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空間

這篇討論針對全球所有的城市樣本討論，不僅僅是主流國家，還包括很多還不怎麼有存在感的後發國家。同時也不要理解成作者在反對大城市（我最喜歡大城市），實際上批判理論的作用是在現有我們習以為常的現狀中找到一些運行邏輯，僅供大家思考。而這些思考也許有助於我們在後工業的全球都市時代，發現一些東西。

《北京摺疊》當年獲獎被質疑的一個重要論點在於，作者對於階級分化進行了過於機械化的想像，雖然符合科幻文本中文學現實的設定，但是相比而言，現實也許比科幻更有想像力得多。大部分所謂階級的分化反而是不言自明的。

這個不言自明首先體現在「不言」，文化工業品和消費主義讓我們可以集中在一個公共領域，並且產生間接的社交關係。再高大上的居住社區也會有人進去送外賣，說不定互相還能友好說聲謝謝，這是分工體系的方面；你我階級差異極大，但是可能混一個深度定製的次文化圈，可能消費並認同同一類產品，到一家網紅店去吃早午餐。工業時代的偉大創造讓我們有了足夠的廉價工業品和文化工業品可以取得，這種物質合法性在某種程度上給階級差距本身批上了一層廉價的布，這算是生產力發展受到生產關係（這裡按照布倫納的所有制關係去理解）的阻礙---嗯嗯，老夫子香港五套房當包租公，秦先生是租房的中產，大番薯是西點學徒工，大家都有光明的前途。

其次，還在於「自明」，歐洲西馬流派中一直有迷思，無論是馬爾庫塞還是盧卡奇——那就是理論上歐洲戰後黃金三十年前後社會矛盾一直在積累而工人組織依然在發展，為何歐洲並沒有如同像第三國際傳統一樣爆發出激進的革命運動----無論是馬爾庫塞強調「技術異化」和「激進革命行動」的相關性，還是盧卡奇對「物化」的擴展化解讀，都宣讀著一種自發論--即當社會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應該出現類似的歷史進程，然而並沒有發生。

城市地理學強調過兩種城市圈空間分布的效應，一個是馬歇爾效應（Marshall-Arrow-Romer Effect），即城市專業化效應。同一部門的企業在空間上集聚。但相對於規模化經濟，還加了一重解釋，即本地化的影響，指的是人力資源的聚集衍生了本地政府和企業聯合體對於本地城市空間中進行一系列教育，創新投入和職業培訓的配套，並且由於本地商會或商業人情關係形成一個新的內群體空間，而且形成可能非常完備的，從上下游到銷售端都具備，但產業整體是較為單一的體系。

而另一種就是雅各布森效應（Jacobs Effect），正好反過來，即不同產業聚集之後產生的複合城市系統，而這種複合系統的核心是人力資源的富集，本地區的商業信用體系，以及城市中心的各類公共資源，並且形成一定程度規避風險的共同體。

這種兩種基本的空間產出導致了城市圈形成中，專業化分工的衛星城配套（前者）和中心城區（後者）的區分。也就是，城市的擴張和新空間形成的模式已經並非是原有從定居開始自發需求交替形成社區和市場的模式，而是本身由資本生產帶來的新城市驅動力，這在布倫納那裡算是一種再生產規則的改變。而兩種機制在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批判理論家那裡，一般都認為強調了當代城市地理髮展中，城市的生產關係自發的再生產代替了原有由生產力衝擊產生改變的狀況。於是資本本身生產機制建立新的城區規劃，住宅和商業地產的開發在這個邏輯之下，一種城市空間中的價值網路代替傳統區域本身的概念。我們是在適應城市這個多維度的生產機器來居住，而非反過來。

哈維[1]在批判理論中，將資本生產的價值空間，物質化放在當代大都市的生產邏輯之中，傳統都市的市民階級和資本生產循環中的階級徹底分離了，甚至說，我作為一個某個本地文化濃厚的投資人，我甚至從居住地點到公共空間，從孩子上學到交通甚至都可以完全不接觸本地社會，除了大家一起去某個網紅店吃飯的時候。而傳統都市內的成熟社區也在開始慢慢解體，社區捆綁的事業單位和老企業搬走或者倒掉，社區內的廉價服務還在，但是住進來的新租客只把這裡當睡覺的地方，只留下老年人在繼續原來社區的生活方式。90年代居委會時代的社區如此，更老的廠區社區就更不復存在了。這種兩級化在更為多元和過密的主流國家大都市裡面可能還不至於天天看到，你去馬尼拉或者聖保羅看看就會看到這種極為明顯的分界線。

