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Q報道 | 借腹生子的昂貴交易：揭秘中國地下代孕市場
今天推薦的是一篇我自己撰寫的特稿，發表於GQ四月刊。從2016年12月開始，先後在北京、上海、深圳、武漢以及兩個北方城市做了採訪，採到了地下代孕產業鏈的各個關節。
經常被人問到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有些特稿看完之後仍然覺得沒有找到問題的答案？是不是作者沒寫清楚？作者沒有寫清楚的情況是有可能存在的，但另外一種也很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作者所描摹的那些人，那些事，本身就是混沌複雜的，沒有那麼簡單明了的是非對錯。
這個選題便正是如此。這個地下利益鏈牽涉到極為複雜曖昧的道德、法律、倫理問題，每一方都能為自己的行動找到充足的理由。站在第三方的中立視角上，很難界定誰是誰非。面對這樣的狀況，記者更應當做的是呈現，而非定義。
就拿文中的幾位地下代孕中介來說。地下代孕並非一個新鮮獨家的選題，我在操作這篇文章的過程中閱讀了大量相關報道，但鮮有正面採訪到中介的文章。很多記者會習慣性認為，中介從事的是灰色產業，一定不會願意接受採訪。然而，這只是記者一廂情願的判斷，實情並非如此。我聯繫的幾家中介，都非常痛快地接受了採訪，甚少顧慮。其中一家中介看到文章後甚至相當興奮地向我發來微信：「哥們，你這可真是大手筆啊！」
站在他們的立場上，他們並不覺得這是見不得光的生意：沒有人判定代孕合法，但也沒有人判定代孕非法，既然如此，有什麼見不得人的呢？ 甚至，他們還會覺得自己是在從事「助人為樂的愛心慈善事業」。
人性就是這樣豐富有趣。以下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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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生育正成為越來越多的中國夫婦面臨的人生困境——如今平均每六對夫婦中就有一對遭遇不孕不育的危機。日益累積的急切需求下，地下代孕產業在隱秘角落裡生根發芽，漸漸發展成了一門規模龐大的生意。
手握重金卻難續香火的財富階層、具備生育能力卻收入微薄的貧寒女性、渴求更高物質回報的婦產醫護人員，嗅覺靈敏的地下中介捕捉到三者間潛藏的商機，將各方需求對接在一起，構建起了一條以新生嬰兒為交易物的地下產業鏈，並盤踞各方之間，抽取巨額分成。
這是不受法律支持且周期漫長的灰色交易，不到孩子成功降生的一刻，交易便始終在各方難以相互信任的情形下向前推進，期間多有相互猜疑、隱瞞乃至欺騙。愛情、繁衍、財富、慾望、倫理、法律等多重因素交織在一起，催生出了一個不為人知且亂象叢生的神秘地下市場。
《智族 GQ》編輯前往北京、上海、深圳、武漢等地，遍訪地下代孕產業鏈各個環節，還原隱秘利益鏈條的運轉機制，並嘗試去探尋人性在其間發揮著何等作用，又會將其導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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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陸曉琳不知道她乘坐的七座轎車會開向哪裡。眼罩蒙住了她的大半張臉，前排的人收走了她的手機，黑布堵死了車窗上可能透光的縫隙。車裡還有三個女人，和陸曉琳一樣，她們身陷黑暗，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將去往何處。
陸曉琳看不到其他三人的面孔，卻知道她們登上這輛車的緣由，都是為了賺錢。其中一人和她一樣，為不孕不育者提供代孕，滿足他們借腹生子的心愿。另兩人不願付出十月懷胎的代價，只是出售自己的卵子。幾小時後，幾顆與陸曉琳並無血緣關係的胚胎將植入她的子宮，十個月後若能順利生產，她將獲得18萬元的酬勞，而提供卵子收回孩子的一方，將為此付出七十餘萬元。
