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大樓還是大師？科學知識生產中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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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李一葦師姐為「量化歷史研究」公眾號寫的推送，轉載已經公眾號同意，拉到底部可以看公眾號簡介。配圖：1931年12月2日，梅貽琦在清華大學校長就職演講中提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著名論斷。

哪種投入更能夠創造成功的研究型大學，是大樓還是大師？如何進行因果關係的檢驗？已有的經驗性觀察表明，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都是科學知識生產中的重要因素。然而，這兩種資本投入與知識生產之間的因果聯繫，及投入之間的相對地位，目前仍是困擾政策制定者、大學管理者和研究者的重要問題。

相比於具體可控的製造業，潛在的內生性因素，如科研巨擘更傾向於在高水平的院校（研究室）供職，或其個人能夠吸引更多的科研基金和未來巨星的加盟等，使科學知識的生產函數估測更具挑戰性。繼對博士生質量和高校教員同群效應的分析之後，Waldinger教授於2016年12月在REStat（The Review of Economic and Statistics）上發表的「Bombs, Brains, and Science: The Role of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 for the Cre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一文，運用受到外生衝擊的20世紀德國、奧地利大學相關數據，對科研活動中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各自所起的作用做作出了回答。

文章以二戰期間的納粹德國驅逐猶太裔或政治不可靠的科研人員，以及盟軍對德本土轟炸行動為切入點，考察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損耗對知識創造帶來的短期和長期影響。

利用1926-1980年間德奧大學物理、化學、數學三個學科的相關檔案材料，作者發現在短期中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的損耗都會對知識生產產生負效用，同時等量水平的人力資本負向衝擊對知識產出的損害是物質資本的四倍之多；而在長期中物質資本衝擊對知識生產的影響消減，人力資本衝擊的影響卻長期存在。關於人力資本如此顯著的長期作用機制，作者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高水平科研人員的流失，使得這些科研機構難以鑒別哪些學者更有能力、哪些求職者的質量更高，導致他們在長期中僱傭科研人員的質量下降。

1933年4月起，納粹政府開始驅逐境內公務員系統中的猶太裔人員和政治不可靠者，這項政策迅速波及全德的高等教育體系，並造成教員離職和提前退休的高潮。1938年，驅逐政策擴展至奧地利。1933至1940年間，超過1000名科研人員遭納粹政府驅逐，德國在物理、化學和數學領域分別失去了15%、14.1%和18.7%的研究者，並且大多數流亡學者是其專業領域的佼佼者，他們主要移民至美國、英國、土耳其、以色列等國，並對當地未來幾十年的科學發展和專利增長做出了較大的貢獻。作者此前的一項研究（2012）發現，科研者流亡與其所在系所納粹支持者人數、系所發展前景、未遭驅逐者職業選擇等潛在的內生性因素無關，這支持了以政治驅逐導致的科研人員流失作為人力資本外生衝擊的合理性。

另一方面，二戰時期盟軍對德國本土的空襲行動，對德國包括教育領域在內的諸多行業帶來極大的資本損毀。1939年起，英國空軍就開始了對德軍事目標的空襲行動；至1940年底，針對城市的小規模空襲也逐漸增多。1939至1945年間，約135萬噸炸彈被投擲到德國本土，同時月度轟炸次數和規模在戰爭後期持續增長。由於航行條件和戰爭形勢的限制，轟炸行動最小的目標單位為鎮，且投彈精度較低；城市內建築毀於轟炸和由此引發的火災，許多大學的科研設備、重要手稿等也都遭到焚毀。戰後大學建築的修復重建，由於資金、工匠、建築材料的短缺和德國城市的普遍受損而被擱置。大多數的學校被迫徵募學生義務清理廢墟，幫助重建。直至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期，大部分學校才完成重建。

