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革命與內戰》第三章 革命的序幕

第三章n革命的序幕

共和國總統、天主教徒、保守派阿爾卡拉—薩莫拉解散了議會，結束了「黑暗的兩年」。一九三五年，激進黨與右協的聯合政府連續遭到沉重打擊。兩起醜聞使激進黨的政客顏面掃地。激進黨這個中右政黨已經信譽全無，這使右協放棄了繼續同它組建聯合政府的想法。從這一屆議會誕生之初，希爾—羅夫雷斯就一直嚷著要讓他自己的黨執政，他把握住了這個機會。右協的部長駁回了一項預算案，這項預算案將地產遺產稅提高了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三，並將公務員的工資下調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於是政府只好辭職。希爾—羅夫雷斯想當總理，卻被阿爾卡拉—薩莫拉拒絕了：他並不喜歡希爾—羅夫雷斯，而且他也不想讓一個公開反對議會制度的人掌權。總統找來了一位中派政客波爾特拉·巴利亞達雷斯[1]，讓他出面組織政府，這個政府的任務基本上就是準備新的選舉。總統沒有成功：議會已經亂得無法收拾。才剛過了幾個星期，波爾特拉·巴利亞達雷斯就發現選舉不能加強中派的力量，於是他就不再為選舉進行認真的準備，並辭去了總理的職務：總統簽發了解散議會、並於一九三六年二月十六日舉行大選的命令，波爾特拉·巴利亞達雷斯服從了總統的命令[2]。

競選運動：右派大戰左派

大選的風險是非常巨大的。不用說，在前幾年裡發生的各種事件，比如一九三四年起義、對起義的鎮壓、「黑暗的兩年」中的反動，以及工人的激進化，已經使許多人堅定了立場，還產生了一種氛圍，這種氛圍催生出了各種意志堅定、滿懷恨意的選民集團。左右兩派都有人希望終結議會遊戲，但在這次大選中，選舉法對左右兩派的選舉策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選區劃分得很大，競選活動需要大量的金錢，只有規模很大的組織才負擔得起。嚴格的多數制的投票制度，促使各個政黨結成大型競選聯盟[3]：在一九三三年大選中，右派組成了競選聯盟，雖然它們獲得的票數要比左翼政黨要少[4]，它們的議席數量卻是左翼政黨的兩倍之多。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提醒大家這個事實，是因為保王派雖然在一九三三年大選中同右協結盟，但在這次大選中，保王派卻不太願意繼續跟右協結盟，西班牙復興運動還在某些選區推出了自己的候選人，跟右協競爭。長槍黨自然是獨自參加大選的[5]。不過，在選民面前，整個右派還是結成了統一戰線，在某些地區，右派統一戰線甚至還吸收了一些在一九三三年大選中跟自己關係冷淡的右翼自由主義者參加。右派發動了大規模的宣傳攻勢：印著希爾—羅夫雷斯的照片與「領袖」的競選口號的大幅海報，貼滿了全國的牆壁。希爾—羅夫雷斯本人也大打嘴仗，他辱罵和威脅自己的競爭對手，並赤裸裸地宣稱：如果他能獲勝，就會結束共和制，建立專制制度。

為了同結成聯盟的右派競爭，左派也組織了選舉聯盟。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兩個左翼共和派政黨——馬丁內斯·巴里奧的共和同盟（Unión Republicana）與阿薩尼亞的左派共和黨同社會黨（這意味著工總也支持人民陣線）、安赫爾·佩斯塔尼亞的工團主義黨、共產黨和統工黨一起簽署了這個聯盟的競選綱領——人民陣線盟約。

這個盟約兼綱領由八項要求組成，不過，它並不完全是工人政黨遷就共和派綱領的結果。這個綱領里有一些要求是共和派的傳統要求，比如土地改革和教育改革；它還要求監督議會、改革市政、重組財政、保護輕工業和發展公共事業。它是一個資產階級框架內的自由主義綱領，完全沒有提出社會黨的要求——對土地和銀行實行國有化，並由工人階級對工業進行監督。這個綱領指出：「共和派心中的共和國，不是受社會與經濟階級的考慮所影響的共和國，而是一種追求公共利益與社會進步的民主自由體制。」

它無疑是一個溫和的綱領，拉莫斯·奧利維拉[6]寫道：「這個綱領的每一項要求都在逃避問題。[7]」但是，它提出的一項要求，得到了廣泛的贊同，給真正的群眾動員提供了機遇：無條件大赦一九三四年的起義者，恢復所有被迫離崗的工人的工作，並發給補償金。卡巴耶洛的夥伴與統工黨（他們都是工人同盟的擁護者）急於釋放仍在獄中的三萬名工人，給自己樹立革命者的形象，並以此來證明自己參加人民陣線的正確性：他們認為人民陣線是一個沒有未來的競選聯盟。急於解救獄中的工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人大量投票支持這個綱領的原因，否則這個綱領幾乎無法把工人發動起來。它也是無政府主義者改變態度的原因。誠然，全勞聯與伊無聯總是反對選舉鬥爭的，而工會反對派也對人民陣線和所謂的競選活動態度冷淡；但是，他們有史以來第一次沒有提出慣用的「No Votad」（「不投票」）的口號，也沒有抵制選舉[8]。觀察家估計，在以前的選舉中，由於無政府主義者的抵制，大概會有一百五十萬人不參加選舉，但在一九三六年二月，為了解救獄中的起義者，這些人把選票投給了人民陣線的候選人。

大選的結果

毫無疑問，這些人的選票改變了大選的結果。二月十六日，一千一百萬登記選民中，有九百五十萬人參加了選舉，人民陣線獲得了四百二十萬六千一百五十六張選票，右翼聯盟獲得了三百七十八萬三千六百〇一張選票，中派獲得了六十八萬一千四百四十七張選票，議會馬上進行了複核，最後的得票數為：人民陣線：四百八十三萬八千四百四十九票；右翼聯盟：三百九十九萬六千九百三十一票；中派：四十四萬九千三百二十票。人民陣線獲勝。

從得票數來看，人民陣線僅獲得微弱多數，但它在議會中卻獲得了絕對多數：它得到了二百七十七個議席，而右派僅有一百三十二席，中派只有三十二席[9]。對多數票獲得者有利的選舉法，產生了有利於左派的結果：右派儘管獲得了比一九三三年更多的選票，但它的總票數卻少於人民陣線各黨的總票數，結果它失去了超過一半的議席。如此激烈的大選，必然會引發各種關於強迫投票和虛報選票的罵戰。沒有一個政黨不參加罵戰：當然，在一些無產階級選區，資產階級在投票時肯定會感到猶豫不決；但在鄉下的許多地方，很多人遭到了警察的直接威脅，或是被大地主以解僱相要挾，不得不投了右派的票。歷史學家不會從這些爭吵中得出進一步的結論。