兩筆金額間的差價，將落入組織這次行程的代孕中介和醫生手中。這是遊走於灰色地帶不受法律保護的地下代孕交易，車輛駛往京郊一處不可公開示人的手術場所，中介與醫生合夥建立的「實驗室」。
陸曉琳平日里被叫做「代媽」，而在重金求子的客戶面前，中介又把她喚為「志願者」，「為愛心孕育事業無私奉獻的人」。中介把高額酬勞吸引來的「志願者」們集中在一起住宿，24小時看管，不準隨意外出，不準亂吃東西，不準穿高跟鞋，不準交頭接耳，不準跟任何人透露住址。唯一鼓勵做的，就是什麼都不要做，在八人一間的宿舍里等候移植胚胎的通知。等待的時間或許幾天，或許幾個月，還有人等了四五年，其間每天只領20元生活費，「這錢別人掙得了，我為什麼就不能掙？」
身處黑暗當中，陸曉琳失去了方位感，也不知時間過去了多久。就在她漸生睡意時，車輛抵達了目的地。摘下眼罩，明晃晃的陽光刺得她睜不開眼。
相較於與中介長年合作的私立醫院，實驗室設備更先進，移植成功率更高，但只有中介完全信得過的代媽，才有去這裡移植胚胎的資格。代媽們既能幫中介賺取高額利潤，也能使其遭受慘重損失，雙方關係微妙，往往相互提防。有人懷孕五個月後一走了之，有人收到第一筆傭金隨即報警，有人鼓動全宿舍代媽集體「跳槽」到另一家中介。實驗室包藏著地下代孕市場最核心的機密，昂貴的醫療設備、違規操作手術的醫生、客戶提供的胚胎均聚集於此，若是曝光抄查，對藉此贏利的人堪稱災難。
很難從外觀上察覺到實驗室內部的秘密——一棟白色二層別墅，一層是廚房客廳，二層有四個房間，一間用於取卵移植，另三間供代媽們術後休息。院里有游泳池，種菜養雞，滿是生活氣息。
陸曉琳覺得自己能來這裡，是因為「待的時間長、性格老實好欺負，不惹事」。中介此前已安排她嘗試移植四次，無一成功。心想著著比自己晚來的人紛紛懷孕搬進兩人一間的公寓，領取客戶支付的每月兩千元生活費，自己卻只能擠在陰暗潮濕的上下鋪宿舍里每天領20元，她滿心懊惱，反覆祈禱這次一定要成。
實驗室里有兩男兩女四名醫護人員，陸曉琳覺得一名男醫生的臉孔有些眼熟，隨口閑聊了幾句，果然見過。中介之前為了安全隱蔽，曾送她到山東棗莊一家醫院做胚胎移植，當時主刀的醫生正是此人。對方說他已辭去當地公職，到北京這家實驗室專職做胚胎培育移植。
按照醫生安排的手術流程，供卵者在先，代孕者在後。等待期間，護士讓陸曉琳不停喝水，喝到膀胱發脹，並且不準上廁所，說為了手術方便，B超看得清楚。
躺上手術台，陸曉琳抬頭看了一眼窗戶，對面房間擺放著兩個冒著冷氣的大桶，裡面都是冷凍胚胎。醫生用金屬窺陰器撐開陰道口，在n B n超指引下放入胚胎移植管。這是一根極為細小的管子，頂端還有一小段更細且具有彈性的小管。助理遞給醫生一個連著細小管道的針筒，將胚胎注入了陸曉琳的身體。
整個過程不到五分鐘，也無痛感，但陸曉琳覺得無比漫長。按照醫生的叮囑，她繼續平躺了四個小時。再次蒙眼坐車回到宿舍時，已是傍晚。
胚胎移植後第14天，中介安排陸曉琳到醫院抽血檢測移植結果。得知成功的消息，她忍不住掉了眼淚，用被子蒙起頭努力控制哭聲，不讓其他代媽聽到。距離她來到這家名為愛加國際的代孕中介公司的那天已過去了半年多，她覺得苦日子總算有了到頭的時候。
漫長等待，並不只是為了賺取18萬元的傭金。她還想藉助這筆錢過上踏實安穩的生活，找個好男人，重新擁有一個她曾經擁有過卻只能捨棄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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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若不是2011年冬天的一個下午在美容院幫人梳頭時偶然看到一條電視新聞，當時21歲的陸曉琳命運或許會是另一種走向。新聞講述的是一位女大學生為賺取五萬元酬金投身地下捐卵市場，卻因手術事故意外致死。陸曉琳更關注的不是死訊，而是高額酬勞。她模仿節目中的記者上網搜索「北京捐卵公司」，根據檢索結果撥通了一個電話號碼。
一個東北口音濃重的女人在電話里反覆勸說她「抓住賺大錢的機會」——解決來迴路費與食宿，從來例假的第二天開始促排卵算起，整個流程12天，就比打工三四年賺的還多。
陸曉琳將信將疑，最終還是難抵誘惑。但等到了北京，事情卻成了另一番模樣。對方告訴她，捐卵價格取決於學歷、身高、長相，五萬元是「清華北大高材生」的價格，按她初中學歷、身高不足一米六的條件，最多只能賺五千元。對方反覆鼓動她改做代孕，包吃包住，不到一年就能賺18萬。
