難以解釋他以前的經歷。他開始閱讀大量有關大屠殺的書籍，包括倖存者的敘述。他開始認同猶太人的生活方式。在38歲的時候，他遇到了厄里蘇爾·伯恩斯坦(Elitsur Bernstein)，一位住在蘇黎世的以色列心理學家，並成為他最親密的朋友。厄里蘇爾·伯恩斯坦建議他到自己過去曾經到過的地方旅遊。

循著自己的記憶，維爾柯米爾斯基和自己的一群朋友前往馬伊達內克旅遊，其中也有伯恩斯坦。他們到達時，維爾柯米爾斯基哭著說:「這就是我的家，這就是兒童被隔離的地方!」朋友們拜訪了集中營檔案館的歷史學家，當維爾柯米爾斯基問起有關兒童隔離室的事情時，這些歷史學家們感到好笑。他們說，當時很小的孩子要麼死掉要麼被殺死;其實，納粹並沒有在特別的營房裡設置託兒所，所以維爾柯米爾斯基的記憶是錯誤的。維爾柯米爾斯基在探尋自己身份的道路上走得太遠了，以至於難以回頭，因為證據表明他是錯的。於是為了減輕失調，他將那些歷史學家打發走了。「這些歷史學家讓我看起來很無知，這種做法真的很令人討厭，」他對米契勒說，「從那時起，我認識到我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記憶，而不是那些所謂的歷史學家所講的，因為在他們的研究中從來也沒有孩子的位置。」

接下來，維爾柯米爾斯基通過接受治療來緩解他的噩夢、恐懼以及所受到的所有創傷。他找到了一位名叫莫妮卡·瑪塔(Monika Matta)的精神分析師給他治療。瑪塔為他解夢，並且採用諸如畫圖和其他一些增強「對身體的情感意識」的方法。瑪塔建議他把回憶起來的東西寫下來，因為人們總能記得受創傷的隱私經歷，寫下來的確是有好處的，因為通過記錄，能夠使患者更清晰回憶起自己的過去，從而找到問題根源。而對那些試圖記起不曾發生事情的人而言，通過記錄、分析夢境、畫圖等這類精神治療師常用的方法，能夠迅速地將他們的想像和現實聯繫起來。

伊麗莎白·洛夫特斯(Elizabeth Loftus)是記憶研究領域的領軍專家，她將這一過程稱之為「想像力擴張」，因為你想像得越多，你就越可能通過增加一些你做事的細節，將其擴展並嵌入你的實際記憶中。(科學家們甚至已經開始研究想像力擴張的大腦機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術來顯示它在神經水平上的工作機制。)例如，朱麗亞娜·瑪佐尼(Giuliana Mazzoni)和她的同事們要求他們的實驗被試講一個夢，而且作為反饋將會對他們的夢提供某種(虛假的)「個性化」的解釋。他們告訴其中的一半被試，這個夢意味著，他們在3歲前曾受到壞人的騷擾，或者在一個公開場合走失，或者發生了其他類似的悲慘事件。與沒有給出任何解釋的控制組被試相比，接受了解釋的這組被試更可能相信夢中的事件曾經發生過，並且最終其中一半的人會出現關於這一經歷的細節記憶。在另一個實驗中，要求被試們記住校醫從自己的小手指上取下皮膚樣本來做一項健康檢測(這項檢測並不存在)。對這一不可能情境的簡單想像便會令被試更加相信，這件事可能真的發生過。而且越是自信，他們添加到錯誤記憶中的感性細節就會越多(「這個地方很難聞」)。研究者們也可以間接地創造想像力擴張;只需通過讓人們解釋一個不可能事件是如何發生的，便可以做到這一點。認知心理學家瑪麗安娜·加里(Maryanne Garry)發現，正如人們告訴你一件事是怎樣發生的那樣，他們一開始也感到事情是真實的。兒童尤其容易接受這種暗示。

寫作能將人瞬間的想法變成歷史的現實，並且對於維爾柯米爾斯基來說，記錄下這些記憶也就證實了這些記憶。「我所患的病症告訴我，到了該為自己記錄下這一切的時候了，」維爾柯米爾斯基說，「當它們在記憶中受阻的時候，我會順著自己的暗示返回。」就像他在馬伊達內克辭退那些試圖喚醒他記憶的歷史學家一樣，他也拒絕了那些告訴他記憶並非那樣起作用的科學家們。

