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去谷歌，卻為政府寫代碼？

國家的運行環境在近幾年經歷了巨大的轉變——它變得更不穩定，不確定，複雜並且含糊。這種轉變對國家有何影響？鑒於國家的管轄範圍已經超越了單純的地理界限，大型跨國公司等非國家實體的影響力有所增加，還有數字技術改變了人對政策制定過程的期望。這些都是風險與機遇並存的發展。

當國家面臨難題，公民往往會首先期待政府出面解決。看看人們在推特上向奧巴馬總統所發的推文，就能感受到社交媒體提高了我們對公眾反饋的預期。然而儘管公眾對政府的期望有所增加，國家可用的實際資源卻減少了。

創新者(innovator)通常會將運營環境中的變化視作政府機構義不容辭的挑戰。各國政府和許多大型組織一樣，擁有權力和決策等級制度——這既製造了輿論，也有可能受其影響。人們習慣於去改變那些在過去行之有效的戰略，正如哈佛商學院教授克萊頓·克里斯坦森所言，這使創新者有機會「潛入，改變遊戲規則，並搶佔市場份額」。

(*圖片來自網路）

若將這一論題說成是官員機構與創新者的對立，起不到什麼幫助。對於高質量生活以及實現它所需的承擔，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定義。它們可能是某個具體目標，比如創建零文盲社會；也有更抽象的，比如追求幸福指數。舉例來說，經濟並非為了增長而增長，它還要力爭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公民生活水平和生活工資，同時提供更出色的公共服務。如果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卻毫無就業率，顯然不是人們所期待的。社會中的各個利益相關方應該就國家管理的問題開展多元對話，協商政策和社會目標。

這就為國家提供了與其他利益相關者合作的機會。在英國等國家，社會企業家在這個環境中應運而生，他們為社會所面臨的挑戰找到了創新的解決方案，為政府分擔了責任。

於是一種網路化治理模式出現了，國家（政府）好比一名玩家，而且毫無疑問是出色的大玩家——他與其他玩家共同治理國家。網路化治理意味著大家都能參與創新解決方案的思考。國家主要起助推作用，提供工具，建立實驗平台，並為其他利益相關方提供開放的空間。政府不必太過在意為創新命名，只要他們所做的事情具有包容性、前瞻性、實驗性，並以用戶為核心，這才是最關鍵的。

筆者近日走訪了新加坡的一家政府數據公司Hive，當時是午餐時間，一群年輕的軟體開發人員正在打乒乓球。團隊用便條紙將一個新公共服務APP的開發日程表貼在牆上。我感覺自己像在矽谷的一家科技創業公司，目睹一些重要趨勢在現實生活中融匯：人們對公共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逐漸崛起的千禧一代員工；不斷擴展的數據分析智能；還有未來的工作模式。

拜訪期間，充滿活力和積極性的工作團隊給了我很大觸動。我方一位成員向接待人員提問，年輕程序員會選擇為政府工作，而不是加盟谷歌或推特，原因何在？得知他們是有意選擇為公共事業寫代碼時，我感到倍受鼓舞。更寬泛的社會系統——無論是政府、私營部門、還是上述的結合體，論其責任，都體現在提供支持上。它們必須認識到引入經驗和專業知識、採取創新手段的時機。人人都在學習，而且應該是以合作的形式。齊心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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