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二十章 眾叛親離的共和國

第二十章n眾叛親離的共和國

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九日，不干涉政策總算開始落實了，雖然它姍姍來遲，但西方各國政府還是對它寄予厚望。各國政府似乎很快就能進行有效的合作，並解決由戰爭的國際化而導致的這個問題；這場戰爭首次出現了得到控制——至少是限制在西班牙國內——的苗頭。當然，如果有關各方都能認真地貫徹不干涉政策，由國際合作而引發的各種困難自然都會迎刃而解。但是，軸心國的險惡用心，從第一天開始就昭然若揭。事實上，在不斷地拖延談判後，軸心國認為戰爭能夠很快結束，所以才接受了不干涉政策。在瓜達拉哈拉戰役之後，戰爭陷入長期化，不干涉委員會的一切努力眼看就要化為泡影。不干涉委員會對陸上邊境的檢查是很寬鬆的，所以沒有發生什麼麻煩，但海上巡邏卻導致了激烈的爭吵。

「德意志」號事件

早在對禁運措施實行監督之前，海上巡邏就已經引發了多次事件，一些英國籍和法國籍的船隻遭到了阻攔和搜查。但這些事件所導致的後果不過是當事國政府發出幾聲抗議而已[1]。而「德意志」號事件卻導致了不同的後果。

參加不干涉協定的列強都把軍艦派往了地中海。這些軍艦在友好的西班牙港口加油。因此，巴利亞里群島的伊維薩（Ibiza）海軍基地就成了德國軍艦的集合港。在那個風波不斷的一九三七年五月，共和軍飛機攻擊了「德意志」號，重創了這艘袖珍戰列艦，造成多人死傷[2]。德國政府對此反應強烈。德國政府並不滿足於向負責海上巡邏的國家提交抗議；它企圖利用這個機會來炫耀武力。

在內戰初期，德國如果採取海軍行動，可能會挑起一場全面衝突，但在一九三七年初，氣氛已經緩和。英國和法國都做出了充分的讓步；它們並不相信一場世界大戰已迫在眉睫。

五月三十一日，袖珍戰列艦「舍爾將軍」號（Admiral Scheer）和兩艘驅逐艦遵照德國政府的命令，炮擊了阿爾梅里亞的港口。這次炮擊表面上只是一次報復行動。但這兩件事其實毫無關聯：一個是在戰區內對敵方控制區進行轟炸；另一個則是由一個中立國為了炫耀武力而蓄意進行的軍事行動，而且還採用了最驚人的形式——炮擊一個幾乎沒有防禦能力的城鎮。這其實就是真正的侵略行為，而它的始作俑者是一個負責海上監督的國家。

人們以為西班牙共和國和西方民主國家會進行武力報復。媒體聲嘶力竭地要求報復。在瓦倫西亞，國防部長普里耶托向共和國內閣建議：轟炸地中海上的德國艦隊。這種報復行為就等於向德國宣戰。普里耶托明白這一點，但他希望引發一場歐洲大戰，在他看來，只有這樣才能拯救西班牙。然而共和國政府的大部分部長[3]不願承擔引發戰爭的責任。最後，由於法國和英國都避免做出積極的反應，德國的挑釁沒有收到效果。更重要的是，德國和義大利藉機大肆宣洩自己的憤怒之情；德國和義大利的代表憤而退出了不干涉委員會。六月初他們又重新參加了不干涉委員會。

在「德意志」號事件之後，又發生了「萊比錫」號（Leipzig）事件：德國政府聲稱這艘船遭到了一艘潛艇的攻擊。德國和義大利建議，由負責監督禁運措施的各國聯手制裁西班牙共和國。法國和英國雖然同意勸說交戰雙方尊重外國軍艦，但拒絕採取軍事行動，英法兩國聲稱，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判明是誰攻擊了「萊比錫」號。英法兩國隨後建議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但德意兩國憤怒地拒絕了這個建議；軸心國的代表發現，海上監督不可能貫徹實施，便在六月二十三日徹底停止參加海上巡邏。

既然如此，在陸地邊境上的巡邏也就失去了意義。七月一日，葡萄牙串通軸心國，決定撤除「監督邊境的設施」。法國無奈之下，也在七月十日做出了同樣的決定。於是，參加了不干涉委員會的各國用了七個半月的時間才搞出來的監督計劃，僅僅執行了一個半月，就搞不下去了。與此同時，在外交政策失敗之後，布魯姆政府也倒台了。

當然，不干涉委員會依然存在，但它已經連原有的那一點點權威都失去了。在持續了將近三年的西班牙內戰期間，不干涉委員會能夠真正起到一點作用的時間，就只有這兩個月而已。它的破產意味著西方民主國家又遭到了新的失敗。在那些得意洋洋地誇耀「法西斯主義的既成事實法則」[4]的人們面前，西方民主國家再次通過它們的疏忽大意，證明了它們願意為了維持和平而不惜犧牲一切。

地中海上的海盜行徑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公海上又發生了多起海上衝突——西班牙籍和中立國籍的商船與軍艦遭到了飛機和潛艇的攻擊。隨著此類海盜行為的不斷增加，國際關係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再次變得緊張起來。當時的報紙幾乎每天都會登出有關此類事件的細節。八月六日，英國油輪「不列顛下士」號（British Corporal）和法國班輪「阿穆爾山」號（Djebel Amour）遭到飛機轟炸。八月十一日，英國驅逐艦「獵狐犬」號（Foxhound）在西班牙北方海岸遭到攻擊。八月十三日，巴拿馬籍油輪「喬治·麥克奈特」號（George McKnight）被一艘軍艦炮擊起火。與此同時，在整個地中海，甚至在達達尼爾海峽，西班牙政府的幾艘軍艦也遭到了「不明國籍」的潛艇的襲擊，「加迪斯城」號（Ciudad de Cádiz）就是在這些襲擊中沉沒的。

