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錮之禍
第一次黨錮
本章的話題就是談談發生在桓、靈二帝時期的兩次「黨錮之禍」，簡單分析一下士人與宦官之間三十年間（159-189年）政治恩怨。
話題時間上限為「漢桓帝（劉志）剷除梁冀，五侯弄權」為始，下限為「漢少帝（劉辨）時八月政變，袁紹殺盡宦官「為終。
說到黨錮之禍，很多後世史學著作大都對「宦官政治」持全盤否定的態度。
建寧元年（168年），九月政變之夜，長樂五官史朱瑀偷看到竇武的奏章後，罵道：「宦官中有違法亂紀者，當然可以誅殺，而我們這些人何罪之有？竟然要被全部誅滅？！」
范書《竇武傳》：（朱）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
——東漢末年兩次政變中發起者，如陳蕃、袁紹均將矛頭指向所有宦官，認為應該全部消滅，他們是全盤否定宦官的先驅。
很多敘述黨錮之禍的文章就繼承了這個極端觀念，甚至用一些惡毒下流的字眼（人妖、變態等等）來咒罵宦官。殊不知范曄在《宦者列傳》的開篇就已經提出：宦官自古就有，並舉例出宦官中的好人和壞人。
范書《宦者列傳》：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及其敝也，則豎刁亂齊，伊戾禍宋。
所以說：宦官政治在封建社會大行其道，自然有其合理性，全盤否定並不可取。
劉志和劉宏依賴宦官，並允許宦官干政，在早期是符合其自身利益的。因為他們都是以外宗的身份繼承大統，進入朝廷後，沒有外援，所以只能順從權臣。
例如劉志面臨外戚權臣梁冀的威懾，因為不順從他可能會死——劉志的前任漢質帝劉纘就是因為當面諷刺梁冀為「跋扈將軍」，而後被其毒殺，年僅9歲（虛歲）。血淋淋的事實擺在劉志眼前。
范書《梁統列傳》：帝（劉纘）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餅，帝即日崩。
劉志從登基（147年）至剷除梁冀（159年），長達十二年的時間內，劉志也在一步步培養自己的勢力，例如從故鄉河間國征入劉淑、周福，任命為尚書，留作親信。
延熹二年（159年），劉志又聯絡與梁冀有讎隙的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等五名宦官歃血為盟，終於一舉剷除了盤踞漢廷二十餘年之久的梁冀及其勢力。
事後，單、左、徐、具、唐五人因功封侯，在劉志的默許下大肆提拔親信，乃至干涉朝政。
自此（159-167年），宦官集團的壯大引來士人集團的批評和主動攻擊，宦官集團也被動反擊，終於在延熹十年（167年），雙方的拉鋸式復仇最終導致第一次黨錮的發生。
現以柏楊《中國人史綱》中統計表（漢桓帝時期士宦之爭）為藍本，抄錄並修改、增補如下：
1. 中常侍唐衡之兄唐玹在擔任京兆虎牙都尉期間，曾多次被趙岐及其從兄趙襲貶低羞辱，延熹元年（158年），唐玹擔任京兆尹，趙岐與從子趙戩畏懼逃亡。果然，唐玹構陷趙岐的家族親屬多人入獄，並殺害。趙岐的二哥趙無忌遇害，趙岐在各地流浪達七、八年。
2. 延熹二年（159年）後，河南尹李膺彈劾退休的北海太守羊元群在任期間貪污，羊元群通過賄賂宦官，免於處罰。李膺輸作左校。
輸作左校：東漢帝國對獲罪官員的一種處罰方式，獲罪官員以勞動體罰的方式服刑。左校、右校均為將作大匠下轄官署，負責皇宮、園陵等地的建築工作，故又有「輸作右校」。
3. 延熹四年（161年）後，大司農劉祐沒收中常侍蘇康、管霸霸佔的良田土地。劉祐輸作左校。
4. 延熹四年（162年）冬，中常侍徐璜等人向議郎皇甫規求財不得，便誣陷其入獄，輸作左校。後經三公及太學生三百餘人聯名上書，得以赦免。
5. 延熹六年（163年）後，山陽太守單遷（已故宦官單超之弟）獲罪下獄，廷尉馮緄用酷刑將其拷打致死。馮緄輸作左校。後，太尉陳蕃聯合司隸校尉應奉為馮緄、李膺、劉祐三人上書說情，劉志准奏。
應奉：豫州汝南郡南頓縣人，出身世家。因為應奉為馮緄故吏，司隸校尉一職也是由馮琨舉薦的。
