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你能跑到哪裡？守望中國的10億人，才是這個國家的基石

文 | 羅天昊 來源 | 羅天昊國與城，ID：luotianhao99 編輯 | 撲克投資家，轉載請註明出處

導語：中國社會的魅力何在？

時代巨變，人心迷亂。

沸沸揚揚的特朗普禁穆令，凸顯了全球移民問題。

近幾年，中國政商和知識精英中興起了一股移民潮，甚至「早發財早移民」成為部分人的流行語。據新世界財富（New World Wealth）的最新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富豪移民人數居全球第二，達9000人。大批財富被轉移到海外，明星英達在美國洗錢涉嫌被查，不過是冰山一角。

他們出走海外的原因是什麼？中國到底是人間棄土，還是人間熱土？國人的最佳出路，是仿效少數人移民海外，還是遵從多數人之路，堅守本土？這是時代需要我們迫切回答的問題。

來去自由，往來如風。

或者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或者國家還有種種不足。我們理解離人的初心與苦衷，但是，激越的時代，需要的不是憂鬱的嘆息，而是深沉的吶喊。

剷除不義，清理歷史的牛圈；

立下合約，確定當下的正道；

深耕大地，創造未來的樂土。

中國未來的三部曲，每一步都需要走得深沉艱難，唯有留下來的人，能夠完成民族交付的重責與重任，贏得永世的榮耀。

移民並非最佳出路，堅守中國的10億人，才是未來的英雄。

移民潮，悲觀的「棄船」論

大船將沉，智者先逃。

這是當下中國部分移民的心理根基。雖是錯覺，卻頗有市場。

這些移民海外的人中，比例不小的是貪官及其家屬，2011年中國相關機構曾發布報告稱，1990年代以來有1.6萬名官員帶走合計8000億不義之財逃逸海外。後雖有機構指出外逃人數和金額有誤，但也一度引起轟動。此外，還有一批依靠政商勾結致富，充當權貴「白手套」的部分商人，移民可逃避未來的懲罰。

更多的是合法和自由的移民。這是一個龐雜的群體，有一大批先富起來的正規商人，眾多演藝明星，文化人士和專業知識分子。他們是改革的受益群體，本可作出更大貢獻，但卻選擇了離開，引發了廣泛的疑問和巨大的震動。

離開有多種原因，有的是為了更理想的生活環境，追逐藍天白雲，移民躲霧霾。有的是對國家感到不安，法治的缺失使精英階層產生了強烈的焦慮感。有的是灰色財富，轉移海外逃避懲罰，有的是為了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日益膨脹的海外移民大潮，不僅帶走了財富，更使中國流失了大批人才。僅2009年中國富豪帶到加拿大的財富就超過23億，相當於一座世博會中國館。

為什麼他們拋棄父族的土地，避走異邦？部分國人信心不足，根源在於改革不到位，國家面臨轉型困局。

當下中國面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最大的變局。以環境、公平、福利三大犧牲為代價的高速時代落下帷幕；與此同時，中國社會的各種矛盾與弊端也開始凸顯。貧富分化嚴重，基尼係數接近動蕩線，階層之間利益矛盾重重；雖有「打虎」行動，腐敗問題仍然猖獗；同時，環境承載能力已達到極限，大片國土霧霾重重，污染嚴重；社會不公開始加劇，缺少法治，凡此種種，國民不安全感加劇，悲觀情緒在部分人中蔓延。

信仰的迷失，使很多人持投機主義態度，缺乏責任感與家國情懷，一旦改革出現挫折，部分人就產生希望破滅感，欲棄中國這艘大船，尋找不沉的樂土。

移民並非多數人的出路，大國大族需要自強自立

13億人的大國大族，能移民到哪裡？

選擇移民對個人來說無可厚非，對於民族來說卻非最佳出路。

我們面前有兩大邏輯。一是，移民只佔少數，非多數人的出路。二是，縱使國家有困局，大國大族，不可能通過移民獲得正道。

中國每年向外移民十幾萬，僅占人口的萬分之一，若以70年為一個人生周期，則終其一世，移民海外者，佔總人口比重也不過1%。99%的國民，將註定留在父族。

就階層而言，移民主要集中於中產和權貴。關於中國中產的人數，據西南財經大學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測算，中國中產階層人口為2.17億，2015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認為有3億人。無論哪種統計口徑，中產階層人數不超過3億，是相對少數，權貴豪門是絕對少數，居於絕大多數的是平民階層，總人口達10億之眾。

