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納來了：在北大聽美國自由的故事（一）｜講座直播

這是法意讀書在知乎的第5篇文章

一、講座隆重推出～～

• 北京大學「大學堂」頂尖學者講學計劃的邀請，著名美國歷史學家、美國國家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講席教授埃里克·方納，將於2017年3月4日 — 3月28日訪問中國，在北京大學舉行題為「十九世紀美國的政治遺產」的系列講座（4講）。
• 主要討論奴隸制與美國憲法、「地下鐵路」與反對奴隸制運動、林肯與美國內戰、重建政治及其影響等題目。在北大講學期間，方納教授將出席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舉辦、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協辦的「十九世紀美國史的遺產」學術討論會，了解中國中青年美國史學者的研究成果，並與他們進行關於美國史研究的對話。
• 今天是對於昨天的講座：「奴隸制、反奴運動與美國政治」 的側記

二、講座實錄

法意君曰：吾日三省吾身，你來聽3月6日方納的講座了嗎？聽了講座意猶未盡了嗎？有沒有哪些地方不甚清楚需要重新回顧嗎？本君想同學們所想，將在接下來的日子裡跟進方納教授的講座，並在第一時間將講座精彩內容呈現給大家。希望這一系列的講座能陪伴大家，讓朋友們更好地理解自由對美國、美國人民和美國歷史的重要性，感悟他們從骨子裡生髮的對於自由的追求。

奴隸制、反奴運動與美國政治

（Slavery，nAntislavery，and American Politics）

導言：

憂鬱王子仍是那個憂鬱王子，然而一千個讀者心中卻有著一千個哈姆雷特，只因視角不同。同樣，在敘述一國歷史時尋找一個一以貫之的核心問題或視角非常重要。在方納的系列講座中，這個理解美國內戰以前及重建時期歷史的核心問題即為「奴隸制」。那麼在第一講中，方納教授聚焦於美國早期史的一個核心矛盾——對作為普世權利的自由的追求與經濟繁榮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之上的現實——為我們生動地展現了美國內戰以前奴隸制的發展以及圍繞奴隸制的公共政治討論，並啟發我們深入思考，奴隸制何以對美國經濟發展、憲政秩序、民族認同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奴隸制問題何以成為一個美國政治中的致命問題，並最終導致了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總統。

一、「初始狀態」——西半球奴隸制

內戰以前美國「骨感」的奴隸制現實與以《獨立宣言》所傳達精神為代表的「豐滿的」自由理想總是存在著矛盾。這一矛盾可以集於一人，也可以集於一國，真實存在，也相當普遍。例如《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馬斯·傑斐遜，可以一面宣揚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是不可讓與的權利；另一面又可以當一個奴隸主，將奴隸視為自己的私有財產——提傑斐遜並不是要樹立一個美國白人「偽善」的形象，而是想要說明，這樣的情況在當時的確非常普遍。

奴隸制在當時的美洲大陸（不管是英屬殖民地還是其他）非常普遍，而追溯到奴隸制的歷史，在古代世界就普遍存在了。古希臘、古羅馬、美索不達米亞甚至是在非洲都存在奴隸制，在這些古代社會中，奴隸可能是先前的戰俘、罪犯等等，他們可以擁有財產、可以結婚，甚至可以獲得自由並最終融入社會。然而，西半球奴隸制系統與這種古代奴隸制大不相同：其一在於西半球奴隸制是一種種植園奴隸制、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國家中奴隸人口比自由人多得多；其二，新世界的奴隸制是一種種族奴隸制，在某種意義上，黑人的膚色成了一種奴隸的天生標誌，他們遠離了自己曾經的家園，即便獲得了自由，也無法完全融入由白人主導的美國社會。