6. 李膺出任司隸校尉，野王令張朔（中常侍張讓之弟）殺害孕婦，畏罪逃至雒陽張讓府中，李膺得知，帶人去張讓府將張朔捉拿歸案，審理完畢後將其處死。張讓向劉志鳴冤，劉志招李膺入宮當面對質。李膺解釋之後，劉志認為李膺無責，自此宦官休假時均不敢出宮。
7. 延熹七年（164年）前，徐州下邳令徐宣（中常侍徐璜之侄）將故汝南太守李暠的女兒搶到家中射死。東海相黃浮將徐宣全家逮捕，不分老幼都用刑拷打，最後將徐宣棄市暴屍。黃浮輸作右校。
8. 冀州刺史蔡衍拒絕舉中常侍具瑗之弟具恭（具瑗為冀州魏郡人）為茂才，並將前來傳話的人查辦。蔡衍又彈劾河間相曹鼎貪污千萬，曹鼎為中常侍曹騰親屬，曹騰請大將軍梁冀寫信求情，蔡衍置之不理。曹鼎輸作左校。
按范書《蔡衍傳》，曹鼎為曹騰之弟，按陳志《曹洪傳》，曹鼎為曹騰之兄子。當從《曹洪傳》。
9. 美陽令李暠與中常侍具瑗為同鄉，互相交通，李暠在任時貪污殘暴，民怨極大，而歷任地方官員都畏懼具瑗的權勢而不敢彈劾。右扶風督郵蘇謙到任後便查李暠案，李暠輸作左校，兩人結怨。
10. 延熹八年（165年），司隸校尉韓縯（縯音yǎn，同「演」）彈劾中常侍左悺和太僕左稱（左悺之兄）違法。左稱、左悺自殺。
11. 韓縯又彈劾沛相具恭（中常侍具瑗之兄）貪污。具恭入廷尉受審，具瑗免職，並降為都鄉侯，後死在家中。此時五侯中的單超、唐衡、徐璜已得善終，他們的繼承人均被降為鄉侯，其他宦官子弟被奪去封土。
12. 延熹八年（165年），太尉楊秉（劉志帝師）彈劾益州刺史侯參（宦官侯覽兄）貪污殘暴。侯參在到案途中自殺，京兆尹袁逢沒收侯參的財物並上報朝廷，侯覽暫時引咎免職。
13. 延熹九年（166年），荊州南陽郡宛縣富商張汎（汎音fàn，同「泛」），是劉志寵愛的美人的外親，靠賄賂宦官獲得官位。南陽太守成瑨將張汎逮捕定罪，遇到赦免也仍然先斬後奏將其誅殺，同時被牽連被殺的達兩百餘人。
14. 另有并州太原太守劉瓆，將返鄉探親的小黃門趙津逮捕殺害。延熹九年（166年）九月，成瑨、劉瓆兩人併案被判棄市。
15. 司隸河內郡術士張成預測朝廷將有大赦，於是教兒子去殺人。河南尹李膺查辦此案時碰到赦免，仍然將張成誅殺。延熹九年（166年）秋，張成弟子牢修上書彈劾李膺、陳翔等人結黨營私，誹謗朝廷。九月，劉志下詔抓捕黨人，李膺、陳寔等二百餘人入獄。第一次黨錮爆發。
范書《李膺傳》為「遂教子殺人」，《袁紀·卷22》為「使女殺人」。
范書《李膺傳》為「河南尹」，《袁紀·卷22》為「司隸（校尉）」。
A.《資治通鑒考異》雲「河南尹」當作「司隸」。
B.校補引侯康說，謂通鑒系張成事於延熹九年，是年李膺為司隸，故考異云然，然桓紀九年無赦，惟八年三月大赦天下，則張成推占當赦，命子殺人，實在八年三月前，是時李膺正代鄧萬世為河南尹也。
C.今按：黃山謂按張成事不必在八年。膺之輸作左校，本傳及陳蕃傳皆謂膺河南尹，馮緄傳則謂膺司隸校尉，此范書之疏繆也。
D.袁紀明載：張成「知當大赦」，故侯康說為正。且以從本傳、從眾為優，考異、黃山均謬。
綜上所述，士宦之爭的結果是雙方互有勝負，漢桓帝劉志並非像史書上宣稱的那樣：一味偏袒宦官。
事實是：宦官及其親屬有罪時，該法辦就法辦（如曹鼎、左悺、侯參等事）。
按上述第十條，延熹八年（165年），左悺被司隸校尉韓縯彈劾之後，當初權傾一時的五侯在朝廷已經沒有了影響力。
按上述第五條，士人辦案合理合法時，劉志也不會偏信宦官，而是秉公處理。
相反，士人落敗的緣由除了在個案中相對弱勢之外，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法外殺人。
徐宣殺人犯法，按法律，黃浮只需法辦主犯徐宣一人即可，而他卻將徐宣全家不論老幼全部用刑拷打！
趙津、張汎的罪有多大，史書上都沒說清楚。《王允傳》說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陳蕃傳》說他「乘勢犯法」和「肆行貪虐，奸媚左右」，只有「犯法」，沒有「案情細節」。