[1]大衛·哈維，當代著名人文地理學，社會學家。

而房價是最符合一價定律的公共品，買房子不僅僅是住的地方，它是一系列私權的集合物，很大程度買的還是公共資源的分配名額。於是當代大都市的空間梯度和權力分配本身有著說不清的關係，不僅僅形成了「中心--邊緣」的空間分配，還形成了更為複合和細化的情況。新產業外來從業者，擁有著程序員和設計師的身份抱著中產夢撐起新產業區附近的住宅和消費，形成新的居住空間，形成的行業間圈子甚至和傳統市民社會沒有什麼交集；而傳統行業不斷擠出這些無法安家的從業者們，一批又一批從學校中招來，往返於老社區的出租屋和廠區間，燒乾青春後離去。在大衛哈維的觀察中，城市的空間擴張集聚著資本主義再生產的最現實化的方式。這種再生產中，房產的擁有與否成了一種羅馬公民權一樣的一種高價公共品，租客階級被抬上了歷史舞台並且同時享受著高階層的涓滴，也享受著下層階級的供給，如同羅馬公民的有產騎士一般，甚至還可以在知乎上嘲諷一堆清北畢業生留不下來純屬「沒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而美國就更是如此了，地稅不僅僅和社區公共有關，還和公立教育有關，甚至在紐約的上層社會中社區和人情關係的交融度極為緊密——「你連住都住不到富人區里，你好意思和我喝咖啡么？」

權力結構也是互相重疊的。在本外地矛盾中，很多人會歸結成某種文化要素。這種極化如果在哈維的邏輯中，其實更簡單，當城市規模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從事傳統行業居多的本地群體以和城市發展共榮，但在資本生產更為成熟之後，本地群體除了承受公共資源的稀釋和湧入人口帶來的社區解體還有公共安全的風險以外，毛利益都沒收到，自然會產生本地主義意識，而由於租客-租金食利的交換關係又讓兩個群體不得不有些交集，這成了一處美妙的人間喜劇，而這個人間喜劇關於房屋出租的銜接點也是一類空間分配的狀況。從大的語境來說，資本生產的新文化工業消弭傳統市民社會的人情和熟悉生活秩序，本地主義的政治浪潮也會莫名地被湧上來。

而處於資本浪潮的那些個階級，從根子上都不會接觸到這類矛盾。同樣還有文化空間的分配上，整個主流媒介展現的生活方式是有起碼消費門檻的文化消費品的消費和生活階級的認同，然後遠離這個消費主義世界的人群，無論是忙碌於人情的傳統小資（小業主，資源中介等）還是城市中下層的勞動者，就成了完全隱形和失語的群體，一個廣大的階級空間如同里世界般只能從眾多不同的表世界的縫隙中被看到。

列斐伏爾[2]曾經在《日常生活》中感嘆過「群眾被社會空間驅逐」所以「你看到的都是精英在反抗」，新的城市空間組織實質上消弭了主體，讓時間性吞噬主體到空間的縫隙中，產生新的基於交換價值建構「流空間」，新的城市神話被我們所展開，資本主義的商業空間代替了20世紀街頭的「個人政治」，你需要先在商業空間裡面被同化才算一個正式的「居住者」，人類活動自發主導的空間意識（來自蘇賈[3]），被某種新的生產驅動力重新規制。於是我們在空間里，接收著我們在這個經濟機器中的定位和身份，大家一起成為螺絲釘，看著我們生產出來但不屬於任何「人」的晚期資本的方尖塔碑，直到其像達拉然一樣起飛。未來一定悲觀么？我們開始探討這一點，也許結局就會好很多，這算是我們社會主義者在共運低潮期當「幽靈」的使命。

[2]列斐伏爾，法國現代哲學家，日常生活批判理論之父，城市社會學奠基人。

[3]愛德華·W·索亞（Edward W. Soja, 又譯蘇賈），美國社會學家，「第三空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