不管人們怎麼看待這次大選的有效性，但它從根本上改變了議會的格局，甚至徹底改變了西班牙的政治環境，這才是關鍵所在。

總統阿爾卡拉—薩莫拉的願望落空了：中派和中右派在大選中遭到了慘敗。雷魯克斯和坎波等人都沒有當選議員：雷魯克斯的激進黨僅有六人當選，最重要的中派集團[10]是由即將卸任的總理波爾特拉·巴利亞達雷斯領導的，它僅有十四人當選。右協仍能組成有力的議會黨團，它有八十六個席位，而農民黨的十三個議員幾乎總是與它站在一起。戈伊科切亞未能當選，卡爾沃·索特洛成了極右派的代言人，而他的西班牙復興運動僅有十一人當選議員[11]。

在人民陣線獲得的總票數中，各個政黨分別獲得了多少票，已經無法查清了。各黨當選的議員人數，其實並不是按照人民陣線的得票數來計算的，而是按照各個組織之間的協議來分配的，與候選人名單無關。阿薩尼亞的左派共和黨有八十四人當選議員，馬丁內斯·巴里奧的共和同盟有三十七人，路易斯·孔帕尼斯的加泰羅尼亞左派共和黨有三十八人。社會黨獲得了九十個議席，共產黨十六席，統工黨一席（總書記毛林），工團主義黨一席（年長的佩斯塔尼亞）[12]。

大選產生的政府

大選的結果，激起了各種各樣的情緒：勝者歡欣鼓舞，卻也不無擔憂；敗者驚懼交加，心中頓生叛意。種種謠言不脛而走：「馬克思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者要發動武裝起義的謠言，在右派當中流傳；左派當中流傳著軍事政變的預謀者被人告發的傳聞。這些傳聞並非沒有根據：各地的群眾騷動似乎證明了右派的指控；波爾特拉·巴利亞達雷斯後來透露，弗郎哥將軍曾向他許諾，只要他宣布大選無效，陸軍就會支持他。

波爾特拉·巴利亞達雷斯覺得情況實在太棘手，他應該立即辭職，他還向總統建議：找一位人民陣線的領袖來接替他。阿薩尼亞立即組成了新政府，政府成員都是資產階級共和派，工人階級政黨並未參加政府，但在議會中支持政府。社會黨曾在一九三一年同共和派組成聯合政府，有了這個先例，它現在卻不參加政府，乍一看實在令人驚訝；其實，卡巴耶洛派和普里耶托派的鬥爭，使社會黨陷入了黨內危機，這正是它不參加政府的原因。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普里耶托提出了在人民陣線的框架內同資產階級結盟的政策，當時卡巴耶洛派無法阻止社會黨採納普里耶托的政策。但他們迫使普里耶託事先承諾：人民陣線只是競選聯盟，選舉過後就不會維持這個聯盟，不再受人民陣線約束。二月十六日之後，普里耶托再次提出組建一個由共和派和社會黨組成的人民陣線政府。曾發誓絕不會重蹈一九三一年的覆轍、絕不會再同共和派組建聯合政府的卡巴耶洛反駁說，既然人民陣線綱領是資產階級的綱領，那就讓資產階級共和派自己去貫徹執行這個綱領，社會黨無權執行一個不屬於自己的綱領：他們頂多只會在議會中忠實地支持阿薩尼亞的新政府。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意見佔了上風。

卡薩雷斯·奇洛加在五月組織新政府時[13]，社會黨也對它採取了同樣的態度。立法機關的首批重大舉措之一，就是免去了阿爾卡拉—薩莫拉的總統職務，由阿薩尼亞接任。阿爾卡拉—薩莫拉的的總統任期本該到年底才結束，但是，人民陣線的大部分人擔心阿爾卡拉—薩莫拉可能會倉促解散議會或是支持軍事政變，為了自衛，他們便指控阿爾卡拉—薩莫拉解散議會的行為不合法，這是罷免總統的唯一一個合憲的理由。右派有充分的理由討厭阿爾卡拉—薩莫拉，他們投了棄權票。於是阿爾卡拉—薩莫拉就被罷免了[14]。許多觀察家都對阿薩尼亞同意競選總統感到驚訝。普里耶托在此事中發揮的作用，表明這可能是一個迫使社會黨就範的陰謀：如果阿薩尼亞當上了總統，不久之後，普里耶托可能就會接替阿薩尼亞出任政府首腦[15]。無論如何，阿薩尼亞還是以絕對優勢當選總統，僅有六人投了反對票，而右協投了棄權票。阿薩尼亞當上了國家元首，這似乎提供了抵禦反動和抵禦革命的雙重保障。他很堅定，不會在未來成為軍事政變的同謀；他對經濟上與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始終不渝，不會成為革命的先驅者。簡單來說，他能團結一切希望避免內戰的西班牙人，成為他們的象徵。

在選舉後的第一次演講中，阿薩尼亞向「共和派與非共和派，與一切熱愛祖國、遵守紀律、尊重憲法權威的人」發出呼籲，號召他們團結一致，「保衛共和國」。但他一邊向法律與秩序的支持者發出呼籲，一邊又採取了明確的措施，安撫人民的不滿。他承諾要「糾正公務員的惡行」；不等新一屆議會召開正式會議，就讓議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了命令，恢復了在「黑暗的兩年」中被廢除的市議會，任命了全國各地的市長和州長，最關鍵的舉措是宣布大赦。加泰羅尼亞重新獲得了自治地位，孔帕尼斯從馬德里榮歸巴塞羅那。阿斯圖里亞斯工人走出了監獄，而鎮壓他們的洛佩斯·德·奧喬亞將軍鋃鐺入獄。土地改革正在著手進行；巴斯克地區的自治地位正在審核。

此後，議會的每一次會議都會變成一場吵吵嚷嚷的對罵；共和派政府試圖在議會裡通過社會改良的措施，它認為這些措施是合適的，可以滿足人民的要求；而人民的要求，每一天都在變得更廣泛、更深入。