理解西半球奴隸制的特徵構成了理解美國早期所有與奴隸制有關的問題的基礎。自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後開啟西半球「殖民」時間，有1200萬「外來者」湧入新大陸，其中1000萬人都是奴隸。西半球奴隸制在現代資本主義誕生過程中地位不可替代。奴隸們在種植園中勞作，生產蔗糖、煙草、大米，而舊大陸則從新大陸的奴隸制中獲取大量利潤。1750年代，奴隸制在美洲變得非常流行，甚至變成了當地的經濟基礎，以致一些北部州也在實行奴隸制，例如在當時的紐約州，15%的人口是奴隸。奴隸制與美國的經濟發展關聯是如此密切，一些北部州即便沒有施行奴隸制，這些州中的商人也能參與到奴隸貿易中，賺得盆滿缽滿。這種西半球奴隸制越是經濟化，就越是種族化。種族概念（the idea of race）甚至變成了為奴隸制辯護的原因：Race leadsnto races，而出現「races」則暗示著一些種族必然要優於另一些種族，這些優越的種族當然有權統治比他們低等的種族，因此白人完全可以將黑人當成奴隸而不背負道德負擔。這樣的觀念在英國人之間尤其盛行，那些天生自由的英國人（free born Englishmen）認為他們「絕不，絕不會成為奴隸」（nevernnever will be slaves），但他們完全可以讓別人變成奴隸。

二、革命、制憲與奴隸制

諷刺的是，18世紀，自由和奴隸制同時擴張。在美洲，英國自由人的觀念變得普遍，但同時也正是英國人用艦船把非洲人帶到了北美，變成了奴隸。到了美洲革命時期，「奴隸制」首次被作為一個問題公開提了出來。傑斐遜認同於革命導師潘恩的觀點，奴隸制是人類的罪惡（但當時的美國，五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隸）；約翰·亞當斯的夫人、極為聰慧的阿比蓋爾·亞當斯開始追問為什麼美國會有奴隸制，並且堅信奴隸制終將被廢除。黑人奴隸有時也會為了自己的自由而鬥爭。他們使用革命的話語，向政府請願，要求獲得自由。一部分奴隸的確在獨立戰爭期間獲得了自由，事實上，在美國獨立過程中，英國解放的奴隸要比殖民地政府更多，但英國人是指望著這些被解放的奴隸參與「鎮壓美洲革命者叛亂」的戰鬥之中。殖民地的革命者也解放了許多奴隸，也曾將獲得自由的奴隸送上戰場，但實際獲得自由的奴隸數量極為有限。一個非常引人矚目的例子能論證這一點：華盛頓總統曾立遺囑宣布他擁有的三百多名奴隸將在他夫人去世後獲得自由——他是唯一一個確實做到這一點的革命者。相比之下，傑斐遜的做法則是當時的常態-——他在遺囑中宣布給予五名奴隸自由，這其中還不包括可能為他生育不止一個兒女（當然，這些兒女也是他的私人財產）的女奴。

革命之後，北部各州逐漸廢除了奴隸制，為了彌補奴隸主們因此造成的損失，廢除奴隸制的改革循序漸進。比如不是一刀切式地使所有奴隸獲得自由，而是使當時的成年奴隸先獲得自由，而奴隸們的子女則在到了一定的年齡後獲得自由，等等。北部州解放奴隸的過程其實非常漫長，以紐約州為例，紐約在1827年才正式宣布其完全廢除了奴隸制，這距離《獨立宣言》的公布已然過去了半個世紀的時間。而對於奴隸們來說，成為自由黑人（free blacks）也不一定意味著生活的改善，大多數自由黑人非常窮困，而且也不能像其他白人一樣享有公民權。與北部形成鮮明對比，革命之後的南部各州中，奴隸制以驚人的速度發展壯大，究其原因，當然有經濟影響，此外仍不能忽略那種自英國人繼承而來的強大信念，即認為白人天然優越於黑人，「白加黑」的社會無法存在，兩種人無法和平而自由地生活在一起。

