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冰原牛仔1

十一，冰原牛仔，1971-2

　　阿列克謝. 列昂諾夫上校

　　莫斯科，克里姆林宮聖喬治大廳

　　1972年，美蘇兩國之間的關係出現了明顯解凍的跡象。這是冷戰當中少有的平靜時刻。勃列日涅夫與那可是都在致力於促進兩國關係的發展。這一氣氛的改善在俄國被人稱為「緩解期」。

　　蘇聯人民對這些促進和平的舉動表示歡迎。我國在二戰當中蒙受了巨大損失，大多數人都對對抗毫無興趣。人們依然記得1945年春美蘇兩軍在易北河畔托爾高鎮會師的景象。當年兩國同仇敵愾打擊納粹的光景始終令人懷念。

　　1972年5月，尼克松成為了第一位訪問莫斯科的美國總統。長時間的會談為兩國簽訂第一份裁軍協定鋪平了道路。這對雙方都有利。尼克松很理解美蘇兩國都無法應對全面戰爭，因為我們都已經擁有了足以毀滅整個人類的武器。我們再也不能繼續以過去的速度囤積武器了。

　　對兩國太空項目都意義重大的會談從阿波羅11號之後就開始了，主要內容就是未來兩國在太空中的合作。

　　在一系列會談的推動下，1972年春尼克松與柯西金總理簽訂了關於兩國聯合太空項目的協定。這將是第一個大型國際合作太空項目，阿波羅飛船與聯盟飛船將要在地球軌道上會合併對接，乘員們將在兩船之間轉移並「在太空中握手」。這將是兩國合作潛力最了不起的象徵。

　　為了慶賀這一時刻，我們在克里姆林宮的聖喬治大廳為尼克松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歡迎儀式。當時我也在場，酒席之間勃列日涅夫把我拉到一邊問我對阿波羅-聯盟計劃怎麼看。

　　「兩國見的協議已經簽訂了，你有什麼看法，阿列克謝？」他問道。「你對這件事有沒有信心？你認為我們能夠合作嗎？」

　　我第一次見到勃列日涅夫是在1964年9月，與尤里和巴亞耶夫一起。當時我們帶領以勃列日涅夫為首的政治局成員參觀拜科努爾基地，向他們展示最新的技術進展。當時我正在為黎明2號任務進行訓練，於是就向他們演示了幾個我在出艙行走時要進行的動作。

　　「幹得好，夥計們。」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繼續努力吧。」從那以後他對我一直直呼名字。

　　「我可不光是有信心而已，」我告訴勃列日涅夫，「我一直想參與這件事。現在是集中精力共同努力的時候。」

　　勃列日涅夫對我的回答很滿意，於是又找別人說話去了。這時柯西金將我引薦給了尼克松，此刻他正要舉杯祝酒。

　　「今天早晨阿波羅-聯盟計劃的正式協議已經簽訂了。我們已經不能再回頭了。」尼克松看上去十分從容自信。「大家都知道，這對我們兩國來說都是一項偉大的事業。全世界都在注視這我們，有人滿懷希望，有人心存懷疑。但我十分樂觀。我相信一切都將順利進行，我們兩國將會盡一切努力相互扶持。」

　　所有人都舉杯回敬，大廳中氣氛十分熱烈。我也向尼克松敬了一杯酒，不過我不光打算預祝項目的圓滿成功。

　　「祝您身體健康，也祝我們兩國未來進一步合作，」我說道。「不光是在太空領域。」

　　1974年阿波羅-聯盟任務即將發射前夕，尼克松再次了訪問莫斯科，我有一次見到了他。他認出了我並微笑著問我近況如何。當時我已經成為了蘇聯方面的項目主要負責人之一，於是我向他保證說一切順利。但是1972年時這場共同的冒險才剛剛開始，美蘇雙方都還沒有挑選自己的組員。我的主要精力也依然投入在禮炮項目上。