陸曉琳覺得受了羞辱。儘管對方反覆解釋代孕不會跟人發生性關係，孩子也不會和她有任何血緣關聯，但她仍然覺得是很古怪的事，心裡彆扭。辛辛苦苦懷胎，可又說跟自己沒關係，別人付一筆錢把孩子抱走了，這算怎麼回事，和人販子有什麼區別？
類似的疑慮不僅發生在她身上，也存在於交易的另一端。一位曾在地下代孕市場混跡五年的前中介說，他當年多半精力都用於說服客戶相信代媽和孩子沒有關聯。一位南方女客戶曾在代媽面前反覆問他：我和我老公這麼白，她這麼黑，生出的孩子皮膚白一塊黑一塊怎麼辦？
幾番勸說無效，東北女人變了臉色，甩給陸曉琳一張「入職協議」：要麼拿200元路費回家打工，要麼在這好吃好喝住一年掙18萬，哪條路好走，自己看著辦。
愛加國際與代孕者簽訂的「入職協議」
猶豫了一會兒，陸曉琳還是拿過那張表格，依次填寫身高、年齡、學歷，出生年月、血型、是否結婚、是否生育、生育日期、順產/剖腹產、例假時間、能否接受雙胞胎、能否接受剖腹產等條目，並簽上名字。
隨著入職申請表一起收走的，還有她的身份證。對方並不掩飾這樣做就是為了約束行動自由。為防止代媽懷孕期間中途逃跑，18萬元的傭金分五次發放，最多的一筆在生育後支付。在此期間，代媽外出活動需事先申請，時間不得超過兩小時，嚴禁夜不歸宿，春節期間也不得外出。
一位代媽因母親去世申請回家處理喪事，遭遇強硬拒絕。中介說：誰去世也不準回。家裡人叫你回去無非是為了分攤費用辦喪事，你在這掙錢了，打五萬塊回去就行，家裡人肯定樂意。
宿舍隱蔽在海淀區知春路附近的居民小區里，一套兩居室，每間卧室兩張上下鋪。住了一段時日，陸曉琳才漸漸知道，先以捐卵之名引人過來再說服其轉做代孕乃是常態，東北女人也並非這裡的專職員工，而是遊走於各家代孕中介之間提供代媽資源，每促成一單，抽五千元介紹費。
這是一個時常有人員流動的臨時集體，代媽們來自全國各地，習慣不同，性格各異，處理好人際關係不是件容易事。為維持秩序，中介鼓勵代媽們相互監督檢舉，舉報者獎勵，違規者罰款，例如如果有人逃跑，全宿舍每人罰款五百元，十天不發放零食。陸曉琳性格內向不愛講話，為躲避是非，她買了一隻黃色的玩具狗每天躺在床上發獃，盼著早日領到傭金恢復自由。
事情並不如她預想般順利。接受移植前，代媽們需注射黃體酮，服用補佳樂，目的是增厚子宮內膜，抑制妊娠子宮的活動，使受精卵植入後產生胎盤。但她連續三個月內膜厚度都達不到移植標準。中介指示她拚命喝豆漿，第四個月終於體檢通過，卻移植失敗，還得了盆腔炎，卧床休息了半個月。
第五次嘗試前，公司遭到舉報，中介將所有代媽召集在一起開會，宣布轉移住宿地點，移植一律暫停。看著五六十個挺著大肚子的女人們密密麻麻地擠在一間屋子裡，陸曉琳既感到驚訝，也有些心急：她們都能懷上，我為什麼不行？
催生出這番帶有魔幻色彩情景的，是日益龐大的不育群體積蓄起的急切需求。中國人口協會2009年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育齡人群的不孕不育率已經攀升至15％，這意味著平均每六對夫婦中就有一對無法生育。
一對南方中年夫婦婚後七八年間試遍了治療不孕不育的方法，其間女方遭遇意外，子宮整體切除。萬般無奈下，他們選擇了去美國加州代孕，終於在女方40歲時有了孩子。
身邊有人暗地裡議論「孩子不知道從哪兒來的」。他們覺得這些人完全沒有理解他們的難處：「我們這種情況，代孕是唯一的辦法，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我特別為我倆感到驕傲，能堅持到這一步的，都是真正經得起考驗的感情。但凡有一點不合，哪經得起這麼多年的煎熬折騰？早離了。」妻子說。
類似的強烈需求催生下，地下代孕產業在隱秘角落裡生根發芽，漸漸發展成了一門大生意。一端是手握重金卻難續香火的財富階層，一端是具有生育能力卻收入微薄的貧寒女性，另一端是渴求更高物質回報的婦產醫護人員。嗅覺靈敏的中介捕捉到三者間潛藏的商機，將各方需求對接在一起，構建起了一條以新生嬰兒為交易物的地下產業鏈，並盤踞各方之間，抽取巨額分成。
這是不受法律支持且周期漫長的地下交易，不到孩子成功降生的一刻，交易便始終在各方難以相互信任的情形下向前推進，期間多有相互隱瞞乃至欺騙。
