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覽系列】《中西文明的對照》——古代中國的盛與古代歐洲的黑暗

昨天我們聊了下在起源處的差異，但是源頭處的那些差異，還不足以形成東西方文明當下如此巨大的分歧。

源頭處的思想差異，加上中西方在封建時代迥然不同的發展方向，才形成現今這種局面。

當代中國能夠成為一個大統一的國家，必須感謝從秦漢時期就開始採用的郡縣制（漢朝在郡縣制的基礎上還增設「州」），這種行政系統，在中國一直延續到20世紀初，在大原則之上，改變不多。

郡縣制結構的頂端，就是俗稱的「朝廷」，只不過此朝廷跟彼朝廷並不一樣，這裡的朝廷指的是「統攬全局的政府」，皇帝類似於最高長官。注意，在明朝之前，大臣與皇帝之間的關係，並非「清宮劇」和某些歷史劇裡面那種動輒三拜九叩三呼萬歲，那是謬傳，具體的之後會提到。

早期這一統治系統保持自己活力的方式是察舉制度——從民間選拔優秀的年輕人，在地方政府中服務。有了地方政府的工作經驗之後，再由地方首長推薦，集中在中央的「郎署」，學習觀摩中央政府的運作和各種法令。經過數年的歷練，年輕的「郎」被分配到中央或者地方去做比較基層的官員，內外互調，學習各種事物。

而且早在這一時期，就誕生一種「實習」的模式——接任之後的第一年，屬於見習期。見習期比較優秀，才能正式接任。

這一制度起初立意是非常不錯的，然而因為利益關係問題，豪族與世家相互察舉自己的後代子孫，社會權力被世家大族牢牢把控在手裡，使得社會僵化。

再說文化，西漢時期董仲舒的儒家學說盛行，儒生們持以道德和知識，依據「天命無常」的理論，批判號稱「受命於天」的皇權，雖然皇權並不喜歡這種儒門，卻也沒有如同後世「清代」那般文字獄大肆屠殺讀書人。可惜到了東漢之後，皇權就禁止這種借天命批判時政的態度，此時儒家的學術活動就走向了經典化，致力於訓詁和闡釋，不再注意理論上的進一步發展。

儒家學說的固定化，使得儒家變成僵化的系統。儒生們投身政治活動，為了利益，成為皇權的擁護者。

這一時段裡面，中央與地方、皇室與世家處於一種分庭抗衡的狀況。為了獲取這種對抗裡面的勝利，於是外戚和宦官得以掌權。然而外戚和宦官的掌權更是加劇了這種權力鬥爭，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東漢末年的長期戰亂。

東漢之後中國的戰亂持續了幾百年，下一次統一就到了7世紀的隋唐時期。

但是這個戰亂過程之中造就了一個現代的事實——南北人的基因問題。

北方的漢人吸納了「蠻族」的成分，而南遷的漢人吸納了「南蠻」的基因，形成了現代中國比較典型的南北體格差異。

同期西方，亞歷山大建立了龐大的亞歷山大帝國。不過這個帝國隨著亞歷山大的死亡分崩離析。

其繼承者是羅馬帝國。

羅馬，一個小小的城邦，通過不斷的征戰和兼并，終於成為大國。從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5世紀，羅馬帝國掌控地中海周邊地區達六百年之久，疆域廣闊，人口眾多。

但是羅馬帝國的政治制度跟東方的秦漢比起來就相差太多。

羅馬帝國本身是一架戰爭機器，依仗武力，劫掠地中海地區各處殖民地的資源，支撐自身的運轉。羅馬將征服而來的土地編為行省，在極盛時期有將近兩百個行省。這些行省的管理，不同於東方的郡縣制模式，而是一種契約、附屬國的管理方式。

保留原來的社會結構和制度，向羅馬帝國臣服，並且上繳賦稅。並且因為征服的環境不同，不同行省之間的自治程度都不同。這種殖民地和宗主國上層之間的結合，使羅馬帝國成為一個鬆弛的複合體。