革命形勢

大選過後，群眾不等大赦令，就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打開了監獄大門，釋放了從一九三四年起就被關在牢里的工人。據報道，二月十七日，瓦倫西亞的全勞聯示威者打開監獄，釋放了一九三四年被判刑的工人；僅在奧維耶多一地，就釋放了數百人；在西班牙全國有數千人獲釋。次日，全國各地爆發了罷工，罷工工人提出的要求有：立即恢復被監禁或被開除的工人的工作；給在「黑暗的兩年」里被關押的所有工人補發工資；提高工資；趕走老闆的代理人；改善工作條件。除了這些由工會組織的罷工之外，還發生了一些政治性質更強的罷工、團結罷工、總罷工、地區罷工和局部罷工。一些衝突持續了較長的時間，促使其他人覺醒起來投入鬥爭。為了對付罷工，老闆們關閉了工廠，鬥爭變得越來越激烈。

農村地區出現了真正的革命形勢。人民陣線曾向渴求土地的農民承諾進行土地改革：美國大使克洛德·鮑爾斯寫道：「農民都是些頭腦簡單、舉止粗魯的生物，他們以為，既然在大選中獲勝了，他們就可以把勝利變成既成事實了。[16]」二月底，巴達霍斯和卡塞雷斯發生了asentamientos[17]，此後的幾個月里，擴散到了埃斯特雷馬杜拉、安達盧西亞、卡斯蒂利亞，甚至是納瓦拉。四月，阿爾卡拉—薩莫拉和阿爾布凱爾克（Albuquerque）公爵的土地都被佔領了。農民住進了大地主的莊園，並開始為自己耕種。農民很快便與國民警衛隊發生了流血衝突。最嚴重的衝突發生在阿利坎特（Alicante）附近的耶斯特（Yeste）：當地農民正在準備砍伐領主土地上的樹木，國民警衛隊進行了干預，逮捕了六個農民。耶斯特農民憤怒了，在國民警衛隊準備把被捕的農民運走的時候，他們用草叉、棍棒和石塊攻擊了國民警衛隊。國民警衛隊開槍鎮壓，殺死了十八個農民。

於是，城鄉到處都籠罩著暴力的氣氛：人們在遊行之後火燒教堂，或是在聽到教士在搞陰謀的傳聞後便燒了修道院，此類事件在全國各地不斷發生。所有制與現存秩序已經遭到了實實在在的威脅。

卡巴耶洛的角色

拉爾戈·卡巴耶洛逐漸成了正在來臨的革命的代表。從四月六日開始，一批優秀的青年知識分子就接手了他的《明晰》（Claridad）晚報編輯部，他們的編輯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社青團就是他的突擊隊。五月一日，工人舉行了盛大的遊行，《明晰》把這次遊行稱作「工人大軍向近在咫尺的最高權力發起了進軍」，遊行中的社青團員穿著統一的制服，高舉拳頭，高呼建立「工人政府」與「紅軍」的口號。卡巴耶洛主動接近全勞聯，並在全勞聯召開代表大會的時候，參加了薩拉戈薩的一次隆重的會議。《明晰》繼續鼓舞自己的支持者，讓他們保持著高漲的革命熱情，並預言社會主義必將迅速取得輝煌的勝利。拉爾戈·卡巴耶洛在每一次演講、每一篇文章中都會強調：「我們想要的革命，只有通過暴力才能完成。要在西班牙建立社會主義，我們必須戰勝資本家階級，並建立我們自己的政權。」他自稱支持「無產階級專政[18]」，但他並不打算通過蘇維埃（不管它叫什麼名字）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是由社會黨來建立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在他上台之前，他和他的支持者就在等待共和派暴露出無力解決西班牙的各種問題的證據。但他們打算如何奪取政權呢？他們並不清楚。六月十四日，他在奧維耶多建議共和派辭職，「把事情留給工人階級處理」，但是，阿薩尼亞總統居似乎永遠不可能讓他來領導政府。他想通過社會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但黨的執委會掌握在普里耶托手裡：既然拉爾戈·卡巴耶洛沒有控制黨的機關，他怎麼能指望通過黨來奪取政權呢？許多歷史學家對他都很嚴厲——布倫南說他是一個「玩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人。[19]」薩爾瓦多·德·馬達里亞加[20]認為，由於卡巴耶洛的支持者掀起的暴力事件，引發了人們的恐懼，法西斯主義才能誕生。卡巴耶洛經常指出，工人不能因為害怕軍事政變而減少革命行動，這讓不少人相信他已經預見到了只有發生軍事政變，迫使政府把工人武裝起來，才能讓他上台。

無論如何，他曾在六月，也就是軍事政變已經迫在眉睫的時候，請求阿薩尼亞把工人武裝起來：他無疑是出於一番好意，但他未免太天真了。俄國的列寧肯定不會採用「西班牙的列寧」的方法，至少不會用同樣的形式。

普里耶托的嘗試

拉爾戈·卡巴耶洛在社會黨內的對手普里耶托，對他發出了最嚴厲的指控。普里耶托認為，罷工、遊行、騷亂和過分的要求都是「幼稚的革命主義」的產物，法西斯主義會利用它來恐嚇中產階級。《明晰》的知識分子的預測、身著制服的社青團員的遊行、熱烈支持建立工人政府與紅軍的決議，只會嚇壞富有的正派人，這些正派人在過去十八年里飽受反共宣傳的恐嚇，一聽見「革命」兩個字，馬上就會激動地想到一九一七年的俄國的慘狀：契卡的恐怖、窮凶極惡的布爾什維克、大屠殺與饑荒。普里耶托認為，如果把他們嚇壞了，他們就會在絕望中投向將軍們的懷抱。

五月一日，拉爾戈·卡巴耶洛正在馬德里扮演革命領袖，普里耶托則在昆卡（Cuenca）發表了影響深遠的演說。普里耶托在演說中指出：他的對手正在準備使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這種無政府狀態將會成為法西斯主義的溫床；而他要提供給大家的，是「建設性的革命」。他認為，第一個合理且可行的任務，應該是建立聯合政府：社會黨的任務，應該是與共和派合作，「使工人階級的權力牢不可破」。這就是說，要進行徹底而有效的土地改革，在農村地區發展灌溉，並實行工業化，吸收農村剩餘人口，而這隻有在資本主義框架內才能做到。所以，工人不應該提出資本主義經濟所無法滿足的要求，這樣會毀了資本主義經濟。寡頭集團肯定會發動武裝叛亂，但即使他們能夠擊敗叛亂，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最後也只能實現「社會化的貧窮」。不過，在他看來，另外一種情況更有可能出現：軍方可能會發動預防性的軍事政變，所以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避免這種情況出現。這位社會黨領袖指出：弗朗哥具有哪些素質，這些素質將使他成為此類運動的重要領袖[21]；他還呼籲工人保持克制，不要做出任何可能激起政變的事。