這是誰幹的？西班牙的兩個政府都指責是對方乾的。其實，大多數受害船隻不是屬於西班牙政府，就是屬於同情西班牙共和國的中立國，其中又以蘇聯船隻為主；一些船隻在遇襲時，正在給共和國運去物資。一些報紙（主要是英國報紙）很快就點明了襲擊者的名字。襲擊中立國船隻的飛機被發現是國民軍的飛機（儘管弗朗哥的總參謀部對此表示強烈抗議），而潛艇也很可能是國民軍的潛艇；當時甚至有人指出，部分事件中的襲擊者是義大利籍的船隻。後來，齊亞諾伯爵的日記證實了這種猜測。齊亞諾伯爵毫不遮掩地宣稱犯下這些侵略行為的是義大利軍艦（有時掛著西班牙國民政府的旗幟，有時不掛）。八月三十一日，齊亞諾就這個問題做了臨時性的總結：「擊沉四艘俄國的或赤匪的船隻，俘虜一艘希臘船隻，轟炸了一艘西班牙船隻，並迫使它在法國港口避難。」

這樣做的目的是對西班牙共和國進行海上封鎖；弗朗哥親自對此作出了解釋：「對於希望儘快結束戰爭的各國而言，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制止地中海上的軍火運輸，不許在赤匪控制的港口卸貨。[5]」其實，這是一種在和平時期、在新的偽裝下進行的私掠行為[6]。西方國家雖然很有忍耐力，但它們卻很難不對此做出反應。

「法國、俄國和英國一唱一和。主題：地中海上的海盜行為。法西斯分子被判決有罪。」當齊亞諾寫下這幾行字的時候，國際輿論似乎已經怒不可遏。這是由新一起海上衝突所引發的：一艘「不明國籍」的潛艇企圖用魚雷襲擊英國驅逐艦「浩劫」號（Havock）。其實這又是義大利乾的，齊亞諾點明了襲擊者的名字：「魚雷是由『彩虹』號[7]發射的。」

英國政府這次似乎不打算口頭抗議兩聲就了事。英國和義大利的關係變得緊張起來了。法國政府也打算做出更堅決的姿態，並決定派軍艦在地中海為法國貨船護航。法西斯頭目首次碰了釘子。齊亞諾寫道：「我準備推遲向西班牙派遣援軍。」九月四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我已向卡瓦尼亞里[8]下令，在得到進一步通知之前，暫停一切海上行動。」儘管西班牙國民政府向義大利政府施加了壓力，但是，西方國家政府的首次堅決反應，迫使義大利中止了玩火政策。「弗朗哥說，如果整個九月都能堅持封鎖的話，就會產生關鍵作用。他說的沒錯；然而我們不得不暫停封鎖。」這段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義大利的決心：在當前階段、在當前情況下，義大利還不打算捲入歐洲大戰。

然而，無論是法國政府（社會黨在這個政府里的影響力已經大為減退）還是英國政府（現在由張伯倫領導[9]），都不想做得太過火。兩國政府只是建議不干涉委員會於九月十日在尼翁（Nyon）召開會議，邀請德國與地中海及黑海沿岸的所有國家參加[10]，但不邀請西班牙的兩個政府。這次會議明面上的目的是討論消滅地中海上的海盜行為的手段。但是，這次會議的議程卻跟它要討論的問題同樣重要。要想召開這次會議，首先得了解義大利是否自願參加討論，是否願意扮演被告的角色。蘇聯政府利用這個機會，起草了一個照會，對法西斯政府進行了極其猛烈的攻擊。這實際上就是一篇起訴書。促使蘇聯發表照會的原因，是一艘蘇聯軍艦遭到了魚雷攻擊，蘇聯政府為此要求賠償。義大利隨即拒絕參加；德國和阿爾巴尼亞隨後也拒絕參加。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斷言，這次會議如果失敗，那都要怪蘇聯。

不過這次會議還是如期召開了。這次會議成功了嗎？西方國家聲稱它成功了。西方報紙對《尼翁協定》讚不絕口：在前幾個月連遭挫敗之後，終於贏得了一次外交勝利。《尼翁協定》規定「將消滅海盜行為的任務交給法國海軍和英國海軍」，這似乎表明兩國對義大利的態度將發生重大變化，並因此在西班牙內戰中採取新的立場。得知這些規定後，墨索里尼勃然大怒。不過，對墨索里尼的態度無須過多關注，因為他總是會憑藉第一印象做出強烈的反應。西方國家在尼翁會議上做出強硬的姿態，主要是為了給談判奠定基礎。義大利馬上得到了一點補償：蘇聯被拒絕參加海上監督。

此外，英法兩國政府也想讓義大利參加這個協定。英國和法國以為，只要主動拉攏義大利而不是德國，就很有可能挑動義大利和德國彼此爭鬥，然而它們對德意同盟的理解是錯誤的，這種同盟關係能得以建立，既是因為雙方的利益互補，也是因為雙方對安全有著共同的需求。義大利能夠參加地中海上的巡邏，同時又不會削弱羅馬—柏林軸心。義大利在談判中提出了一個要求：它要求在海上監督中獲得與法國和英國平等的地位。齊亞諾在日記中寫道：「以前給我們安排的角色是發射魚雷的人，現在我們的角色正在變為地中海上的警察，而俄國卻悄無聲息地被擊沉了，連海上巡邏都不能參加了。」

義大利雖然犯下了海盜行徑，但西方列強最終還是不肯改變它們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態度，它們對西班牙共和國的支持力度，不會超過在炮擊阿爾梅里亞的那段時間裡的力度。蘇聯進一步遭到了孤立，它的孤立處境在倫敦談判期間表現得十分明顯。這無疑是導致斯大林改變外交政策的原因之一，他認為不能再指望西方民主國家了。這就是英國的和平主義政策導致的結果。

