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生死如螻蟻，每座橋都是無家者的家

感謝@周祚@飛鳥冰河以及知影諸多小夥伴的指點。

昆明，西站立交橋。

對流浪者而言，這裡是這座城市中不多的「宜居之地」——立交橋四通八達，南、北、西三側成群的居民區每天產生大量生活棄物，是拾荒者的金礦；東面的大學城、翠湖有大量公共設施，提供遊盪的去所；2.5公里外就是城市的心臟南屏街，而600米外，酒醉金迷的文林街人來人往。

立交橋下是一個隱秘的綠化帶，想要進去，需要橫穿馬路，趟過立交橋分流而下的滾滾車流。撥開橋下垂下來密密層層的藤蔓植物。站在橋下的空間里，風從四面八方灌入，兩側車輛駛過，回聲震耳，令人手足無措。

這裡，就是那些無家者們的家。

雖然嘈雜並且荒涼，但能遮風擋雨，已是城市對於流浪者最大的慈悲。這裡曾居住過十幾個流浪者，而今只剩兩個，劉淑芬，楊保紅。

劉淑芬60歲。瘦小，佝僂，緩慢。

立交橋下曾有別的老人，後來要麼回老家，要麼被親戚接走。劉淑芬不能擁有這樣的幸運。

五十年前，和哥哥從貴州到昆明，在工廠掃地。後來嫁人，因為不能生育，兩年後離婚，跟著哥哥過日子。六年前哥哥去世，被侄女趕出門。搬回工廠住了幾年，廠址拆遷，她又被趕出來，再沒有去處。

三年前，劉淑芬回過老家。離家半生，故舊凋零，她無處投奔，只能再回昆明。昆明還有個堂兄，前些年也去世。劉淑芬去堂兄女兒家住過一夜，然後離開。她沒有說遭遇了什麼，只喃喃地：「沒有錢，親戚一個不理一個。」

半年前，劉淑芬住進立交橋下。

這裡並不安全，住進來的第一晚，凌晨2點，睡夢裡被掐住脖子，刀就頂在肋骨，現金和值錢的東西被洗劫一空。幾天之後，兩個年輕男人搶劫後，要「順帶」強姦。劉淑芬哀告「我都70歲的老人了」，才得以倖免。

有人搶，有人偷。「家」里的東西常不翼而飛。有時是撿來洗凈的衣服，穿在「鄰居」身上。有時是做飯的鍋，到了另一群流浪者石頭壘起的灶台。

文明的旮旯里，法律、正義並不存在，弱肉強食就是秩序。面對欺侮，劉淑芬從不反抗，這令為惡者更加囂張。到後來，別的流浪者會當著她的面拿走東西，偷竊變成搶劫。而原本偶發的搶劫成為每隔幾天的例行公事。

拾荒賣廢品是劉淑芬唯一的謀生手段。立交橋一帶，有近20個拾荒為生的人，彼此之間並不友善。年紀最大的劉淑芬，為了躲開推搡、毆打、搶劫，要花更多時間，走更多路，才能「撿」夠生活費。她見過這個城市一天所有時段的模樣。

我見過她從地面撿東西的樣子，右邊身體拖著微跛的左腿挪過去，原本佝僂的身體再極緩慢地彎下去，腿不敢彎——就像一屈腿就要坐倒。行動之緩慢，彷彿每個動作前都要緩一會兒，積蓄力氣。

飢餓與窘迫相伴。從前偶爾買一點麵條，就算改善伙食。僅有的鍋被偷去後，劉淑芬每餐只吃一個5毛錢的包子。她說：「人老了，撿不著瓶子，賣不著錢，吃不起飯。」

包子也快吃不起了——兩年前，塑料瓶五塊錢一公斤，如今三塊五；廢紙板從一塊跌到七角。劉淑芬花四天時間，只撿到86個瓶子。經過廢品收購站剋扣斤兩，一共賣了七塊錢，相當於十四個包子，夠吃四又三分之二天。

前些日子，實在熬不住了，膽小的老人鼓起勇氣，去文林街乞討，「想討點好吃的」。

這條昆明著名的酒吧街上，那麼多人，為了片刻歡愉，揮霍無度。他們衣冠楚楚，身上灑著香水，點許多燒烤，當眾送昂貴的鮮花和禮物，卻用滿臉嫌惡驅趕行乞的老人。樂意施捨的卻是外國人——5個看上去不那麼有錢，一人面前只有一瓶啤酒的外國人，每人給了她10元。

講述這些的時候，劉淑芬沒有表情，沒有動作，甚至連語調也聽不見波動。立交橋下光線昏暗，她木然地坐在長滿霉斑的破舊被褥上，彷彿更佝僂了。

前幾天，天熱的時候，環衛用洒水車巨大的水槍澆花。茂密的藤蔓植物擋住環衛的視線，卻擋不住水槍。劉淑芬的被褥衣物被淋濕，發霉。她又老又慢，來不及在洒水車的音樂里將被褥挪開。

車輛在立交橋的匝道川流，刺耳的噪音回蕩，讓人辨不清來途和去路。垂下的藤蔓植物將橋下的世界與外面隔開，站在路旁打望，根本無從看清裡面的身影，瘦小，佝僂，緩慢。

楊保紅

楊保紅刻意與「鄰居」們保持距離。他不認為自己是個拾荒者。

他在橋下搭了個帳篷，門缺了一半。帳篷外支著把傘，傘衣也破了一半。傘的上方搭著條繩子，晾著破了幾個洞的毛巾。衣服雖然髒了點，但看得出比較新。他臉上也還乾淨，只是頭髮覆蓋著一層幾天沒洗的油膩。