這種軍事佔領的特性，成為羅馬帝國的弱點。羅馬作為義大利北端的一小塊地方，沒有能力提供如此龐大的兵源。那麼在羅馬的人口不足時，奴隸和征服的民族就成了新的兵源。

羅馬名義上是皇帝制，但是作為一個軍事制度為主的國家，軍官的實力才是最硬的資本。羅馬的君主很少子承父業，那些名義上所謂「養子」的繼承者，其實就是有實力的軍官。

羅馬軍隊的這些情況，使得羅馬皇帝「被迫」承認基督教的地位。

基督教是由猶太教衍生出的單一真神信仰，並與希臘斯多葛思想結合而成的啟示性宗教，主張人在上帝面前皆平等，上帝救贖使人脫離困厄、得到平安。此信仰，對於蠻族來說有極大的吸引力。蠻族的軍士本來不過是僱傭兵，甚至是擔任勞力工作的奴隸，普遍居於社會弱勢地位。基督教為他們提供了精神安慰，也提供了窮苦人彼此之間的內聚力。

當軍隊的主力都成為基督教的信徒之後，君士坦丁在爭奪權力的過程之中，不得不借重基督教的影響來幫助自己贏得帝位，這使得基督教得以從地下轉為地上，隨後更是成為羅馬國教。（狄奧多西一世在393年宣布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國教）

而此後，基督教得以滲入城市裡面的知識分子和貴族階層之中，基督教徹底佔領了羅馬國人的思想。

5世紀，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原本羅馬帝國征服的勢力，在原西羅馬帝國境內紛紛建立自己的小國。

而這些建立的小國跟五胡亂華之後的中國不一樣，五胡十六國每個國家都想統一中國，他們自稱為帝，目標就是一統天下。而歐洲的蠻族國家卻是各自為政，互不干涉。這一結果直接導致了近代民族列國的形成。

隋朝開創了科舉制，但是這一制度直到武則天時期才真正開始採納。（注意一個問題，在科舉制度出現之前，應該說在採用科舉及第的進士之前，中國的統治階層實質上是固定的，無論朝代如何變化，權力始終是在門閥世家手中）

但是這些新晉文人的勢力想要取代盤亘多年的世家門閥顯然不是短期的事情，直至晚唐，進士和豪門大族還在角力，科舉選拔的進士仍然無法完全取代世家大族。

唐代略微改變了漢代的官職系統，丞相的權力被較大的削弱（漢代丞相直接統領百官，才配稱之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相權不再是一人獨領，而是多人分擔。

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三省首腦分割了丞相的權力，這一集體領導機制自此在中國曆朝延續（當今也是如此）。而同時，宦官常常參與皇室政治，構成強大的內廷，干預外朝的政策和執行。

中國歷史系統中，人們往往艷稱大唐帝國的聲威。其實，安史之亂以後，大唐盛世便不曾再現。這一時代的發展，不在於政治和軍事。其中值得重點關注的部分，乃在陳述的這幾個方向：經濟力量的上升，從中古以後，終於可以挑戰政治和社會，成為形塑中國的三大力量之一；在思想方面，唐代延伸到宋代，屬於中國中古時期的後半段，這一段時期既在咀嚼傳統，又是向前發展。並且吸收了許多外來族群的民族成分，文化面貌多元而又活潑。這一時代的整體格局，開張宏大。

對於文化和信仰，唐朝雖然遵奉道教為國教，但是對於佛教和儒門也是支持態度，而道教雖然有皇室的支持，但思想上的發展並不大，只是整合了南北朝時期分散的理論，形成了一個完整系統。

韓愈用文化的民族主義來抵制外來的宗教，他提出儒家的「道」，指出其形而上學的意義，即宇宙一切存在的本體。他將中國的《周易》和孟子的思想作為依據，建立了一套儒家的形而上學，對儒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對於佛教，韓愈持有「排佛」態度，希望政府竭力遏制這一外來宗教的發展。他的這種態度，其實是在利用政治權威排斥異己，當然甚不可取。

柳宗元則是融合儒家和佛家，態度中和。柳宗元並沒有為「融合」而專門書寫大批著作，他的思想散見於許多散篇論文之中。他主張儒佛兼容，將儒家的入世與佛家的超然信仰結合成內外兼具的超越。他甚至在佛教僧侶出家的戒律和中國倫理的孝道之間，也提出了折中的說法。在儒家之中，他特別重視孟子。他遵循儒家思想的核心，由此建立的唯心論就超越了儒家思想中只談現實的層次，進入了兼顧本體論和知識論的哲學。柳宗元也特別注重儒家「安民」的實踐，他以為國家以百姓為本，吏為民役，官吏是為百姓服務而設。他身體力行，一生為百姓求福祉。他曾經參加王叔文領導的改革運動，後來改革失敗了，他被貶謫到南方擔任地方官。每到之處，他都能為當地做一些有益於百姓的工作。