當《碎片》一書出版的時候，出版商收到了一封男子的來信，該信稱維爾柯米爾斯基的故事是不真實的。警覺的出版商向維爾柯米爾斯基證實此事。厄里蘇爾·伯恩斯坦和莫妮卡·瑪塔都來信表示支持。「當我閱讀手稿的時候，我就沒有對它的真實性產生過懷疑，」伯恩斯坦在給出版商的信中寫道，「我可以大膽地說，根據我的判斷，只有親身經歷的人才能以這種方式寫出這樣的作品。」莫妮卡·瑪塔為自己稍稍作了一點辯護，同樣也沒有懷疑維爾柯米爾斯基記憶和身份的真實性。瑪塔寫道，維爾柯米爾斯基是一個有天賦的、誠實的人，他有著「特別精確的記憶」，並深深地受到了兒時經歷的影響。她寫道，她希望任何「荒謬的猜疑都能夠消除」，因為該書的出版對維爾柯米爾斯基的精神健康很重要。她希望維爾柯米爾斯基不會因別人的背信棄義而被命運所壓垮。「所有的證據再一次表明，那是一個『不存在的人』。」在專家們的確認和保證之下，出版商按時出版了。最終，那個「不存在的人」的確存在。

1983年8月8日邁克爾·舍默(Michael Shermer)在騎自行車路過內布拉斯加的鄉村時，被外星人綁架了。一個巨大的宇宙飛船降落下來，強迫舍默到路邊去。外星人從飛行器中走出來，綁架了他長達90分鐘，之後他就不記得所發生的一切。舍默的經歷是罕見的，成千上萬的美國人認為他們曾遇到過UFO或外星人。有一些發生在他們長途駕駛的時候，周圍的景色單調無聊、沒有變化，而且經常是在晚上;他們昏昏沉沉，失去了時間感和距離感，希望能發生些異樣的事情。有些人甚至包括專業的駕駛員，看見一些他們不能解釋的奇異的光在空中盤旋。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經歷出現在半睡半醒、精神模糊的時候，當他們被震動吵醒時，看到幻影、外星人或鬼魂在他們床邊。他們常常會感到身體僵硬，不能活動。

騎自行車的人、汽車駕駛員和睡著的人，都身處金字塔的頂端:一些神秘和奇異的事情發生了，但那會是什麼呢?你可以不知道自己從不佳的心境中突然解脫的原因，但你卻不能不知道自己在睡眠時因為有鬼魅在床而被嚇醒的原因。假如你是一位科學家或者懷疑論者，你就會做一些調查並且為這類恐懼事件找到合理解釋以消除顧慮。當睡眠處於深層階段的時候，夢最容易出現，大腦會讓身體停止活動，所以當你夢到有幻影出現在床邊時會動彈不了。如果在身體可以活動之前，你從深層睡眠中醒過來，你便會感到短時間的身體癱瘓;如果你的大腦仍在夢鄉中馳騁，幾秒鐘後便會出現醒夢(waking dream)。這就是會有幻影出現在你床邊的原因－－你還在做夢，但是你的眼睛卻是睜開的。理查德·麥納利(Richard J. McNally)是哈佛大學一位研究記憶和創傷的臨床心理學家，他說：「睡眠癱瘓和打嗝病理一樣。」它相當普遍，他說道：「特別是對一些人而言，睡眠會被飛行時區的變更、工作的調換、疲勞所打亂。」大約30％的人有睡眠癱瘓的感覺，但僅有5％的人會產生幻覺。經歷過睡眠癱瘓的人，如果再報告經歷過醒夢，這兩種感覺混雜在一起是很可怕的。我們敢說，這就是外星人的感覺。

邁克爾·舍默，一位專業的懷疑論者，幾乎立刻就明白了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我那被綁架的經歷是由睡眠剝奪和身體疲勞引起的，」他後來寫道，「我在一場全長3100英里的環美自行車賽中已經行駛了83小時，走過了1259英里，我昏昏欲睡摔倒在路上，我的自行車倒在路邊發出很亮的光束。隊友們勸我小睡一會兒。此時，有關20世紀60年代的電視連續劇《入侵者》的一段遙遠記憶進入到我的夢裡……突然間，我的隊友變成了外星人。」