等到了美國制憲時期，奴隸制則被鑲嵌在了聯邦憲法之中，這是一種政治妥協，因為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南部州參與建國，實現合眾為一。儘管美國憲法中不直接包含「奴隸」「奴隸制」字樣，但也包含了許多暗示性的字眼，比如與全體自由人民相對的「所有其他人」。憲法以明文規定保障了國家二十年的海外奴隸貿易（「二十年條款」），奴隸人口數的五分之三被計入徵稅及眾議院議員數的統計之中（「五分之三條款」），這既保障了南部的經濟利益，也加強了南部各州的政治力量。我們來仔細瞧瞧這次講座備受好評的海報。海報中的漫畫實際上與憲法五分之三條款相關：左邊的人試圖為奴隸帶上「自由之帽」（the cap of Liberty），象徵著給予奴隸自由；中間的白人則手持印有《獨立宣言》神聖話語的報紙迫不及待地奔向代表美國的「自由女神」，然而真正的奴隸卻悲慘地倒在白人腳下，任殘暴的「美國之鷹」虐待，「自由女神」則直視著白人男子，背靠寫有「奴隸代表」（Slave Representation）字樣的盾牌，手執皮鞭將黑人奴隸踩在腳下。——嬉笑怒罵，反映的確是最悲慘的人間境況，好不唏噓！

奴隸制使得美國人形成了一種國家認同，使得他們開始思考：誰有權成為美國人（Who has the right to be American）。這種思考也反映在立法中，如1790年的《歸化法》就明確規定，只有自由白人（free white people）才能成為美國公民，這不單排除了自由黑人，也排除了所有拉美人和所有亞裔。同時，因為19世紀初的「棉花」在全球貿易中具有如今日「石油」般重要的經濟地位，北部州受到英國工業革命影響也開始大力發展棉花貿易，而南方的種植園在棉花種植方面得天獨厚，這在無形中促進了南部奴隸制的發展，奴隸人口持續增長，僅僅依靠本土奴隸的自然繁衍，便從傑斐遜時代的五十萬人增加至1861年的約400萬人。1860年代，被視為私有財產的奴隸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遠非我們今人所能想像，當時400萬奴隸的總價值為38億美元，而當時美國銀行、鐵路、手工業等行業總產值之和也不過是32億美元——要知道，當時的美元可比現在的美元值錢得多，如是觀之，奴隸是多麼大一筆財富！然而，實際上當時美國大部分家庭是沒有奴隸的，這筆財富僅僅掌握在南部少數人手中，大奴隸主因而可以輕鬆控制南部政治，甚至可以控制全國政治，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幫助我們認識這一點：內戰以前大部分總統都來自南部，且為奴隸主。

一面是巨大的經濟利益，可以說，全面廢除奴隸制必然會給國家經濟帶來毀滅性後果；一面是誘人的政治權力，南部奴隸主怎麼可能輕易放棄——在這樣的背景下反抗奴隸制，甚至廢除奴隸制談何容易！

三、19世紀公共政治討論中的奴隸制問題

19世紀，與奴隸制有關的衝突逐漸在西半球顯露出來。方納教授指出，在巴西，當時的奴隸很容易獲得自由，也許奴隸主嫁女兒或者單純是為了交好運，他手下的奴隸便能夠獲得自由。對比之下，美國當時的奴隸通過法律途徑獲得自由則是非常困難的。不僅如此，法律儼然成為奴隸獲得自由的一大障礙。密蘇里州發生了著名的女奴賽麗亞案，案子中的女奴在反抗其主人的強姦暴行過程中打死了主人，按照密蘇里州法規定，一個女人在這種情況下屬於正當防衛，不應受到懲罰，然而州法院卻以賽麗亞不是法律意義上的「女人」、只是「奴隸」為由判處她極刑，當時的賽麗亞已經懷孕，即便如此，法院在其生下孩子之後執行了死刑。這是當時最為著名的案子，卻不是唯一。