昆卡演說無疑是政府的綱領。資產階級共和派報紙《太陽報》（El Sol）對它大加讚賞，稱讚它是一篇真正的國務活動家的雄文，並把普里耶托同阿里斯蒂德·布里昂[22]——另一位「現實主義的」社會黨人——相提並論。但是，這個在資本主義框架內進行謹小慎微、循序漸進的改良的綱領，並沒有得到群眾的積極響應——只有革命的熱情才能打動群眾，他們每天都在革命熱情的鼓舞下，投入新的活動[23]。

與之相反，拉爾戈·卡巴耶洛的同伴認為，昆卡綱領是公開的背叛，他們譴責普里耶托的發言是向弗朗哥乞求原諒。局勢進一步激化：普里耶托在昆卡就已經收到了威脅，他和岡薩雷斯·佩尼亞、貝拉爾米諾·托馬斯在艾西哈（écija）遭到了社青團的槍擊，險些喪命。

在這種情況下，社會黨執委會將原定於六月二十九日召開的代表大會，推遲到十月召開。七月一日，報紙發表了社會黨執行委員會的選舉結果——在選舉舉行之前，拉爾戈·卡巴耶洛派就已經對選舉進行了抵制、質疑與譴責。普里耶托派大獲全勝；岡薩雷斯·佩尼亞當選主席，希梅內斯·阿蘇瓦[24]當選副主席，拉蒙·拉莫內達當選為總書記。於是，社會黨的分裂似乎已不可避免。

長槍黨的反革命恐怖主義

六月十六日，希爾—羅夫雷斯在議會發表演說，他引用了官方數據，介紹了大選後的國內氣氛：在街頭武鬥中有二百六十九人死亡、一千二百八十七人受傷；三百八十一棟建築遭到攻擊或損壞；四十三家報社遭到攻擊或洗劫；另有一百四十六次炸彈襲擊的企圖。這些數據本身並無爭議，但這些傷亡和損失並不能全部怪到革命派頭上（而這正是希爾—羅夫雷斯的打算）。其實，從二月開始，長槍黨策劃的系統的反革命活動就在不斷增加。就像德國納粹黨和義大利法西斯黨一樣，長槍黨的法西斯性質在街頭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它的目標是用恐怖和暴力打垮革命與工人運動，它襲擊政黨的辦公室與售報亭、集會與遊行隊伍，在必須消滅一個敵人，或是必須殺雞儆猴的時候，它就會殺人。大選後，長槍黨開始進行武裝鬥爭。在馬德里，一車車裝備著自動武器的escuadristas（「行動隊員」）在工人區散布恐懼。在安達盧西亞，每天都有人淪為僱傭殺手的犧牲品。他們有雙重目的：消滅階級敵人——「馬克思主義者」、無政府主義活動家、記者，以及幫助他們的法官和警察；同時製造一種氣氛，等到法律與秩序之友最終無法忍受這種氣氛、但又無法可想的時候，就會把國家交給獨裁者。大選的失敗，讓許多保守派幻滅了，他們拋棄了「合法」奪權的希望，轉而採取直接行動。長槍黨在二月取得了一定進展：右翼中的不滿分子開始參加他們的隊伍。希爾—羅夫雷斯的黨的青年組織——人民行動青年團（Juventudes de Acción Popular）在拉蒙·塞拉諾·蘇涅爾[25]的帶領下，投靠了長槍黨。

由於犯下這些案件的人很少會承認自己屬於哪一派，所以歷史學家幾乎無法肯定地斷言誰該為這些案件負責。儘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最著名的一些襲擊事件，都是長槍黨及其僱傭殺手所為：針對拉爾戈·卡巴耶洛的未遂爆炸案；針對共和派奧爾特加·加塞特[26]的爆炸案；針對社會黨副主席希梅內斯·德·阿蘇瓦的爆炸案，導致負責保衛他的警察身亡；四月十四日遊行中發生的主席台爆炸案；社會黨奧維耶多報社爆炸案；以及大量的政治謀殺案，比如聖塞巴斯蒂安（San Sebastian）的記者卡薩烏斯[27]遇害案、桑坦德的社會黨人馬倫布雷斯[28]遇害案、法官佩德雷加爾[29]遇害案（他判處一名長槍黨殺手十三年徒刑）、突擊警察上尉法拉烏多[30]遇害案（他在街上遇害，死在妻子懷裡）、最後是七月十二日發生的突擊警察中尉何塞·德爾·卡斯蒂利奧[31]遇害案（在四月十四日之後的一系列街頭武鬥中，他成了長槍黨的眼中釘）[32]。

武裝叛亂的準備

儘管在大選之後到內戰爆發的這幾個月里，長槍黨的影響力取得了一定的增長，但人們還沒有把它當成一個關鍵因素。寡頭集團、正統派、保王派和保守派都在等待著軍隊來拯救自己。共和派與革命派每天都在擔心軍隊的活動。其實，每個人都能看出來，軍方正在摩拳擦掌，準備一勞永逸地消滅革命運動。在軍方首腦看來，這場革命危機是由人民陣線的勝利所引發的，溫和的左翼共和派政客根本沒法把它給停下來。

二月十七日，卡爾沃·索特洛和我們上面已經提到過的弗朗哥求見總統，懇求總統主動採取「果斷措施」（coup de force），並宣布大選結果無效。波爾特拉·巴利亞達雷斯在二月二十日拒絕了他們的要求，然後，西班牙軍事同盟的首腦便在全國各地舉行會議，邀請軍方高官和右翼政黨的領袖參加。他們得出的結論是：由於部隊被群眾的熱情所吸引，並不完全可靠，所以眼下還不是行動的時機。

政府在得到這個消息後採取了行動。弗朗哥被撤掉了陸軍參謀長的職務，調任迦納利群島駐軍司令。北方軍隊集群總監戈戴德被調到巴利亞里群島，莫拉[33]將軍，君主制時期的秘密警察頭目，被免去了非洲駐軍司令的職務，調到了納瓦拉。在上任前，弗朗哥、莫拉和比利耶加斯[34]將軍在馬德里碰了面——他們在保王派議員德爾加多（Delgado）的家中召開會議，在最後一刻達成了必要的共識。

