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頭巾運動及其啟示

這是在問題伊斯蘭教女性為什麼包頭巾？ - 宗教 - 知乎下的回答。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首先要明確一點：包頭巾並非伊斯蘭教自古以來一直延續的風俗。至20世紀中葉，像埃及、伊朗這些國家，戴頭巾的女性非常少。現在我們看到很多中東國家，包括歐美國家的穆斯林移民女性戴頭巾，都是70年代以後興起的「新頭巾運動（the New Veiling Movement）的結果，基本是一種」嶄新的傳統「。發起新頭巾運動的並非我們想像中的男性或篤信教義、缺乏教育的女性，反而多是城市女性。她們常常是有大學學歷或者大學在讀，很可能有不錯的收入。

說明女性戴頭巾比例的數據很少，但還是有一些。Smith-Hefner收集了印度尼西亞校園調查的數據，發現女生戴頭巾比例從1970年代的不到3%上升到2002年的60%（2007）。土耳其政府在1924年就頒布法令禁止了蒙臉的宗教穿戴，在2000年之前校園女生幾乎沒有（rarely）戴頭巾的，而在2008年這個比例躥升到45%（Breu和Marchese，2000；Rheault，2008）。我們可能更加熟悉的是歐美國家近年來日漸復興的戴頭巾風潮。在美國，1980年代之前戴頭巾者同樣是近乎沒有，而在2002年，這個數字上升到36%（Haddad和Lummis，1987；漢密爾頓學院，2002）。

El-Guindi 1981年寫下的這段話可能是闡明這一點最好的材料：「近年來一類新的埃及女性的出現讓所有觀察者都大惑不解：那些往返大學校園的女孩子，拿著書，戴著太陽眼鏡，嘰嘰喳喳地和同伴說話，全身上下卻穿起了罩袍。」而Ab-Lughod寫1969年的開羅，當時的景象卻是「街上幾乎完全沒有蒙面的女孩」（1971）。按Morin和Horowitz 2006年收集的數據：截至2006年，英國有53%的女性穆斯林蒙面，西班牙有45%，德國44%，法國是13%（2006）。這在20年前都不常見。

讓人更想不明白的是，率先穿起罩袍，發起這場運動的人，恰恰是女性自己。Smith-Hefner 2007年的研究對此感到十分困惑：「發起新面紗運動不是老年或者傳統的女性，而是年輕、受過良好教育且積极參加社會運動（young,well- educated and socially assertive）的女性。」印度尼西亞如此，埃及亦然。MacLeod發現發起這場運動的主力是女大學生和女性白領。他無法理解這一事實：「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作女性，作為現代中產階級的一部分，自願戴起面紗。這是個悖論，為什麼要放棄通往現代生活的道路，轉而支持起一個女性服從的象徵呢？（1991）」

簡單訴諸古蘭經或者其它伊斯蘭教義不能回答問題。如果促使女性戴頭巾、穿罩袍的真是傳統教義，那很難解釋女性為啥能在70年代把這層束縛扔掉，更難以解釋為什麼她們會在70年代之後又把這一層撿回來。同時，這也無法解釋為什麼發起運動的，恰恰是看起來最可能抗拒，也最應該抗拒的一群人。將原因簡單歸咎於「她們的宗教意識死灰復燃」等解釋也有浮於表面之嫌。如果不明白女性為什麼重新戴起頭巾，我們可能就無法正確地呼籲女性去摘掉它，反而招來她們的對抗。同時，我們也無法保證在新的社會變化來臨時，女性不會在這個基礎上繼續加碼。

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明白的一點是：儘管女性可以自己做決定，但她可能生活在一個富有宗教氣息的社區。女性有權利做自己的事，但她也會在意身邊人的看法，可能會為身邊人對自己的不良評價所困擾。她可以與現代世界交往，可以上大學，去工作，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行走，與男孩子說悄悄劃。但她也要回到社區，社區里的人會評頭論足。大學不是洪水猛獸，但許多男生許多女生不受屏障聚集之地，可能被社區里的虔誠信徒形容成洪水猛獸。外企本非是非之地，但據說外國人完全不守伊斯蘭教的規矩，這種說法拐上幾道，最後也就三人成虎了。

