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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放假第一天，我去看了《湄公河行動》。在同行的襯托下，本片被很多人視為國慶檔唯一可以看的電影，豆瓣評分也高達8.0，創下今年國產商業院線片新高。

我自己的感受是，本片動作戲完成度非常高，敘事節奏感也到位，但8.0的評分顯然虛高了。這更大可能是觀眾對今年爛片橫行的報複式好評。影片的問題主要來自劇本層面，人物塑造較為失敗。非常常見也非常老套的錯誤：人物性格扁平臉譜化，正邪涇渭分明，正義方各種開掛，反派集體智商下線，無勇也無謀。

實際上，涉毒題材誕生傑作的概率相對而言是較高的，例如《絕命毒師》，殿堂級美劇，再如剛剛結束第二季的《毒梟》。為什麼？因為毒品問題指涉到了人性最幽深、最複雜、最曖昧的部分，故事的強度、廣度、深度都有極大的塑造空間。

在傑出的故事裡，我們會五味雜陳，產生極為複雜、微妙、混沌的情感反應。這聽上去不夠暢快，但這恰恰指向了真實的人生。《絕命毒師》里，老白是一個好人還是一個壞人呢？很難說清楚。《毒梟》里警方和大毒梟Pablo Escobar的敵人串聯在一起打擊他，又該在道德上如何置評呢？也很曖昧。

這才是文學與影視作品真正迸發魅力的時刻。可惜《湄公河行動》主動放棄了這種可能性，只留下了一部正義終將戰勝邪惡的精彩打戲。打戲夠勁，但不夠味兒。

從電影院出來時，我想起了自己曾寫過的一篇特稿《緝毒者》。這是我在GQ發表的第一篇特稿，主人公是田浩，沒錯，就是知乎上的田浩。

相比於其他體裁的新聞作品，特稿（或者一個更平實的名字，長報道）有一些自己的特點。其中一個特點是操作周期相對而言較長，短則一個月，長則三四個月，甚至更多。很多人對此並不理解（我從業之前也不理解）：不就是一篇長一點的新聞稿嗎？為什麼要花這麼長時間？看來你們的工作真是太清閑了。

但其實並不是這樣。拿另外一件事打比方，可能更容易說明白。有一個「體重-身高」理論，講的是如果一個人的身高是1米，他的體重可能是60斤，而當他的體重變成2米時，體重並不是同樣倍增為120斤，而是按照平方比增長240斤。寫文章也是一樣的道理，採訪寫作一篇一萬字的特稿，所花費的時間精力，並不是寫兩篇五千字文章的兩倍，而是四五倍，甚至更多。

通常情況下，操作一篇寫人物的萬字長文，我們要對主人公進行至少三次以上的深入採訪，更理想的狀況是要真正進入他的生活，和他一起生活一段時間。在此過程中獲取的很多信息細節，也許並不會寫到文章里，但它們仍然十分重要，因為可以幫助你加深對人物的理解。一篇好的人物報道需要真正理解一個人，闡述清楚一個人，這可能是各類新聞實戰中難度最大、結果最不可控的一種報道類型。畢竟世界上沒有什麼比人性更複雜的事物。很多時候，面對一些只和採訪對象聊了一兩個小時卻洋洋洒洒七八千字的人物報道，我會產生強烈的不安感。 透過紙面傳遞出來的人物形象，可能與他的真實面目相隔萬里。

正因如此，本文的采寫過程中，我逼迫自己和田浩多聊幾次，再多聊幾次。我安慰自己這一定是有價值的，只要多聊，總會挖掘出新東西，哪怕只有一丁點，積累多了總會有用。事實證明也確實如此。

你可以把它理解為一篇頗有獵奇性的文章。它有許多精彩刺激的情節，緝毒警如何與毒販鬥智斗勇，毒販如何用各種稀奇古怪的方式藏匿、運輸毒品 ，等等。

但我同時也相信它不只是一篇止於獵奇的文章。它試圖去探尋了一些人性深處最隱秘幽深的東西。而這也正是GQ報道的核心指向之一。

以下為正文。

緝毒者

編輯：蔡崇達 採訪、撰文：何瑫 攝影：賈睿

談起雲南，我腦海中的色彩與其他人相比，或許多出了兩種顏色：血液的紅、海洛因的白。我叫田浩，2006-2010年，作為一名緝毒武警，我遊走於中緬邊境。第一次與毒販相遇，我就差點倒在對方的掃射聲中，而後來，我已習慣了在百米之外終結對手的性命。我曾因為對毒品的仇恨而騎著摩托車在不到兩米寬的山路上追捕嫌犯，但卻不曾想到，自己的槍口竟有一天會指向昔日的夥伴。

