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鬼？什麼道？什麼鬼道？(3) 方士

「方士」

無論富貧智愚，人的ㄧ生都難免災禍病痛，以及各種困惑慾望，方士巫師協助人們擺脫困境，他們在人最脆弱的時候出現，深入你的心靈。從民間到貴族，為了滿足龐大的需求，方士與巫者創造出各種法術，以饗人心，也創造出各式說法，解釋令人困惑的現象。也就是說，他們其實無法解決任何具體的問題，唯一的本領，就是「使人相信」他們能解決問題。ㄧ旦人們發覺方士沒能解決問題時，方士與巫者們就改變「說法」，或是創造新的法術，這就是方士與巫者的生存之道。從皇親國戚到民間鄉野，都有方仙與鬼巫穿梭，提供各種服務。

為了滿足市場，方士與巫者必須是附會專家。

=方外之巫=

如上述，本文將離開庶民，滲入權貴之家的「異能人士」，稱為方士。

早期的方士，指的是燕，齊地區的巫者，他們將神仙思想與諸子學說裡的道家，陰陽家結合起來，ㄧ般被稱為「方仙道」。其初「方仙道」並非所有巫者的共同信仰，只能代表燕，齊地區較有「知識」的ㄧ群巫者。我們現在都把方士錯想成「道士」，因而常常對兩漢方士活動產生誤解。發生混淆的原由，就是將道教視為先秦道家的後續發展，其實橋歸橋，路歸路。

燕，齊兩個濱海地區之所以產生了方士，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齊人鄒衍的陰陽家學說，另一則是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好神仙，廣招巫者往海外訪仙山求仙藥，於是這些受命遊方於外的巫者，被稱為方士。關於方士之名，也可能來自莊子的「大宗師」。

….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屍而歌，禮乎？」 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屍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

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內外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埃（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莊子內篇，大宗師）

子桑戶死了，孔子派子貢前往幫忙喪事，子貢到後，見兩人在子桑戶的屍首前奏樂而歌，於是好奇地問兩人，這是什麼喪葬禮節呢？兩人相視而笑答:「您不知道禮的真義吧！」。子貢回來後描述給孔子聽，孔子說，喔喔，他們是遊方於外之人，我只是遊方於內之人，方外方內兩種境界，我派你去幫忙，是我不對。莊子這則故事是說，人生來孑然，死後又孑然，死，便是歸本返真，是值得慶賀之事，所以要歡唱ㄧ番，這才是禮的真義。臨屍而歌便是遊方之外的境界，而孔子方內之人，所以重世俗之禮，傻傻地派子貢去幫忙。

「大宗師」講何謂「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超脫世俗，是影響深遠的概念，儒道的分野。後來被巫者拿去用來虛構方外世界，由真人拔高至神仙，將哲理扯成仙道，用的便是鄒衍陰陽理論。

方內與方外，也成了後世對道教的ㄧ種區分，舉凡「五行」，「卜筮」，「讖緯」，「雜占」為「方內道」。另外，「經戒」，「服餌」，「房中」，「符圖」為「方外道」。這是梁朝阮孝緒根據「漢書。藝文志」對道家圖書的重新分類 (詳見阮著「七錄」)。由於是根據「藝文志」，著眼點在「術技」與「仙道」書籍，所以不見老莊思想。原則上只要是講「推算」類的，就是「方內道」，講養生，服食等「具體方法」的，是「方外道」。

如此可以辨明，方外之人，是真人。方外之巫，便是方士。

= 權貴之門 =

尋常百姓，關心疾病傷身，天災傷農，認為皆鬼崇所致，巫者的專業，便集中於解決此問題。權貴之家，有著更大的物慾，比庶民更怕死怕老，因而方士的專業就必須更為廣泛，才能滿足貴族市場，其中永生不死，便是富貴之人最深的執念。與此相應的，長生卻一身病，就無意義，長生卻老態龍鍾，便無樂趣可言，因而重點服務項目還有疾病的醫療，與駐顏之術。「不死」的技術，是藥，「去病」的技術，也是藥，「駐顏」的技術，仍是藥，可想而知，方士若只有僅僅驅鬼之術當然是不夠用的。然而，藥學需要大量的臨床實驗，不是在短時間內可有實物提供的服務，那麼謊稱仙藥在遙不可及的遠方，很自然便成為風險較低的鬼話了，於是往海外求仙藥，變成了迷信權貴的最佳說法。