在新的環境中，陰謀活動繼續不受干擾地進行著：迦納利群島和馬德里之間的聯絡由加拉爾薩[35]上校負責。陸軍總監羅德里格斯·德爾·巴里奧將軍在指揮委員會裡擔任桑胡爾霍將軍的個人代表。根據戈伊科切亞、利薩爾薩和巴雷拉將軍在一九三四年簽署的協議，義大利給陰謀集團提供了物質支援、軍火與資金。胡安·馬爾奇在倫敦負責為陰謀集團爭取國際金融資本的協助。流亡到艾斯托里爾（Estoril）的桑胡爾霍將軍在三月和四月間離家前往德國，同德國進行正式交涉。陰謀集團的政治目標依然曖昧不明：指揮委員會在一九三六年四月發布了首批書面命令，在這些命令中，它提醒大家注意，運動的目標是建立軍事獨裁，它還給自己準備拉攏過來的軍官和士官開出了獎賞。叛亂計劃根據新的情況進行了調整：弗朗哥離開迦納利群島後，前往摩洛哥，指揮駐非部隊；莫拉要去納瓦拉，讓當地部隊進入警戒狀態；岡薩雷斯·德·拉拉[36]負責在布爾戈斯發動叛亂，羅德里格斯·卡拉斯科[37]負責在加泰羅尼亞發動叛亂，而巴萊拉和奧爾加斯[38]負責領導馬德里的叛亂。一切似乎都已準備就緒，叛亂定於四月二十日發動。但在四月十八日，羅德里格斯·德爾·巴里奧將軍通知指揮委員會：政府已經得知了叛亂的消息，巴萊拉已被調往加迪斯，而奧爾加斯被調往迦納利群島。計劃的泄露，加上凱波·德·利亞諾[39]和卡瓦內利亞斯[40]兩位將軍的加入，使陰謀集團重新修改了計劃——這兩位將軍都被認為是共和派，有了他們加入，陰謀集團就多了一張王牌。馬德里的陰謀集團成員遭到了嚴密的監視。叛亂的中央組織設在納瓦拉，莫拉在當地享有完全的行動自由，而且當地還有不少人非常同情軍官。對於如何在馬德里發動叛亂，將軍們還是感到很頭疼，最後他們決定由范胡爾將軍和比利耶加斯將軍來指揮馬德里的叛亂。陰謀集團預計叛亂會在納瓦拉、布爾戈斯和瓦倫西亞迅速獲勝，然後他們就可以立即從這些地方派出四個縱隊，進逼馬德里，支援馬德里的叛軍。然而又出現了新的困難：比利耶加斯將軍受驚逃跑；政府對陰謀集團緊追不捨，它似乎準備收網了：岡薩雷斯·德·拉拉將軍被調離布爾戈斯，接替他的是絕對忠於共和國的巴蒂特[41]將軍。每出現一次差錯，陰謀集團都得從頭開始。

同時，政變計劃正在逐步落實：在迦納利群島，弗朗哥在「海梅一世號」（Jaime I）上同薩拉斯[42]將軍進行了長談，後者向他保證海軍軍官會支持叛亂；隨著大批初級軍官的參加，陰謀集團的核心得到了極大的加強，這些初級軍官將在叛亂中發揮重要作用。其實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找出哪些軍官會反對叛亂，這些軍官要麼自己就是共和派，要麼就是出於紀律，決定忠於政府，不管這個政府是什麼樣的政府。對於這些軍官，必須仔細觀察，使他們不能影響叛亂，如果有可能，就趁機除掉他們。陰謀集團同右翼領袖建立了密切的聯繫。卡爾沃·索特洛本人顯然就是陰謀集團的領袖之一。不過，軍方還希望能把希爾—羅夫雷斯和他的夥伴拉攏過來，而他們還在猶豫不決。卡洛斯派同意支持莫拉，他們還有七千名「呼嘯兵」，這些士兵「按照戰時編製組建，武器裝備齊全，軍容嚴整，隊列整齊」，他們把這些寶貴的士兵都派給了莫拉。莫拉只收下了四千人，他打算把這四千人分給Regulares（正規軍）的各個團。但是，莫拉在六月五日寫的一個指示，激怒了卡洛斯派。莫拉在這個指示中規定，由五名軍方首腦成立一個指導委員會，宣布暫時停止執行憲法，國家大事由指導委員會經商議後決定，但在指導委員會執政期間將保留共和制。政教分離也將得到保留。按照莫拉的說法，運動的目標是建立「共和制獨裁政權」。卡洛斯派不願接受這個綱領，他們的最低要求是採用君主制時期的雙色旗、停止使用共和國的標誌、立即解散一切政黨、將西班牙變成一個「組合主義」國家。莫拉拒絕了卡洛斯派的要求。於是卡洛斯派便通知莫拉：他們不再支持他了；結果，原定於七月十二日發動納瓦拉叛亂的計劃便擱淺了。「呼嘯兵」的領袖利薩爾薩求見桑胡爾霍，最後桑胡爾霍做出了一個各方都能接受的決定：有「呼嘯兵」參加的部隊不打旗子。政府將是一個「政治中立」（apolitical）的軍政府，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廢除社會與宗教方面的一切法律，它的目標將是摧毀自由主義的議會制度，並採取一種制度，按照桑胡爾霍的說法，「現在有不少人正在觀察這種制度，他們覺得這種制度是現代的，但在我國卻是一種古老的制度。[43]」六月，最後的困難也被克服了：在摩洛哥駐軍舉行夏季演習的時候，陰謀集團成員發下了著名的「利亞諾·阿馬里利奧之誓」[44]。

經過多次失敗之後，叛亂的日期似乎總算定下來了：七月十五日，莫拉通知陰謀集團準備開始行動。弗朗哥在迦納利群島讓摩洛哥駐軍進入戒備狀態，戈戴德在巴利亞里群島讓加泰羅尼亞駐軍進入戒備狀態，凱波·德·利亞諾讓塞維利亞駐軍進入戒備狀態。其他地方的叛亂交給當地的軍官進行：卡瓦內利亞斯負責薩拉戈薩、薩利凱特[45]負責巴利亞多利德，范胡爾負責馬德里，岡薩雷斯·卡拉斯科負責瓦倫西亞。七月十六日，莫拉提醒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叛亂將於十八日、十九日、二十日這幾天發動。絕不能再推遲了。