張伯倫的政策贏得了勝利

自從西班牙內戰爆發以來，英國的政策就是不支持共和國政府。無論艾登還是鮑德溫，都對西班牙大使阿斯卡拉特[11]提出的各種請求置之不理。表面上，英國政府起碼是嚴守中立的。但是，英國保守黨對於那些仍被他們稱作「赤匪」的人的態度，不會比弗朗哥的支持者更為友善。起初他們關心的主要是居中調停，使雙方互相妥協，實現和平。由於這種和平只能通過國際協定（或者說地中海協定）才能實現，英國外交政策的目的，便是維持地中海的現狀，維護區域和平。

弗朗哥在自己的義大利盟友面前，堅決要求維護西班牙領土的完整，而對弗朗哥而言，英國的態度絕對算不上不利。一九三六年年底，齊亞諾和德拉蒙德[12] 在談判中明確表示，不會改變地中海的現狀。當然，由地中海上的海盜行徑所引發的危機，損害了英國和義大利的外交關係。但是，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經過英國首相張伯倫的努力，兩國的關係得到了修復。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英國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決定在實際上承認布爾戈斯政府。

因此，羅伯特·霍奇森[13]被英國政府任命為駐西班牙國統區的代表，他實際上履行著大使的職能；英國政府派駐西班牙國統區各城市的「代理人」也同樣獲得了領事的官銜。弗朗哥政權的駐英代表是阿爾瓦公爵，他是弗朗哥政權的一位要人，他於十一月二十二日抵達倫敦。英國和弗朗哥政權相互派遣外交代表，表明雙方已經開始在商業領域加強合作。英國在西班牙北方擁有重大的利益，而北方此時已被叛軍佔領，這無疑是促使英國轉變外交政策的關鍵原因。霍奇森很快就在布爾戈斯發揮出了真正的影響力，從那時起，英國在西班牙內戰上的立場，就從促使雙方互相妥協、達成和平，變成了確保國民軍在盡量避免造成破壞的情況下贏得勝利。

但是，在英國的領導人中間，開始出現了分歧。儘管他們全都認為弗朗哥必將勝利，並認為弗朗哥的勝利畢竟對英國是有利的，政府內部還是出現了一個少數派，它最有影響力的成員是安東尼·艾登；他認為，在地中海是不可能與法西斯主義達成協約的。而英國與義大利簽訂外交協議之後，這個少數派就垮台了。在與義大利駐倫敦大使格蘭迪[14]會晤之後，艾登與張伯倫之間的分歧就變得越加明顯了，特別是在關於外國志願者的問題上。艾登被迫辭職，軸心國的外交官對此彈冠相慶。英國的政策最終發生了轉變：齊亞諾伯爵與英國駐羅馬代辦佩斯伯爵[15]起草了英意協議。齊亞諾不想給張伯倫政府惹麻煩，便決定作出妥協。一九三七年年底，儘管地中海上發生了新的衝突，英國和義大利還是簽署了協議。但這個協議只有在西班牙內戰結束後才能生效。一九三八年年初，共和軍在阿拉貢遭到了慘敗，這個前景實現的可能性似乎大大加強了。

法國最後的躊躇

共和國政府尚未徹底絕望；它還沒有放棄獲得國外援助的希望。法國仍有可能提供援助，特別是當布魯姆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重新上台後，法國重新提供援助的可能性就變大了。內格林聲稱，布魯姆在上台之前，就曾邀請他前往巴黎，與法國的一些有力人士商討提供援助物資的方法。內格林前往法國，與布魯姆、達拉迪耶和保爾—邦庫爾[16]舉行會晤。雙方就提供軍事援助達成了協議。

事實上，在阿拉貢戰役期間，第二屆布魯姆政府曾考慮過進行干預的問題。共和軍慘敗之後，國民軍眼看就要攻佔整個加泰羅尼亞，法國政府內部就進行軍事干預、佔領加泰羅尼亞的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法國政府顯然打算以此作為政治談判的籌碼。布魯姆本人聲稱，部長們曾打算用機械化部隊進行一次快速的作戰[17]。然而，在法國國防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法國軍方首腦指出，不下達動員令，他們就不能行動。另一方面，這種干預也極有可能引發歐洲大戰。齊亞諾寫道：如果法國n「在（西班牙共和國）臨終時提供士兵和空軍物資，我們就會進行武力干預。」

於是，布魯姆再次面臨著戰爭還是和平的抉擇。他找來法國駐馬德里武官莫雷爾[18][19]，就軍事行動的可能性諮詢莫雷爾的意見，莫雷爾答道：「我只能告訴您：法國國王會選擇戰爭。」布魯姆卻說：「我可不是法國國王。」

在一九三八年三月，法國政府再次放棄了直接干預的想法，這實際上就等於放棄了保衛西班牙共和國政府。法國雖然提供了軍火，並允許外國物資自由經過法西邊境，但這並不足以改變事態的進程。一九三八年四月，布魯姆再次下台，達拉迪耶出任總理，主張與軸心國簽訂協約的若爾日·邦奈[20]參加了政府。於是，法國也準備拋棄西班牙共和國政府了。但是，西方列強還是覺得，最好還是在表面上維持現狀，讓人們以為仍有可能通過國際協議來把這場戰爭限制在西班牙國內，並最終達成撤出外國志願者的協議，然而，自從不干涉委員會成立以來，有關這些問題的談判就沒有取得過任何進展。

倫敦方案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英國政府試圖就此重開談判。它在七月十四日向有關各方提交了一個方案，這個方案包括四項內容：