　　在去年夏天聯盟11號的悲劇發生之後，我們為多布羅沃爾斯基，派特沙耶夫與沃科夫舉行了國葬儀式，他們的遺體照例埋葬進了克里姆林牆。抬棺者中有一位是美國宇航員湯姆.斯塔福，他不僅參加過兩次雙子星任務，而且還指揮了阿波羅10號任務。後來我們成了好朋友。

　　大衛.斯科特上校

　　華盛頓，白宮

　　阿波羅15號任務剛剛結束，我們還沒來得及喘口氣就踏上了巡迴訪問的道路。在華盛頓我們受邀參加了國會的聯席會議。之後蘿坦和我以及吉姆與阿爾兩家人受邀來到了白宮，這次我們是帶著孩子來的。太空飛行的概念對這些孩子來說已經多少了，但是這一趟旅行可實在不一般。

　　我們這些成人在一樓與尼克松總統和阿格紐副總統以及其他客人一起用餐，孩子們就在二樓總統的私人生活區由副總統的女兒款待。晚飯之後，尼克松把八個孩子叫到一起，領著他們在白宮內部遊覽了一圈。他就像綵衣魔笛手那樣擅長與小孩子相處。他領著孩子們參觀了一條密道，遊覽結束時還分發了許多鋼筆與書籤之類的小禮品。和吞沒了他執政後期的激烈的指控與醜聞相比，眼前這一刻實在是非常打動人。

　　離開華盛頓之後我們又來到紐約，在聯合國全體會議上做了發言並從秘書長吳丹手中接受了聯合國和平獎章。下一站是鹽湖城，我們在一座美麗的摩門教堂裡面做了發言。在芝加哥，五大湖區消防船隊在高壓水槍里加了顏料，用彩色的水柱來歡迎我們。接著我們又前往了若干西歐國家首都，包括巴黎，波恩，布魯塞爾和倫敦。幾周後我們又受邀前往波蘭與捷克斯洛伐克進行為期10天的友好訪問。在古堡深處人們舉行了盛大的招待酒會。能夠穿越鐵幕進行訪問的確難得。

　　在波蘭的訪問尤其有趣。在華沙與克拉科夫，有關方面為我與蘿坦提供了一位保鏢，這是所有出訪當中唯一的一次。桑岱少校身材高大而且為人和藹，將我們保護得十分周到。熱情過度的圍觀者根本無法靠近我們，他凌厲的眼神以及鐵板似的面目足以令任何人退避三舍。我們在華沙的最後一夜，美國大使在當地一家夜總會為我們設宴送行，這時我們和桑岱少校已經很熟悉了，儘管他這人平時一直少言寡語。但是當他提出要與蘿坦跳舞時我們還是吃了一驚。回去的路上我和蘿坦一直在小聲商量給桑岱少校的妻子買個什麼禮物才好，結果第二天分別的時候他反而代表他妻子送給我們一件禮物。看來我們說得話他都聽到了。

　　這一趟公關之旅一直持續到年底，新年那天我們參加了佛羅里達桔子碗花車遊行。這一路上我們都在想我們的下一個任務。阿波羅15號返回地球已經過了5個月，太空項目的前進方向發生了重大轉折。1972年12月的阿波羅17號將會成為最後一次登月任務。

　　目前天空實驗室（Skylab）太空站計劃還只安排了3項任務，截止到1973年底，所有的乘員都已經挑選好了。再遠一點的將來屬於太空梭，但是總統還沒有批准這一項目。眼下實在沒什麼盼頭，尤其對於富有經驗的登月宇航員來說。

　　一月底的某一天，阿蘭.謝巴德把我叫道了他的辦公室。他又一次成為了宇航員辦公室的主任，考慮到我們的公關工作已經基本結束，他提供給我兩個選擇。我可以為阿波羅17號的指揮官基恩.瑟南（Gene Cernan）做後備，或者我也可以加入NASA管理層，以任務執行特別助理的身份參加阿波羅-聯盟項目並為項目主管格蘭.魯尼（Glenn Lunney）工作。

