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經濟正在香港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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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專家指出，上海的經濟正在香港化。大致邏輯如下：由於控制了建設用地規模，新增住房用地不能得到滿足，導致房地產價格上漲過快，房價高了；由於對人口規模和結構進行了限制，人口政策向高端人才傾斜，導致低技能勞動者供給短缺，服務貴了。有了這兩個方面的「高貴」，上海的經濟就在香港化了。

我認為，如果要說上海的經濟在香港化的話，控制城市建設用地規模和吸引高端人才的政策，並不是導致上海「房價高」和「服務貴」的病因，「高貴」也不是上海經濟在香港化的典型癥狀。

首先，論病因。

第一，限制土地增量供給，是因為存量調整有空間。

2014年以來，上海提出建設用地零增長，是因為存量土地還有調整空間，並沒有斷了住宅用地供給的後路。

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城鎮工礦建設用地中，處於低效利用狀態就達5000平方公里，佔全國城市建成區的11%。2008-2012年，我國工礦倉儲用地平均佔比33.8%，遠高于于國外工業用地的平均值15%；住宅用地的供應僅佔21.5%。提高存量土地利用效率，增加住宅用地比例，大有空間。

隨著傳統製造業的轉型和轉移，上海「十三五」期間，要推動低效工業用地減量化、集中建設區外工業用地減量化，將涉及調整工業用地6萬多畝。如果要增加住房供給的話，可以在不增加建設用地增量的前提下，增加住宅用地比例、調整建設用地結構即可。

所以，控制建設用地供給增量，是因為建設用地的「生產可能性曲線」還沒有到達邊界點，無效、低效利用土地的現象還存在，土地資源再配置的效率還有進一步提升的可能。還有，限制了土地供給，還可以調高住房的容積率，一樣可以增加住房。既然限制住了「地」，那就要向「天」要空間。

第二，限制人口規模和結構，沒有排斥低技能者。

上海並沒有明文規定，低技能勞動者禁止入內。給予高技能勞動者更優惠的政策傾斜，也是人才政策的題中之義。這與上海的產業政策導向有關，與推進「四個中心」建設的戰略有關，與上海提高服務業佔比的發展目標有關，是產業發展的需求使然。

如果說上海在人口政策方面運用了政府管制和市場調節兩種手段的化，我認為，把低技能勞動者擋在外面的主要還是價格機制，主要是因為「收入低、開銷大，留不下」。上海求賢若渴是產業需求的反應，對標北京和紐約等國際大都市，就可以看出，上海高技能勞動者的缺口還是很明顯的。

在上海，高技能勞動者與低級能勞動者的空崗現象是並存的，低技能勞動者的工資水平並不低，一些金牌月嫂、熟練保姆的價格甚至高於名牌高校本科畢業生的工資水平。我認為，低j技能勞動者的空崗，主要是結構性失業導致，即學而無用，用非所學，並不是人才政策的直接結果。

上海提出，到2020年要把人口規模控制在2500萬人。這是經過反覆測算，把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的人口流入流出考慮在內，給出的動態管理目標。但這並不意味著，在2020之前，一旦人口規模增長到2500萬人，就不再放入一個人。其實，從去年開始，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嘉定、松江等郊區的人口流入已經出現了負增長。

產業調整，吐故納新，勞動力流入流出是個動態的概念。從城市管理者的角度來看，在公共財政的預算範圍內，到2020年，2500萬人口集聚在上海，不會對城市管理和公共服務造成更大的壓力。有時候，經濟學家建議是要做什麼，城市管理者要考慮怎麼做，即使終極目標一致，實際操作也要分階段、分層次地實施。

第三，討論中國問題，要考慮基數效應。

3億人口和13億人口的城市化率都達到70%以上，對經濟社會生態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影響肯定是不一樣。同樣是10%的收益率目標，對管理100萬元資金和管理1億元資金的人來說，對戰略、策略、管理、操作等方面的要求，也是不一樣的。人均、增速、比例等衡量經濟效率的經濟指標，並不能用來主導公共政策的制定。分析研究中國問題，還要考慮基數效應。

北京、上海為什麼要限制小汽車牌照？我有錢買汽車，為什麼不能多發牌照？與上述邏輯類似，我有錢買房子，為什麼不多供土地、多造房？我要到北京、上海去工作，為什麼不給我戶籍？

我認為，這是運用了「政府管制總量，市場調整價格」的綜合治理手段，協調了經濟、社會、生態等多領域的利益衝突，是多方博弈、妥協做出的政策選項，不完美，但難替代。

其次，談癥狀。

如果說，上海的經濟有香港化跡象的話，也不是高房價和貴的服務，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市都有這兩大特徵。我認為，製造業青黃不接和服務業虛擬化增加，則是上海需要更加警惕的問題。

第一，上海製造業青黃不接，轉型斷檔。

2008年以來，上海製造業在危機中趴下之後，就再也沒有抬起頭來，上面壓著一塊大石頭，高成本。近年來，轉移的轉移，升級的升級，工業增加值連續幾年呈現負增長。

專家說，別捉急，上海是在憋大招。上海在推動實施國家製造業2025戰略的過程中，將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智能製造裝備、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新能源與智能網聯汽車、電力裝備、新材料、生物醫藥及高性能醫療器械等領域。