除韓、柳二人之外，李翱作出了更具體的貢獻。他是韓愈的學生，但是他的思想路線更接近柳宗元。他的「復性論」為宋代理學初步奠定了基礎。他對心和性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佛家的辯證思想，為宋代理學開啟了一條很明確的道路。

正是因為韓、柳、李三人，我們才將所謂「四書」，亦即《論語》《孟子》，再加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作為儒家理論最重要的四塊基石。《大學》《中庸》兩篇，其實都屬於孟學。《大學》將入世之務和內心的修為當作一個連續而不能分割的過程；《中庸》則將心和性當作人的本體，認為儒家一切的觀念都可以從心和性建立。

西羅馬滅亡以後，歐洲許多不同族群建立的小國互不相屬，彼此攻擊，確實沒有世俗的秩序可言了。

前文提到過，基督教早就搞定了羅馬帝國的那些士兵們，這些彼此攻擊的國家，但是他們的士兵卻有著共同的信仰，皇帝們無法號令敵國的軍隊，但是教廷可以，於是這個時候，基督教成了歐洲大陸上一個重要的安定力量。

而基督教的信仰使得歐洲大陸上的士兵、領主在行為上還是會受到基督教倫理的約束，這一時期，最頂級的權力從世俗的帝國讓位於教會，分散在各地的主教，以位於羅馬的主教作為領袖，終於遵奉其為「教宗（教皇）」。

在此基礎上，基督教建構了一個教會的網路。紀律與儀式制約著各地的教會，使它們服從上級的教會，地區教會選出主教，從主教里選出教宗。這一秩序代替了過去的羅馬帝國凌駕於世俗小國的秩序。

分散在各地的修道院，是知識和文化所寄託的機構，受過教育的教士也就成為各地封建領主的顧問，他們甚至幫助各地領主治國。地方教會也擔負起民間行政的任務。世俗和神聖，在這種情況之下結合在一起，不過，神聖的權力集中在教會網路，而世俗的權力分散於許多個小國，兩者形成合作和互補的關係。

而在隨後的發展之中，法蘭克王國國力高漲，擊敗了阿拉伯人的艦隊，歐洲大陸上出現了一個團結的中心。教皇將皇冠戴在法蘭克國王的頭上，稱之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此時開創了加冕的先例。神聖羅馬帝國成為教宗加冕的合法性霸權，而因為教宗給皇帝加冕，無形之中世俗帝王就顯得比教宗低了一層。

神聖羅馬帝國實際上是一個霸權集團，必須依靠羅馬教會來將這些諸侯結合成為一個接近於聯邦的組織，維持由神權加持的世俗秩序。每個王國的君主，名義上轄有公、侯等名號，實際上各自都有領地和屬下的百姓，他們只是在名義上接受神聖羅馬帝國的管轄。這相較於中國的皇權帝國，是非常不同的結構。神聖羅馬帝國沒有一個核心，也沒有一個固定的政府，當然更談不上有效的行政系統了。

前文提到，教會和修道院負責了歐洲的教育和文化傳播，那麼教會自然會要求封建領主們提供資源和支持，於是教會在這一階段攫取了大量的土地和財富，但是因為理論上，教士需要終生奉獻，不得成家，於是各地主教在各地利用這些財富大肆修建教堂，而這，為之後的文藝復興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這種龐大的權力和財富，給予了教會足夠的動力來把持其優勢地位。羅馬教會一次又一次地整理自己的教義，終於達到「一言堂」的效果：除此教義，別無雜音。教會懲處異端，不斷地以權力壟斷思想。實際上，這種作風，對羅馬教會並不是好事。「一言堂」使羅馬教會成為一個權力機構，背棄了當年耶穌基督和早期教會的理想和熱誠。這個「一言堂」的神權與具有武力的封建世俗權力相結合，僵化了歐洲文化原有的生機，而在當時，歐洲文化還沒有自我反省的能力。