儘管之前不戴頭巾，過著世俗生活，但伊斯蘭世界的女性畢竟仍是教徒，教義，和其他人對自己是否篤信宗教的評價都是有分量的。此時，如果既要參加世俗生活，又不希望在社區中遭受議論，最好的辦法就是給自己加一層甲殼。如果自己上大學或者到外面工作會引起非議，那就穿戴不會引起風言風語的裝束，比如說面紗。面紗一方面讓自己捲入宗教禁忌的機會變少，如Droogsma所言，「他們不會邀請一個戴著頭巾的女生嗑藥（2007）」，另一方面也讓自己在打破宗教禁忌時思慮更多，「穿成這樣去酒吧，實在不太適合（Droogsma，2007；Omkar，2007）。」

因此，可以這樣解釋穿戴頭巾的動機：在維持社區評價和自我形象的前提下參與現代生活（Calvalho，2013）。因此，如果女性對宗教的虔誠程度基本不變，社區的宗教化程度和女性接觸現代生活的頻率都會影響女性穿戴頭巾的意願。1970-1980年代的埃及和土耳其的許多穆斯林女性面臨著兩種大環境的改變：一是城市化，許多女性從鄉下進入城市；二是移民，從比較傳統的文化進入可能是陌生的現代社會。她們能更多地接觸外面的社會。同時，1970-80年代也是中東地區部分國家宗教意識全面強化的時段（Esposito，1999；Bazal，2007；Binzel和Calvalho，即將刊出）。評頭論足的力量增強，而現代社會又無法逃避。薄薄一襲面紗是良好的折衷。

我們可能對為何這段時期伊斯蘭教意識空前強化感到好奇。以埃及為例，十幾年間，伊斯蘭式的問候和表達日益流行（Esposito，1999），宗教內容的書籍、期刊和磁帶暢銷（Wickham，2002；Hirschkind，2006），伊斯蘭式的傳統服飾重新時興（Patel，2012），頭巾不過是其中一個小插曲。和新面紗運動相似，各國沖在這場運動前線的也多是收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Waltz，1986；Ayubi，1994；Clark，2004）。Wickham的概括最為精鍊：「典型的伊斯蘭運動分子並非不識字的農民或者工人，而是學生或者職業人士，通常有科學或技術學位（2002）。」

看似難以理解的運動卻有著相似的背景。在埃及，1970年代之前，政府有法案保障大學生就業，但當時已難以為繼。儘管穆巴拉克上台後沒有廢除法案，但大學縮減招生規模、等待政府就業崗位時間變得漫長都使得年輕人相當不滿。期待向上走的年輕人突然撞到了厚厚的玻璃板，失望至極，彷彿是本應屬於自己所有的物品被剝奪了。Benzel和Calvalho即將刊出的論文發現：不期而至的社會流動性減弱，能夠很好地解釋埃及各地伊斯蘭思潮的復興。Daniel Chen在印度尼西亞有類似的發現：經濟危機後，當地去教堂的人數明顯增加，宗教意識較危機前明顯強化（2010）。

題主的問題到這裡基本已經有了回答。如果只盯著頭巾，追溯其五種形制的來龍去脈，盯著教義尋章摘句，是不好解釋實際生活中人們為什麼戴起頭巾的。內外兼顧是個更好的解釋。除了前述經濟學家的解釋，其它學科學者也有類似的闡述，如El Guindi表述為「現代性和真誠的調和」，Smith-Heyner則認為是「現代教育和宗教承諾的折衷。」回答不僅適用於頭巾，也適用於其它宗教內容，比如父母對孩子的宗教教育。這個解釋還告訴我們：類似簡單地禁止戴頭巾的措施未必能達到政策制定者想要的目的。因為，如果社區宗教勢力太強，女性可能幹脆選擇退出現代生活。

這裡給出了一個很好的例子知乎專欄（Meyersson，2014）。伊斯蘭政黨上台反而增加了女孩兒的高中畢業率，因為虔誠的家庭現在更樂意把孩子送去上學了。最後，對於類似問題，也許還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儘管宗教本身當然是很重要的社會文化現象，但宗教本身起伏，社會背景可能也有很大作用。不受重視的禮儀突然重新流行，不吃香的教派突然風靡各地，有時未必是教義本身的原因。其次，這裡的很多論述可以解釋戴頭巾和宗教整體的興起，但同樣的力量也可能導致其它東西死灰復燃。所謂新頭巾運動，也可能冠以其它「傳統」之名，重新席捲大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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