遇到了迷信的皇帝，方士在人間社會的頂峰便能有了ㄧ席之地。，秦皇漢武都想長生不死，想成神仙，這兩件事誰也辦不到，但方士們知道重點，只要讓皇帝以為辦得到即可。可想而知，這個時期在中國最富創意的ㄧ群人，就是方士。始皇時期的徐市，盧生，韓終，安期生，侯生。武帝時期的李少君，欒大，少翁，公孫卿各顯神通。哪裡有神仙？在某某海外仙山，皇帝大人給我錢，我幫您找去。怎麼保持年輕？我有藥方！皇帝大人給我錢，我煉黃金丹藥去。武帝這麼聰明有權勢的人，受騙記錄攤開，大都是栽在方士手上。

由於寄養於權貴之門，方士就有必要具備政治與財富方面的相應技術，因為漢代所謂權貴，離不開政治，而政治領域詭譎，常保富貴也非易事，這類的服務是不可少的。

武帝的叔父淮南王劉安，養著好幾千方士作為顧問，大著「淮南子」便是出於此人門下的眾多賓客。此書類似「呂氏春秋」，四庫全書歸類為「雜家」，不過其論述主體是道家，另外集結了先秦各家學說，近似ㄧ部學術百科。書名原為「鴻烈」，西漢大學者劉向將其改名成「淮南子」。「淮南子」分內中外篇，內篇尚存，中篇外篇佚失，顏師古說:「《內篇》論道，《外篇》雜說。」，那佚失的三十三卷外篇，八卷中篇，便是方術的部分。劉向曾獻「枕中洪寶苑祕」，講黃白之術，便應是中篇。此書深刻影響後世的方士，與道教。

從「淮南王」的內容可見其賓客的知識程度，絕非民間ㄧ般巫者可比，由此可知方士能在權貴階級遊走，並非偶然，他們是走道家路線的知識份子，而此道家已是融合陰陽家的「神仙家」或「黃老之術」。漢初的黃老之術，一方面是政治的，另一方面則是方術的。淮南王的賓客，在「漢書」裡被形容為「輕薄」之士，除了他們不是儒者外，劉安最終遭懷疑謀反而自殺，賓客被認為是禍首，也是「漢書」為何採取如此立場的原由。無論如何，權貴所養的賓客從淮南王的例子可見，當時方士與巫者的差異，猶如今天知識份子與神棍的差異。上述的大學者劉向，尚且向皇帝進獻鍊金鍊銀的黃白術書，則大部分知識分子對方士方術的看法，自不待言。

方士的技能，以方內方外道的分法，如上所述，回頭我們再看許地山的圖例:

方技與術數為獨立的兩類，而術數又分為占卜與天文，這樣的分法似乎是說術數家非方士，醫生卻是。

1. 方技家:房中，醫家，神仙。

2. 占卜家:形法，雜占，蓍龜。

3. 天文家。

檢查信史，醫家雖與巫者已分，但他們仍在方技類，讀「三國志」的「方技傳」，第一人就是華陀。有趣的是，第二人杜夔是音樂家，第三人朱建平則是相術家。第四人，周宣是占夢家。第五人管輅是筮占卜家。意即，陳壽對方技的定義更為寬泛。讀「後漢書」的方術列傳則更有趣了，范曄更為細密地簡介了所謂的方術: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瑤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或開末而抑其端，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後漢書-方術列傳)

由上可見:

後漢書羅列的這些方術，其實也只是ㄧ小部分，漢代方術族繁不及備載。中華文化有一特徵: 眾說紛紜。一旦有什麼理論或方法開了市場，大同小異卻性質相同的東西便蜂擁而出，兩漢經學便是最好的例子。方術雖多，然而我們只要把握兩個面向，便能洞察這門機巧:

1. 形與意: 大部份的方術，都是由物件的外形，結合某種推演算法，產生結論的。

例如在相術裡，無論是相面，相雲，相氣，相骨，相手，相宅，都是透過不同外形的歸納，配合某種邏輯推算而產生結論。漢代政治流行災異說，宮廷裡有史官專門負責記錄每日的天象，一旦發生了天災人禍，皇帝便要找史官來詢問最近天象是否有變異，而應付其變異的對策，便要邀集大臣們共議。這便是我們文化裡的一個重要特色，中國人特別注意「形」與「意」的關係，任何的「形」都有其含意，並且能夠據此找到「形變」的原由，甚至預測未來的發展。這種概念被用在文明裡的各個方面，甚至政府選擇公務員，都要經過「品人」的階段，品人的標準，必然包含該人的外型包含面貌，舉止，言談等等。東漢末年，頂層社會藉由品人，使某些人成名，政府便以名取人，就是這種「形癖」發揮作用。有著最久遠歷史的龜占，便是以火燒龜殼，觀察裂痕的形狀，判斷吉凶。

2. 對稱與生剋: 大部份的推演算法，都藉由對稱與生剋的概念發展方法，由陰陽而君臣而父子而夫婦，怎麼算，都要以對稱為基礎。五行的相生相剋，以金木水火土為基本生剋元素對應萬事萬物，一物剋一物，ㄧ物生一物。中國人看待萬物，便圍繞在這兩種概念，視之為物理。

在推算的方術之外，便是藥學與化學，它們展現在醫藥與煉丹術，這門方術則需要大量的臨床實驗，而實驗所依據的假想，也是由上述兩個面向作為邏輯基礎。

這麼多的方術，大都是為了滿足上層社會的需求而產生，後漢書的方術列傳開宗明義，便以懷疑的立場看待此文化: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恊道蓺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為內學，尚竒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 (後漢書-方術列傳)

兩漢的知識份子無論是否孔門信眾，大部份都信方術，風行草偃，使得方士大行其道，而瘋方術的結果，自然就產生了許多雜七雜八的騙術。

= 術數與方技 =

前面我們據以討論的「三國志」，「後漢書」，作者都不是漢代人，觀念裡難免受到魏晉時代流行的概念干擾，「漢書」的作者是漢代人，而我們發現漢人對所謂「方術」與「術數」是分開看待的。在「漢書-藝文志」裡方術稱為「方技」:醫經．醫方．房中．神仙。其他如星歷，卦候、九宮、風角，占卜等皆為「術數」。不過由於許多專業方士兼修兩者，兩回事便成為ㄧ回事。在東漢前期，懂方技與懂術數的人，被合稱為「伎數之人」，我們可經由兩位反對讖緯的知識份子看此現象:

* 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李賢注:伎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堂、羲和、史、卜之官也) 「後漢書-桓譚傳」

桓譚自身也是廣意的伎數之人，他指責某些不肖的同業惡搞，弄出荒唐的讖緯騙局，污染政治。另一位也是伎數之人，發出同樣的不平之鳴，而他更有名，被現代人稱為古代的科學家: 發明地動儀的張衡。

…..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佔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 (後漢書-張衡傳)

張衡對皇帝抱怨讖緯歪風時，身份是太史令，也就是皇家方士，由其言的內容看來，他反對讖緯，卻肯定律歷、卦候、九宮、風角這些術數，稱其「數有徵效」，但大家現在都不肯學了，反而去學讖緯這種欺世罔俗的胡扯。說張衡是方士，其實也貶低了他的才學，因為他也「通五經，貫六蓺」，雖是典型儒者，但興趣所在則是術數。「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顯然是個數理天才，很愛算。

以上換言之，術數在漢代的地位，猶如科學在現代的地位，與方技相提並論，對漢書作者班固而言有些牽強，但事實是，漢代的方士，已不只有講醫經，醫方，房中，神仙而已了，他們生活於上層社會，早已涉獵術數，尤其是當代政治急需的術數。

新莽末年，王莽敗象已成，他家族裡的權貴衛將軍王渉感到大勢不妙，怕大禍臨頭，於是想叛。他養了ㄧ個方士叫做西門君惠「適時」提供了意見:

「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漢書-王莽傳)

西門君惠在當時是權貴間有名的方士，擅長「卻老之術」:

曲陽侯(王根)迎方士西門君惠，從其學卻老之術。君惠曰：「龜稱三千歲，鶴言千歲，以人之材，何乃不及蟲鳥耶？」（新論-桓譚）

一個擅長養生卻老的方士，也能講星歷術數，擾動政治，可見方士在上層社會的功能隨時間而擴大，究其因，當然是有需求就有供應，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方技人與術數人合而為一了。

從賣藥到賣一個造反的正當性，除了皇室公卿，方士穿梭於地方上士族豪強之間顯然已是常態，尤其亂世擾攘，他們因應於各種需求而愈來愈活躍。帝王公卿為了各種目的養方士，或為心靈療癒禱祀求仙，或為身體療癒卻老治疾，「居官而致富，處姦而得利」的士族豪強沒有理由不有樣學樣。隨著權貴的「多欲」，方士的技能也突飛猛進，務求在浪頭上演出。

= 方士化的儒者? =

漢代是儒學大盛的時代，因為要進入贏者圈，必須學「五經」，眾所皆知，這是漢武帝批可了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所造成的結果。只是，董仲舒的儒學，是接合了陰陽學說的「齊學」，而非較為傳統的「魯學」，因而漢代的儒者，篤信陰陽五行，並將孔子神化。有此神秘主義的背景，漢儒與方士也有共同的語言，尤其「五經」之首的「易經」，原來就是占卜之書，所以也頗有儒者精通易算，即便不精易學，也對易理的奧妙深信不疑。

易是符號，儒道兩家都篤信，只是各自解讀，有了鄒衍的陰陽學說，從董仲舒起，漢儒就企圖將儒學打造成一個可解釋一切的大統一理論，起點便是易學。知識界普遍相信災異的產生，必然是天的預言，因而儒者自有一套災異論述，而此知識風潮，也源自於董仲舒意欲限制有著無上權力的帝王所設計。帝王是天之子，那麼天的譴告，帝王也要服從，而解釋災異譴告的權力，掌握在儒者手裡。政治放一邊不談，漢儒的知識傾向，給了方士另一個方便之門，進入上層社會。陰陽五行之說，也是方士擅長的領域，即便不擅長，在權貴之家待久了，關鍵字也能摸清，前述的西門君惠便是顯例。

(西)漢成帝好女色，但始終無子，於是公開向神仙方士求助。

「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敎我此道。」(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

西漢甘忠可事件，啟發了東漢末年的太平道，所謂天官歷，包元太平經雖已佚，但方士假造星歷，推算國運，算是開了方士干擾政治的先河，來歷不明的方士能動盪朝野的，莫過於此了。而之所以他能激起浪花，皇帝與儒者都聽得懂他的語言，自然是主因，加諸後來還有受寵的儒者背書，使得方士同化儒者成為可能。不久哀帝時代，政治便吹起了讖緯之風，知識分子紛紛在儒經裡找密碼說預言，究其原，就是懂儒經的儒者與擅附會的方士聯手打造的政治謠言。

前述西門君惠所言，「漢家當復興，國師公姓名也」，便是當時流傳的讖言「劉秀當為天子」，出自另一個擅長解讀圖讖的方士蔡少公。國師就是劉歆(改名為劉秀)，方士之言使得王渉下定決心擁立劉歆。王莽發動讖緯戰反制政敵，此風愈長，影響所及，使得光武帝劉秀也跟著瘋讖緯，所以在東漢前半葉，知識份子紛紛爭學讖緯，導致一些清醒之士看不下去，如上述的桓譚與張衡。

說儒者方士化，其實對方士也不公平，因為漢儒本來就有方士的基本特徵，而他們在西漢末年到東漢末年的殊途同歸，則可見「後漢書」記載的許多兼學圖讖，天文星歷，導引之術等方術的儒者以為例證。

無論方士技能為何，上層社會的語言他們瞭如指掌，加諸愈是富貴之人，愈是貪生怕死，愈是貪生怕死，就愈是迷信。因而根植於庶民間的巫者，若要進入上層社會，就必然要與方士結盟，而最好的狀況即是，方士也成了巫者的信徒。只是在此之前，巫者與方士之間也必須建立共同的語言，否則在權貴間鑽營的方士，沒有理由與巫者合作，而這個共同語言，就是「黃老道」。

待續

雁默 201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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