　　阿波羅17號沒什麼指望。我對於在基本沒有上天可能的前提下再接受一輪高強度訓練一點興趣也沒有。不過我很喜歡魯尼，他是阿波羅9號與15號的飛行指揮之一，而且阿波羅-聯盟項目聽上去也十分誘人。所以在為天空實驗室項目主管擔任了兩個月的技術助理之後，我選擇了後者。

　　魯尼已經組織了一支隊伍，我也在休斯頓和蘇聯方面碰了幾回頭。我的主要工作是協調各方面進程，以保證雙方在軟體與硬體方面都能兼容。任務的乘員還沒有確定，所以我也要代表美方學習如何操作蘇聯飛船的界面以及與蘇聯同行們共事。

　　在此期間，我去了一趟華盛頓。到了以後NASA的代理主管喬治.勞把我叫了過去。我在休斯頓是就認識喬治，當時他還是阿波羅飛船項目主管，我十分尊敬他。見面之後我們先是客套了一番，然後喬治看著我的眼睛說了實話。

　　「大衛，」他說，「我必須告訴你我對自己在這件事里的表現並不感到光彩。」

　　他說說的事情後來被人們稱作阿波羅15號信封事件。阿波羅15號發射的時候，我們隨船帶了一批首日封。不幸的是，任務結束幾個月之後其中一部分被一個德國郵票販子賣掉了。作為NASA的二把手，喬治在這件事情的善後處理方面牽涉很深，他的這句話是對直到當時為止NASA最差管理案例的說明。

　　這一切大概從水星計劃時就已經開始了，然後一路由雙子星延續到阿波羅。人們對於進入過太空的物品有著異乎尋常的迷戀，因此它們也越發流行與值錢起來。從水星計劃一開始起，宇航員就獲准攜帶一定數量的個人物品或者PPK（personal preference kits）登上飛船。在任務開始之前，這些物品的清單要交給德科.司雷坦過目並批准，他對此有完全責任。

　　隨著任務重要性的增加，這些物品的數目與種類也在增加。除了個人紀念品之外，宇航員們還開始攜帶紀念章之類的東西，以便任務結束後送人。到最後有些宇航員一個人就會攜帶上百塊紀念章，以至於重量都成了問題。此外，商業化的觸手也悄悄伸了進來。

　　到了阿波羅14號的時候，有人稱乘員們將一批銀質紀念章帶上了飛船，打算回來以後交給富蘭克林紀念品公司（Franklin mint）重鑄並與大量其他紀念章混合出售。富蘭克林紀念品公司甚至還在任務開始之前打出了廣告。這筆買賣最終沒有做成，最後沒了下文。報紙上從沒提過這件事。但是有些國會成員還是聽說了，並且十分生氣。

　　當時我們正在為阿波羅15號接受訓練，對這件事情一點也不知道。要是我們事先得到了消息，一定會對接下來的事情小心得多。我們只知道德科.司雷坦把我們能夠攜帶的紀念章上限砍掉了一半。不久後德科將我，吉姆和阿爾介紹給了他的一位老朋友，這人名叫沃爾特.艾爾曼。事後回想起來，這恐怕不是巧合。

　　阿波羅25號發射前幾個月的一天晚上，德科將我們幾個請到艾爾曼的家裡吃晚飯。艾爾曼問我們願不願意通過在郵票上簽名的方式來賺點外快。「大夥都這麼干。」他說。我們也同意了。當時載人航天中心集郵俱樂部的人也找過我們，請我們為許多首日封簽名，說這既是為了俱樂部成員也是為了我們自己。當時我們都沒買人身保險。所以我們以為萬一我們在任務中遭到不測，這些東西可以為我們的家人起到代替保險的作用。