等待移植期間，陸曉琳常常和四五個代媽一起被叫到中介的辦公室，接受客戶的詢問挑選。談話雙方地位並不對等，客戶有權詢問代媽的各種私人信息以做出決策，代媽卻絕不能打探對方的信息，這是不可觸碰的禁忌。一些客戶為防止泄露隱私，帶著帽子、墨鏡與口罩，幾乎要把整張臉都蓋起來。
然而，代媽們告知客戶的，也未必都是實情。每次面對客戶前，中介都會叮囑陸曉琳一套話術，例如虛報例假時間，讓客戶覺得可以儘快移植。遇上介意年齡的客戶，中介還會事先告訴代媽一個年齡，並作好假身份證提供給客戶。
經歷了重重波折後，陸曉琳終於在第六次嘗試移植時懷孕成功。然而一個多月後，她覺得狀況有些反常。以往在宿舍里每頓飯只吃一碗麵條，移植後卻要吃兩三碗，並且吃完一小會兒就又開始發餓，心慌頭暈，腰部脹痛，渾身出虛汗。
曾經的生育經歷讓她覺得，一定是哪裡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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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陸曉琳當時還未結婚，但曾經生過一個孩子。20歲那年她未婚先孕，男方母親嫌棄她個頭矮小家境一般，不但否決婚事，還把孩子送給了別人。陸曉琳深受刺激，決心一定要多賺錢讓人瞧得起，一腳跨進了代孕行業。
隨著腹部日漸隆起，腰部脹痛也愈發劇烈，這與她首次生育時的感受大不相同。她擔心身體會出大問題，害怕自己挺不到拿滿18萬酬勞的那一天。
大部分代媽們進入這一行的原因都是貧窮。有代媽曾在同一家代孕中介長期駐守，五年生了四個孩子，因為「做什麼事都不可能這麼容易賺錢」。這門生意顯著改善了代媽們的物質條件，不少人對此流露出感激之情。陸曉琳接觸過的代媽最大40歲，最小的剛成年，一個來自雲南農村的代媽常常跟她念叨：每天什麼都不用干就能賺這麼多錢，我從來沒有過過這麼舒服的日子。
在代媽圈子裡待久了，陸曉琳發現這裡像個小社會，不同人心態差別很大，活法也不同。中介三番五次讓她介紹朋友來代孕，每筆提成五千元，她總是不好意思跟人提起這件事，怕讓人瞧不起。可身邊另一些人卻總有辦法拉新人入伙，不但收入頗豐，還在代媽中扮演起領袖角色，姿態瀟洒。
除北京外，廣州、深圳、武漢等城市也是地下代孕產業的高發地。珠三角聚集著大量女工，一個人做代孕嘗到甜頭，往往會去工廠里鼓動一批人加入。陸曉琳生怕家人知道代孕的事，一直謊稱在北京打工，而另一些代媽不但不避諱，還把村裡的親戚鄰居一一叫來，全村女性集體代孕，「共同致富」。
更有頭腦活絡的人，嘗試向代孕產業鏈的上游邁進。陸曉琳認識一個負責管理代媽日常起居的董姓女子，多次代孕失敗，卻因「腦子聰明，會來事兒」深得老闆信任，還把丈夫也拉進公司當司機。
「這種情況太多了。」我在武漢見到一位朱姓中介，聊起這件事時他說道：「過兩年肯定自己單幹，畢竟做這個都是為了賺錢，誰也不可能甘心給別人打一輩子工。」
朱本人的從業軌跡正是這樣。他今年33歲，大學畢業後回老家山東日照做旅遊工藝品生意，月入三四千元。2012年，在武漢的大學室友聯繫他說在做試管嬰兒業務，事情太多，希望能過來幫忙。 「試管嬰兒，聽上去很高大上嘛對不對，那就過去看看吧。」
到了武漢，朱才了解到同學在做代孕中介，雖談不上違法，但也不受法律保護。就在他猶豫時，同學帶他見了一個剛剛代孕成功的客戶。據他描述，這位41歲的失獨女老師跟同學說了幾句感謝的話便失聲痛哭，還差點下跪。朱說當時感受到了一種「神聖感」，當即決定入伙。「怎麼說呢，我們做這個事情，掙錢也是真的，但也是為很多家庭造福啊，就有種做慈善的感覺。」
當時正是武漢地下代孕市場的爆發期，同學精力有限，便將大部分業務都放手交給朱去打理，客戶、代媽、醫生全都接觸，日子久了，他漸漸摸清了這門生意的門道，兩年後開始自己單幹。
他坦承這是「沒什麼門檻」的生意，看似高精尖，但具體技術環節由醫生解決，中介只需把各方撮合在一起。早先跟醫生建立合作還需三家中介推薦擔保，現在已不需要，因為在武漢敢做地下代孕手術的醫療團隊從一家變成了四家，相互爭搶客源。代媽也無需費力尋找，因為產業鏈已經細分到出現了專門向各家中介供給代媽的角色。「只要你有本事拉到客戶，就可以做。」
