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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建設中國支付經濟學

作者 董昀 (時間 2016-12-01)

摘要

曾幾何時，支付清算體系只是金融體系當中不起眼的後台支持系統，並不為人所關注。

正文

如何建設中國支付經濟學

文/董昀

曾幾何時，支付清算體系只是金融體系當中不起眼的後台支持系統，並不為人所關注。支付清算研究也被視為缺少理論框架支撐的「旁門左道」，難入主流經濟學家的法眼。進入21世紀以來，新經濟泡沫破滅、「9·11」事件、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等各類危機頻繁爆發，金融市場趨於複雜化、一體化、全球化。於是，控制和降低支付清算風險顯得格外重要，安全高效的支付清算系統在金融體系中的基礎性地位開始凸顯。與此相適應，支付、清算與結算方面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逐步從少數圈內人士關注的現象上升為具有國家戰略高度的公共政策話題。經歷重重危機之後的中央銀行家們一致認為，支付、清算與結算是金融體系的核心，這一過程的低效率必然令資金或其他金融資產的價格無法反映所有市場交易主體的信息，導致市場交易成本持續攀升，經濟資源難以實現最優配置，從而給實體經濟的發展造成難以估量的負面衝擊。於是，加大對支付清算研究的投入，深入剖析支付清算系統的運行規律也自然成為中央銀行家們的共識。

作為一個學術概念的「支付經濟學」在這種背景之下應運而生了。美國里士滿聯邦儲備銀行的萊克爾等人於2003年在《貨幣經濟學雜誌》上發表了標誌性論文《支付經濟學：對交換機制的研究》，第一次對「支付經濟學」概念進行了解釋。該文認為，支付經濟學主要討論的是支付過程中的各種交換機制，既包括代理人完成支付使用的支付工具，也包括銀行等金融中介在支付過程中所發揮的核心作用。

時至今日，發達經濟體的支付經濟學研究已得到長足發展，與之相關的英文文獻數量已頗為可觀。根據歐洲央行等多家機構聯合成立的支付經濟學研究小組的界定，支付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主要由三個分支構成：大額支付系統、零售支付系統、結算系統。具體而言，分析大額交易的模式與參與者行為、分析技術進步和產業規制等因素對零售支付產業的影響、研究中央結算對手方的行為可分別作為上述三個分支的典型研究主題。從研究範式來看，支付經濟學文獻已能對現實中的許多重大政策問題進行比較嚴謹規範的理論分析與實證檢驗，但在理論框架上仍然依靠「拿來主義」，即從貨幣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等其他分析學科分支借用成熟的工具來研究支付市場的各種現象，有什麼工具就用什麼工具，自身理論創新不足。

迄今為止，國內學術界對支付經濟學這一概念還甚少提及，有關支付清算的研究也才剛起步。與此同時，中國支付清算體系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革與發展，迫切需要理論界對支付清算領域的各種新現象、新問題作出深入的分析。同時，中國支付體系發展中的大量鮮活素材也為中國學者提供了直面中國現象、推進理論創新的大好機遇。

面對這種情況，我們首先要做的當然是學習，也就是充分學習和借鑒西方學界在支付經濟學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並取其精華為我所用。但同時也要看到，西方支付經濟學研究的風格是選題偏窄、偏深，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少有結合經濟金融發展的大格局來研究支付的文獻。這種風格的研究可能適合用來分析處於穩態中的發達經濟體，但並不完全適用於正在經歷體制轉軌與經濟發展轉型過程的中國。由此可見，構建既反映支付清算體系運行內在機理、又具有經濟轉型與發展大視野的中國特色支付經濟學理論確有必要。

基於這種狀況，筆者認為，我國對支付經濟學的研究不必拘泥於「就支付論支付」的框框，而應在充分借鑒主流支付經濟學理論成果、系統研究中國支付體系運行機制的基礎之上，更加註重依託體制轉軌與經濟發展轉型的大背景，從我國支付清算體系發展的現象中提煉出一些典型事實，為我國支付經濟學的創建與發展提供基石。

第一，從經濟金融運行角度看，隨著經濟金融交易方式日益複雜化，傳統的貨幣金融指標已很難準確刻畫金融市場的交易狀況和經濟系統的運行態勢。例如，增加貨幣供應量是我國宏觀政策中的重要政策工具，這些新增的貨幣在投放到經濟體系之後就不知去向了，成為「迷失的貨幣」，我們也難以藉助貨幣供應量來準確觀察經濟金融體系的運行軌跡。