歐洲的三合一權力結構，終於還是以教會為運作樞紐。獨斷的基督教會無法忍受伊斯蘭教在東方的擴張，尤其是伊斯蘭教徒佔領了耶路撒冷以後，基督教會時刻不忘要將「聖地」從異教徒手上奪回，於是有了十字軍東征。

東征的另一個動機則是經濟。從東方運送到歐洲的商品，必須經過伊斯蘭教統轄的地方，再轉運歐洲。商品價格經過伊斯蘭教的過境壟斷以後，比原價高出許多，這也使歐洲的權力集團決心要擊敗伊斯蘭教的勢力。

1096年，第一次十字軍東征由教宗發動，號召封建騎士和領主組織聯軍，攻打伊斯蘭教地區。此後兩百年中，一次又一次的十字軍東征，實際上敗多於勝，歐洲聯軍也沒有從伊斯蘭教徒手上奪回聖地。教會征戰，使歐洲喪失了不少封建武士和精兵良將，封建制度元氣大傷。

東羅馬帝國的東正教會，雖然也屬於基督教，卻與羅馬教會水火不容。十字軍在戰爭中，劫掠東方城鄉商販，甚至攻擊東正教地區。這些行為，加上屢次征戰勞而無功，羅馬教廷的威望一落千丈。緊接著，歐洲大瘟疫暴發，死者無數，勞動力損失巨大。這些都為歐洲封建制度和相應的經濟制度即將發生的巨變，創造了必要條件。

更重要的是，通過東征，歐洲人發現在教會壟斷的文化圈外，還有許多不同的思想觀念。特別是他們發現古希臘留下來的文化遺產都被教會一手遮天，不為歐洲一般人所知。東征帶回的許多古希臘文典籍，由教外學者翻譯為拉丁文，將東方的藝術帶到了西方。這就開啟了文藝復興的契機，讓歐洲人可以重新檢視其文化遺產。

歐洲人也經由東征，發現了遙遠的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接觸到了新的事物。中國發明的火藥早已被伊斯蘭教轉變為戰爭武器，至此才第一次為西方所知。培根認為，中國人發明的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為西方掌握後，歐洲的文化和社會也隨之改變了。附帶說明，培根此言是從歐洲歷史變化的角度出發，提出這些發明對於西方的階段性影響，現在卻被中國人片面地理解，以為中國文化只有這四件發明！

文藝復興的意義在於歐洲人重新發現過去，並開始認識遠方的人類文明，他們擴大了視野，不再甘於只接受獨斷的基督教文化。他們重新認識古典，並且設法將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作一番融合。關於文藝復興的討論，將見於下一部分。

在中國的中古時期，兩個文化系統走著完全不同的步調：歐洲從多元逐漸發展為單一的系統，以教宗為主，逐漸走向僵化、獨斷；中國吸納了許多外來因素，發展出多元而活潑的文化精神。在這個基礎上，韓愈、柳宗元、李翱的工作，終於引發了後來理學、新理學和禪宗的活躍氣象，而歐洲也最終發生了文藝復興，打破了僵化的教會文化。

中國自百家爭鳴之後，整個發展雖然頗為坎坷，但是始終是一種向上的狀態。

無論是漢還是唐，作為中國歷史上真正的大朝，彰顯著東方大帝國的氣度和胸懷，在最後的明清兩朝，空有龐大的領土，卻失去了那種有容乃大的氣度。

這才是中國真正走向衰敗的根因。

當然，這個鍋也不能純粹的責怪明清兩朝，也跟中國曾經完全的淪為「殖民地」相關。

元朝統治下的中國，究竟能否算是一個朝代，這裡不做多說。只是我們無可否認，元朝崩壞了中國曆朝上皇帝與官員們坐而論道的體制。

西方在早期的發展之中，其實也是一種欣欣向榮之態，跟東方的中國自然不能相比，但是整個文化都是一種開明之態。

但是隨著基督教一統江湖，噢不，是歐洲，教會隨之變質，不再是一個純粹的致力於解救眾人的信仰，而是一個另類的權力機構。

這種變化也使得歐洲進入黑暗時代，但是歷史往往總是那麼奇妙，盛極的基督教，卻因為幾次十字軍東征，徹底的給自己埋下了巨大的禍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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