朱向我總結道，尋求代孕的客戶主要分三類，一類是失獨夫婦，一類是不孕不育症患者，一類是渴望生育二胎卻年齡過大難以生育的家庭。隨著二胎政策的放開，第三類客戶的數量急速上漲。低門檻高利潤的驅使下，僅武漢一地，大大小小的代孕中介公司已經超過了一百家。其中很多並不能稱為公司，動輒六七十萬的代孕費用打入的是個人賬戶，沒有辦公室，和客戶見面通常約在高級酒店大堂，「君子協議，主要看雙方人品」，「有辦公室又怎麼樣？說白了也就是個皮包公司」。
朱感嘆道，不做這一行，不了解人們要孩子的心愿有多迫切。他稱曾接待過一位女客戶，嘗試了兩年仍未成功，情急之下她瞞著丈夫換了一份別人的精子，終於有了結果。 「她說她不管，無論如何得有個孩子，不然在家裡實在沒地位。」
各家中介之間並非只是競爭關係。朱向我展示了一個中介微信群，每天都在分享信息，相互介紹資源。「中國人這麼多，代孕市場這麼大，大家互相幫助一起賺錢嘛，對不對？這是你好我好的事，不是你死我活的事。」
曦蕾國際是深圳規模較大的幾家地下代孕公司之一。一位前員工提供的成本核算清單顯示，收費65萬元的套餐，成本為35.25萬元。「這一帶的寫字樓里至少有五六家代孕公司，都是那邊的業務員出來單幹的。這事又不難，多認識些人就行了。這麼高利潤，誰不想自己賺？」
曦蕾國際的「65萬元代孕套餐成本計算表」
若要追溯這一局面萌生壯大的源頭，繞不開一個名字——呂進峰，AA69代孕網創始人，自稱「中國代孕之父」。
這個41歲的江蘇人的確是地下代孕產業里公認的先行者。某種程度上，後來者大多是複製他創立的經營模式。投身地下代孕產業前，這個大專畢業生在蘇州從事物流行業。2004年因妻子懷孕，他天天泡在母嬰論壇里學習相關知識，發現大量身陷煩惱的不育家庭，由此捕捉到商機。
未掌握任何資源的情況下，呂進峰註冊了一批 QQ 號，聲稱自己是代孕公司負責人，瘋狂群發廣告，用這種如今看似過於簡單粗暴的方式將客戶、代媽、醫生鏈接在了一起。
隨著客戶越來越多，呂開始招募工作人員，進行團隊分工：有人負責招攬客戶，有人負責招聘代媽，有人負責打點醫生，還將代媽聚集在一起住宿，進行封閉式管理，這在後來也成為了大多數代孕中介的標配。
呂進峰的生意的確幫助不少家庭走出了多年無子的困境。有夫妻雙膝跪地淚流滿面，稱讚他是「活佛再世」。很多收到高額傭金的代媽也將他視為改寫命運的恩人。呂進峰覺得自己所做的事讓參與各方各償所願，皆大歡喜，言語間滿是自豪之情。與大多數懼怕曝光的地下中介不同，呂進峰多次高調接受採訪，自稱「中國代孕之父」，反覆聲稱從事的是「助人為樂的愛心慈善事業」，本著「強烈的責任感」。
一些媒體對他的說法並不買賬，發表態度鮮明的文章質疑他以積德行善之名行謀取暴利之實。呂也不介意，無論褒貶都全文照收在 AA69代孕網密密麻麻的媒體報道清單里。他還讓手下員工做了幾十座獎盃擺放在辦公室，一個獎盃對應一家媒體，底座上刻著接受採訪的時間。
不止一家中介向我表示，這正是呂的聰明之處。「不懂行的人只會覺得這麼多媒體願意報道這個人，一定信得過。誰有耐心一篇一篇翻著看？」
媒體報道提升了呂進峰的知名度，也為他帶來了持續不斷的客源。儘管他曾數度因過於高調而遭遇麻煩，但消停一陣後一切照舊。有中介說：「每次罰老呂那點錢，他幾單生意就輕鬆賺回來，有什麼關係？反正也沒哪條法律能把他抓起來。」
早年間跟隨呂進峰的工作人員後來大多自立門戶，複製他的經營模式。有人打著他的旗號騙取錢財，受騙者常找他賠償，令他苦不堪言。後來他定下規矩，所有客戶必須與他本人當面簽訂協議，否則概不受理。他將「與董事長呂進峰先生當面簽約，是您權益的唯一保證！！！」寫進協議，還將「當面簽約」四個字用紅色加以強調。
如今，呂進峰的生意已遍及全國各地，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漢、山東等地均設有上百平米的辦公室。相比於他的高舉高打路線，更多的中介小本低調經營，武漢的朱姓中介帶著兩名助理，每年接十幾單生意，也有數百萬利潤。「老呂攤子太大，成本自然也就上去了，最終還得客戶買單。我們的服務其實跟他一樣，但是能比他便宜七八萬。」
呂進峰不僅激發了地下代孕市場的野蠻生長，還創造了一套行業術語，例如「大包」。「大包」指的是包成功、包性別的「無風險套餐」，價格如今已水漲船高至一百萬至一百二十萬元。中介們聲稱，簽訂「大包「協議客戶只需提供精子和卵子，無需與代媽見面，兩年協議期內保證得到一個健康男孩。