移民是少數中的少數，他們並非國家的主體。

作為大族，中國人不可能仿效猶太人，幾千年來在各個民族的縫隙之中求生存。

當下，中國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為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韓國、日本和新加坡等國。接收中國移民人數最多的是美國，據美國國土安全部統計，從1980年至2012年，中國人獲得美國綠卡的人數總計為163萬。平均起來，每年也就數萬人，就算美國願意，全部中國人移民美國也需要上萬年，經歷無數世代。

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容納下如此大族，除了故土，別無樂土。希望在此岸，不在彼岸。

猶太人在全球兩千多年的悲慘命運，華人在印尼大騷亂中的悲慘遭遇均說明，海外並非一定是樂土。當下美國收緊移民政策，驅趕1100萬非法移民，歐盟和日本也加強了入境審查，移民海外的希望將更渺茫。

中國不僅是大族之國，也是廣土之國，人口全球第一，財富全球第二，領土全球第三。大國的內部性是決定性、戰略性、關鍵性因素。中國無法像小國那樣，通過外部調整來解決未來問題，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夠為中國負責。

小國敘利亞內戰，100多萬的難民就攪翻歐洲，中國這樣的大國如果成為潰敗國家，必是全球災難，中國自強和富強，才可造福祉於國民，造福祉於全球。

走出埃及的猶太先民並非完美完善，卻有先知願意為其擔當責任，未來中國若真有困局，也需要有人出來擔當。

沒有哪個時代的興盛，不是熱血與汗水鑄就。

留守中國的十億民眾的出路，才是中國最大的正道。

修直國的道，預備民的路。

堅守父族的人才是國家的基石，民族的脊樑

諾亞方舟，遙遠傳說。

一個世代，如果只有少數人得拯救而多數人被拋棄，這一定是一個扭曲的世代。若是一個正道的世代，得拯救的一定是多數人。

移民海外，更像是精英和權貴階層中少數人的遊戲，但是對於13億人口的大國來說，他們只是極少數，留下來的人才是國家的基石。民族的脊樑。一個正道的國家，必要為多數國人尋求未來，造就福祉。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縱向比較，這是中國歷史上相對富足，也相對公平自由的時代。不少人將此歸功於政商和知識精英的力量，歸功於企業家，但是，這種評價是殘缺的。

過度強調企業家精神，卻忽視工匠精神，過度強調資本的價值，卻忽視勞動者的價值。中國勞動者的報酬佔GDP的比例近十年長期徘徊在40%左右，而發達國家平均在60%以上。

瑞士信貸銀行研究所發布的《2016年全球財富報告》顯示，1%的人擁有世上50.8%的財富。10%的人掌握了全球89.1%的財富。貧富懸殊在全球蔓延。在全球10億窮人中超過2億來自富國。富國的窮人也開始反思和覺悟，推動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公投脫離歐洲。在全球範圍內，財富和權力的分配格局發生巨變。平民已經登上全球舞台，人類將走向正知正覺。

當下中國提倡工匠精神，提倡「新愚公」精神，正是對精英主義的矯正。「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權貴精英對中國的主宰時間太久，確立平民主體地位的大時代已降臨。

作為全球唯一沒有中斷主體文明的國家，五千年來，一代又一代的「愚公」，奠基了國家深沉厚重的歷史。以熱血與汗水，作這國的基石，以誠實與信義，作這國的見證。

據經濟歷史專家麥迪森統計，中國在長達1000年時間中GDP全球領先，1840年之後開始衰落，20世紀初面臨滅種危機，但不久又在1927—1937年迎來一個中期發展，經過建國初期的曲折後，1978年又重新崛起，當下中國經濟總量佔全球15%，僅次於美國。是十大經濟體中增長最快的。也是貢獻最大的，2016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達到33%，是全球經濟第一引擎。離開中國，失去的將是與未來大國共同成長的機會。一代又一代，無數的人出去了，堅忍不拔的留守者造就和改造了國家。他們是民族的脊樑。中國作為一個人口、疆域和文明大國，具備強大的內部調整和更新能力，經得起患難與挑戰，不會輕易沉沒。