一

凌晨四五點鐘，天剛蒙蒙亮，睡意未消的我第一次看到吸毒者的屍體。

那個時候，我16歲，剛剛來到雲南一個多月，參加為期3個月的新兵訓練營。訓練營旁邊有一座拘留審查所，那天凌晨我路過門口，看到裡面抬出一具屍體，臉上已幾乎沒有皮膚，額骨、顴骨、牙齒全部露了出來，整個身體萎縮成一團，手腳顏色死灰。從那一刻起，我對毒品模糊地抵觸乃至仇恨，一下子具體起來。

我的家鄉在安徽滁州一個小山村裡。16歲那年，我初中畢業，報名參軍。2005年12月，我來到雲南公安邊防部隊，進行為期一年的特訓。訓練分為3個階段，強度逐步增加，地點也由新兵訓練營移到怒江峽谷，再移到我至今都不知是何地的荒漠和高原。

每次更換訓練地，至少有一半的人被調離。後來我得知，一年的特訓中進行了六七輪淘汰，但我無法分辨這一次次的淘汰是在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進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都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能留下來，與周圍的人相比，我體格瘦弱，沒有好勝心，似乎對一切都缺乏慾望。

在我真正穿上緝毒制服後，陸續有人告訴我，我之所以通過重重考核，是因為我在新兵特訓時所表現出的出眾的射擊能力。

我用過的第一支槍是81-1自動步槍。我和戰友們趴在半山腰上，面對100米外對面山腰上的胸環靶練習了5天空槍瞄準後，大隊長為我換上了彈匣。下達射擊命令前，他在我耳旁念叨：有意瞄準，無心擊發，感受風速，注意虛光。我扣動板機，「啪」的一聲，槍托向後重重地頂了一下我鎖骨下方的肌肉。

10環。這是我射出的第一發子彈。一個星期之後，新兵連射擊考核，我5槍打出了49環。從此以後，槍成了我緝毒生涯中從不離身的夥伴，大隊長所說的那4句話在我射出每一發子彈之前都會在耳旁響起。第一次去叢林中參加實戰抓捕，我就險些被毒販掃射致死，這讓我意識到，槍支，對於一個緝毒者而言意味著什麼。

吸毒者萎縮乾枯的屍體、毒販突如其來的掃射，這兩個畫面在此後5年里總是不時浮現在我的面前，它們促使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構建起了正邪對立的價值框架。

回頭看來，入伍頭一年的特訓，就是通過各種方式，把我的這種觀念不斷鞏固和強化。說得誇張一點兒，我在心理層面上幾乎成了另一個人。回到雲南之前，我的排長告訴我，回去後請到駐地的豬圈走一走。我一頭霧水，但還是按照他說的去做了。我離豬圈還有好幾米的距離，就看到它們亂跑亂蹦，發出嘶叫聲。排長後來告訴我，這是因為我已經練出了滿身殺氣。

2006年的初冬，訓練營正式解散。收到這條消息的士兵們，通過了所謂的終極特訓。穿上軍裝的那一天，300多人和我一同迎受新的人生。而在一年之後，和我一起回到雲南加入邊境緝毒部隊的，只有3個人。

二

回到雲南之後，我們被安排在邊防檢查站進行3個月的實習，之後才能正式進入特勤大隊。在檢查站的日子相對枯燥，但見識到了五花八門的藏毒方式，掌握了部分搜捕技術。這在後來的工作中派上了用場，也讓我感慨，在邊境，毒品實在太多了。