事實上，像舍默這樣的人遇到這類不可思議經歷的反應不過是說：「哦，一個多麼稀奇古怪、讓人提心弔膽的醒夢;不會讓大腦受到刺激吧?」但是威爾·安德魯斯和其他30多萬美國人會相信自己遇到了外星人，他們會從不同的方向走向金字塔的頂端。臨床心理學家蘇珊·克萊希(Susan Clancy)對上百位相信者進行了訪談，她發現:這一過程進行得越穩定，被外星人綁架的可信性越大。「所有我訪談的事件，」她寫道，「都遵循同樣的軌跡:一旦他們開始懷疑自己被綁架，事情便無可挽回……一旦這種想法的種子撒下了，即便只是在懷疑被外星人綁架，被綁架者也會開始尋找相符合的證據。一旦開始尋找，證據幾乎總會出現。」

與外星人的接觸是一種可怕的經歷。「一天晚上我半夜醒來，不能動彈，」其中一位接受訪談的人說，「我被恐懼包圍著，覺得有人進了我的房間。我想大喊，但是我發不出聲音來。整個過程只持續了一小會兒，但那足以恐懼得讓我無法入睡。」人們想要探究所發生事情的意義，希望為其他正在發生的問題尋找解釋，這是可以理解的。「自從記憶恢復以來，我一直很消沉，」一位參與了克萊希研究的人說，「我一定存在什麼嚴重的問題，我很想知道那個問題是什麼。」其他人則報告，性功能障礙、很重的瓶子、奇怪的經歷或癥狀會困擾著他們:「我想知道為什麼醒來的時候睡衣在地板上」;「我竟然流了那麼多的鼻血－－我是從不流鼻血的」;「我想知道自己背上的這些硬幣形狀的傷疤從何而來。」

為什麼這些人選擇外星人綁架作為對這些癥狀的解釋?為什麼他們不考慮其他更合理的解釋，例如「因為半夜很熱所以把睡衣脫了」或者「我太胖了－－需要做更多的運動」或者「到了夫妻切磋的時間了」?考慮到對睡眠問題、抑鬱、性功能障礙和日常的身體癥狀的所有可能的解釋，克萊希想搞清楚，為什麼有人會選擇最令人難以置信的外星人綁架?人們是如何記住我們大多數人認為不可能發生的事情，除非它們真的發生了?答案部分存在於美國文化之中，部分來自「體驗者」(那些相信自己遭到綁架的人對自己的稱呼)的個性需要。

體驗者逐漸相信外星人綁架是對他們癥狀的合理解釋，他們首先是聽到或讀到有關的故事，再加上相信的人的證明。當一個故事重複的次數足夠多，人們對它是如此熟悉以至於減少了對它的懷疑;哪怕是讓人們相信自己在幼小的時候親眼見過某種魔力這樣令人難以置信的故事也不例外。當然，外星人綁架的故事在美國很流行，在書刊上、電影上、電視上、談話節目中隨處可見。故事與體驗者的需要相吻合。克萊希發現大多數美國人是在傳統宗教觀念下成長起來的，但他們卻拒絕傳統宗教觀念，他們用新時代所強調的價值導向和新穎的康復訓練取而代之。他們更傾向於幻想和暗示，他們有更多來源混亂的麻煩，很容易將所想到的或所經歷過的與所讀到的故事或者從電視上所看到的(例如舍默是20世紀60年代在電視上看到了外星人)相混淆。或許最為重要的是，外星人綁架的解釋順應了體驗者可怕的醒夢的情感強度和戲劇效果。克萊希說，這種解釋對他們來說更真實，而傳統的「睡眠癱瘓」說法卻不能帶來這種感覺。