再退一步說，趙、張二人犯了死罪——該死，但是在朝廷頒布全國的大赦令之後，成瑨、劉瓆卻將趙、張二人處死，這樣做根本就是有法不依吧！宦官們以此彈劾成、劉二人才是有法可依吧！
站在皇帝劉志的角度看待此事。如果劉志置之不理，成、劉二人勢必成為士人榜樣，如此朝廷的法令將逐漸失去約束力。任何朝代、任何執政的皇帝都不會允許有人膽敢挑釁皇權的至高地位，這點是毋庸置疑的。
次年（167年），李膺也同樣是因為「法外殺人」再次點燃劉志怒火，最終引發第一次黨錮。
第二次黨錮
第二次黨錮是發生在靈帝劉宏時期，最終形成宦官干涉朝政達二十年之久（169-189年）。其形成原因與桓帝劉志時又不一樣，劉志是為了對抗權臣梁冀才引宦官為支援，而劉宏被迎入雒陽登基時才12歲（虛歲），在皇宮裡，圍繞在其身邊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宦官與親宦官的官僚集團，完全被他人左右。
如此看來，由宦官集團與親宦官的官僚集團培養出來的劉宏，怎麼可能擁有一顆厭惡宦官的心？而他依賴宦官才是人之常情，活在宦官的蒙蔽之中也是情有可原，若想他能擺脫宦官的誤導，也只能靠他自己去積累人生閱歷，分辨是非。
某些寫手罔顧事實，天馬行空的批判劉宏親信宦官，不給陳、竇二人昭雪，然後論斷其昏庸，這是脫離史實的論調。
自建寧元年（168年）的「九月政變」之後，參與政變的張奐非常後悔幫助了宦官，拒受朝廷賞賜的侯爵。
次年（169年）夏，張奐趁著百官商討災應時上書為陳蕃、竇武平反。
范書《張奐傳》：（張）奐深病為（曹）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卒不肯當。
災應：古人認為出現天災及異象，都是上天對皇帝執政得失的提示，因此皇帝詔令官員討論對策。
范書《張奐傳》：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音shěng）之來，皆為此也。
無獨有偶，郎中謝弼上書更是直言不諱，除了提出要為陳、竇平反以外，還痛斥太傅胡廣等人是「素餐致寇之人」，詛咒他們「必有折足覆餗之凶」，並且建言罷免他們的官職，改徵王暢（兗州山陽郡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之祖父）、李膺等人入朝為官。
接著，張奐聯合尚書劉猛、刁韙、衛良也提出征王暢、李膺入朝為官。
大家要知道：此時的政治格局豈是尚未成年的劉宏所能左右的？朝廷中參與輔政的正是太傅胡廣，謝弼連胡廣都罵了，難不成胡廣會被罵的羞愧難當，主動辭職讓位給在野的王暢、李膺不成？！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嘛！
理所當然，結果就是：張奐和謝弼被排擠出朝廷，最終免官。
後來，張奐撿回一條命，謝弼則在家鄉東郡被太守曹紹（中常侍曹節的從子）陷害致死。
張、謝的奏章不但沒有改善士人集團的政治環境，反而打草驚蛇，使宦官集團認識到：去年的「九月政變」並不是兩派鬥爭的最終結果，這場政治鬥爭必然要達到一個新的平衡點。
那麼，宦官集團必須找一個擴大政治鬥爭的突破口，也就是前文所說的第二次黨錮的導火索。
延熹九年（166年），兗州山陽郡督郵張儉看不慣同鄉中常侍侯覽的母親在本地作威作福，於是上書彈劾，而侯覽則把奏章給扣下，兩人結怨。
建寧二年（169年），侯覽的母親逝世，侯覽返回老家治喪，大修墳墓。張儉又彈劾侯覽強佔百姓房屋、農田修做豪宅以及侯覽母親生前的罪狀（交通賓客，干亂郡國），侯覽則再次扣押奏章冷處理。
而張儉見彈劾這條路根本走不通，於是乾脆帶人把侯覽做的壽冢（給活人預修的墳墓）、房屋給強拆了，這才真正惹惱了侯覽。
袁紀及范書《苑康傳》並云：張儉攔路怒殺侯覽母親及其家人一百餘人。此事應為虛構，周壽昌對此有考據。本文從略。
九月，侯覽指使同鄉朱並上書彈劾張儉，說張儉在山陽郡結黨營私，危害朝廷社稷，並列出以張儉為首的二十四位本郡黨人姓名。