若不是親眼所見，我不可能想到，會有人將十幾千克的海洛因縫入因剖腹產失敗而死亡的孕婦屍體里。不久之後，我在一場葬禮上，發現成捆的海洛因沉在裝有化屍水的瓷壇底部。拋開這類特殊案例，在日常執勤中，我需要一次次提醒長途客車司機或是內地來的漂亮女遊客：看看你的客車底盤，或是化妝包里，是不是被人悄悄藏上了毒品。

對於內地的軍人而言，獲得一個三等功或二等功，將是無上光榮，但對我們來說，遍地都是立功的機會。曾有一個女兵在邊防站檢查一輛大巴車時，隨手拉過一個蛇皮袋坐在上面休息，感覺裡面有塊狀物，打開一看，是3塊菱形的海洛因。就因為這隨意的一坐，她獲了三等功。

當然，機會同時也意味著危險。與毒販的正面對抗自不必說，更多的時候，危險以誘惑的面目出現。我曾經一次次面對這樣的場景：在一個賓館房間里，或是一片茂密的叢林中，交貨的毒販打開裝滿現金的箱子向我請求：錢全部歸你，讓我們走吧。

我當時的月工資只有三百多元，而毒販用來央求我的金額常常是6位數，甚至更多。我逐漸開始理解，為什麼在入伍頭一年要經歷那樣嚴酷的特訓，不僅是重塑我們的軀體，還重塑我們的整個價值體系。因為我們被灌輸正邪兩立的思維框架的同時，卻時常要在二者的交界地帶遊走。如果沒有強大的外力規束內心，也許我們的確會滑向蹺蹺板的另一端。

大多數時候，邊境緝毒工作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殺機四伏。我們需要面對的首要困難是心理博弈，而非肉體搏鬥。很多情況下，毒販以一種弱勢的姿態出現在我們面前。有一次，我在一輛奇瑞QQ的備胎里查獲了6塊350克的海洛因，車裡是一對年輕情侶，男方聲稱自己是昆明一所中學的老師，女方是幼兒園教師。男方把責任全部攬在了自己身上，說自己第一次運毒，為了賺10萬元購買婚房。

男嫌疑人反覆向我們表示，願意配合做一切事情，只要能夠放過他的女友。我們決定開他們的車去昆明抓捕接貨人，但他說接貨的人認識他，而且路上有人盯梢。最終我和另外一個戰友跟他們一起開車去了昆明，我們坐在車的後排座，男嫌疑人開車，他的女友坐副駕駛，我們把兩人的腳鎖在了一起。

對於我和戰友來說，這是一場押上性命的賭注。男嫌疑人不出意外會判死刑，一路上幾乎都是山路，他只要輕輕轉動方向盤，我們就會同歸於盡。之所以敢這樣冒險，是因為我們判斷，他對女友的極力袒護，應當是真情流露。

最終，我們賭對了。在昆明五華區，我們抓獲了接貨人。

少數情況下，我們也會和毒販交火。電影里的槍戰往往曠日持久，但我沒有碰到過超過10分鐘的交火，毒販的首要目標是順利交貨，自然會低調行事，人數也很少。我們的主要困難是掌控對方行蹤，在交貨時準時出現，人贓俱獲。

有一年在西雙版納，為了抓捕一名重要毒販，我們5 個人開著一輛金杯車跟蹤對方。吃飯、休息、甚至排便都在車上完成，中途沒有下過一次車。終於在第28 天，對方和下家在國境線附近開始交貨。我的隊長將子彈上膛，由於過度疲勞，他沒有控制好動作，發出了聲響。毒販聽到後馬上向國境線方向狂奔，我和隊長衝下車去，幾聲槍響，對方應聲倒地。

後來有人告訴我，其中一名毒販被射中了大腿，那一槍是我打的。我只記得自己當時跟著隊長沖了下去，至於有沒有開槍，子彈射向了何處，已經沒有印象。在車上生活28天後，我覺得自己幾乎喪失了一切感知能力和慾望，如果胸口懷有一枚光榮彈，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拉響。如果說我當時開槍射傷了對方，那肯定是出於本能。

這就是我當時的生活狀態。日子在一起起抓捕中推進，在抓捕成功的那一刻，我內心的個人英雄主義情結得以滿足和釋放，但馬上又被下一起案件引發的緊張和焦慮所取代。5年里，我沒有放過一天假，槍械從不離身，隨時需要做好5分鐘內出發執行任務的準備。