天下大事，不成於機巧浮華，而成於朴誠勇毅。擁有億萬堅韌深沉的守望者，國家的繁榮，民族的強大，才有持久的續航能力。成就天選之國，成全英雄之種。

安定世道民心，就是國家的出路

當下，中國遇到了三大挑戰，官商勾結是中國在社會領域的巨大挑戰，不僅使經濟發展不可持續，更導致貧富嚴重不均，社會公平失衡。階層矛盾頻發。2016年全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為0.465，超過國際公認警戒線；環境污染是第二大挑戰，霧霾高峰期影響範圍達17個省市，超過國土面積的7分之一；人心迷失是第三大挑戰，導致信仰坍塌，全民拜金，人心委頓，道德滑坡。三大挑戰，從社會經濟，生態環境和精神信仰三個方面，扼制了中華民族的發展空間。

一種憂患，兩種選擇。

移山填海，勝過移民。有志向，有血性和擔當的民族，應仿效先賢，作新的移山之舉，而非移民逃避。

應對第一大挑戰，需要重建以公平為基石的社會。

未來，需要以法律確立公平，保證多數人的利益。不輕易追溯過往原罪，但也不允許政商勾結，權力的當歸權力，市場的當歸市場。同時，約束既得利益階層。亂象既出，急需重典。反腐打虎，先行治標，復興民權，可以治本。在政策上確立以10多億人為主體的導向，確保未來財富更多向勞動者而非掠奪者傾斜，向實幹家而非投機者傾斜。同時，適當提高國家福利水平，為平民階層托底。避免中國成為又窮又亂的「潰敗國家」。

跨越第二大挑戰，需要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兼顧環境保護和治理，重新確立對自然的敬畏之心。

跨越第三大挑戰，需要重新朔造國民心之力。造就剛健強悍之國民，一掃萎靡之氣。中國與土耳其類似，是近代罕有的沒有淪為完全殖民地的兩大帝國後裔，隱藏了民族獨立自強的密碼，再加之對外開放與吸收，必可完成文明的涅槃，老樹發新芽。「歷史終結論」的破產，也給予中國創造新型文明以重大契機。

完善國家治理、促進改革深化與與收拾民心、重塑文明，皆不可偏廢。

國道正直，必然人心安定，樂居故土。

精英的責任

國家的迷失，首先在於精英的缺位。

民眾對精英階層有兩大期待，一是經濟領域，希望精英階層能創造更多財富，並帶動共富。二是社會改革領域，希望精英更有責任感，成為推動變革的關鍵力量。

雖然各階層都分享了改革紅利，但社會資源更多向精英階層傾斜。瑞信研究所《2016年全球財富報告》顯示，中國百萬（美元）富翁財富總值達6.6萬億美元。幾乎是GDP的一半。經濟發展犧牲了部分公平，部分先富者利用不完善的制度攫取了大眾財富。尤其是在地產等政商結盟嚴重的領域更是如此。

責權對等，精英階層應承擔更多社會責任。但是在國家遭遇困局的時候，部分人卻開始逃避，美國2016財年發出9947張投資移民簽證，中國人就獲得了7512張，如果所有的財富精英都轉移海外，中國將出現巨大的財富黑洞，經濟一片荒蕪。

這就是大眾疑懼財富精英移民的社會基礎。

在社會變革領域，中國的精英具備兩面性。在價值訴求上追求自由，但現實中卻往往與既得利益曖昧不清。政治、商業與文化精英已完成了媾和。由於缺少獨立性，表現得浮躁軟弱，缺少堅決性。中產精英長期無法實現精神自由，部分源於權貴壓制，部分是其自私、懦弱和投機的惡果。

在亞洲，韓國從威權國家轉型為現代國家的過程中，社會精英發揮了重要作用。韓國在1980年代創造了漢江奇蹟，伴隨著現代、三星的崛起，更多人進入中產階層，逐步開眼看世界，提出民權乃至更高需求。知識精英則追求真理，勇毅無畏，敦促執政者，啟動了國家現代化之路。最終，韓國精英階層成為國家轉型陣營推動者，表現出巨大的擔當與勇氣。

