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原牛仔2

阿列克謝. 列昂諾夫

　　在聯盟11號的慘劇之後，聯盟飛船的設計得到了重大調整，此外新式太空服也進入了製造階段。這一切都需要時間。禮炮一號在重返大氣層的時候被破壞了，因此必須發射第二艘禮炮飛船。這次聯盟飛船依然要與太空站會合，將乘員轉移進去並在裡面工作3到4周。這一次我又成為了二人乘員組的指揮官。

　　第二次禮炮任務籌備期間，勃列日涅夫第二次造訪了星城。這次他是和菲爾丁.卡斯特羅一起來的。根據日程兩人在這裡原本只會停留兩個小時，但是他們把時間延長到了四個小時。

　　當時勃列日涅夫身體還十分健壯。一路上他脫了外套，解開領口，捲起袖子，滔滔不絕地給我們提出各種意見。他在留言簿上的留言十分打動人：「與菲爾丁和你們共渡的這幾個小時，我親愛的朋友們，是我最快樂的時光。」

　　那年秋天他遭遇了他的第一次中風。他的身體隨即垮了下來。他的五官變形了，他的講話不再流利，他身邊的人開始篡權。但是在我的記憶中，那一天他的精力比任何人都旺盛。

　　1972年7月，我們為第二次禮炮任務做好了準備。我的個人物品再一次裝進了太空站。我們再一次前往拜科努爾。這回我們再一次沒能成功。

　　這次的任務剛開始幾分鐘就失敗了，用來經禮炮2號送進太空的質子火箭出了問題。點火很完美，但是二級助推火箭的控制系統出了問題，任務開始不到3分鐘火箭與空間站就墜毀了。

　　後來一名搜救隊的成員在墜毀現場找到了綉著我名字首字母的睡褲，當時它就撒在地上。

　　「你興許沒能參加任務，不過起碼你的內衣上了一會兒天。」他開玩笑說。

　　不過這番話根本無法振奮我的精神。這次失敗令我極其沮喪，這次我對項目的信心真的開始動搖起來。

　　1973年1月，美國宣布了他們為阿波羅-聯盟項目選擇的乘員名單。幾個月之後我受命在這次聯合任務中指揮聯盟飛船。一開始這個項目的確令我望而生畏。因為我不會說英語，而任務規章強制要求雙方乘員都要學習對方的語言。上面讓我接受強化語言培訓，但是真正讓我擔心的並不是語言問題。

　　儘管遭遇了一系列的打擊與挫折，我依然十分希望能繼續參加禮炮空間站的工作。

　　最後我還是接受了這一任命，前提條件是原定與我一起乘坐聯盟11號的瓦萊里.庫巴索夫要擔任這次任務的工程師。我當時不知道的是，上面也找他單獨談過話，問他是否願意參加任務。他也同意了，前提是由我擔任指揮官。

　　然後我又十分高興地得知，湯姆.斯塔福受命擔任阿波羅乘員的指揮官，迪克.斯雷頓是對接艙駕駛員，第三名乘員是文斯.布蘭。我在雅典見過迪克.斯雷頓，而且對參加過聯盟11號乘員葬禮的湯姆.斯塔福抱有很深的敬意。

　　在我們這邊的兩位乘員選定之後，我與湯姆.斯塔福進行了第一次正式會面。會面地點既不在美國也不在蘇聯，而是在1973年5月巴黎航空展上，這個地點相對中立。為了慶祝任務開始，主辦方搭起了一座特別場館。美國宇航員的大幅照片已經掛了起來，但是一開始卻沒有我們的照片。

　　「這幫俄國佬連照片都不能準時掛起來，你們打算怎麼跟他們合作？」在第一次聯合記者招待會上，一位記者發問道。

　　給這個項目潑涼水的人從來都不缺。有人認為我們打算竊取美國人的技術，因此美方不應該與我們合作。不過就我看來美國人和我們之間都有大量要向對方學習的地方。

　　「我對我的蘇聯同事有著完全的信任。」湯姆回答道。「航天員們本人就在現場，為什麼還需要照片呢？」他話音剛落就有人拿來我們的照片掛了起來。

　　大衛.斯科特

　　儘管信封事件後我的日子不太好過，我依然樂觀地對太空飛行的未來充滿希望。我尤其對阿波羅-聯盟項目充滿熱情，這時我已經加入了這一項目。太空合作這一構想早在1969年夏天阿波羅11號首次登月之後不久就有人提出來了。