1、設立新的監督體制，重新對禁運實行監督：在西班牙各地港口部署中立的監督員，從各國海軍手中接手海上監督；

2、交戰雙方必須保證絕不阻撓中立監督員的工作，為此必須承認交戰雙方均享有交戰權；

3、交戰雙方必須在不干涉委員會的監督下撤出外國人；

4、這些工作必須按照下列順序開展：在外國港口部署國際監督員、撤出外國志願者、承認交戰權。

因此，撤離外國志願者的問題，與交戰權的問題是相關的，而這正是義大利和德國自從一九三六年以來就一直要求的。但在內戰爆發之初，這是一個能夠影響雙方力量對比的重大問題；然而到了一九三七年七月，這個問題已經沒有多少意義，也沒有多少人還對它有興趣了。軸心國發現它必須再次拖延談判：英國方案僅是「談判的基礎」。但是，法國政府為什麼會允許自己被拖入曠日持久的談判呢？西班牙內戰是在一九三六年七月爆發的，一年之後，英國才提出了這個監督方案；到了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布魯姆又在《人民報》提出了這個問題：「必須執行倫敦方案嗎？」

倫敦方案從未得到執行，這主要是由於蘇聯的反對——它反對以任何形式承認布爾戈斯政府，在不干涉委員會於一九三七年十月底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它確認了這一立場。義大利、葡萄牙和德國便藉此宣稱：他們不會投票贊成這個決議，除非各方能達成一致意見。

儘管如此，軸心國還是試圖重開談判，這與他們一開始的態度是相符的。德國政府提議各方做出妥協：這個「象徵性的姿態」包括雙方都撤出一部分志願者。人們對這個紙上談兵的協議並不熱情；談判又陷入了僵局。

但在一九三八年夏季，形勢發生了變化。不干涉委員會的各國代表同意執行英國方案。英國對此自鳴得意。張伯倫宣稱：「不干涉政策已經實現了自己的目的[21]」；巴特勒[22]對下議院宣稱：「監督體制將重新建立，將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對撤離志願者的行動進行監督，當這個委員會做好清點志願者的人數時，海上監督體制就會按照新的規章，重新開始工作。[23]」

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一個新的因素：不干涉委員會內部達成了一致意見。這主要是因為蘇聯的政策發生了變化。現在的蘇聯政府實際上是贊成海上監督方案的。對於蘇聯改變政策的原因，德國駐莫斯科大使舒倫堡[24]做了詳細的解釋：

「蘇聯政府認為，赤匪獲勝的可能性已經十分渺茫，所以它決定大造輿論，為和談進行準備。[25]」這個解釋當然是片面的。共和軍的失敗，自然會使蘇聯採取更加謹慎的態度，但是蘇聯之所以會在這個問題上改變立場，更可能是因為蘇聯的整體政策發生了轉變。從這一刻開始，蘇聯轉變了政策，在「放棄」西班牙一年之後，這一轉變最終致使它與德國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在此期間，西班牙內戰的延長，推遲了中歐爆發衝突的危險。蘇聯考慮到這種危險有可能在未來爆發，它並不急於同西方民主國家公開決裂，它與西方民主國家仍有共同的利益。

志願者的撤離

雖然如此，不干涉委員會還是在七月五日達成了撤離志願者的協議：按照德國的要求，當交戰雙方都撤出了一萬名志願者之後，交戰雙方的交戰權都得到了承認。為此成立了兩個委員會。第一個委員會的任務是計算分散在西班牙各地的志願者的數量。這個委員會的總書記亨明（Hemming）的任務是獲得西班牙當局的許可。但由於弗朗哥橫加阻撓[26]，他未能完成這個任務。

第二個委員會的表現要比第一個好得多，它在八月進駐圖盧茲。這個委員會負責交換戰俘，它的領導人是陸軍元帥菲利普·切特沃德[27]爵士。它組織了多次交換戰俘的活動，切特沃德和他的同事（在共和區的考恩和在國統區的莫斯利[28]）為了結束內戰，做出了許多實際的成效。

與交換戰俘的工作相反，撤出在西班牙作戰的外國人的工作，給交戰雙方都帶來了外交上的鬧劇。在撤離外國志願者的過程中，沒有任何人對其進行監督，卻舉行了許多聲勢浩大的慶典、儀式和告別閱兵。內格林向國際縱隊的戰士致辭。義大利干涉軍的士兵在回到那不勒斯時受到了熱烈的歡迎，但是，義大利撤回的只是傷病號和身心俱疲的士兵，然後馬上又把新兵派去了西班牙。

然而並沒有人上它的當：德國和義大利便指責西班牙共和國「掩飾」了它的志願者，維茨塞克寫道：「其實，不管別人怎麼說，赤匪並沒有撤出志願者。只有受傷的法國人被移交給了法國。[29]」軸心國的發言人聲稱義大利遵守了諾言，而西班牙共和國卻背信棄義。義大利確實撤回了部分干涉軍——大約一萬一千人——但必須指出它撤軍背後的真實情況。根據德國政府的一份記錄，義大利干涉軍司令貝爾蒂曾提出了三種方案，讓弗朗哥選擇：派出兩到三個新的師；派出一萬人來補充撤走的那部分人留下的空缺；或是將義大利干涉軍全部或部分撤離西班牙；由於國民軍的軍力已經大大加強，最後一種方案是可行的。但是，弗朗哥和墨索里尼都不願意讓義大利干涉軍全部撤離。所以，他們堅持採取了不會削弱國民軍的作戰能力的方案：撤出部分步兵，又派去專業兵種和空軍。只是在達成這個協議之後，義大利干涉軍才象徵性地撤出了部分人員。德國沒有參加此類交易，它從一九三八年七月開始，全面改組了禿鷹軍團。

關於志願者的談判就這樣結束了。不干涉委員會依然存在，但它的作用已經可以微乎其微。西班牙內戰結束後，它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舉行了第十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議，它意識到自己的徒勞無功，便自行解散了。