　　但是艾爾曼提議我們將400份紀念信封帶上飛船，返回之後將其中的100份交給一位德國的郵票販子。發射當天這些信封要蓋一次郵戳，返回當天再蓋一次。我們當時以為這位郵票販子要過上幾年才會將他那部分信封出手，至少也要等到阿波羅計劃結束之後。作為交換，艾爾曼為我們每人建立一筆6000美元的信託基金作為日後子女的教育費用。由於連月來的緊張訓練，我們對這件事並沒有多想就同意了。回頭看來我們根本不該沾這種事的邊。

　　任務結束後，我們得知那個郵票販子開始出手信封。我們通知艾爾曼說我們反對他的行為。我們不需要他的信託基金，這和我們事先理解得不一樣。

　　NASA的高層領導一聽說這件事就火冒三丈。很快公關辦公室就把尚不完全的信息披露給了媒體，在新聞報道中我們似乎私自把這些信封帶上了飛船。這根本不可能，飛行前的所有準備工作都是由NASA工作人員完成的，根本沒有我們插手的份。

　　我們攜帶的所有物品都要交給工作人員打包以確保其防火。個人物品要列清單並在發射前得到批准。我從來不知道有哪條規章規定了什麼東西不能打包。迪克負責審核清單，所以就我看來我們只要信任管理層就好了，只要清單通過審核就萬事大吉。

　　不過在我們的任務開始之前，不知為什麼德科沒有按照慣例向我們各自索要清單，也沒有在清單上簽字。他說一切物品都已經裝上了飛船。信封是我們自己買的，不過在發射當天負責貼郵票與蓋郵戳的是宇航員辦公室。但是不知為什麼工作人員並沒有把它們列入PPK的最終貨單。

　　新聞報道還稱出事之後我們都被宇航員隊伍開除了。這也是無稽之談。不幸的是，NASA管理層眼對於漫天飛舞的謠言與不實之詞毫無作為，採取了徹底的鴕鳥戰術。

　　這些報道令國會大為震怒，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於NASA有義務向國會通報自己的所有活動，但是這次的事情國會反而是先從媒體那裡知道的。國會當中的許多人一定回想起了阿波羅14號紀念章事件，這些人當中有很多從來都不支持NASA。

　　NASA隨即展開了內部調查，調查開始之後一位高級官員告訴我們，現在我們只能靠自己了。他建議我們趕緊給自己請律師。一場參議院聽證會正在籌備中，隨之而來的就是司法部調查。

　　事情很快就變成了捕風捉影的迫害活動。NASA上層建議我們保持緘默並且援引第五修正案。我們沒有這麼做，我們把實情全部說了出來，因為從一開始我們就沒什麼好隱瞞的。

　　司法部的最終調查結果認為我們觸犯了若干行政規定，但是並不構成犯罪行為。NASA沒收了剩下的信封，但是不管怎麼說他們在了解全部事實之前就採取了行動。在NASA、司法部與參議院聯合進行的調查結束後，司法部於1978年12月6日在《遞交助理司法部長的意見備忘錄》中總結道，NASA對於剩餘信封沒有所有權；信封從一開始就是非賣品；任務乘員無意隱瞞攜帶信封進入飛船的事實；最後，只要提出申請這些信封完全可以獲准進入飛船。

　　為了這件事我們都受了處分。但是從一開始這件事就不地道。NASA把我們晾了起來，我們的上級逃避了自己的責任，留下我們沒遮沒蓋地在暴雨中哆嗦。

　　我花了許多年試圖獲取NASA與國會關於這一案件的檔案。NASA一直拒絕徹底解密。我們發現對於之前任務中的牟利行為也早有人發出過不滿的聲音。我搞到了一封信件的副本，信中NASA承認有其他10名匿名宇航員曾經與艾爾曼的簽名郵票生意有牽涉。但是這一切直到阿波羅15時才曝光，因此我們就成了眾矢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