范書《黨錮列傳》：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幹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盤、疏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褒為「八及」，刻石立墠，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
——此二十四人均為山陽郡人。據此，侯覽本意是剷除以張儉為首的本郡士人。
十月，此事經過大長秋曹節等人的發酵，最終擴大打擊面至全國的政治事件：黨人名單被換成了以杜密、李膺為首的三十二位名士，牽連者達六七百人。史稱「第二次黨錮」。
范書《黨錮列傳》：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宇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翊、苑康、檀??、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
——這份名單在桓帝末年便已流傳，名單中的某些人在此時（建寧二年，169年）早已過世。曹節以此名單為證據，構陷此三十二人為天下黨人之領袖。
雖然士人集團中的激進分子們被定性為「黨人」，被剝奪了政治權利，但是此後十餘年間，仍然有士人不斷衝擊著黨錮政策，或者繼續向貪腐的宦官集團發難。
如下為漢靈帝劉宏執政時期的士宦之爭（時限為168-184年）事件：
1. 建寧元年（168年）九月，九月政變。
2. 建寧二年（169年）十月，第二次黨錮爆發。虞放、杜密、李膺等百餘人被捕入獄誅殺，張儉逃亡塞外。
3. 河東太守史弼將中常侍侯覽門生拷殺，侯覽誣陷史弼入獄，當判棄市，後經魏劭行賄解救，史弼被判減死罪一等，輸作左校。
4. 熹平元年（172年）五月，中常侍侯覽被彈劾免官，自殺。
5. 熹平元年（172年）六月，竇太后（竇妙）逝世；七月，有人在朱雀闕上寫「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司隸校尉劉猛因同情黨人，辦案月余未結案，被免為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段熲接任，逮捕太學生，牽連者達千餘人。
6. 熹平五年（176年）閏五月，益州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鳴冤。劉宏不從，反而將曹鸞逮捕誅殺，並下詔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均禁錮終身。
7. 光和元年（178年）七月，因皇宮內多發怪異，劉宏下詔請議郎蔡邕及光祿大夫楊賜等人至金商門議事。蔡邕在奏章里彈劾親宦官的官員，後被泄密，於是中常侍程璜聯合陽球、劉郃等人彈劾蔡邕、衛尉蔡質；蔡質被殺、蔡邕被判流放、楊賜免職。
8. 光和二年（179年），上祿縣長和海上書，認為按照禮法從祖兄弟已經算分家，而黨錮政策牽連涉及五族，這是不合禮法的。劉宏聽從，宣布放寬黨錮限制。
9. 光和五年（182年）十月，前司徒陳耽與議郎曹操上書彈劾親宦官的太尉許戫等官員，劉宏採納，許戫、張濟等人被免職。
10. 中平元年（184年）二月，黃巾之亂。北地太守皇甫嵩上書要求解除黨錮，劉宏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後准奏，持續十四年的「第二次黨錮」結束。
黨錮結束後，隨之而來的是大批士人重返政治舞台，士宦之爭又重新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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