政府的態度

政府在這關鍵的幾個月里的態度，給它招來了不少批評。毫無疑問，它已經注意到了軍方首腦的陰謀。它只採取了很少的措施，就連這些措施都很蠢笨。既然弗朗哥將軍在摩洛哥駐軍當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迦納利群島離摩洛哥又那麼近，那麼，把他流放到迦納利群島又有什麼用呢？何況陰謀集團還可以依靠仍然留在馬德里的陸軍總監呢。把莫拉調到納瓦拉，非但不能阻止叛亂，反而是放虎歸山，把一個危險的軍方首腦放到了陰謀集團最活躍的中心。戈戴德可以在巴利亞里群島毫不費力地指揮巴塞羅那的叛亂。而且，政府還在三月十八日發表聲明，袒護那些參加了政變陰謀的軍官，它在聲明中對有關政變的謠言提出了抗議，並認為這種謠言是有害的。它對「矢志效忠憲法權力並堅決服從人民意志」的軍官團遭到的「不公正的攻擊」表示「關切」，並譴責社會黨、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者的報刊「對軍隊發起了頑固而罪惡的污衊」。毫無疑問，政府對參加陰謀的軍官的軟弱態度，對政變陰謀視而不見的行徑，把不少原本躊躇不決的軍官推向了陰謀集團一邊。阿薩尼亞的後任卡薩雷斯·奇洛加盲目樂觀，拒絕相信關於政變陰謀的消息和傳聞，就連叛亂真的發生後，他還不願相信[46]，他的盲目樂觀，真的應該在史書記下一筆。當凱波·德·利亞諾將軍指揮塞維利亞叛軍的時候，卡薩雷斯還堅持認為他忠於共和國，準備派他去鎮壓叛亂。

然而，由於共和派領袖對政變陰謀的寬容，就對他們做出嚴厲的判決，這多少有點不夠公正。卡薩雷斯·奇洛加和阿薩尼亞跟他們所代表的政治團體與社會力量一樣，被夾在兩道火牆之間，所以他們才會猶豫不決。阿薩尼亞曾在一九三三年宣稱：他寧可在堂堂正正的戰鬥中失去權力，也不願意靠陰謀詭計贏得權力。可是，發生在一九三六年的西班牙的這種鬥爭，並不是他期盼的那種堂堂正正的戰鬥，也不是他熟悉的那種議會裡的較量。這是敵對的社會階級之間的殊死搏鬥，他曾想避免這種對抗，卻徒勞無功。這個任務根本不能在議會框架內得到解決：大選才剛過去幾個月，議會就已經不能真實地反映這個選出了它的的國家了。右翼議員（大部分屬於右協）所代表的那些選民——至少是那些選民中最活躍的人——如今已經投靠了極右派，而極右派的代言人已經不是希爾—羅夫雷斯，而是卡爾沃·索特洛。同時，人民陣線的大部分選民已經變成了一股爆炸性的力量，不再受他們的領袖控制。人民陣線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勝利，他們想要通過自發的直接行動與革命暴力，來發揚、擴大、鞏固和完善這個勝利。

議會制共和國陷入了兩面夾擊——一邊是工農革命，另一邊是軍隊與法西斯反動勢力。雙方的武裝鬥爭——內戰——就是阿薩尼亞與卡薩雷斯·奇洛加的政策的破滅與破產的信號。所以他們才竭力避免內戰，而他們避免內戰的方法，就是輪流打擊每一個敵人，但又小心地控制打擊的力度，不讓敵人遭到過度的削弱，以免讓另一個敵人佔了上風。

政府全面改變了它在全國和議會中的方針，它輪流逮捕長槍黨分子和無政府主義者，關閉雙方的辦公室。總而言之，它拒絕對將軍們進行嚴厲的懲罰，因為它如果這樣做了，它就不得不把工人武裝起來；它以同樣的魄力，拒絕對罷工運動和工農暴動進行嚴厲的鎮壓，因為它如果這樣做了，它就只能聽憑將軍們宰割。它被兩股敵對的力量夾在中間，只好玩起了危險的雙重遊戲：它在左派的壓力下，逮捕了普里莫·德·里維拉，但這位長槍黨的領袖卻可以隨意會見他想見的人，政府還得在軍方的圈子裡，向每一個願意傾聽的人解釋：這是唯一能保證他的安全的辦法。[47]有許多革命者暗示說，政府面臨著政變陰謀的威脅，可它對此並沒有採取徹底深惡痛絕的態度，因為政變陰謀或許會有助於阻止革命運動，按照普里耶托的說法，可以把革命限制在「合理要求」的範圍內。

落在這個政府頭上的一切責難，都可以歸結到它唯一的一個缺陷上面：它是虛弱無力的。它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拖延時間，苟延殘喘，躲避那終將降臨到它頭上的毀滅。

[1] 曼努埃爾·波爾特拉?巴利亞達雷斯（ManuelnPortela y Valladares，1868年1月31日——1952年4月29日），西班牙政客，曾於1910年至1912年任巴塞羅那州長，1923年9月任公共建設大臣，1935年4月至9月、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兩次擔任內務部長，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擔任看守內閣總理。——中譯者注

[2] 這些事件的具體順序是：1935年9月25日，由於激進黨接連曝出醜聞，右協宣布不再支持激進黨政府，導致雷魯克斯政府倒台，由無黨派議員華金·查帕普里耶塔（Joaquín Chapaprieta）接任總理。查帕普里耶塔政府提出的預算案被右協駁回後，查帕普里耶塔便於12月14日辭職。希爾—羅夫雷斯向阿爾卡拉—薩莫拉提出由他出任總理，遭到阿爾卡拉—薩莫拉拒絕。阿爾卡拉—薩莫拉任命無黨派議員波爾特拉?巴利亞達雷斯擔任總理，試圖在議會中拼湊出一個支持政府的多數派，但波爾特拉?巴利亞達雷斯已無力回天，便於12月30日辭職，但他作為看守內閣總理一直留任到1936年2月19日。1936年1月7日，阿爾卡拉—薩莫拉下令解散議會，並於2月16日舉行大選。——中譯者注

[3] 比方說，某選區分到30個議席，在該選區競選的有甲、乙、丙三個黨，三個黨的得票率分別為49%、33%、18%。如果三個黨全都獨自參選，則甲黨可獲得20席、乙黨10席、丙黨0席。但乙黨如果和丙黨結成競選聯盟，則乙丙聯盟總共可以獲得24席，甲黨只能獲得6席。但乙黨和丙黨分別獲得的議席數量不是按照他們各自獲得的選票在乙丙聯盟的總票數中所佔的比例來決定的，而是根據兩黨事先達成的協議來分配。——中譯者注

[4] 其實，在1933年大選中，以右協和正統派聯盟為首的右派同盟（Unión de Derechas）獲得了31.02%的選票，而以社會黨為首的左派聯盟（Coalición de Izquierdas）得票率只有21.68%。——中譯者注

