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哲學家」海德格爾：走你孤獨之路，去擔當缺席和追問

譯讀海德格爾的一組詩

作者孫周興（同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節選自《我們時代的思想姿態》｜東方出版社｜授權刊登

哲學家海德格爾與詩有不解之緣。在20世紀西方哲人中，海德格爾論詩最多也最有意思。海氏不僅論詩很積極，自己在後期也曾由賦得幾首。自然，那是一些很哲學的詩了。所謂「詩哲」，看來用在海氏身上才最為貼切——海德格爾是一位「詩人哲學家」。

海德格爾的生活，大抵也體現出「詩哲」品格。筆者曾見過一組海德格爾晚年相片，攝的是黑森林深山中一間孤獨的木屋和海氏在那裡的日常生活場景。那風光，那路和屋，風雪和草木，白雲和藍天，特別令我心馳神往，覺得委實是一個詩意地運思的場所。

海德格爾小屋

也許正是在那裡，在那群山深處杳無人跡的林中路上，在那座或風雨飄搖或陽光沐浴的小木屋裡，海德格爾把思想當做寫詩，把寫詩當做悟道。於是才有了他詩意盎然的《林中路》、《在通向語言的途中》、《荷爾德林詩的闡釋》等詩學名作，也才有他獨具一格的吟詠：《從思想的經驗而來》。

我們這裡譯讀的是組詩《從思想的經驗而來》。這組詩吟成於1947年，標題已經挑明了這詩出於「思」，是「思」之「詩」。

道路和惦量，

階梯和道說

達於獨有之行。

無礙無顧

走你孤獨之路

去擔當缺席和追問。

這就是序詩，隱約顯出了一個遁入山林的思者形象。看來海德格爾是認了命。思想的事情往往是，思想者作運思的追問愈深、愈遠，他也就愈不能發現同道中人，也就愈有入於荒野叢林的寂寥感。真正的思想家終歸孤寂，因為他們敢於大膽冒險，先行探入人類精神和文化的遮蔽源頭。

況且，思想家海德格爾又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里，這個時代被稱為「現代」，所謂「新時代」（Neuzeit），它在本質上已進入「黑夜」。組詩第一首這樣寫道：

世界黑夜從未通達

存在之光。

對於諸神

我們來得太遲，

對於存在

我們來得太早。

方興未艾

存在之詩是吾人。

「我們」是置身於過個「新時代」的人們。而所謂「新時代」未必就比舊時代更光明些，更在白晝中；恰恰相反，這個「新時代」被稱為「世界黑夜」（Weltnacht）的時代。之所以黑夜，之所以了無光亮，乃是由於上帝的「缺席」。我們知道，這既是詩人荷爾德林的詩意經驗，也是哲人尼採的思想經驗。

對於西方世界來說，上帝的存不存在是性命攸關的事情，因為上帝乃是世界的光源，只有上帝能說「要有光……」。海德格爾就此有一番解說：「上帝之缺席意味著，不再有上帝可見地和明確地把人和物聚焦到它那裡，並且由於這種聚集把世界歷史和人在其中的逗留嵌合起來。但在上帝缺席這回事上預示著更為惡劣的東西。不光諸神和上帝逃遁了，而且神性的光輝在世界歷史中也已黯然熄滅。」

「我們」正處於神祇遠遁、神聖者消逝，同時「存在」的光亮又蔽而不顯的「世界黑夜」的「貧困時代」里。可見現代人落入了一個左右不是的夾縫裡，貌似富態，實則貧困潦倒，並且於自身的貧困潦倒還毫無自覺。這一現代生存處境乃是一個危險的深淵。現代人必得承受這個深淵；但同時需要有勇於先行入於此深淵的人。而在這個普遍麻痹不覺的時代里，誰還敢於挺身冒險，入於深淵去識破時代之貧困的真相，去探索世界的光亮本源呢？

惟有「我們」中的詩人和思想家。海德格爾借荷爾德林的詩意經驗把詩人的使命規定為對「神聖者」的命名。「在貧困時代里作為詩人意味著：吟唱著去摸索遠逝諸神之蹤跡。因此詩人能在世界黑夜的時代里道說神聖者。」詩人首先敢於大膽冒險入於深淵。惟詩人才能道說「神聖者」。在海氏看來，荷爾德林是這個貧困時代的詩人的「先驅者」，如特拉克爾和里爾克也可列入擔負起本真使命的詩人行列。另一方面，海德格爾把思想家的使命規定為對「存在」的道說。這種道說也是對「神聖者之維度」的指示，因為在海氏看來，「神聖者」只有在「存在之澄明」中才能顯露出來。在這個意義上，詩人與思想家互為近鄰，相親相愛。詩人吟唱「神聖者」，思想家思入「存在之澄明」，兩者都指向神性的光輝——「方興未艾，存在之詩是吾入！」運思本就是作詩。「存在之詩」即「存在之思」。