他用警惕的眼神看我，不願說話。卻在5分鐘後放鬆下來，話匣子開始關不住——看得出對溝通的渴望。他讓我叫他小楊。

小楊22歲，父母健在。18歲外出打工，換過許多城市和許多工作，最長2年，最短連一個月都做不滿。

打工生涯攢下5萬塊。一年前，女友和錢一起消失。小楊心灰意冷，懶得找人，也懶得工作，索性辭職。賦閑後，覺得每月交一筆房租不划算，乾脆住到立交橋下。行李寄存在朋友處，隨身帶兩套換洗衣物，走到哪裡，哪裡就是「家」。

相較劉淑芬，年輕的小楊花在拾荒上的時間短很多。下午兩三點出門，不到四小時，就可以「撿」夠30元。年輕人走得快，拿得多，懂得辨別物品的價值，也能和廢品店老闆討價還價。「運氣好的時候，一次能撿兩百多塊的東西。」

他不做飯，餓了就買，十幾塊一個的盒飯不吝嗇，只喝純凈水。每周去潘家灣澡堂洗一次，7塊錢。刨除開銷，每個月還略有結餘，所以小楊偶爾接濟劉淑芬一點錢，或者給點東西。但兩人的關係也僅限於此。劉淑芬被偷被搶，小楊都不管。「一個人在外面，少惹事好一點」。

這座城市對於小楊，並不像對劉淑芬那樣吝嗇。「工作」之餘，他可以「享受生活」，步行去近一點的翠湖，或者搭公交，去遠一點的海埂、滇池，在所有免費進入的場合遊盪。有時候在小西門站著看一會書，更多時候在網吧通宵——他已習慣晝伏夜出。因為立交橋下蚊子多，晚上睡不著。也怕白天出去遇見朋友，被發現過得不好。

離家四年，他只回去三次。住在立交橋下後，小楊沒再與家人聯繫過。他說，「出來闖，總得有點樣子才回去」「不想讓他們知道近況」。他也拒絕救助站的幫助：「覺得自己有手有腳，能做得來，還是想自食其力。」很難推斷出這些行為，究竟出於逃避還是自尊。

好在年輕人還有力量從生活的谷底掙扎。下午四點，小楊撥開藤蔓植物，從立交橋下的綠化帶走出。「時間差不多了，我該去工作了。建設路、南屏街、昆都，我哪裡都會去，以後還有遇到的機會。」

是與我重逢的機會，還是碰見來自生活的轉機？他揮揮手，留給一個背影。

我

立交橋是城市的縮影。人們擦身而過的時候彷彿發生聯繫，卻也彷彿全然無關。橋下那麼多路口，不同人奔向不同終點，必然地匯入某條關於生活的滾滾洪流。

住在橋下的流浪者們，似乎永遠在人們的視線之外，你看見他們，也全然沒有看見。他們的生死與螻蟻無異。或許每個人的生死都與螻蟻無異。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2012年，我剛成為實習記者。月薪800，沒有稿費。完成採訪後，我給了劉淑芬50塊錢，自己揣著剩下的20塊餓了兩天。時任領導不待見我，這篇稿子沒人指點，最終沒有見諸報端。

後來不久，領導被調離，我終於得到機會出頭，成為報社裡拿稿費最多的那一群。曾經遭受的冷遇，至今不能忘。等到自己帶實習生時，每每心下自我叮囑，不可冷漠，別毀了熱愛的初心。

再後來我離開昆明回到長沙，也離開媒體，抑鬱大半年。睡不著的時候，看巴西世界盃，或者驅車，像個邊緣人那樣在城市遊盪。

夜裡總有不睡的人。凌晨三點，江邊依然有戀人騎雙人自行車，廣場上有人捉對玩著柔力球，有人用水在地面寫字。我隔著很遠觀察，臆想他們臉上的滿足或者落寞。

劉淑芬告訴我，曾在深夜的文化巷看見人交媾。衣冠楚楚的男女，當街地，像兩隻動物那樣聳動，呻吟傳到巷尾，再悠悠傳回來。這一段我沒有寫進稿子，卻久久不能忘。

後來成為流浪者的我，亦見到過許多：酒吧門口，醉酒的妙齡女子被人從地上撿走；搖晃的車輛里光著身子的男女；流浪者成群結隊睡在不遠的街角。某個夜晚，他們中的兩個男人彼此上下其手，旁若無人。

我去過長沙許多立交橋下，卻從未發現流浪者。這城市在立交橋下豎起無數水泥錐，不給邊緣者立錐之地。

四年之後，我從硬碟里拿出這文章，重寫一遍。我已不做記者，也不再記得前任領導的面孔。我早已比她賺得多，可這實在沒什麼好誇耀的。我只遺憾，在短暫的職業生涯里，沒有寫出什麼像樣的章句。

孤獨的時候，我想講個故事給你聽。故事很爛，我只是想說說話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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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目｜神的劇本人在演

主編｜周祚

責編｜周祚＆喵臣

夜影｜夜裡的花，地下的泉，衣服襯裡的圖案，沉默的愛情。沒人看見的努力，寫了又撕掉的詩。我只想在孤獨的時候說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