三

我進入特勤大隊3個月後，小栓死了。

小栓死在了山路上。那一天，他開著摩托去抓捕一名開車的毒販，一路追到了盤山公路上，對方一個急剎車，小栓撞了上去，墜下了山崖。

小栓是我進入特勤大隊後第一個死去的同伴。他的家人從遠方趕來趴在他屍體上痛哭，我站在一旁默不作聲，從未覺得死亡離我如此之近。

不久之後，我在特勤大隊榮譽室的牆上看到了小栓的照片。定期開放榮譽室讓我們參觀，是特勤大隊的一項傳統。牆上的照片分為左右兩列，左邊是功臣譜，右邊是烈士譜，並會定期更新。看到小栓的照片掛在右邊的那一刻起，我總會忍不住問自己：將來我的照片也會掛上去嗎？左邊還是右邊？

進入特勤大隊大約半年後，我逐漸開始理解，為何我體格如此瘦弱卻依舊入選。事實上，當時的團隊里基本沒有所謂的「大塊頭」。在近身狀態下，毒販通常不會進行激烈的反抗，而在遠距離時，我們往往用槍械來解決問題。這個時候，我的射擊特長就派上了用場。

特勤大隊通常只負責抓捕和初步審訊，然而在舉槍瞄準的那一瞬間，我們會直接判定對方的生死。而我作為隊中數一數二的槍手，總是被下達完成致命一擊的指令。

我必須承認，儘管當時的我已經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正邪對立的價值體系，但當我扣動扳機射向毒販的頭顱時，依然感受複雜。這種感覺會伴隨著射擊距離的增長而增強，因為近距離射擊時的自我防衛心理會蓋過其他感受。我第一次射殺毒販，是因為他開槍拒捕並打傷了我的戰友，當他在我面前倒下時，我內心的憤怒壓倒了一切。

我印象中的第一次遠距離射殺，是在盤山公路上擊斃一個曾經開槍拒捕的毒販。當時我們埋伏在半山腰上，在望遠鏡里看到他出現在山腳，身上還背著一支步槍。這時候，開槍將他擊斃幾乎是我唯一的選擇，因為如果他進一步靠近我們，以那支步槍的威力，肯定會造成人員傷亡。

槍聲響起，一百多米外的對方搖擺了一下身體，緩緩倒了下去。戰友們下山清理現場，我默不作聲站在原地。每次擊斃敵人，我總是努力告訴自己，殺了他，是為了讓更多的人更好地活。

更多的時候，我坐在審訊室里，送嫌疑人走向最後一程。按照刑法規定，運輸海洛因50克以上，就可能被判處死刑，接受我們審訊的人，大多難逃一死。面對他們，我最初會產生條件反射式的鄙視和憤怒，但後來我漸漸開始保持平靜，甚至開始和他們交談。

我開始嘗試著理解毒品如何進入他們的生活，又如何主宰他們的命運。我常常忍不住想站起身來解下一些人的鐐銬，但理性一次次把我按在自己的椅子上。冬天的時候，審訊室中的被子很薄，我已記不清自己給嫌疑人送出過多少件大衣了。

面對註定的結局，一些人會選擇自行了斷。為了防止自殺，審訊室的牆壁上都包裹著牛皮，下面還有大約10 公分厚的海綿。但我們仍然在一個清晨發現，一個20 多歲的女子坐在審訊椅上，側身將頭伸入扶手和坐墊間的空隙里，卡斷了自己的頸椎。

在特勤大隊里，並沒有明確的紀律規定，不得討論嫌疑人死亡的話題，但這一直是心照不宣的禁忌。每當我和戰友一同抬起毒販的屍體，或是送走審訊完畢的嫌犯，彼此眼神交接的時候，相互能夠讀懂對方內心的起伏，但不會有人說出來。

四

在特勤大隊的那幾年，我犯上了嚴重的煙癮。

那幾年間，我們被無數次規訓：身體是革命的本錢，要剋制各種慾望。從這個角度出發，煙草絕對是緝毒者的天敵，因為它在毀壞身體的同時，也消解意志。不過，理論與現實之間總是存在距離，特勤大隊中沒有人不吸煙，因為沒有其他外物能幫助我們有效抵禦身心的疲乏。