然而，美好承諾的背後卻暗藏風險。近幾年由於三代試管嬰兒技術的成熟，可在胚胎移植前就對性別進行檢測，「大包」風險有所降低。而在早先，只有懷孕6周以上才可鑒定男女，這意味著代媽懷孕時將經受一場結局難料的賭博。為提高懷上男孩的概率，中介往往會一次性植入多個胚胎，視性別檢測結果流產或是減胎。而這必然會對代媽的身體造成額外傷害。
陸曉琳便不幸成為了傷害的承受者。隨著腹部一天天隆起，身體不適也愈發嚴重，腰痛到走路都很難挺直身體。儘管中介明令禁止私自去醫院檢查，但她還是偷偷去做了B超。檢查結果讓她當場情緒崩潰：她懷了四胞胎。醫生警告說，按照她的體質若執意生產，恐有性命危險。
冒著遭受訓斥和罰款的風險，她撥通中介的電話表示抗議。對方冷冷地說：誰讓你自己去檢查的？我們早就知道你懷了四個，怕嚇到你就沒告訴你。你安心打兩個月針，到時給你減胎。
中介所說的打針，是指注射黃體酮。這是一種孕激素，胚胎移植成功後，通常要連續注射75天幫助保胎。黃體酮針是油劑，隨著注射增多，皮膚吸收會變慢，也給代媽帶來痛苦。陸曉琳的臀部至今仍有硬塊，時常紅腫疼痛，睡覺時很難平躺。她在家人面前裝作若無其事，一個人在家時，偷偷用土豆片敷在臀部消腫。
陸曉琳此時最在意的已經不是酬金，而是性命安全，為此她決定主動滑胎。一些代媽會故意流產，移植成功後偷吃螃蟹、山楂、桂圓等容易導致滑胎的食物，賺取四千元移植費，休息一陣後換家中介再來一遍。從小食素的陸曉琳效仿她們，在安貞西里一家餐廳里吃了幾百塊的螃蟹，撐到無法起身，卻毫無效果。
後來她又嘗試做劇烈運動，爬樓梯、蹦跳、俯卧撐、仰卧起坐，折騰了一陣子，還是沒用。她有點害怕動作過大會大出血傷及性命，便放棄了流產的嘗試，等待手術減胎的日子。
手術那天上午下著大雪，她一早便坐在宿舍窗邊等待電話通知。轉眼到了下午仍無動靜，她打電話問中介何時動身，對方說：怎麼說呢，客戶來看你手術的路上出了點問題，電話里不好說，你明天來公司一趟吧。
陸曉琳從對方的語氣中感受到了一絲異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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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陸曉琳一夜未眠，反覆猜測客戶那邊出了什麼問題。她設想了各種糟糕的可能性，但第二天聽到的消息，還是超出她的預料。一個代媽稱呼為劉總的女人向她聲稱客戶在來醫院的路上車禍身亡，事先沒有付費，讓她把孩子打掉，公司補償兩萬元損失。
陸曉琳氣得渾身發抖。她覺得對方一定在說謊，客戶是否真死了暫且不論，說事先沒付錢也不合常理。按照公司和客戶簽訂的協議，拿不到首款，公司不可能啟動流程。而按照她和公司的約定，這種情況應當補償五萬元。她想多要一些補償，對方並不正面回應，讓她先打掉孩子再說。
愛加國際的創始人是一對名叫李愛加和蘇建軍的夫婦。我在微博上向蘇建軍發私信預約採訪，當天就收到答覆。比起陸曉琳的曲折經歷，李蘇夫婦口中的代孕產業，則是另一番模樣。
蘇建軍與我約見的辦公室位於北京西城區一座平米價近20萬元的高檔居民小區內，隔壁就是西城區政府。辦公室牆上貼著七八張李愛加與各界名人的合影，門口還擺放著一張近一人高的易拉寶，印著她的宣傳照片，下方印著兩行字：
心有愛-孕更加-愛加國際
愛加品牌故事（中國第一傳奇女人）
按照李愛加講述的故事，她原名李巧林，今年58歲，早年在呼和浩特從事保健品醫療器械生意，後逐步打進北京市場，生意興隆，身家上億。蘇建軍比她小19歲，包頭醫學院畢業，21歲時進入李愛加公司工作。9年後，二人頂著輿論壓力完婚。因年齡過大不適合生育，李巧林通過試管嬰兒技術生下三胞胎，並在此過程中意識到代孕的商機，就此轉移生意重心，改名李愛加，創建愛加國際。
隨著代孕生意的開展，夫婦二人頻繁登上《魯豫有約》等電視節目，講述「50歲英雄母親生下三胞胎」的「傳奇經歷」，並將節目視頻一一掛在愛加國際官網上，贏取客戶信任。
李愛加反覆向我強調「中國第一傳奇女人」的稱號，聲稱自己有3.3億粉絲，從事的是偉大的慈善事業。「你要是有機會幫我做事的話，未來可是價值無限，身上這個光環不得了啊！」
陸曉琳並不相信李愛加慷慨激昂的宣言。做完流產手術後，她在醫院躺了五天，公司還是只願意給她兩萬元。她打電話向劉總表示抗議，對方說飛機馬上起飛不方便細聊，匆匆掛了電話。