慕尼黑與西班牙：西班牙人與歐洲危機

一九三八年夏季之後，法國和蘇聯接受了西班牙共和國的死刑判決，在慕尼黑陰謀之後，西班牙共和國就必死無疑了。在慕尼黑陰謀期間，內格林和德爾·巴約，就像德國軍艦炮擊阿爾梅里亞時的普里耶托一樣，以為歐洲大戰已經不可避免，而歐洲大戰的爆發是西班牙共和國獲勝的唯一希望。儘管西班牙共和國的外交地位已經大為削弱，爆發國際衝突的可能性卻大大增加了。

吞併奧地利，只是希特勒的侵略計劃的序幕。他接下來又向蘇台德地區提出了領土要求。當然，義大利還沒有做好打仗的準備，它在西班牙的冒險，削弱了它的實力。法國和英國密切靠攏，保證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不受侵犯。歐洲政局已是如此緊張，在眾多國際大事面前，西班牙問題一下子滑落到了次要地位。

但是，內格林政府已經決定，一旦戰爭爆發，它就會立刻與法國和英國站在一邊，向派兵侵佔自己國土的德國和義大利宣戰，從而迫使法國和英國出兵。這樣一來，共和國就能扭轉日益惡化的局勢。列強已在政治上拋棄了西班牙共和國，這也影響到了小國的態度，因為小國總是跟著最強者走的。在此之前，德國、義大利和葡萄牙是被孤立的，它們在不干涉委員會內是少數派；一九三八年一月，未來的法西斯侵略的受害國——匈牙利、奧地利和阿爾巴尼亞加入了軸心國的陣營。現在已經有十一個國家從法理上或事實上承認了弗朗哥將軍的政權[30]。

西班牙共和國企圖讓西方列強相信，它並不代表著危險的革命實力，無政府時期已經結束。內格林政府象徵著權威的維持；普里耶托被撤職後，再沒有人反對內格林政府了。內格林本人肩負著國家大權。他不僅是總理，還身兼外交部長、國防部長和內務部長。他的盟友喜歡把他比作克萊蒙索[31]，他確實也認為，自己與戰火中的西班牙共和國就是一體的。為了維持權威和民族團結，必須犧牲巴斯克與加泰羅尼亞的自治運動：一九三八年八月，加泰羅尼亞人艾瓜德爾[32]和巴斯克人伊魯霍辭去部長職務，接替他們的是統社黨員莫伊什·雷加斯[33]和社會黨員畢爾巴鄂·奧斯皮塔雷特[34]，此舉儘管遭到了正式的抗議[35]，卻清楚地表明中央政府的權威得到了加強。

為了贏得西方世界的同情，內格林還實行了寬容宗教的政策。伊魯霍在出任部長時，曾力爭實現宗教自由；很快他就促使政府承認，「僅因擔任教職而指控教士」是違法的[36]。政府允許舉行私人彌撒，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在巴斯克駐瓦倫西亞辦事處，舉辦了第一場官方彌撒。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恢復天主教會以前的特權：官方首次允許舉辦的公開的宗教葬禮，被認為是體現政府的容忍度的例證。但政府在其它方面還實行了一些不那麼顯著的措施，比如內格林關於「宗教物品不列入必須徵收的貴金屬之列」的規定，特別是一九三八年頒布的一些措施，這些措施讓教士免服兵役，並將教士編入醫療部門和福利部門，允許教士進入監獄，開導獄中的人們，特別是那些被判了刑的囚徒。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讓外國人放心，讓他們相信：與這樣一個政權共處是可能的，並且可以幫助它打贏戰爭，至少是通過光榮的妥協，讓它能夠保存自己的基礎。

共和派也對捷克危機寄予厚望。假如歐洲爆發戰爭，弗朗哥政權就會發現軍事形勢對自己非常不利。國民軍缺乏預備兵力，一旦出現另一條戰線，它是頂不住的。據德國駐聖塞瓦斯蒂安的武官馮·豐克[37]記載，弗朗哥本人聲稱「他沒有任何預備兵力，每當赤匪發動進攻，他都不得不中斷進攻，調集部隊迎擊。[38]」當然，比利牛斯山是一道天然的防線，但弗朗哥非常清楚，僅靠比利牛斯山是守不住的。他把成千上萬的戰俘派到北方和南方的兩條戰線上，加固當地的防禦工事。另一方面，他的軍隊還得依靠義大利和德國提供的物資才能作戰。在捷克危機期間，德國和義大利暫時停止了給他的軍隊運輸彈藥，使他的軍隊一下子陷入了極其困難的處境。顯然，一旦歐洲爆發戰爭，不難想像西班牙將在短時間內被打垮。就連弗朗哥的支持者也很清楚這一點，德國認為，如果這種情況發生了，那麼弗朗哥就會「下野，並將結束內戰的任務交給一個更為溫和的人物。[39]」

弗朗哥從盟友那裡得不到鼓勵與承諾；德國政府甚至不把政治形勢的最新變化及時通報給他。國民軍司令部里的情緒愈發焦躁不安。施托勒爾寫道：「弗朗哥的總參謀部非常沮喪，它對我們的不滿之情溢於言表。[40]」這種不滿情緒還體現在蘇涅爾遭受的大量攻擊上，這使得人們擔憂國統區的反對派會東山再起。為了確保勝利，弗朗哥必須要有萬全的把握：一旦歐洲局勢失控，列強各國——特別是法國——會信守中立。

國民政府在捷克危機期間保持了中立

在九月十八日至九月二十八日之間，為了讓西方列強同意不把西班牙問題和迫在眉睫的歐洲大戰聯繫在一起，並讓它們接受國民政府的中立（對這些國家而言，這就等於拒絕援助西班牙共和國），弗朗哥政權進行了緊鑼密鼓的外交活動。