上癮是一個隱秘的過程，當我總是覺得喉嚨里缺點東西，並本能地掏出煙盒時，我已無法擺脫對它的依賴。並且，當身體適應了尼古丁之後，即便我成倍地增加吸煙的頻率，也無法達到提神的效果了。

但我們想出了新的辦法，把清涼油塗在煙體上，一口吸下去，整個肺里都是涼的。我當時一天至少這樣抽兩包，抽到嘴唇發腫、牙齦出血、胸腔刺痛，但還是要抽，因為身體已經無法抗拒那種通體舒暢的感覺。

我沒有服用過毒品，不知道吸毒的真實感受。但根據部分吸毒者的描述，我在用這種方法吸煙時所獲得的身體上的舒適感和心理上的愉悅感、撫慰感，和吸毒者的感受並無本質性的區別，只是程度上有差異。當然，前者的對人身心的傷害程度，和後者完全不在一個層面上。

在我退役之後，常常有人問我，你們有沒有人染上毒癮？的確，我們的工作疲乏苦悶，毒品又隨手可得。我們常用牙床驗毒，只要稍微一閃念，齒縫打開幾毫米，從緝毒到吸毒，只是一念之間的事。但我沒有見到任何一個戰友吸毒。這不只是因為我們能夠壓制自己的慾望（否則我也不會犯上嚴重的煙癮），還因為懲罰太重，成本過高。

在特勤大隊，長期流傳一個無法證實的傳言：上世紀90年代，我們附近的一個單位經歷過全盤清洗，罪名是集體走私護私，以查養吸。這是一個萬劫不復的罪名，不管你是什麼角色，一旦如此，不會再有任何翻身的機會。

無論這個傳言是真是假，在這樣的大環境中，任何人都不敢邁出一步。

在這裡待的時間越久，我越是能夠清晰地感覺到，環境對於人的強大作用，開始嘗試著理解蹺蹺板另一端的那些人們。

很多在內地生活的人會覺得，毒品是隱秘而邪惡的，吸毒的人大多道德淪喪。但在中緬邊境，毒品是以一種更加公開而曖昧的姿態介入人們的生活。很多人終生吸食鴉片或低純度海洛因，在他們的觀念里，這和吸食煙草沒有本質區別，只是為了滿足日常消遣。

人們常常以為，吸毒者意志薄弱，沒能抵擋誘惑，但在這裡，很多人終生不曾覺得海洛因與誘惑有何關聯。曾有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子為了減肥而吸毒，並徵得了丈夫的同意，出現嚴重的生理反應後，她的丈夫憤怒地舉報了提供毒品的鄰居，但並不覺得自己做了什麼不妥當的事情。

執行抓捕任務之餘，我們有時也會走訪一些吸毒者的家庭。身處內地的人們常常聽說吸毒者成功戒毒的案例，但在雲南的5 年，我沒有遇見過一個真正克服毒癮的人。戒毒成功一個必備的條件是與毒品環境相隔絕，但在邊境，除非遠走他鄉，否則無法擺脫毒品的統攝。

對於販毒者而言，同樣如此。在中緬邊境上，販毒者的一大特徵在於家族傳承。假如你是毒梟的孩子，那你幾乎生而就是毒販，命運沒有為你提供其他的選項。

漸漸地，「毒品是萬惡之源」的觀念在我心中一點點瓦解——作為一種化學藥劑，它最初只是用於醫療，或是滿足人的日常消遣。關鍵點在於，人類一次次地改變加工工藝，一再提純，並加以濫用。

坦白地講，逐步意識到這些問題的過程，並不是一段愉快的心理經歷，因為它意味著對我原有價值體系的衝擊。我不再享有最初那種個人英雄主義式的快感，而是常常陷於兩難的心境中並因此苦悶糾結。

在邊境的後幾年，這種心態尤其強烈。因為我們的偵查抓捕工作所面臨的首要困難逐漸凸顯出來，就是如何應對退役後回到邊境販毒的老兵。他們的大腦中存儲著有關禁毒的方方面面的信息，沒有人比他們更清楚如何逃避抓捕，而他們的合作夥伴，往往是他們此前曾經抓捕過的毒販。