文章以1926至1980年間德奧兩國35所高校的105個系所在ISIWeb of Science的年論文發表數、以引用量加權的論文發表數（以下簡稱加權發表）來衡量科研產出，得到1926、1940、1950、1961、1970、1980年六個數據點。科研人員驅逐的相關數據，來自於德國學者流亡名單和德語區教育者移民傳（藝術、科學文學卷）的記錄；系所層級的轟炸損失數據，則來自於大學檔案中關於轟炸損毀等級的估測和建築受損比重的相關記載。

作者對論文發表進行標準化處理，考察科研人員流失和固定資本損毀對德國的大學年論文發表量的影響。在分析中中，作者排除了大學校齡、新建大學建校時間、所在城市1933年軍工企業比重、猶太裔人口比重、與柏林牆之間距離和聯軍戰後佔領區等因素的影響，並考慮年際和系所等不隨時間變化的因素影響。

統計分析結果顯示，科研人員流失對論文發表存在顯著的負效用，並且這一效用長期存在；而固定資本損耗與論文發表之間的負相關關係自1950年以後不再顯著。這表明固定資本損耗通過系所設備損毀和非廣義城市基礎設施損毀的方式，對論文發表產生影響。進而，文章比較了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在論文發表中的相對低位。作者模擬10%的負向衝擊造成的論文發表變化路徑，結果顯示，在短期中人力資本損失造成的論文發表減少四倍於物質資本的衝擊；人力資本損失的作用持續至1980年；而物質資本的作用很快消失，甚至在1970年出現積極作用。對加權發表數的分析呈現相似的結果。

圖1：模擬10%負向衝擊對論文發表的影響（左邊為人力資本，右邊為物質資本）

通過對上述結果的穩健性檢驗，作者指出考慮戰前的大學發展政策、來自新建立大學的競爭、針對特定學校的軍費擴張、城市猶太裔人口比重、戰後盟軍分區佔領和兩德分裂、科研人員驅逐導致的系所教員年齡結構變化等影響因素，並不會改變上述結果。分學科的分析結果顯示，物質資本在化學和物理學的一些具體領域更為重要，而數學研究中人力資本則相對更為重要。進一步的將科研人員質量納入考察，作者發現高於平均質量的科研人員流失帶來的論文發表減少比全員分析下的結果高30%，排名前五和前十的學者離職帶來的論文發表下降更為劇烈，在長期中高質量科研人員的流失會帶來論文發表更大程度的減少。

圖2：人力資本損失的長期影響

此外，文章試圖解釋人力資本衝擊長期延續的作用機制。首先，作者分析了影響系所規模的因素，發現科研人員流失帶來的系所規模萎縮持續至1970年，並在1980年才完全恢復。這表明系所規模相對下降是人力資本衝擊作用的渠道之一。接著，作者著重探討教員僱傭的作用。同樣以論文發表數衡量的僱用質量，在遭遇科研人員流失的系所出現顯著的下降，這種下降在高質量科研人員流失的系所更為劇烈。科研人員，尤其是高水平科研者的流失，通過降低系所鑒別潛在的有影響力學者的能力，和求職者群體平均質量兩種方式，影響教員僱傭整體質量。分析表明，年輕學者流失是新僱傭教員質量下降更為主要的原因，科研黃金年齡的學者是僱用質量上升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同時，科研人員的流失對博士生質量也產生了一定的損害，這也最終傳導至低質量的教員僱傭。而學者間溢出效應對論文發表的影響則微乎其微。

本文指出，二戰時期德、奧大學的經歷表明，相比於物質資本，人力資本是科學知識創新中更為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通過本校明星學者吸引高水平同行和潛力研究者而產生影響。這一結論在更廣的時間和空間維度內仍具有合理性。人力資本在科研中的重要性也日益受到各國政府和高校的重視，引進科研巨擘或將是提高系所（院校）學術水平的最有效政策。

文章來源：Fabian Waldinger, 2016,Bombs, Brains, and Science,The Role of Human and Physical Capital for the Crea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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