西方列強的立場是不穩定的。它們並沒有形成統一戰線。張伯倫政府只把向軸心國開戰作為最後的手段。蘇聯是否會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仍是個未知數。因此，在戰爭一觸即發的時候，法國被孤立了，它如果想從加泰羅尼亞和摩洛哥兩路夾擊國統區，東部的防線就有可能失守。毫無疑問，法國總參謀部不願再增加一個敵人。因此，霍爾達納和弗朗哥作出了在歐洲衝突中嚴守中立的決定，並將這一決定通過奇尼奧內斯·德·雷昂和阿爾瓦公爵，轉告給了法國政府和英國政府，英法兩國都對此表示滿意。

這個中立宣言還必須要讓軸心國陣營接受，這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在這個問題上，國民政府採用了非常靈活的外交政策。它首先有意透露了自己對一場可能造成重大破壞的戰爭的恐懼之情；然後它又埋怨盟友沒有及時通知自己，害得它對政治形勢的發展一無所知。不過，在這一點上，弗朗哥很容易就能找到借口。

其實，弗朗哥並不擔心西班牙遭到忽視；他擔心的是，在談判過程中，西班牙會遭到過多的關注，而他又不能在談判中代表西班牙；一旦戰爭爆發，軸心國可能會拋棄自己的西班牙盟友，德國也有可能出兵西班牙和地中海，進行軍事行動。「德意志」號抵達比戈，就像義大利軍艦停靠在馬略卡一樣，自然會加劇人們的恐懼。最後，歐洲的政治危機會恢復共和國陣營的信心，有可能會在國統區引發動蕩乃至起義。

出於這些方面的考慮，布爾戈斯政府才採取了中立的立場。九月二十六日，德國領導人得知了這件事；九月二十七日，霍爾達納向德國大使和義大利大使正式通報了這個決定。顯然，弗朗哥政權的中立是善意的中立。但問題在於，弗朗哥向自己的盟友先斬後奏。他相信自己的盟友會同意自己的決定，但他只在作出決定後，才將自己的決定通知給了自己的盟友。

既然如此，德國和義大利的外交官會作出激烈的反應，也就不足為奇了。義大利暴跳如雷；義大利的領導人覺得，必須立即讓弗朗哥償還義大利為國民軍的事業所作出的犧牲。齊亞諾寫道：「我們的死者會在墳墓里氣得翻過身來。」德國的反應比較冷靜，但西班牙如此急切地宣布中立，讓德國同樣大吃一驚；德國認為，西班牙此舉，至少也該說是輕率的。假如戰爭爆發，正在西班牙參戰的義大利士兵和德國士兵會有什麼樣的下場，這讓義大利和德國擔憂不已。當然，霍爾達納宣稱，這些部隊將會被當作西班牙士兵，受到和西班牙士兵一樣的待遇。但是，假如法國向德國開戰，它會容忍敵國士兵待在一個所謂的中立國的國土上嗎？齊亞諾在得知西班牙宣布中立的消息後，他的第一反應是考慮立即撤出義大利干涉軍。

儘管國民政府採取了各種防範措施，但是，一旦歐洲大戰爆發，它以前贏得的一切成果都有可能被徹底葬送，這是顯而易見的。兩個西班牙的代表都非常清楚，他們的命運，取決於西班牙國界之外的力量對比。

西方列強的猶豫不決，再次決定了西班牙的命運。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九月之間，在各法西斯國家的操縱下，弄出了不干涉的鬧劇。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慕尼黑陰謀不僅將捷克斯洛伐克拱手交給希特勒，它還徹底粉碎了西班牙民主的最後一絲希望：「在這個和平的黎明，赤色暴政的喪鐘已經敲響。經過我軍的努力，勝利的和平很快就能實現。[41]」

事實上，從這一刻開始，列強的當務之急就是結束西班牙內戰。慕尼黑的勝利者發現，假如西班牙內戰繼續下去的話，萬一爆發全面衝突，西班牙國民政權就會變成它們的沉重負擔。對於弗朗哥在慕尼黑危機期間的表現，西方列強也並不是全然不滿。蘇聯正在抽身撤出西班牙。「元首」的立場讓法國感到寬心，它正在考慮與弗朗哥政權建立外交關係。一九三九年年初，雷昂·貝拉爾[42]接到了同布爾戈斯政府進行談判的任務，準備在實際上承認布爾戈斯政府。儘管貝拉爾是一個著名的國民軍同情者，他卻遭遇了赤裸裸的敵意；弗朗哥要求得到法國政府的法理上的承認，並要求法國將轉移到法國國土上的西班牙財產、軍事物資、西班牙銀行的黃金等物品歸還給他。

當時，談判無果而終。不過。在西班牙內戰結束後，貝當代表團使雙方的外交關係得以修復，法國政府最終滿足了西班牙國民政府的全部要求。

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唯一的問題，便是如何保證弗朗哥的最終勝利。施托勒爾解釋了列強的干預會如何導致「赤匪中的溫和派放下武器」[43]，這似乎預示了幾個月後的卡薩多軍政權的行動，它的行動徹底毀滅了共和國。

在施托勒爾提出的方案中，共產黨被排除在談判對象之外，而且內格林似乎也不屬於談判對象之列。然而，內格林並沒有徹底關上和平解決內戰的大門。他在講話中，為雙方的妥協提出了十三項條件。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他在議會中的講話中接受了調停的原則。他在幾天後承認，全民公決可能是解決衝突的方法。然而，真的能找到一種可以讓所有西班牙人接受的妥協方案嗎？僅僅是「調停」或「妥協」這兩個詞，都遭到了國統區的許多領導人的強烈反應。弗朗哥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態度總是非常堅決的：除了投降，沒什麼可談的。聖塞瓦斯蒂安的《巴斯克日報》（Diario Vasco）提出了一個生動的公式，精闢地概括了國民軍的想法：「我們不想跟惡魔簽署協議，我們只要勝利的和平。[44]」

[1] 僅1937年4月1日的《時報》就報道了國民軍軍艦搜查「瑪格德萊娜」號（Magdalena）和「雄鷹岬」號（Cap Falcón）的事件，而法國政府對此的反應僅僅是提出正式抗議。——原注