[5] 長槍黨最後僅獲得46000票，無人當選議員。——中譯者注

[6] 安東尼奧·拉莫斯·奧利維拉（AntonionRamos Oliveira，1907—1975），西班牙作家、記者、外交官。——中譯者注

[7] 拉莫斯·奧利維拉，《現代西班牙的政治、經濟與人物1808—1946》，第535頁。——原注

[8] 迭戈·阿巴德·德·桑蒂利安（Por quenperdimos la Guerra，布宜諾斯艾利斯，Ediciones Iman，1940年，第36—37頁）說他和加西亞·奧利維爾同意這一點，但杜魯蒂反對。——原注

[9] 部分選區沒有一個政黨或政黨聯盟的得票率達到40%，還有一些選區需要舉行第二輪投票才能決出勝負，這些選區便在三月進行了補選。新政府還宣稱格拉納達有兩個選區發生了舞弊行為，必須在五月重新舉行選舉。五月之後，各方的議席數量才最終確定：人民陣線285席，右派131席，中派57席。——中譯者注

[10] 這個黨是波爾特拉·巴利亞達雷斯在1936年1月底臨時拼湊出來的，正式黨名為民族共和中派黨（Partido de Centro Nacional Republicano）。內戰爆發後瓦解。——中譯者注

[11] 五月後的最終結果為：激進共和黨5席、民族共和中派黨17席；右協88席、西班牙農民黨（PartidonAgrario Espa?ol）10席、西班牙復興運動12席。——中譯者注

[12] 五月後的最終結果為：左派共和黨87席、共和同盟37席、加泰羅尼亞左派共和黨21席（原文中的37席可能是把加泰羅尼亞地區的另外幾個左派小黨的議席也算進去了）、社會黨99席、共產黨17席、統工黨1席、工團主義黨2席。——中譯者注

[13] 人民陣線在大選中獲勝後，阿薩尼亞於1936年2月19日出任總理，為了競選總統，他於5月10日辭職，由奧古斯托·巴爾西亞·特雷列斯（Augusto Barcia Trelles，1881—1961）臨時頂替總理一職，5月13日又由卡薩雷斯·奇洛加接任。叛亂爆發後，卡薩雷斯·奇洛加於7月19日辭職，由馬丁內斯·巴里奧接替。——中譯者注

[14] 按照1931年的西班牙共和國憲法，總統可以解散議會兩次，但在第二次解散議會後，新選出的議會就要對總統解散議會的行為進行審查，如果總統提前解散議會的行為被認為是「沒有正當理由」的，議會就可以彈劾總統。阿爾卡拉—薩莫拉已在1933年解散過一次議會，所以1936年這次是他第二次解散議會，而新一屆議會中他的支持者非常少，所以就被彈劾了。1936年4月7日，阿爾卡拉—薩莫拉被議會彈劾後，由馬丁內斯·巴里奧擔任臨時總統。5月11日，阿薩尼亞正式當選為共和國總統，他於1939年3月1日辭職。——中譯者注

[15] 普里耶托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過：阿薩尼亞總統曾邀請他組閣，但他拒絕了，這主要是因為「本黨里的一些人」敵視他，如果他組閣，可能會削弱人民陣線，而「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護（人民陣線的）完整」。（轉引自卡洛斯·拉馬[Carlos Rama]，《二十世紀的西班牙危機》[La crisis Espanola del siglo XX]，墨西哥城，Findo denCultura Economica，1960年，第238頁。）——原注

[16] 克洛德·鮑爾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第220頁。——原注

[17] asentamientos的本意為「居住地」，這裡指的是農民自發佔領地主的土地，並在上面耕種和居住的行為。——中譯者注

[18] 請參閱馬德里社會主義者集團的決議（《myxi》，1936年4月）：「無產階級不能將自己的活動局限在保衛資產階級民主的範圍內，為了實現自己的社會革命，必須使用一切能保證奪取政權的手段。在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政府的形式將是無產階級專政。」——原注

[19] 布倫南，《西班牙謎題》，第305頁。

[20] 薩爾瓦多·德·馬達里亞加·羅霍（Salvadornde Madariaga y Rojo，1886年7月23日——1978年12月14日），西班牙外交官、作家、歷史學家。——中譯者注

[21] 「弗朗哥將軍年輕、富有才幹，在軍中人脈廣泛，他的個人威望，使他最有可能成為反共和國體制運動的領袖。」——原注

[22] 阿里斯蒂德·布里昂（AristidenBriand，1862年3月28日——1932年3月7日），生於南特的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青年時即投身左翼運動，參加了法國社會黨，1902年當選為眾議員，1904年與饒勒斯一起創建《人道報》。1906年首次入閣，擔任公共教育與文化部長，在1906年至1932年曾26次出任內閣部長。1909年7月出任總理，在1909年至1929年間曾11次出任總理。——中譯者注

[23] 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的立場更接近普里耶托，而不是拉爾戈·卡巴耶洛。請參閱西共總書記何塞·迪亞斯於6月1日在薩拉戈薩發表的講話：按照迪亞斯的說法，罷工是「（無產階級）爭取提高工資或改善生活條件的強力武器。」但在發動罷工之前，應該仔細考慮一下，「除了罷工，是否還有別的辦法能夠解決爭議。」他還說：「這是因為，現在老闆們會挑唆和鼓勵罷工，以便進行政治上的怠工；法西斯分子也混入了某些組織，充當挑釁分子，以便為反動勢力效勞。」統工黨的態度與共產黨完全相反：「對資產階級民主來說，革命已經結束了。而對工人階級來說，正好相反，現在只是革命的一個發展階段……反動勢力每後退一步，革命每前進一步，都是無產階級的主動性與超出法律的行動（extra-legal action）的直接結果。」（安德烈烏·寧發表在1936年7月的《新時代》[Nueva Era]上的文章，收錄於《西班牙革命的問題》[Les problems de la revolution espagnole]，巴黎，Fleury，1939年。）——原注

[24] 路易斯·希梅內斯·德·阿蘇瓦（LuisnJiménez de Asúa，1889年6月19日——1970年11月16日），生於馬德里，曾在馬德里中央大學學習刑法。1931年參加社會黨，並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主席。1936年當選為社會黨副主席。共和國被顛覆後流亡國外，1945年至1970年擔任流亡議會議長，1962年至1970年擔任共和國流亡政府總統。——中譯者注

[25] 拉蒙·塞拉諾·蘇涅爾（Ramón SerranonSu?er，1901年9月12日——2003年9月1日），生於瓦倫西亞，他是何塞·安東尼奧·普里莫·德·里維拉的同學、弗蘭西斯科·弗朗哥的姻親。內戰初期成為長槍黨的領袖，積极參加反動陣營的叛亂陰謀。1936年至1975年任長槍黨主席。1938年至1940年任內務部長，1940年至1942年任外交部長。——中譯者注