歌唱與思想同源

都是詩的近鄰。

它們出自存在

通達存在之真理。

其親緣關係令人想起

荷爾德林對林中樹的吟詠：

「林中樹木巍然矗立，

長相毗鄰卻彼此不識」。

海德格爾關於「詩、思合一」的思想並不是一個輕佻的浪漫主張，而是預示著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動向。我們看到，在後海德格爾的當代西方思潮中，詩與思、文學與哲學之間的界限正在得到消弭，或者說，兩者之間的關係正在得到重構。這無疑可以被視為海德格爾思想努力的一種繼續。這一點大有深意。思與詩的分野乃是西方傳統文化中的一個基本分別。「思」是哲學和科學的事業，是知性和邏輯思維；而「詩」即文學則屬於感性、情感和想像的領域。

西方傳統主流文化大體上是一種抑「詩」揚「思」、抑「感性想像」而揚「知性邏輯」的文化。詩的處境向來就不妙。柏拉圖早就把詩人逐出了他那個以哲學家為王的「理想國」。在近代率先為詩辯護的義大利思想家維柯把他生活的時代（十七八世紀）稱為「知性時代」，認為科學時代已經不可能孕育偉大的詩和詩人。老黑格爾也在19世紀做出一個判詞：藝術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那麼，在西方傳統中，「思想」的方式應該是十分發達的了？而海德格爾卻斷言：「我們從未通達思想」。可見海德格爾所說的「思想」與人們一般理解的思想（思維）是大異其趣的。科學向來是格物求知的明晰的思想方式，但海氏卻說「科學並不思」：哲學向來就是嚴格思想的領域，但海氏卻認為它是趨迫思想的「三大危險」中「惡劣而糟糕的危險」：

三大危險趨迫著思想。

美好而有益的危險

是吟詠詩人之切近。

不祥而最激烈的危險

是思想本身。

它必須反抗自身而思，

卻難得這般行為。

惡劣而糟糕的危險

是哲學方式。

海德格爾眼中的「思想」究竟是何種思想呢？它何以與傳統的哲學和科學的思想相區別呢？這個問題複雜，我們這裡只能作簡化的了解。在海德格爾的「思想」中始終貫穿著一個基本區分，所謂「存在學差異」，即「存在之為存在」與「存在者之存在」的差異。在海德格爾看來，傳統哲學和科學都只是對「存在者之存在」的認識和言說，只是一種知性邏輯上的「知」和「說」，都沒有能夠進入到「存在之為存在」的境界。「存在學」按本義講就是「存在之學」，討論的是「存在之為存在」；但傳統存在學卻堅持在邏輯層面上說「存在者之存在」，遂誤入歧途。

換言之，傳統存在學（形而上學）雖然早就有形上、形下之分，卻並沒有真正堅持「存在學差異」，根本上是不分「存在本身」與「存在者之為存在」的，或乾脆就把「存在本身」也當做一個「存在者」來加以「知」和「說」了：一旦在邏輯水平上「說」「存在」，就只可能把「存在」當做一個在者事物了。這樣「說」來「說」去，仍舊是「說」著「存在者」及其存在而已，諸如「理念」、「最高實體」、「上帝」、「絕對精神」之類，都是「存在者」種類而已。所以，傳統形而上學的歷史就是一種「存在之被遺忘狀態」的歷史。

海德格爾在前期的《存在與時間》中端出了一個存在學重建方案，他的基本思想是：從「此在」這個別具一格的存在者的存在入手來追問「存在之為存在」（「存在本身」）。這條思路的主體主義特徵是顯而易見的。正因此，自30年代以後，海德格爾改弦易轍，實施了一個著名的思想「轉向」：不再從「此在」（存在者之存在）出發進行追問，而是要倒轉過來，從「存在之為存在」——「存在本身」、「存在之真理」——出發來思存在。這才是原始意義上的「存在之思」，是對「存在本身」的要求的響應：