[2] 1937年5月24日，共和軍的兩架SB-2轟炸機轟炸了停泊在伊維薩港的「德意志」號，炸死31人，炸傷74人。——中譯者注

[3] 普里耶托聲稱，這些人當中也包括共產黨籍的部長。——原注

[4] 《齊亞諾日記1937—1938》。——原注

[5] 出自德國外交部檔案庫。——原注

[6] 私掠（privateer）是得到政府慫恿、默認甚至支持的海盜行為，在戰爭期間，為了打擊敵國的海上貿易，政府往往會組織本國的軍艦襲擊海上交通線，掠奪給敵國港口運送貨物的商船，民間商船甚至海盜船在得到本國政府頒發的許可證之後，也可參加私掠。——中譯者注

[7] 「彩虹」號（Iride）是義大利海軍的潛艇，1936年11月6日正式服役。1937年8月31日，「彩虹」號向英國海軍驅逐艦「浩劫」號發射了魚雷。1940年8月22日被擊沉。——中譯者注

[8] 卡瓦尼亞里時任義大利海軍大臣。——原注

[9] 愛德華八世的婚姻給英國王室造成了危機，在此事影響下，張伯倫於1937年5月28日接替鮑德溫出任首相。——原注

[10] 所以蘇聯也在受邀之列。——原注

[11] 帕布洛·德·阿斯卡拉特·弗洛雷斯（Pablonde Azcárate y Flórez，1890—1971），生於馬德里一個有自由主義傳統的家庭。1918年在聖地亞哥大學擔任教職，同年當選為國會議員。1922年開始在國際聯盟工作，1933年至1936年任國際聯盟副秘書長。內戰爆發後，辭去國際聯盟副秘書長的職務，1936年9月13日擔任西班牙共和國駐英國大使。1939年2月底辭職。此後流亡國外。1946年起在聯合國工作。1971年在日內瓦逝世。——中譯者注

[12] 詹姆斯·埃里克·德拉蒙德（JamesnEric Drummond，1876年8月17日——1951年12月15日），生於蘇格蘭一個歷史悠久的貴族家庭。1895年畢業於伊頓公學，1900年進入英國外交部工作。1920年至1933年任國際聯盟秘書長。1933年至1939年任英國駐義大利大使。——中譯者注

[13] 羅伯特·麥克利奧德·霍奇森（RobertnMacLeod Hodgson，1874年2月25日——1956年10月18日），生於牧師家庭。1897年畢業於牛津大學三一學院後進入外交界工作。曾任英國駐馬賽副領事、英國駐符拉迪沃斯托克領事。俄國內戰期間曾任英國駐高爾察克政府代表。1919年任英國駐莫斯科商務參贊。1924年任英國駐蘇聯臨時代辦。1928年擔任英國駐阿爾巴尼亞公使。1936年退休。1937年12月被返聘，擔任英國駐弗朗哥政權的代表。1939年4月再次退休。——中譯者注

[14] 迪諾·格蘭迪（Dino Grandi，1895年6月4日——1988年5月21日），生於博洛尼亞省莫爾達諾鎮（Mordano）。1913年進入博洛尼亞大學學習法律。一戰期間資源參軍。戰後參加法西斯黨，1921年當選為議員。法西斯黨奪權後，於1929年9月至1932年7月任外交大臣，1932年至1939年任駐英大使，1939年11月至1943年8月任議會議長。1943年8月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權垮台後流亡國外，六十年代回國。——中譯者注

[15] 佩斯伯爵（Earl Perth），即上文提到過的德拉蒙德，他是第7代佩斯伯爵。——中譯者注

[16] 奧居斯堂·阿爾弗雷·若瑟夫·保爾—邦庫爾（AugustinnAlfred Joseph Paul-Boncour，1873年8月4日——1972年3月28日），生於聖艾尼昂（Saint-Aignan），畢業於巴黎大學，1909年代表激進黨當選為眾議員，1911年任勞工部長。1916年參加社會黨。1931年退出社會黨，參加了共和社會黨。曾任陸軍部長、外交部長等職，並於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任總理。——中譯者注

[17] 出自布魯姆對調查委員會的陳述。——原注

[18] 昂利·莫雷爾（Henri Morel，1889—1944），法國軍官，一戰期間曾被德軍俘虜，1919年獲釋。後曾在聖西爾軍事學院擔任教官，1926年參加情報工作。1936年3月擔任法國駐西班牙大使館武官。儘管他同情右翼，但出於法國的國家利益，而支持共和國政府。西班牙內戰結束後，被法國政府派駐突尼西亞。1944年因反抗納粹德國而被逮捕，死於集中營。——中譯者注

[19] 儘管他在思想上同情「法蘭西行動」，但他為了法國的安全著想，一直忠實地支持西班牙共和國。——原注

[20] 若爾日—艾蒂安·邦奈（Georges-étiennenBonne，1889年7月22日——1973年6月18日），激進社會黨人。1936年因反對激進社會党參加人民陣線，在人民陣線政府成立後，被萊昂·布魯姆任命為駐美大使，從而將他趕出法國。1937年6月底，第一屆萊昂·布魯姆內閣垮台後返回法國，被卡米爾·肖彤任命為財政部長，1938年4月，第二屆萊昂·布魯姆內閣垮台後被愛德華·達拉迪耶任命為外交部長，他主張同軸心國緩和，支持慕尼黑協定。納粹德國佔領法國後，支持維希政府，1944年被激進社會黨開除出黨，同年流亡瑞士，1950年回國。1952年重新參加激進社會黨，1955年再次被開除出黨。1968年退休。——中譯者注

[21] 轉引自《時報》，1938年7月4日。——原注

[22] 理查德·奧斯丁·巴特勒（RichardnAusten Butler，1902年12月9日——1982年3月8日），英國保守黨重要政治家，曾任保守黨主席、外交大臣、財政大臣、副首相等重要職務。——中譯者注