如果從支付清算指標入手來分析，情況就可能大為改觀。因為無論哪個領域的市場交易，最終都面臨資金轉移問題，這自然要依靠支付清算這一管道來實現。可以說，如果全面掌握了支付清算數據並加以深入分析，我們就可以把握資金在金融體系當中的流動軌跡，從而有助於全面揭示金融體系及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狀況，這常常也有助於從新的角度發現問題。僅舉一例，2015年我國支付系統處理支付業務的金額是當年GDP總量的64.77倍，而2014年僅為53.25倍，從2008年到2013年的數值也遠低於2015年。其經濟含義是，2015年我國每創造1元GDP所需的支付系統業務規模有所增加，反映當年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在下降，越來越多的支付活動並沒有為實體經濟增長作出貢獻，而可能被用於支撐金融交易，為金融活動提供自我服務，這種狀況值得高度關注。

當然，中國支付清算領域的數據還比較零散，遠不能滿足系統研究的需要。加強數據的搜集、整理及在部門間的共享將是利用支付清算數據研究中國經濟運行的首要任務。

此外，在利用支付清算數據研究經濟運行時還要注意把握其適用邊界。例如，在預測因金融市場流動性波動而導致的實體經濟波動方面，支付清算指標比較適用。但是，當實體經濟本身的創新動力弱化時，由此引發的經濟波動就很難用支付清算指標來預測了。

第二，從經濟發展角度看，隨著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中國經濟正在步入新常態。依靠廉價要素和技術差距來推動經濟快速增長的舊有模式顯然已不可持續，中國經濟勢必要轉換到依靠自主創新為主的增長模式上來。在這種狀況之下，那些站在技術創新最前沿、致力於實現「彎道超車」的新興產業就成為極其重要的新增長點。如果能夠將這些產業作為案例仔細加以剖析，將會對探索中國未來的創新道路和產業轉型模式產生重要的鏡鑒作用。

以互聯網支付和移動支付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就是這樣一類產業。從供給端看，該行業以人力資本投資為主，研發周期比較短，有利於後發國家企業實現技術趕超。在現實中，以支付寶為代表的我國龍頭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已經站在世界前沿，比如馬雲2015年在國際場合首次展示人臉支付技術，支付寶隨後便將這種技術推廣應用，走在世界前列。同時，中國支付企業的商業模式也在不斷創新，大數據平台得到充分利用，線下交易場景越來越豐富，極大地降低了商家的營銷成本和消費者的搜尋成本。綜上所述，可以認為中國的支付產業已經具備了彎道超車的條件。從需求端看，隨著互聯網和手機的普及，中國還擁有全球最大的潛在市場，消費者的支付需求快速增加且日益多元化，這同樣有利於推動支付產業的創新與發展。

在供給和需求兩端力量的共同驅動下，第三方支付產業高速成長，成為中國金融支付服務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中國產業創新的典型樣本。需要指出，儘管信息泄露、備付金管理、業務欺詐等風險引起了社會高度關注，但揭示和分析第三方支付產業創新中的各種困難與風險，同樣有助於我們探索中國今後的產業創新路徑，並不妨礙理論工作者將第三方支付產業作為重要案例加以研究。

第三，從體制轉軌的視角來看，支付清算體系的變遷也是中國金融體制變遷的鏡像。在體制轉軌的早期階段，貨幣當局在支付清算方面佔據著壟斷性的支配地位。經過長期的發展，規模不等、市場定位不同、所有制各異的形形色色的支付清算機構已經紛紛湧現，形成了以貨幣當局為主、各類機構共同發展的格局。直至今日，轉型仍在繼續。

這一歷史進程中出現了一些與支付有關的新事物，值得關注。例如，支付寶率先推出的餘額寶等貨幣市場基金產品風靡一時。這些產品實際上是金融體制轉型進程中由於體制改革不配套而產生的「過渡性金融品種」。其得以快速發展的制度條件是：一般性存款利率受到管制，但同業存款利率已經放開；金融資源主要作為儲蓄集中於銀行體系之中；銀行不能開設貨幣市場存款賬戶；普通居民手中的小額資金缺乏投資渠道。在上述條件約束之下，餘額寶等產品攜互聯網技術之力，利用了兩種市場之間的利差，為廣大消費者提供了比銀行存款更好的投資渠道。隨著金融改革的推進，各個不同市場之間的利差將逐步消失，銀行的經營範圍將不斷擴展，資金也將越來越多地走向市場。這就勢必使得「寶寶類」產品的收益率下降至平均利潤率附近，這種趨勢目前已經出現。不過，這種過渡性金融品種向常態的回歸，未必代表著它的失敗，反而可能是中國金融改革取得成功的表徵。

上述三個例子表明，國內學術界如能對中國支付清算體系發展進程中的種種新現象持續加以觀察與分析，當可挖掘出一系列富有理論含義或政策含義的基本事實，為構建中國特色支付經濟學理論提供研究對象和理論要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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