[26] 愛德華多·奧爾特加·加塞特（EduardonOrtega y Gasset，1882—1964），西班牙共和派政客，他是西班牙著名哲學家何塞·奧爾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的哥哥。人民陣線在大選中獲勝後，曾於1936年至1937年任總檢察長。——中譯者注

[27] 曼努埃爾·安德雷斯·卡薩烏斯（ManuelnAndrés Casaus），西班牙共和派活動家，1934年9月10日在聖塞巴斯蒂安被不明身份的槍手暗殺。——中譯者注

[28] 盧西亞諾·馬倫布雷斯·弗蘭塞斯（LucianonMalumbres Francés，1890—1936），西班牙記者，1936年6月4日被長槍黨暗殺。——中譯者注

[29] 曼努埃爾·佩德雷加爾（ManuelnPedregal），法官，曾將涉嫌刺殺希梅內斯的兇手判刑，1936年4月13日被暗殺。——中譯者注

[30] 卡洛斯·法拉烏多·德·米切奧（CarlosnFaraudo y de Micheo，1901年4月19日——1936年5月9日），突擊警察上尉，1931年參加社會黨。曾協助社會黨訓練民兵。1936年5月8日在與妻子散步時遭到長槍黨襲擊，次日不治身亡。——中譯者注

[31] 何塞·德爾·卡斯蒂利奧·薩埃斯·德·特哈達（José del Castillo Sáez de Tejada，1901年6月29日——1936年7月12日），突擊警察中尉。同情社會主義。1936年4月14日後曾多次鎮壓極右翼分子的暴動，7月12日被長槍黨暗殺。他的死激起了群眾對長槍黨的義憤，成了內戰的導火索之一。——中譯者注

[32] 克拉拉·坎波亞莫爾（ClaranCampoamor）認為，法拉烏多和卡斯蒂利奧曾當過社會黨民兵的教官，所以才會被殺。長槍黨分子布拉沃·馬丁內斯（Bravo Martinez）自稱他有幸在長槍黨的「前線」上處決了這些人。——原注

[33] 埃米利奧·莫拉·維達爾（EmilionMola y Vidal，1887年6月9日——1937年6月3日），生於古巴。1907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曾參加里夫戰爭。1927年晉陞為準將。1930年曾任保安警察總監一職，他是王國時期的最後一任保安總監。1936年開始積极參加政變陰謀，成為陰謀的主要策劃人之一。叛亂爆發後，擔任北部叛軍司令，並在十月率軍進攻馬德里。他是「第五縱隊」這個詞的創造者。1937年6月3日因空難身亡。——中譯者注

[34] 拉法埃爾·比利耶加斯·蒙特西諾斯（RafaelnVillegas Montesinos，1875—1936），叛亂陰謀集團成員，最高法院軍事庭審判員。叛亂髮生後被共和國政府逮捕，1936年8月23日被處決。——中譯者注

[35] 瓦倫丁·加拉爾薩·莫蘭特（Valentín GalarzanMorante,1882—1951），右翼軍官，西班牙軍事同盟創建人之一，曾參加桑胡爾霍政變。積极參加了1936年的軍事政變陰謀。——中譯者注

[36] 貢薩洛·岡薩雷斯·德·拉拉（GonzalonGonzález de Lara，1874年10月8日——1936年7月22日），政變陰謀集團成員之一，1936年7月時任第11步兵旅旅長。在瓜達拉哈拉發動叛亂後，被共和軍擊斃。——中譯者注

[37] 經查證，陰謀集團中並沒有叫RodrigueznCarrasco的人，可能作者指的是陰謀集團成員曼努埃爾·岡薩雷斯·卡拉斯科（Manuel González Carrasco）。——中譯者注

[38] 路易斯·奧爾加斯·約爾迪（LuisnOrgaz Yoldi，1881年5月28日——1946年1月31人），政變陰謀集團主要成員，死硬的保王派。——中譯者注

[39] 貢薩洛·凱波·德·利亞諾·希埃拉（GonzalonQueipo de Llano y Sierra，1875年2月5日——1951年3月9日），在普里莫·德·里維拉獨裁時期，曾進行過反對獨裁政權的鬥爭，並因此在1928年被勒令退役。1930年曾參加推翻阿爾方索十三世的密謀，事敗後流亡葡萄牙。1931年回國後，曾擔任過邊防部隊總監。1936年5月參加政變陰謀集團。內戰期間曾擔任南方叛軍司令。——中譯者注

[40] 米蓋爾·卡瓦內利亞斯·費雷爾（MiguelnCabanellas Ferrer，1872年1月1日——1938年5月14日），騎兵軍官，曾參加里夫戰爭。在1931年曾幫助過共和派，共和國成立後曾擔任過安達盧西亞總司令、摩洛哥駐軍司令。1936年7月發動叛亂，死前曾擔任陸軍總監。——中譯者注

[41] 多梅內克·巴蒂特·梅斯特雷斯（Domènec Batet inMestres，1872年8月30日——1937年2月18日），曾參加過鎮壓古巴革命和里夫戰爭。共和國成立後，鎮壓了1934年10月的加泰羅尼亞起義。內戰爆發後，被叛軍關押，1937年被叛軍槍殺。——中譯者注

[42] 弗蘭西斯科·哈維爾·德·薩拉斯·岡薩雷斯（FrancisconJavier de Salas González，1871—1936），1935年曾任海軍部長，1936年參與叛亂陰謀，叛亂爆發後被共和國政府逮捕，1936年11月8日被處決。——中譯者注

[43] 利薩爾薩，《納瓦拉密謀回憶錄》，第106頁。——原注

[44] 1936年7月12日，叛亂集團成員趁摩洛哥駐軍舉行演習之機，在摩洛哥的利亞諾·阿馬里利奧（Llano Amarillo）宣誓，決心推翻共和國。1940年弗朗哥下令在此地建造一座紀念此事的紀念碑。——中譯者注

[45] 安德列斯·薩利凱特·蘇梅塔（Andrés SaliquetnZumeta，1877年3月21日——1959年6月23日），1893年入讀托萊多步兵學校。畢業後參加了鎮壓古巴革命的戰爭，並參加過里夫戰爭。1923年晉陞為準將，1929年晉陞為少將。叛亂爆發後，於1937年6月出任叛軍中央集團軍總司令。——中譯者注

[46] 人們送他一個綽號叫「西維利昂」（Civilion），這本是一頭逃出鬥牛場的著名公牛的名字。——原注

[47]克洛德·鮑爾斯，《出使西班牙（1933—1939）》，第213頁。——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