體驗者被外星人綁架的解釋和他們的癥狀相吻合時，他們就會感到特別興奮，就像維爾柯米爾斯基發現大屠殺倖存者的解釋和他自己所面對的困難相吻合一樣。綁架的故事可以幫助體驗者解釋自己內心的悲痛，而且還可以讓他們避免為自己的錯誤、遺憾和問題負責。「我不能被別人觸摸，」一位女士告訴克萊希，「即便是我的丈夫也不例外，他是一個善良的有教養的人。想像一下，一個45歲的人竟然還不知道美好的性生活是什麼樣的!現在我搞清楚了，這與那些傢伙對我所做的事情有關。在很小的時候我就成了他們的性實驗品。」 克萊希的每一位訪談對象都會告訴她一些所感覺到的改變自己經歷的事情，他們的生活有了改善，他們中大多數人生活得更有意義。威爾·安德魯斯說：「我準備放棄。我不知道錯在哪裡，但我知道失去了一些東西。現在，情況不同了。我感覺很好。我知道外面有很多東西，比我們本身更大更重要，由於某種原因它們讓我知道其存在。我與它們有著聯繫……這些生物是在向我們學習，我們也學習它們，最終一個新的世界會誕生。我將成為其中的一分子，或者是我本人或者是通過那對雙胞胎。」 威爾的妻子(在地球上的那個妻子)知道了威爾在虛構的故事中有了外星人後代很傷心，她告訴克萊希其中另有原因：「如果我們有自己的孩子，或許事情就不會那樣吧?」

在最後階段，一旦體驗者接受了外星人綁架的說法，恢復了記憶，他們會尋找像他們一樣的人，只閱讀那些與他們的新解釋相吻合的報道。他們堅決拒絕任何不一致的證據以及針對發生在他們身上事情的不同解釋。克萊希的一位訪談對象說：「我向上帝發誓，如果某人再向我提起睡眠癱瘓我會吐出來。那一晚房間里的確有東西!我在旋轉，不是在睡覺。」 克萊希的訪談對象都知道科學的解釋，但是他們都氣憤地拒絕了。幾年前在波士頓，麥納利同約翰·馬可(John Mack)之間發生了一場辯論，約翰·馬可是一位相信被綁架者的故事是真實的精神病醫師。馬可帶來了一位體驗者。那位女士聽了這場辯論，包括麥納利所談到的那些人相信被綁架是幻想以及共同的睡眠經歷導致了看見外星人的證據。在討論期間，這個婦女對麥納利說:「你沒看到嗎?假如有人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我也不會相信。」 麥納利說：「這恰恰是我們要做的。」

在這一過程的最後，站在金字塔底的體驗者們，已經和像邁克爾·舍默這樣的懷疑論者存在著相當一段距離。這些體驗者已經內化了他們新的錯誤記憶，並且現在已經不能將它們與事實區別開來。當他們被帶到一間實驗室，被要求描述自己被外星人綁架所受的創傷時，他們會出現強烈的生理反應(如心率和血壓)，這些反應和那些經歷過強烈壓力創傷的病人一樣。他們已經開始相信自己的故事了。

錯誤的記憶會讓我們原諒自己並為自己的錯誤進行辯護，但有時候這需要付出很高的代價:失去對我們的生活負責的能力。對記憶偏差的理解，能夠讓人們意識到，即便是深刻的記憶也有可能是錯誤的，可能會激勵人們更小心地對待自己的記憶，不再確定自己的記憶一向準確，不再尋求用過去的經歷來為現在的問題辯護。如果在許願的時候我們小心謹慎是因為願望有可能實現，那麼我們在選擇記憶為自己的生活辯護時也應當小心謹慎，因為我們在生活中必須要與它相伴。

當然，大多數人希望選擇的最有影響力的故事是受害者的講述。沒有人真正被外星人綁架過(儘管體驗者會與我們展開激烈的爭論)，但是數以萬計的人在兒童時代從殘酷的環境中倖存下來:忽視、性虐待、父母酗酒、暴力、遺棄、可怕的戰爭。許多人站出來講述他們的故事:他們如何應對，如何忍受，他們從中學到了什麼，他們怎樣繼續生活下去。這些帶有創傷的、非凡的故事成為激勵人們恢複信心的典範。

由於這些描述是那樣富有情緒感染力，數以千計的人得出「我也和他們一樣」的感覺。幾乎沒有人聲稱自己是大屠殺的倖存者;數以千計的人聲稱是外星人綁架的倖存者;數以萬計的人聲稱是亂倫和其他性創傷的倖存者，他們一直壓抑著這種記憶直到他們成人後接受治療。為什麼這些人沒有經歷過卻聲稱記得自己遭受過可怕的經歷，特別是這些想法會導致家庭和朋友的裂痕?通過歪曲自己的記憶，這些人「通過修正他們曾經的經歷，來獲得自己所希望的東西」，他們所希望的是將現在的生活(無論有多麼的單調和平庸)變成戰勝災禍後令人驚羨的成功。受到虐待的記憶也可以幫助他們克服「我是個精明的人」和「我現在的生活一團糟」所帶來的失調，選擇一種解釋來讓他們感覺良好並轉移責任:「我的生活一團糟並不是我的錯，看看他們對我做了多麼可怕的事情。」艾倫·貝絲(Ellen Bass)和蘿拉·戴維絲(Laura Davis)在《接受治療的勇氣》一書中作了詳細的解釋。她們告訴那些沒有兒童時期性虐待記憶的讀者：「但你們第一次回憶起自己遭到性虐待或者承認了它的影響時，你可能會感受到很大的安慰。你的問題最終會得到某種解釋，一定會有某個人或某件事情應當受到譴責。」