中國當下的轉型困境，也需要精英階層有更多的擔當。越來越多的企業如華為等，入選世界五百強，開始在全球範圍崛起，曹德旺、宗慶後等財富精英，以振興實業奉獻社會。未來中國要讓超過一半的人進入中產階層，財富精英被寄予了先富帶動後富的重望。前日京東總裁劉強東聲稱要讓每一位快遞員的收入超過縣長，這種態度就值得讚賞。

在改革方面，精英雖然處於相對少數，卻是重要的社會力量。在經濟實力、知識和視野上具有獨到優勢，他們是社會不公的矯正力量，也是新思維的引領者。從道義和現實兩方面講，精英與大眾結成命運共同體才會堅強有力，倒逼既得利益變革，推動國家轉型。

中產精英視野更廣，更有領導能力。需要主動求變，拋棄疑慮，從思想上、利益上告別既得利益，才能實現利益與德性的雙重超越。

移民並非唯一出路，留下來更能改變社會，成為歷史的創造者。

擔當，責任與犧牲，永不過時。

新的世代，呼喚新型領袖

歐風美雨飄搖，全球各國震蕩，新平民主義的衝擊，足以砸亂全球政壇，各國民眾均已覺醒和崛起，以主人的名義，呼喚新的世代。

中國更面臨三十餘年來最劇烈的變局。全民亦滿懷熱望，概言之，民有九望。

民眾之望，首在公平。權錢聯姻腐蝕了公平，階層固化窒息社會生機。國家必要以公平為基石。個人前途歸於才華與努力，而不來於血統與依附，個人財富來自市場與競爭，而不來自踐踏規則，個人榮耀來自於貢獻與美德，而不來自權位與金錢。

次在民權。大批弱勢群體被國家遺忘和漠視，城鄉之間，體制內外之間，存在著巨大落差。衣索比亞、肯亞等窮國都實現了免費教育與醫療，中國任重道遠。

三在法治。所謂的「上層逃離，中層逃稅，底層逃票」，正是天下失序所致。法治缺失，則社會崩潰，道德良俗，拋棄一邊，人倫廉恥，底線拉低，禍害深遠。

四在誠信。由於缺乏規則，舉國皆騙，人人惶恐，民心不安，民財不保。

五在安全。污水橫行，毒米假酒害命，礦難頻頻，民眾的不安全感強烈。

六在制約權貴。部分官員貪暴，不少豪門炫富，唯平民缺位，人民的主體性何在？

七在富裕富足。中國人均收入尚在全球下游，房價卻高聳入雲，大眾的生活與國家的繁華落差巨大。

八在實業振興。當下實體經濟萎靡，依靠市場競爭的行業步伐艱難，而地產和金融等權力干預頻繁的行業畸形繁榮，地產商們擠跑了實業家曹德旺們。

九在包容開放，國家需要有包容個性的氣度，才可造就善於創新，剛健獨立的民族。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長為世界巨人，但這是個跛足巨人。經濟快速發展，公平卻失衡；物質逐步豐富，信仰卻坍塌。財富迅速增加，貧富分化嚴重。很多公民主權讓渡給政商精英，但先富者卻想拋棄窮人，大眾陷入雙重虛空之中。既失民權，又失民富。

新的世代，需要新型領袖。

當世有不少手握大權的人，謀私利，顧小家，卻罔顧天下人的疾苦，權柄、榮耀和金錢享受都要，貪婪且畏縮。這樣的傳統政客，必為新世代所拋棄。

深孚眾望的新型領袖，必有三大德性。

一是立心公正，求天下公平與人間法則，引導民眾走向德性。二是有擔當精神，敢闖敢破，不被利益集團圍獵，而要敢於圍獵利益集團。敢於為時代負責。三是有犧牲精神，成大事不必在己。把責任留給自己的一代人，把希望和應許的榮耀留給後輩。中國需要大能者，大智者和大勇者，但更需要甘於自我犧牲的領袖。

未來的中國領袖，肩負兩大使命。

一是清掃中國歷史的奧吉亞斯牛圈。對於大惡者，必剷除無道，反腐打虎不能停；對於歷史原罪，可結合時勢實現妥善軟著陸，或責其化為慈善，並警示其未來遵從正道；對於小過者，在訓誡的基數上加以寬宥。所有的權力，必須受到監督，所有的財富，必須來自陽光。