　　在一次聯合國致辭當中，尼克松總統談到了國家間太空合作的重要性。登月競賽的結束意味著美國將 「推進偉大的人類太空探險進一步國際化」。他說道，「太空探險並不是某幾個國家的專利，而是人類共同的事業。」這條信息最終發展成為了阿波羅-聯盟項目，但是在一開始誰也看不到這種未來的可能性。

　　除了外交上的障礙之外，NASA的預算也受到了削減。1970年3月，尼克松在講話中表明，美國的太空項目再也不能像它在太空競賽最緊張的時期那樣支配各項資源了。

　　「我們必須明白這顆星球上還有許多事情更值得我們優先付出資源與精力。」他說道。

　　第一件要緊的事情就是從越南撤軍。尼克松在公開場合支持撤軍，但是卻下令轟炸了柬埔寨的共黨基地。局勢因此進一步升級。國內的反戰示威也隨之高漲，最終導致了1970年5月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學槍擊事件，4名學生在國民警衛隊向示威人群開槍時喪生。

　　但是儘管政治支持不斷受到削弱，NASA依然在尋找著繼阿波羅項目之後新的前沿領域。若干目標中的一個就是天空實驗室，這是一個相對大型但暫時性的軌道空間站，此外就是與蘇聯方面的合作，即後來的阿波羅-聯盟項目。

　　就我看來，阿波羅-聯盟項目是個了不起的機會。從個人角度出發，試飛員總喜歡飛別人的飛機以便了解其性能。說得再大一點，美蘇雙方在這場激烈而危險的冷戰當中已經糾纏了太久，而這個項目將能夠提供一次極其珍貴的機會向人們證明，只要有雙方領導人的授意，美蘇之間完全有可能合作。此外我們也能有機會更多地了解蘇聯同行的工作方式，從日常訓練到飛船製造，還有他們飛船的外形。這絕不是說我們打算對蘇聯人進行間諜活動從而在太空中打敗他們——我們早就領先了，至少就我們看來如此。

　　但是再怎麼說蘇聯也在鐵幕的另一邊，另一個超級大國。多了解一些總不是壞事。兩邊無數的洲際導彈依然指向對方，雙方都下發戰令明確針對彼此的戰鬥狀態。目前的局勢的確比較緩和，可誰知道能持續多久？事實證明並不太久。

　　我還意識到，參加阿波羅-聯盟項目也許還能使我有機會訪問蘇聯。這的確十分令我興奮。蘇聯被隔離了這麼久，我們對這個國家以及她的人民都知之甚少。我們唯一能接觸到的影像資料都是經過蘇聯官方審核的，絕大部分都是閱兵式上的方陣與武器陳列，這使得蘇聯看上去既封閉又神秘。

　　驅使我的主要是好奇心。我唯一與蘇聯航天員的兩次接觸是在1967年與1969年的巴黎，這使我更加渴望了解他們。

　　在我加入阿波羅-聯盟試飛行項目之後不久，雙方的技術支持人員與任務乘員之間有了一系列人員往來，這主要是為了在任務規劃方面達成共識與妥協，還有就是設計一款能夠讓雙方飛船進行對接的介面系統。

　　不到一年之後的1972年6月中旬，我得到了一次訪問莫斯科的機會。我要帶領一個由35人組成的技術團隊前去商談阿波羅-聯盟任務的配置與操作問題。我在蘇聯的主要聯絡人是蘇方項目主管康斯坦丁.布舒耶夫（Konstantin Bushuyev）教授。

　　當時我並不大清楚他具體是什麼人。不過多年之後我了解到他是謝爾蓋.科羅廖夫的試驗設計中心裏面一位重要的工程師主管，一位受人尊敬的工程師與設計師，自六十年代初期就密切參與了蘇聯載人航天項目的諸多方面。他也是科羅廖夫在中央機械製造試驗設計局裡的主要代理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