毋庸置疑，大多數對早年遭遇出現錯誤記憶的人，例如那些相信被外星人綁架的人，特別希望為自己的新解釋辯護並將它們保持下來。讓我們來看一下一位名叫霍莉·雷夢娜(Holly Ramona)的年輕女士的故事，她在進入大學一年之後因為意志消沉和飢餓症而接受治療。她的治療師告訴她，這種癥狀是兒童時期遭受性虐待的人所遇到的普遍問題，而霍莉否認性虐待曾經發生在自己的身上。過了一些時間，在治療師的要求和精神醫師的協助下，她被注射了安米妥鈉（一種可給人催眠的藥品，注射後會不同程度地出現幻覺。－－譯者注）(通常被誤稱為麻醉藥)。霍莉逐漸回憶起自己在5-16歲時多次被自己的父親強姦，而且她的父親還強迫她與家裡的狗發生性關係。霍莉那位被氣壞了的父親以治療不當，以及「植入並強化了自己對霍莉進行猥褻的錯誤記憶」，起訴了治療專家。陪審團對此表示同意，判她的父親無罪，判治療者有罪。

這一判決將霍莉置於了一種失調的狀態，她可以通過兩種方式中的一種來解決:她可以接受判決，認識到她的記憶是錯誤的，請求父親的原諒，試著挽回由於她的控告而導致破裂的家庭。或者，她可以以判決是對公正的歪曲為由拒絕判決，比以往更加相信父親對自己實施過性虐待，繼續接受康復治療。顯然，後一種方式對她而言是更容易作出的選擇，因為她需要為自己的起訴給父親和其他家庭成員所帶來的傷害辯護。改變她的想法就像輪船在一條狹窄的河道里掉頭一樣困難，沒有足夠的空間和機會來進行操作;保持原樣會更容易。事實上，霍莉·雷夢娜沒有強烈地拒絕判決;她決定進入研究生院並成為一名心理學家。最後我們聽說，她在鼓勵一些顧客恢復他們兒時受到虐待的記憶。

然而不時會有人站出來說出真相，有時真相甚至指向積極的自我辯護的故事。這並不容易，因為這意味著要用一種新的懷疑的目光來看待生活中那些令人欣慰的記憶，從每個角度來考查它的合理性，無論怎樣做都會給我們帶來很大的失調。例如作家瑪麗·卡爾(Mary Karr)用了自己整個成年期來考察，在她還是一個天真的少女時，她的父親是如何遺棄她的。這段記憶讓她覺得自己是父親忽略下的英雄的倖存者。但是當她坐下來撰寫自己的回憶錄時，她意識到這個故事可能並不真實。

「只有通過研究真實的事件並對自己的動機進行反思，深藏在心底的複雜的真相才會從黑暗中顯露出來。」她寫道。

但是一位傳記作者怎樣從虛假的事件中發掘出生活的真相呢?在某一處，我在結束部分寫到自己那個酗酒的、莽撞的父親，在我處於青春期的時候被?釋出來。當我尋求10歲左右的記憶來證明這一切時，得到的卻是另外一個不同的故事:我的父親仍然在按時叫我起床給我做早飯，約我去打獵、釣魚。我是可以對他說「不」的人。我將他留在了一群來自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亞的毒品販子那裡，然後去上了大學。

這遠比放棄我剛剛開始的卡通自畫像要傷心得多。如果放棄我自己的假設，相信我的故事來自自己從來無法克服的障礙－－將自己視為難以忍受的殘酷條件下好鬥的倖存者－－我可能並沒有搞清實際發生的一切。這也正是我所講的「上帝與真理同在」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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