其二是與民立約，確立法治權威；與民立規，確立社會合約；與民立極，確立善惡邊界。如此則公平必至，誠信必樹，民心必安。

結 語

變局孕育的是希望。

當下中國既存在種種不足，亦充滿勃勃生機，精英逃離並非上策，留下才更恆久。走過今天的荊棘與荒原，才能看到身後廣袤的平地。

移民不如移山，各個階層，需要彌合裂痕，結成命運共同體，一起擔負起時代的重責，與艱險同行，與時代共成長。

在時代的節點，選擇決定未來。

重磅延伸：

中國社會為什麼會超級穩定？

文 | 揚韜 來源 | 揚韜略 ID：yangtaolue1968

兩年前曾經發表文章《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的美國學者沈大偉在2月份又出驚人之語，他說，」中國並不處於崩潰的邊緣，但是卻可能陷入了漫長的衰退階段「。按照他的研究，1960年代以來，全世界一共有101個新興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但只有13個成功跨越，成為發達經濟體。但是，由於中國的政治制度不符合他的假設，他認為中國會成為第88個掉進「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

其實，過去30年來，國內外唱空中國的人前赴後繼，卻阻擋不住中國向前發展的滾滾潮流。為什麼唱衰的人屢屢失敗？為什麼中國的社會保持著長期的穩定？不少學者從很多角度做出過論述，而金觀濤、劉青峰兩位學者三十多年前開啟的」中國超穩定結構「的研究，系統論證了中國社會能保持兩千多年大一統的根本原因。他們的觀點主要體現在兩本著作中，《興盛與危機》和《開放中的變遷》。

所謂的」超穩定結構「，是他們引用了控制論里的概念並加以重整。在他們看來，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結構、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三位一體，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國家模式，並通過三大管理體系構建了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結構。

簡單來說，以皇帝為首的中央政府、以地區長官為代表的中層官僚和以鄉紳宗族為代表的基層組織，構成了金字塔模式，實現了從上到下的層層管理。在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中可以調整社會關係，促使社會穩定。而這三層管理體系，奉行的是共同的意識形態，即儒家學說。因此，只要儒家學說體系能延續，只要三大管理體系不解體，則社會就將保持持續的穩定。

秦漢以來的中國社會能保持獨有的中央集權體制長達2000多年，就得益於這種超穩定結構。但社會中也存在著無組織力量，會衝擊社會的穩定系統。其中最主要的力量是官僚體系的腐敗加劇和土地兼并規模的擴大。官僚腐敗，勢必導致社會運行效率降低，並促使土地兼并加劇，而這又必然導致失地農民數量增多，最終出現社會動亂。無組織力量將從下到上席捲各級官僚體系，並重新構建新的王朝。

新建立的王朝只要繼續保持儒家學說，則社會大局就會換湯不換藥地形成新的官僚體制。因為兩千多年來的人才選拔機制（科舉制）註定了儒學思想體系下的讀書人才能成為官僚，且鄉紳宗族中的權威人士也必然是退休官僚。當大家都奉行統一的思想體系的時候，社會的秩序就很容易建立。但如果社會思潮混亂、缺乏主流的儒家學說統一，則社會就會陷入混亂，新的動蕩很快就會產生。比如三國之後的南北朝時期、元朝時期和民國初期。

如果仔細想一下中國過去兩千多年的社會演變史，無非是這樣的一條脈絡：

1、戰爭、持續不斷的戰爭，人口大規模消亡，土地大面積撂荒，最牛的人的那個團隊戰勝群雄而崛起，建立新的帝國；

2、新帝國內，皇帝是最大的官，中央政府任命地方官員，政府開始科舉取仕，讀書人成為官僚，退休的官僚成為地方鄉紳，宗族內的官紳成為族長，上下齊心協力，國家管理邁入正規；

3、和平日久，社會發展，王朝進入盛世階段；

4、經濟逐漸發展，官僚體系開始龐大，辦事效率降低，官僚開始搜刮民脂民膏，鄉紳將壓力下傳，百姓負擔加重開始賣地做苦力，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城市流民增多，社會醞釀混亂；

5、流民揭竿而起，軍閥趁機作亂，社會進入動蕩，開始持續不斷的戰爭……

在金觀濤他們看來，改朝換代時期的混戰，對官僚體系和鄉紳權貴肅清得越徹底，則社會穩定的時間越長，漢唐明清，皆是如此。但如果只是簡單的更換上層官僚而不對基層組織進行破壞，則社會穩定性就比較差。比如秦、隋和南北朝時期。元朝則是由於沒有遵循儒家學說而導致的。