由於射術一流，我常被領導安排去抓捕販毒老兵。有一次，我們得到情報，有毒販會在山上交貨，我們便提前打好了埋伏。當對方出現時，我竟然覺得這張面孔有些熟悉，仔細一看，竟是大熊。

大熊比我大六七歲，是雲南昭通人，當時剛剛退役不到半年。大熊擅長野外生存，我這方面的技能大多有賴於他的傳授。我躲在石頭後面，看到他攜帶的毒品至少有幾公斤，我有足夠的許可權向他射出子彈。但面對曾經的老師，我實在無法說服自己抬起握槍的手臂。

最終，我朝向天空鳴槍示警。大熊當時沒有看到我，他掏出手槍向我所處的方向掃射。這樣的行為是標準的開槍拒捕，我可以將他當場擊斃。但我終究無法說服自己這樣做，我躲在石頭後面，任憑彈頭在腳邊彈跳，始終沒有扣動扳機。一陣密集的槍聲之後，大熊射盡了所有的子彈，我轉身出來，將槍口指向了他的頭顱。

見到我後，大熊驚恐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了下去。他半低著頭，沒有和我發生眼神的交接。雙方都沒有說話，我默默地將他押送上車。

在車上，大熊突然對我說了一句話。那是一個電影畫面式的場景，像極了很多警匪片中的情節，我後來常常不由自已地懷疑那一幕是否真實，也從未和別人提起過這件事。他對我說：「田浩，你是我帶過的最好的兵，想不到我最後竟然是被你抓了。」

這應當是大熊人生中最後一次跟我說話。我並不了解他最終的確切結果，但我們在他身上查獲了6千克海洛因，幾乎沒有生還的可能。

到了此時，往日的英雄主義情結在我身上的痕迹已經被洗刷得越來越淡。親手送走了多條性命，身邊的同伴也不時離我而去，對於死亡，我已沒有驚慌和恐懼。我仍然會像過去那樣每周寫遺書，但只是對日常事務的記錄。與其說是遺書，它更像是周記。

對我而言，緝毒越來越像是一份普通的職業，不再覺得像人們和我自己從前所想像的那樣光榮神聖。但我也並未因此厭倦，因為日復一日的抓捕已經形成了一種強大的慣性。

最終，是家人的意願促使我離開了那裡。我父親早逝，母親獨自撫養我長大，哥哥姐姐不在身邊，她自己獨居。起初，她只知道我在雲南當兵，並不知道我具體做什麼。但她偶然看新聞得知我在緝毒部隊，並且有戰友因此去世。不久之後，我哥哥打電話告訴我，我媽因此得了抑鬱症。

聽到這個消息的那一刻，我明白自己必須回去。退役申請只有一千多字，但我花了整整3天才寫好。領導看完後嘆了口氣說：「滿服役期再走吧。」

快退役的時候，我到內勤取回了過去幾年每周寫好交上去的遺書。我一個人躲在後山，靜靜地看完每封遺書的每一個字，幾次哭出聲來，卻沒有眼淚。看著幾年間遺書內容的變化，我又忍不住乾笑起來。哭了笑，笑了哭，折騰了好半天后，我獃滯地將所有的遺書全部燒掉。

退役後的幾年裡，我如孤魂野鬼般地在合肥和滁州兩地之間來回遊盪，朝九晚五、渾渾噩噩。只是偶爾熄燈後還會想起過去那些硝煙瀰漫的日子，想起雲南那些讓我感覺到無盡疲憊的山頭，想起那些帶給我噩夢的眼神，想起那些離我而去的同伴。

過去幾年間，不時有朋友約我去雲南遊玩，並希望我成為他們的嚮導，我一一回絕。我心裡非常清楚，無論我此行的目的如何，一旦我重新踏上那塊熟悉的土地，便會立即受到邊境緝毒人員的跟蹤監控，就像當年上級授命我去監控曾經的前輩一樣。我實在無法接受，曾經肩並著肩將槍口指向同一方向的夥伴，幾年過後，竟要以這樣的方式再次相遇。

（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