面對我的來訪，李愛加反覆宣稱她是在「為人類造福」。但她卻在電視節目上對代孕二字及具體流程閉口不談，取而代之的說法是「愛心助孕」。她數次打斷我有關代孕細節的提問，提示我要站在「更高的境界」上看問題，文章才能寫到點上。
她對以呂進峰為代表的大型代孕中介不以為然：「代孕只是個買賣，我們這是一份事業，我這種人有情懷，格局不一樣，使命也不一樣。」
李愛加曾在2014年舉辦「私人定製中國夢財富大會」，聲稱要成為全球卓越的「定製嬰兒」及「胚胎基因測序篩查技術」服務商，實現胚胎強則國強的中國夢。這次會議的目的是招募加盟商，每促成一單120萬元的「大包」，返利20萬元。
李愛加請來的演講師在現場發出慷慨激昂的提問：「等到人到中年的時候，發現自己富可敵國，財富多得要命，什麼都不缺就缺一個孩子。你的心痛不痛？你買個愛馬仕包包幾十萬眼睛都不眨，給你生一個健康寶寶，一百萬你還覺得貴嗎？」
「不貴！」台下回應道。
演講師繼續問：「越高端的人群越有這個痛苦，而今天我們賺錢要賺什麼人的錢？賺錢要賺有錢人的錢！我告訴你，今天這個會場這個項目從來不是給窮人玩的，同意嗎？」
「同意！」
「有幸跟愛加國際牽手，你就是來當觀音！這是一個賺錢很多的項目，但是用它賺錢實現財富的同時，還能夠幫助別人解決心中永遠的痛。難道這不是最大的大愛嗎？還有哪個事情會比這個事業更加受人尊重？同意不同意？」
「同意！」
愛加國際與客戶簽訂的「合作協議」
手握愛加國際的兩萬元補償金，陸曉琳心灰意冷。此時距離她來到這裡已過去了一年多。她無心再經歷種種波折，到浙江寧波的一家美容院重拾舊業，給人梳頭髮。
相比於李愛加對代孕生意的用力讚美，也有中介對這一行心生厭惡，失望離開。例如曾在廣州從業五年的米姐。這個家在北方農村、曾誤入傳銷組織的中年女人曾為呂進峰做過幾年助理，後南下自立門戶。
米姐覺得自己當初是抱著「賺錢行善兩不誤」的心態進入代孕行業，但後來覺得這個圈子亂到無法忍受。「人一多就魚龍混雜了。有些老油條來了以後在宿舍里一忽悠，把代媽全拐到別家去了，拐一個她拿五千塊提成，就干這種缺德事。有些人胚胎都移完了，挺著大肚子就跑了，你讓我怎麼辦，客戶怎麼辦？良心喪盡。你們報紙雜誌上老寫代孕媽媽多弱勢多可憐，要我說是大錯特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米姐南下時，正趕上廣州地下代孕的野蠻生長期，據她描述，僅她所在的小區周圍，就密密麻麻地分布著幾十家中介。重金吸引而來的醫生也越來越多，起初還是大醫院裡的專業婦產醫生，後來連一些剛剛衛校畢業的普通醫護人員也加入進來，邊做邊學。「他學歷水平不高，但是他熟練。你想想正規醫院才做多少手術？這邊一會兒一個，一會兒一個，太快了，太熟練了。」
米姐覺得代孕行業參與各方的素質一路下滑，突破了她的承受底線。以代媽而言，起初，她通過代孕網站和百度貼吧招募代媽，感覺效果不錯，甚至不乏年輕漂亮的女大學生。「早些年有能力上網查信息的都是相對有頭腦有素質的人，合作起來很愉快。」
但後來，能招到的基本都是她認為缺乏工作能力，甚至「好吃懶做」的農村婦女。「做這個除了生的時候疼一下，她一天到晚的上網玩兒。有些人生完走的時候豪言壯語，再也不做了，過兩年覺得受不了打工的苦，還是這個錢容易賺，又回來了。」
在寧波美容院打了幾個月工，工資每月一千多元，陸曉琳漸漸開始厭煩這種從早忙到晚的日子。她回想起代孕時的生活，包吃包住，每月還有兩千生活費，其實也算不賴。
如果重來一次，應該不會再這麼倒霉了吧？她心想著。過了半年，她又回到了愛加國際。
和新認識的代媽一塊閑聊時，有人偶然提起：聽說以前有個代媽，要減胎的時候客戶正好死了，你說倒霉不倒霉？陸曉琳尷尬地笑笑：那個人就是我。
幾天功夫，故事就在代媽間傳開了。陸曉琳總感覺有人對自己指指點點，露出不懷好意的表情。她雖心裡難受，但已顧不得計較這些，只希望能早日懷胎，拿到酬金嫁人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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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回歸愛加國際幾個月後，陸曉琳又一次移植成功。但沒過多久，她在吃飯時自然流產，願望再度落空。
