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冷的判決與熱血的人性——對辱母傷人案的幾點看法

翁小平，法學博士、北京市京都律師事務所律師

—本文長約3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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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天，山東的「辱母傷人案」一次次刷屏，佔領了各大媒體頭條。數以億計的評論彰顯出了樸素的民意，熱血的人性。然而，洶湧的民意對於司法公正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因為定罪量刑是一門精細化的技術，需要總覽案件全局，並且其中的很多細節考量，並不一定都為老百姓所知。

在該案中，判決結果是否如民意般所說的那麼不堪？於某的行為是否符合正當防衛的構成？定罪量刑是否過重？整個案件該如何用法律人的思維進行梳理？法學博士翁小平律師一一為您抽絲剝繭。

一、已知的事實

作為一個法律人，應當清楚輿論和民意對於公正司法來說是把「雙刃劍」。所以，筆者一直認為，應盡量避免參與具體個案的討論，因為定罪量刑是一個講究證據應用的精細化技術。即使要討論，也應當建立在對全案證據與事實情況有所了解的基礎上。

具體在於某案中，感謝傳播途徑的多元化，讓我們能夠看到本案的判決書，也才有了討論分析的基礎。根據判決書認定的證據材料，2016年4月14日（判決書中出現了2014年4月14日、2015年4月14日，應屬筆誤）的監控錄像，顯示本案案發過程的大致情況如下：

16點左右，討債人員到達於某母親的工廠；

19時左右，討債人員開始在辦公樓門口吃燒烤；

21時50分，門口的所有討債人員都進入辦公樓接待室；

22時13分，出警民警到達並進入辦公樓接待室；

22時17分，部分人員陪民警走出辦公樓接待室，隨後於某在接待室持刀捅人；

22時21分，民警快速返回辦公樓，討債人員（受傷、沒受傷的）陸續跑出接待室。

二、本案判決否定正當防衛的邏輯令人費解

就本案而言，於某持刀捅人的事實沒有爭議，最大的爭議在於是否屬正當防衛？是否屬於防衛過當？

刑法第20條規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於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即正當防衛的法律定義）。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即正當防衛的適度性要求和防衛過當的處罰原則）。

通俗一點說，成立正當防衛且不負刑事責任必須滿足兩個條件，一是不法侵害正在發生，即具有緊迫性；二是防衛手段不能超過必要限度，即具有適度性。

1．「不用工具、派出所已出警」=沒有不法侵害的緊迫性？

應該如何判斷是否具有緊迫性？客觀地說，法律上確實沒有規定具體的標準，理論上也有不同的觀點。但是，至少有一個基本的共識，那就是可以參考普通正常人的一般感受和立場來判斷。

根據本案判決書，法院認為於某不構成正當防衛的理由是：「被告人雖然當時其人身自由權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辱罵和侮辱，但對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於某和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利被侵犯的現實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所以於某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當防衛意義的不法侵害前提。」

但是，判決書中的於某的供述和其他證人的證言已經清楚地顯示，從22時17分到22時21分，也就是在民警離開辦公樓的4分鐘里（於某捅人的4分鐘），「其他人讓於某坐在沙發上，於某不配合，有一人扣住於某脖子將其帶往接待室，於某不願意，對方開始打於某，於某拿刀指向對方說別過來。結果，對方過來還是繼續打於某。」「接待室中要賬的人，圍著於某，有人拿著椅子朝於某杵，於某往南退，退到一個桌子跟前。」

大家可以設身處地地想像一下，如果自己身處此情此境，是否能夠感受到不法侵害正在發生的緊迫性？如果答案都是肯定的，那麼正當防衛成立的第一個條件也就具備了。

姑且不論判決書說理部分沒有提及的討債人員脫褲侮辱於母的行為，判決書還迴避了討債人員對於某的扣脖子、毆打的行為，反而簡單地以對方沒有使用工具、派出所已經出警的說法來否定正當防衛。

筆者認為，這樣的邏輯實在是令人無法理解，按照此邏輯，是不是只要不用工具打人都不能算是有被打的緊迫性？是不是警察出警後發生的不法侵害都不能算不法侵害？更何況在那關鍵的4分鐘里，警察根本就不在案發第一現場。

2．可認定正當防衛，但屬防衛過當，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按照以上分析，筆者認為，於某捅人時不法侵害是存在的，是有緊迫性的，也就是說具有了正當防衛的第一個條件。那麼，於某是否符合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的第二個條件呢，也就是說於某的防衛是否超出了必要的限度？

按照我國目前的法律規定和理論觀點，衡量是否超過必要限度，要看該防衛行為是否是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須的，以及在結果和行為方式上是否與不法侵害基本相適應。

結合我國刑法規定和判決書認定的事實，在沒有其他不明事實的前提下，筆者認為，從法律意義上來說，於某持刀捅人造成的一人死亡、二人重傷、一人輕傷的損害結果，與討債人員的侮辱、威脅、限制人身自由等行為所可能產生的結果相比，是不相適應的，也就是說於某持刀捅人所造成的結果超過了必要的限度。