金觀濤和劉青峰的兩本著作，將研究的視角一直放寬到新中國成立後的一段時間，只是沒有深入到改革開放時期。但即便如此，從他們的研究中，我們也不難得出結論：

民國之後的天下混戰，是全民族性意識形態混亂的必然結果。鴉片戰爭之後，國人就開始逐漸尋找治國良方，從早期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後來的工業救國，從廢除科舉制到後來的打倒孔家店和隨後的國共內戰以至全民族抗戰，中國缺乏像以前儒家學說一樣的能得到上下統一認可的意識形態。但最終，共產黨的學說和理論體系得到了最大範圍的認同，重新成為中國人統一的意識形態。

所以，國共決戰的結局是早已命定的。因為只有共產黨的理論主張和鬥爭，才可能實現中國徹底的對傳統勢力的肅清。天下必然是共產黨執政。而且，因為肅清進行得非常徹底，從理論上說，中國將贏得如從前的漢唐明清一樣的天下長治久安，200-300年以上的穩定幾乎是必然的。這與方紹偉等人的研究其實有不謀而合之處。

其實，金劉二人的著作，對金字塔最底層的民眾行為沒有展開來寫。社會治理體系的三大塊雖然是儒家學說，老百姓貌似也是認可的。但在中國民眾的骨子裡，其實是典型的「實用主義」的意識觀，而並不是純粹的儒家正統。比如，儒家學說對鬼神是敬而遠之的，但中國民間卻有各種的宗教信仰，上到玉皇大帝，西到如來彌勒耶穌基督，下到龍王閻王，人家裡還有神仙，海上救難的媽祖、被奉為財神的關公等，都有濃厚的人間色彩。甚至於樹精、狐仙、土地公，人們也是會崇拜的。

在這種情況下，上層建築所形成的意識形態，民間幾乎會不假思索地就全盤接受。何以故？老百姓是弱勢的，求生存，求安穩的心態，註定他們會在心中為「主流意識形態」留一塊地方。所以，不管是誰來統治，絕大多數民眾都會傾向於做順民。這是中國社會長期超穩定的根本原因之一。

回頭反思一下歷史，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歷史上最徹底地顛覆以往政權模式，從下到上最徹底肅清無組織力量的，也只有共產黨才做到了。從那以來，相對統一的意識形態才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甚至於文革時期看起來天下大亂，但社會整體治理體系是相對穩定的。相反，只要有一段時間意識形態領域裡出現了多種聲音，社會就容易出現不穩定因素。

對照歷史，看看現在。中國最容易出現的不穩定因素之一已經消失，那就是土地兼并導致的流民數量增加。土地收歸國有，即便在農村實行承包權的轉讓，無論如何也不會再有私有化的土地兼并了。社會保障機制建立之後，流民階層幾乎徹底消失了。另一大隱患則來自官僚體系的腐敗和效能低下。在2008年前後，這個問題變得日益嚴重。好在隨後持續不斷的反腐，官員隊伍逐漸得到凈化，相關隱患正在逐漸消除。

如果沒有土地兼并，也沒有官僚體系的腐敗，那未來最大的隱患便來自意識形態的混亂。明白了這一點，就對於中國的網路建牆、傳媒管理、輿情監控等做法多了一份理解。只要全民上下同心，中國的超級穩定狀態當可持續更久。

至於發展，則根本不是問題。周末，如果我們去任何一個城市人口稍微集中一點的地方，總能看到社會教育培訓機構，教室內外，是忙碌的老師和學生，還有無數望子成龍的家長們。想一想中國這個大國已經有了上億名大學畢業生，還有數億正在接受教育的中小學生，而這些學生，有很多在課外花很大精力在補習。不管是英語、語文還是數學還是藝術，只要孩子們在努力學習，綜合素質就一定會提高。這樣的好學而勤奮的民族，會有什麼困難克服不了呢？

所以，從今往後，所有中國崩潰論者都可以閉嘴了。對中國多一份信心吧，因為在中國成長的道路上，沒有什麼障礙是越不過去的。未來30年，中國的GDP達到200萬億元人民幣，是可以期待的！

推薦書單：

《興盛與危機：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

《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