又過了幾個月，她第三次懷孕，並且度過了三個月保胎期。與前兩次失敗時不同，這一次她在懷孕前提前見到了客戶。在中介安排下，雙方在一輛白色別克車上見面，客戶坐前，陸曉琳坐後。對方戴著眼鏡口罩，長臉，一米八以上的瘦高個，說自己是天津人，但不願透露年齡和職業。客戶問了她幾句基本信息，不超過五分鐘，就敲定了這單交易。
陸曉琳懷孕期間，客戶常常帶著營養品來公寓探望她，囑咐她好好保養身體。看著肚子一天天隆起，過往兩年多的陰鬱情緒也好轉起來。她不再像過去那樣獨來獨往，開始主動與其他代媽聊天，期待孩子的誕生。
蘇建軍和李愛加夫婦對我說，這是他們第一次在採訪時願意談及愛加國際在從事代孕業務。「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好多報道純粹就是胡說八道。我覺得有必要正面地去說一下。」蘇建軍說。他反覆強調做代孕中介是件「為人造福」的事，例如「拯救了很多失獨家庭」。「很多失獨夫婦年齡大了，喪失生育能力了，不做代孕還能有什麼辦法？真正是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
願意開口的原因在於，不久前《人民日報》發起了有關「代孕合法化」的調查，這讓他們感受到了政策鬆動的可能。蘇建軍的助手向我展示一個手機網頁：「這是一家媒體今早做的民意調查，大部分人是支持代孕合法化的。國家會考慮的。」
然而，情形未必會順著李蘇夫婦期望的方向發展。我到武漢採訪朱姓中介的兩天前，全武漢的代孕中介都遭遇了一場風波——上午十點半，一條記者暗訪武漢四家代孕中介的新聞在央視新聞頻道播出，時長近十分鐘，隨後每小時滾動播放一次。中午一點，衛生部門開始行動，查抄了多家中介。
幾家被查的中介在中介微信群里提醒其他人：兄弟們，今年查的有點早，收拾東西，趕緊撤。有人在群里發送了一段辦公室遭遇查抄後的視頻：「他媽的，把老子的好東西全給搬走了。」
朱幸運地逃過了抄查，接到群里消息後清空了辦公室，將存有客戶信息的電腦和相關文件搬回了家裡。出乎我意料的是，風波過去僅僅兩天，他卻仍然願意接受我的採訪。
他對此解釋道，查抄並不會對生意造成實質影響，類似的事每年都有，只不過今年比以往時候來的要早一些。對中介們而言，短期內只需將移植手術轉移到外地進行，過不了多久，就會一切照舊。
「其實調查曝光也未必是壞事，反倒是一種宣傳，讓更多的人知道原來還有代孕這條路可走。」他笑著說。
認為自己從事的是一門合理正當的生意，是我接觸到的代孕中介的普遍心態。即便是對代孕心灰意冷的米姐，也認為自己當年從事的是件「特別乾淨的事情」：「很多人老說是這行暴利，中介太黑心。可這是你情我願的事對吧？誰也沒逼誰掏錢。客戶得了孩子，代媽賺了錢，各方都受益。賺錢怎麼了，什麼生意不賺錢？有人亂搞不等於事情本身不對。」
眼下，李蘇夫婦正沉浸在代孕合法化之後引領行業風潮的暢想中。接受我採訪不久後，李愛加又登上了鳳凰衛視《一虎一席談》的舞台，宣講她的「愛心孕育」理念。她將愛加國際類比於滴滴出行，要「先做出高度，再謀求支持」：「你不要老等著國家給你政策，對不對？它可能想給，但它暫時還沒法給，那你就自認為它已經給你了就行了。」
樂於談論代孕正面意義的中介們，並不會主動談及那些為他們賺取高額利潤，卻常常遭遇風險意外的代媽們。例如陸曉琳。她在愛加國際第三次懷孕的結局是，懷胎八個月後再次流產。如今，她已結婚一年有餘，二人曾多次嘗試要一個孩子，卻一直沒有結果。
陸曉琳心裡清楚，自己或許已經陷入了一個無法逆轉的困局。做代孕是為了賺錢生子，然而經歷了反覆移植、流產，她很可能已經永久喪失了生育能力。她每個月都偷偷去廟裡燒香拜佛，企望上天賜予她一個健康快樂的孩子。
而她的丈夫，對此一無所知。
（應採訪對象要求，陸曉琳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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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曾鳴 採訪：何瑫 李佳璇 崔健一 撰文：何瑫
視覺：梁爽 攝影：賈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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