凡吾人內心的勇氣

無非是一種迴響

源出於存在之要求，

它把我們的思想

聚集入世界遊戲。

萬物在思想中

呈獨一容緩之態。

忍耐培育雅量。

有偉大之思者，

必有偉大之迷誤。

這種「存在之思」仍然可以對應於前期海德格爾生存論存在學中的「存在之悟」。若按通常的做法把人的心靈活動分為知、情、意三維，則海德格爾前期的「悟」或者後期的「思」都不能屬於這三維中的任何一維。它是未分化的心智的原始整一性，是人類原始整一的活動方式，是知、情、意這些分化了的心智活動維度所從出的原始統一體。憑這種「悟」或「思」，人才可能臻至「存在」的境界即超越境界。這種「存在之悟」或「存在之思」是詩性的，儘管「思想」的詩性久已橫遭知性科學的擠迫和掩蓋——

思想的詩性依然蔽而不顯。

思想的詩性彰現之際

有如半詩歌之智性虛幻

久而久之。

而運思之詩

實為存在的地誌學。

它以存在的真實到場

道說存在之行止。

「運思之詩」是「存在的地誌學」。在海德格爾後期思想中，這裡所謂「地誌學」（Topologie）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詞語，差不多可以代替他前期哲學中的「存在學」（Ontologie）概念。如果說在海氏前期的「存在學」中重要的是「時間」問題的話，那麼，我們或許可以說，在海氏後期的「地誌學」中，重要的就是「究竟」問題了。所謂「地誌學」是對「位置」和「地方」（Ort, Ortschaft）的「探討」。而「探討」本就是一種定位（er?rtern），一種「勘探」。作為「存在的地誌學」，「運思之詩」跟蹤、記載、揭示「存在」的位置和動態，探討「存在」的蹤跡和行藏，從而把存在之天命的消息傳達出來。

海德格爾後期思想的「地誌學」特徵主要表現在：對存在的歷史性「位置」的探討以及對人的棲居「地方」的指示，成為海氏思想的一個核心題目。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海德格爾把思想的任務規定為向「存在之近鄰狀態」的漫遊，把存在規定為「最切近者」（das N?chsle），把人規定為「存在的鄰居」，而把存在與人的關聯規定為「切近本身」（N?he selbst）。同樣地，我們也可以看到，當海德格爾用「道路」和「開闢道路」來標識作為「道說」（Sage）的語言的展開，並且把作為道說方式的詩與思的關係規定為「近鄰關係」時，當海德格爾用「地帶」（Gegend）來命名「天、地、神、人」「四重整體」的世界區域，並且把世界的「映射遊戲」規定為「切近之近化」（das N?hern der N?he）時，他都是在作一種「地誌學」意義上的「存在之思」。

哲學和科學的認識方式與詩性的「存在之思」是格格不入的。海德格爾以為，在通向「存在之思」的道路上，我們首先需要限制知性哲學的思維方式，「退通出哲學之範圍」，自覺到我們的「知」的局限，體察到我們的語言的界限，然後才有可能正視思想的事業：

惟當其無能於道說

那必歸於無言之事，

思想的道說

才安於其本質。

這種無能將帶領思想

正視其事情。

無論在何種語言中

達乎言辭所說者

終非所道說者本身。

彼乃一種思想

每每出乎意料，

何種驚奇究其玄奧？

海德格爾曾經多處講到「思想」和「道說」的「無能」。對於這種「無能」，海德格爾有時也用「赤貧」（Armut）一詞來加以描繪，並且曾以此為題作過一個專門演講。海德格爾也說過，「思想要下降到它暫時的本質之赤貧中去」。「無能」也罷，「赤貧」也罷，海德格爾的用心都在於倡導「思想」的謙恭和虔敬本色。「思想」及其「道說」必安於微薄，守於純樸。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爾可以把「思想」理解為一種「謝恩」（Dank），一種「歸功」（Verdanken）。而在我們這個倉皇時代里，誰人能究這樣一種赤貧「思想」的玄奧？

「運思者越稀少，寫詩者越寂寞」。海德格爾，這位西方世界的世紀智者，在充滿歧途的「林中路」上孜孜探索，以求解技術時代的人類精神和文化的病根，並且以詩意蓬勃的玄奧運思，以關於天地化生，「天、地、神、人」輝映合一的世界理解，表達和實踐了一種具有質樸品格的「謝恩」之思——

森林伸展

溪流歡騰

岩石持存

霧靄瀰漫。

草地期候

泉水涌流

山風盤桓

祝禱冥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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