從感情上說，我們可以理解於某當時無法控制的絕望與憤怒心情，但畢竟從法理上看，人的生命權還是要高於人格尊嚴權的。

三、即使認定為故意傷害罪，也屬量刑過重

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傷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本法另有規定的，依照規定。

如果嚴格按照此條規定，結合本案的傷亡情況，量刑倒也確在法定範圍內，只不過是按照較高的幅度來量刑罷了。

但是，筆者認為，對故意傷害犯罪的量刑，不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結果，還要綜合考慮案件中行為人的社會危害性及其人身危險性等情況，以案件的全部事實為根據，按照主客觀相統一、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來綜合認定。在被害人存在明顯過錯的情形下，對被告人的懲罰力度也應相應減輕。

刑法第六十三條規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的，應當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本法規定有數個量刑幅度的，應當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個量刑幅度內判處刑罰。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

所以，本案即使要按照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無期徒刑的判決也屬量刑過重。

四、判決書的釋法說理水平無法讓人信服

同為法律人，姑且先不論判決是否恰當，基於美好的願望，我也願意相信裁判法官沒有受到案外因素的干擾，是基於自己的內心確信做出的判斷。

但是，在本案25頁紙的判決書中，法律分析只有1頁，對為何不屬於正當防衛，為什麼「未使用工具、派出所已出警」就可以認定為不存在正當防衛的緊迫性，等等問題，都語焉不詳、一筆帶過。

對於一份要判處被告人無期徒刑的「刑事」判決書，而且還是一個有著特定背景和事由的案件，如此釋法說理的水平，連法律專業人士都看不明白，又如何讓社會大眾和被告人信服？裁判者到底是基於哪些理由來具體考量的，至少要結合法律規定把這些理由說得更清楚一點吧？

那麼，本案判決書說理部分如此語焉不詳，到底是裁判者自己心裡沒底還是已經習慣了形式化的辦案方式，又或只是一種無奈之舉呢？

法律不能指望用一份語焉不詳的判決書來獲得社會的尊敬。

五、類似的案例，不同的判決，執法標準不統一問題何時能解決？

類似的案例，遠的有1979發生的新疆蔣愛珍殺人案。蔣愛珍因遭人誹謗誣陷，感到人格和名譽受了嚴重屈辱，自覺哭訴無門、忍無可忍，持槍向誹謗迫害者復仇，打死三人、打傷一人，1984年新疆石河子地區中院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蔣愛珍無期徒刑，1985年新疆高院改判為有期徒刑15年。嚴格意義上來說，該案與本案還有些不同，該案屬於事後的報復行為，性質上要遠比本案的正當防衛行為嚴重得多，而且所造成的死亡人數也比本案多，但是最終二審15年的判決結果卻比本案的無期徒刑要輕得多。

近的有2009年的西安肖昌勇傷人案。肖昌勇為逃離控制自己的傳銷組織，用彈簧刀向毆打併阻止其逃離的傳銷組織人員亂捅，造成一死一重傷。肖昌勇被以故意傷害逮捕，西安中院一審判決認為其屬正當防衛，但防衛過當，犯過失致人死亡罪，免予刑事處罰，當庭釋放。

執法標準不統一，是刑事司法實踐中突出的一個老問題，反反覆復地被人們提起，卻又一直都解決不了。對於該問題，筆者也已無力吐槽，只是希望相關部門和裁判者能夠充分重視判例的作用，多從歷史判決中吸取前人的經驗和智慧。

六、司法者的專業素養和人文情懷

一位老太太看了於某案的新聞報道後，激動地說：「怎麼可以把被捅死的那個人叫為被害人呢，明明就是他去害別人的！」

筆者不想用專業的術語去糾正這位老太太的說法，因為這就是普通老百姓心裡的樸素正義觀。雖說樸素正義不一定就代表法治，但是缺乏人心支持的法律和裁判，終究難以獲得持久的生命力。

裁判者要有不受輿論左右的專業判斷，但是這種判斷不能是隨心所欲的，不僅要以一個正常的「理性人」為標準，而且還必須考慮自己的判斷會對未來的社會有什麼樣的影響，會對人們的道德和行為有怎樣的示範和引導意義。

我們都知道中國的法官案件數量大、日常事務多，承受著非人的工作壓力和強度，但是如果連基本的專業素養和人文情懷都不顧，只是機械地理解法條、執行法律規定，那麼筆者認為，於公於私，這都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法律應該是有溫度的，而不應該只有一副冷冰冰的臉龐，還要考慮熱血的人性。

最後，筆者想再多說一句，時代不同了，現如今，隨著資訊的發達，任何一份白紙黑字的刑事判決書，都不會被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署名者的專業素養如何，執法是否公正，執業是否盡職，自有無數的當代人和後來人來評價。不管是檢察官、法官還是律師，都需且行且珍惜，我們當堅信司法會越來越公正、越來越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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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翁小平 版式：王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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