[23] 請參閱《時報》，1938年7月1日。——原注

[24] 弗里德里希·維爾納·馮·德·舒倫堡（Friedrich-WernernGraf von der Schulenburg，1879年11月20日——1944年11月10日），生於貴族家庭，1901年進入德國外交部工作。1922年至1931年任德國駐波斯大使，1931年至1934年任德國駐羅馬尼亞大使，1934年至1941年任德國駐蘇聯大使。因捲入反希特勒的「七·二〇事件」，而被納粹德國處死。——中譯者注

[25] 1938年7月5日的記錄，收錄於德國外交部檔案庫。——原注

[26] 直到1938年10月8日，亨明才能前往布爾戈斯，與他同行的還有海軍中將沃特豪斯（Waterhouse）和海軍上校麥基—霍奇（Mackey-Hodge）。——原注

[27] 菲利普·瓦爾豪斯·切特沃德（PhilipnWalhouse Chetwode，1869年9月21日——1950年7月6日），生於貴族家庭，畢業於伊頓公學，1888年參加英國陸軍。一戰期間先後擔任第5騎兵旅旅長、第2騎兵師師長、第20軍軍長，1916年晉陞為陸軍中將。1926年晉陞為陸軍上將。1928年擔任駐印英軍參謀長，1930年任駐印英軍總司令。1933年晉陞為陸軍元帥。——中譯者注

[28] 為了安排交換戰俘的事宜，D·理查德·考恩（D.RichardnCowan）負責同共和國政府聯絡，W·H·莫斯利（W.H.Mosley）中校負責同布爾戈斯政府聯絡。——中譯者注

[29] 出自德國外交部檔案庫。——原注

[30] 這些國家是：德國、義大利、葡萄牙、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尼加拉瓜、阿爾巴尼亞、梵蒂岡、日本、「滿洲國」、奧地利和匈牙利。——原注

上面其實列出了十二個，可能作者認為「滿洲國」是日本的傀儡，因此不算一個獨立國家。——中譯者注

[31] 若爾日·邦雅芒·克萊蒙索（GerogesnBenjamin 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法國政治家，激進社會黨人，在一戰後期擔任法國總理。——中譯者注

[32] 扎烏姆·艾瓜德爾·米洛（JaumenAiguader i Miró，1882年7月24日——1943年5月30日），生於塔拉戈納省雷烏斯鎮。青年時參加加泰羅尼亞民族主義運動。1923年參加加泰羅尼亞社會主義者同盟，後參加「加泰羅尼亞國」。1930年作為加泰羅尼亞國代表簽署了聖塞瓦斯蒂安協議。1931年參與創立加泰羅尼亞左派共和黨。1931年至1933年擔任巴塞羅那市長。1934年10月因參加加泰羅尼亞起義，而被監禁。人民陣線政府上台後獲釋，1936年11月至1937年5月在拉爾戈·卡巴耶洛政府內任不管部長，1937年5月至1938年8月在內格林政府內任勞動與社會福利部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1943年死於墨西哥。——中譯者注

[33] 茹塞普·莫伊什·雷加斯（JosepnMoix i Regàs，1898—1973），生於薩瓦德爾。1926年擔任全勞聯旗下的薩瓦德爾紡織工會主席。1926年為躲避獨裁政權的迫害，流亡阿根廷。1929年回國，擔任全勞聯薩瓦德爾分會主席。1931年支持「三十人集團」，反對伊無聯的路線，1932年帶領薩瓦德爾分會脫離全勞聯。參加了1934年10月起義，失敗後流亡國外。此後參加了工總和統社黨。1938年8月至1939年2月在內格林政府內任勞動部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法國。1949年擔任統社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1953年被法國政府驅逐出境，移居布拉格。1956年至1965年任統社黨總書記，1965年至1973年任統社黨主席。——中譯者注

[34] 托馬斯·畢爾巴鄂·奧斯皮塔雷特（Tomás BilbaonHospitalet，1890年9月18日——1954年3月16日），建築師、政治家，巴斯克民族主義者，巴斯克民族主義行動（Eusko Abertzale Ekintza）創始人之一。1931年4月任畢爾巴鄂副市長。1938年8月中旬至同年9月下旬擔任司法部長。共和國覆滅後流亡國外，死於墨西哥。——中譯者注

[35] 在頒布一系列關於調整軍事工業和規範司法實踐的法令後，引發了各種爭執，這是導致此事的深層原因。——原注

[36] 請參閱加里多（Garrido）發表在《社會主義者》上的文章。

[37] 漢斯·馮·豐克（Hans VonnFunck，1891年12月23日——1979年2月14日），生於呂佐夫（Lützow）。曾在格萊夫斯瓦爾德（Greifswald）和弗萊堡（Freiburg）學習法律。一戰期間志願參軍，曾多次獲得勳章。一戰結束後繼續留在國防軍。1933年進入總參謀部工作。1936年擔任納粹德國駐弗朗哥政權的武官。1940年任第3裝甲旅旅長，1941任第7裝甲師師長，1944年被晉陞為裝甲兵上將，並擔任第47裝甲軍軍長，同年9月轉入預備役。戰後被蘇聯逮捕，1955年獲釋。——中譯者注

[38] 出自德國外交部檔案庫。——原注

[39] 同上。——原注

[40] 同上。——原注

[41] 出自弗朗哥在布爾戈斯發表的就任國家元首兩周年的講話（1938年10月1日）。——原注

[42] 雷昂·貝拉爾（Léon Bérard，1876年1月6日——1960年2月24日），法國律師、政治家。曾任公共教育部長和司法部長。1934年入選法蘭西學院。1940年至1945年擔任法國駐梵蒂岡大使。——中譯者注

[43] 出自德國外交部檔案庫。——原注

[44] 轉引自《時報》，1938年10月13日。——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