儘管艱難，公共輿論中開始出現奴隸制挑戰者的聲音。1820年代的反奴者們認為被解放的奴隸應當被送出美國，送去如賴比瑞亞這類地方，允許他們自建家園。因為他們依然認為美國是白人社會，黑人在這裡沒有生存的空間。自1820至1830年代反奴運動開始，廢除奴隸制的問題又重回國家議事日程之中，這一時期興起了許多社會改良運動，而這些運動在很大程度上與宗教相關，稱得上是美國的「第二次大覺醒」，改良運動中的人們認為個人的罪可以被凈化，同樣，社會的罪也可以被凈化，並且這種凈化是可以進行得非常徹底的——這樣的觀念使得改良運動變得很激進。例如當時的禁酒運動，不單要求人們少喝酒，而是要徹底戒酒、甚至徹底不生產酒，相應地，反奴者也激進地認為應當立即全面地廢除奴隸制。

到了大約1829年，William Llyod Garrison以及獲得自由的前黑奴David Walker等人開始主張，奴隸應該獲得自由且獲得美國社會的接納，成為社會中的一員，強調黑人也是美國人，理應享有公民權利。此時，由奴隸制討論引發的關於「平等」的討論已經超越了種族奴隸制問題的討論範圍，進入更為廣泛的公共政治領域，比如婦女要求平等權利的領域。反對奴隸制的抗爭將平等、權利等概念帶入公共輿論的視野，有關現代的人權觀念（modern idea of human right）、人類的權利（right of anhuman being）的討論興起，但在當時，這些討論也備受爭議。人們開始關注黑人的「美國性」問題（thenAmericanness of black people），而此時許多有種族偏見的反奴主義者開始克服偏見，許多自由黑人也認為自由問題已經超越了奴隸制問題，變成了一個種族問題，黑人反奴主義者甚至利用《獨立宣言》的話語創造了一套與白人反奴者大不相同的反奴主義話語，他們獨樹一幟，更喜歡「唱反調」。例如，當白人反奴者在每年7月4日慶祝獨立與自由的來臨時，自由黑人則將8月1日視為「自由日」，因為那是英國解放奴隸的日子。一言以蔽之，不管採用何種方式，1830年代，廢奴運動雖然偶爾受挫，但至少也已經將解決奴隸制問題提上了國家議事日程。

美國內戰前的奴隸制問題還與當時的領土擴張密切相關，而且19世紀奴隸制之所以變成一個國家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當時美國的國家領土時刻處於變化之中，國家在不斷擴張。國家擴張過程中奴隸制首先關涉南北政治力量的平衡問題：新增蓄奴州會增強南部州的政治影響力，南部當然樂見其成；相反，如果有一個自由州加入，南部則擔心聯邦政府不再受自己的控制，而儘管北部州始終處於相對弱勢的地位，它們也有類似的擔心，擔心蓄奴州的加入會進一步削弱自由州的政治影響力。例如，當密蘇里被作為一個蓄奴州接納入合眾國時，政治平衡的問題第一次暴露出來，還好最終達成了「密蘇里妥協」。1830年代西進運動中州權理論發展壯大，北部州的勢力也逐漸做大做強，這讓南部州開始感到切身的恐懼，擔心北部州會借勢在全國範圍內推動廢除奴隸制的運動，因而一些州開始公開對抗甚至廢除聯邦政府的立法。1848年美墨戰爭結束，美國在戰爭中獲得了大片領土，又引發新一輪爭議，而北部州也開始正式討論抵制奴隸制進入這些領土——「自由的土地」（free soil）概念出現。爭議主要集中於奴隸制是否可以進入一片新的領土範圍，北部州認為，聯邦雖然不能廢除奴隸制，但至少可以阻止奴隸制進入新獲得的領土。北部州當然不是在自說自話，n「1850年妥協」將聯邦政府拉入南北爭論之中，這個話題將會在後續的第二次講座中詳細討論。不管怎樣，「1850年妥協」短暫地解決了與奴隸制相關的爭論，然而時隔五年，「堪薩斯—內布拉斯加」問題出現，這使得兩黨關於奴隸制的政治爭論達到高潮。「無知黨」大起大落，全新的共和黨則在為了凝聚共識而努力，一時間，公眾輿論討論的不再僅僅是廢奴問題，也開始關注工人、手工業者的社會流動問題——「自由的勞動力」（free labor）、「自由社會」（a free society）等話題既新潮又深刻，至此，美國人關心的、討論的已不是普遍的道德、一套政治經濟制度，而是美國的未來。