戰略性新興產業忙活了幾年，從數據看，八字的一撇畫的很慢。2016年1-11月上海戰略性新興產業製造業總產值同比增長1.7%，比全市工業高1.8個百分點。

上海的製造業進入了青黃不接的轉型斷檔期，需要警惕。我們的前途是星辰大海，但不能眼看星辰，身陷大海。現在，上海製造業佔GDP的比例是30%，香港也是在這個比例下降到現在的1.4%的。目前，還看不到上海製造業佔比大幅下降的趨勢，轉型升級以後，25%以上還是能穩住的。

第二，上海服務業虛擬化加快，生活化不足。

上海服務業2012年首超60%，2016年約為68%，2020年將達到70%，佔比提升很快。不考慮農業，看大數，服務業比製造業，香港是9比1，上海是7比3，北京是8:2。隨著服務業比重上升，上海的製造業比重在下降，有的專家歡喜，有的專家憂。我認為，除了看總量佔比，還要看結構。

香港的服務業是4+6結構，包括金融、貿易物流、旅遊、專業服務業4個主要行業，還有文化創意、醫療、教育、創新科技、檢測認證、環保產業等6個優勢產業。這十個產業佔GDP的比重在70%左右，其中4個主要行業佔60%以上,6個優勢產業占不到10%。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經濟交流的平台城市和窗口城市，發揮著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功能，再加上獨特的制度和法律優勢和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造就了發達的金融、貿易和專業服務業。香港常住人口是730萬左右，其教育、健康、文化等生活性服務業容量是有一定局限的。所以，香港的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的比例大小，是符合其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的，是市場自由配置國際資本、人才、技術要素的結果。

上海的服務業結構是3+1+X（筆者提法），包括金融、貿易物流、房地產三個主要行業，信息技術服務業一個新興行業，其餘為教育、醫療等生活性服務業和其他服務業。「3+1」行業佔GDP的比重在60%以上，占服務自身權重70%以上。一方面，上海服務金融業和房地產佔比過大，金融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超過16%，房地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超過6%，考慮到我國經濟脫實向虛、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基本事實，上海服務業的虛擬化程度增加了。同時，金融、地產與資產價格的波動有關，一旦有經濟風險出現，就會受到影響，脆弱性也提高了。另一方面，上海常住人口有2300多萬人，將近香港的3倍人口，其旅遊、文化、體育、健康、養老等生活性服務發展潛力巨大，但目前佔比過小，服務業內部結構失衡。

第三，產業轉型受憋，主要是「羊」不進「圈」。

產業結構問題，歸根結底是要素錯誤配置問題，就是稅收制度、准入制度、壟斷等因素，導致資本與勞動力不能自由進出入行業、部門和企業。產業轉型升級，就是糾正產業之間的資源錯配，使要素從低端低效部門轉向高端高效部門。

產業轉型，有點像「羊群換圈」，即把羊從舊的羊圈趕到新的羊圈裡，在這個過程中，要吸引更多的羊，還要生產更多的羊毛。我們現在遇到最大的問題是，舊羊圈的羊趕出來了，在外面亂跑，卻吸引不到更多的羊到新羊圈裡面去。

有三個方面原因需要反思。第一個是，新羊圈太豪華。目標產業太高端，與要素稟賦不匹配，成本收益一比較，資本和勞動都不敢往裡鑽。第二個是，換圈太急。新羊圈還沒有建成規模，舊羊圈的羊已經跑滿了山坡，新舊產業青黃不接。第三個是，新羊圈太小。新興產業還在孕育期，不能完全承納傳統產業流出的技術、資本和勞動。以上三個方面，大都是各級政府眼高、心急、手慢造成的。

最後，開藥方。

上海產業發展面臨製造業青黃不接，服務業結構失衡的問題。隨著抑制資產泡沫的預期增強和房子要由炒的變成住的，金融業和房地產的佔比在未來將會下降，這個變化應該很快就能看到。怎麼辦？我認為，這正是上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第一，製造業轉型升級，只有技術創新一條路。

理都懂，重在落實。製造業2025、互聯網+、大數據戰略，目標沒錯，關鍵主體是誰，怎麼推進。束縛創新資源的「羊圈」比較牢，舊的鎖具還沒有拆乾淨。比如，允許科研院所人員離崗創業，背後的安全網織的還不密，沒人願意跳出來。沉澱在體制內的國有屬性的知識產權如何激活，還沒有破題。以政府為主導的科技資源投入機制還在繼續，體內循環效率低下。管道不優化、不改建，投入再多的資源也是枉然。

第二，優化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的比例。

適度發展金融、貿易等生產性服務業，注意防範金融風險，糾正向陸家嘴精英傾斜的政策導向。返還給金融高管的個稅補貼，可以干很多其他事。房地產業，受政策影響很大。中央已經定調，穩中有降的趨勢已經在了，只能靜待北風起，同看雪花落。要加快發展「幸福產業」，包括旅遊、文化、體育、健康、養老等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產業。

發展「幸福產業」，關鍵也要靠改革。一方面，進一步放鬆政府對服務業的各種管制。比如，取消商業性文化、體育活動的各種審批。探索各領域的資源所有權、運營權、收益權的分置形式。通過改革，把政府不該管、管不好的各種資源，推向市場。另一方面，降低社會資本准入門檻，讓社會資本充分自由進入各個領域。比如，允許社會辦醫，社會資本參與養老服務體系建設。鼓勵以特許權經營、混合所有等方式運營各種文化館、體育館、養老院、療養院等公共資源。

2016年12月25日，商飛公司的C919首架機已交付試飛中心，計劃於2017年一季度首飛。截至目前，C919大型客機訂單數達570架。

製造業保持相當權重，上海還是上海，香港就是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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