四、亞伯拉罕·林肯當選總統與即將到來的內戰

我們應該注意亞伯拉罕·林肯的「複雜人格」——他並不是一個單純意義上的廢奴主義者，儘管他不止一次表示過自己對於奴隸制的厭惡，但他的確極為強調國家的團結統一。作為時勢中的英雄，林肯也不能免俗地共享了當時流行的許多種族歧視觀念，可以說，林肯代表了當時北部的主流觀念，一面真誠地認為黑白種族並不平等，一面將奴隸制視為對人的勞動成果的盜竊（a theft of labor）。

林肯的當選可以說是諸多偶然中的必然。1857年，聯邦最高法院在「斯科特案」中判定奴隸主可以攜帶奴隸到美國任意一片領土去，同時認為黑人是外國人、不是美國憲法意義上的美國人，即便獲得自由也不是「美國公民」。因為這個判決，最高法院名譽掃地，司法權威受損，等到分離主義之風大肆颳起，再也沒有人願意平心靜氣地走進法院，認真聽取法院的意見了。1860年，林肯出現在了國家的政治舞台中央。不太嚴肅地說，林肯能當選僅僅因為美國有個奇怪的選舉制度（選舉人團制度），由於民主黨的分裂及新共和黨的興起，當年的總統選舉中出現了四個政黨，林肯拿到了40%的選民票，這顯然沒有達到半數，但他也一口氣拿下了全部北部州的選舉人票（即所有選舉人票的50%），北部州的支持將林肯送進白宮。至此，南部變成了「少數州」，北部則自建國以來首次得以控制中央政府。林肯的當選恰恰證明麥迪遜在《聯邦論》第十篇中提出大共和國處理內亂和派系的方案行不通，麥迪遜認為由於美國地大物博、利益分化，縱使形成大的派系，也不過是多種不同利益集團組織的臨時聯盟，不會存在由利益統一且長期存在的政治團體執政的情況。然而到了1830年代，卡爾霍恩，這位南方奴隸主階級的代表，開始意識到一系列革命運動將威脅到南方的切身利益，因為它們使得北部各州團結起來，最終奪取國家政治主導權，進而可以任意推行他們認為正確的政策和理念，甚至快速、徹底廢除奴隸制。儘管不是所有南部奴隸主都這樣思考問題，但由於這種思想作祟，的確有幾個南部州試圖退出聯邦，另立門戶、制憲，建立自己的奴隸主樂園。南北對自由理想的認識不同，對奴隸制的喜惡相異已到了無法調和的程度，分裂之家終於分裂，於是，自1861年4月12日內戰打響，美國便走上了奴隸解放之路。

三、編者小記：

在第一次的講座中，方納教授集中關注了奴隸制如何發展成為美國政治中不可調和的致命矛盾。他在講座的最後提到林肯的當選。那麼在他的當選之後，廢奴主義者和奴隸們如何繼續進行抗爭？他們的活動如何加劇了南北區域的對抗危機？美國自由的故事，仍在上演。預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責任編輯：韓笑 技術編輯：王咪

特此感謝

會議記錄／孫競超 陳楊

拍攝／趙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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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祝所有女生，「女生節快樂」，么么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