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變，以及僧人捲入政治

傳統佛教和民間信仰的結合，流傳下很多糟粕。比如超度亡靈、放焰口等。這些並不符合佛教本旨，正信而有學養的僧人一向反對，太虛、印順、聖嚴諸法師，都是如此。但聖嚴到了晚年，也在法鼓山做起了水陸法會。何以如此呢？因為錢。寺院的建設和維護，僧團的日常開銷，都需要錢。直接去募化，錢很少。做水陸法會，錢嘩嘩來了。

也有信眾讚歎堅持不做水陸的寺院，但那些人大多不太願意出錢。往往是越迷信的人，越肯出錢。或許是怕因果輪迴，或許是想積攢福德，他們捐錢很大方。

在聖嚴的時代和處境下，假如想堅持不做水陸、焰口，信眾的剛需得不到滿足，慢慢就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廟蓋不起來，人越來越少，反而不宜弘法化眾。

這個世界上，理想主義者很少。物競天擇，理想主義者十分容易被淘汰。但這並不意味著有理想主義情結的人少。十之八九的人，身上都多多少少潛藏著理想主義情結。只是一旦發現，呵護理想的成本太高，篤定的堅持往往受挫，馬上轉身變為滑頭。

因此，僅僅是擁有理想主義情結，完全不能叫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者是願意並且有能力呵護理想使之不墜的人。願意很簡單，但有能力很難。理想主義者的稀缺在於很多有望成就的種子在競爭中早夭了。而競爭的勝利者，有心去扒一扒他們的發家史，大多由庸俗而卑劣的手段構成。勝利者往往喜歡打扮成理想主義者的模樣，一旦讓世人洞穿，他的勝利就難乎為繼。假冒的理想主義者很多，真正的理想主義者極少。

由於庸俗的勝利者喜歡披上理想主義的皮，而真正理想主義者又不介意權變地做看起來庸俗的事情，二者在世人眼裡，區別起來十分困難。

太虛大師和聖嚴法師，都是堅定的理想主義者，但他們的作為經常被人詬病。太虛坐船，都是坐頭等艙，別人指指點點：一個和尚坐頭等艙，這麼貪圖享受是出家人該有的樣子嗎！他們不知道，太虛坐頭等艙，是要結識上流社會的人，為了佛教向他們要錢和政策。

如果沒有讀過太虛和聖嚴的書，熟悉他們的知識與見地，看到他們同政治的密切過從恐怕很難體會其初衷。陳水扁在任時，四次上法鼓山拜訪聖嚴。2006年6月，台灣朝野上下都對陳水扁表示不滿。陳水扁輕車簡從上法鼓山，對聖嚴表示，自己的慈悲和智能都不足。

2008年2月，馬英九在競選前，參加法鼓山的除夕撞鐘活動，用力過猛，把繩索扯斷了。聖嚴說，「撞鐘主力，應當都在僧團法師身上，貴賓們只要做出撞鐘的樣子即可，並不需要特別施力。」5月，馬英九競選獲勝。

讀聖嚴的書就會明白，他對政治並沒有興趣。對政治興趣濃厚的人恐怕也不太會捨得花六年時間去閉關。但為了弘法化眾，很多應酬往來也不能避免。聖嚴晚年，保持著三天洗一次腎的頻率，卻在這幾年裡，連續不斷地接待政商各界人士。一邊抱著病軀，一邊對陳水扁等講懺悔、發願和迴向。聖嚴也清楚，講這些未必有直接的效果，有個董事長因為公司被調查，心中苦悶，上山找聖嚴，聖嚴開導了他，幾天後跳海自殺了。但聖嚴並不厭倦。在外界看，這是僧人捲入政治。但僧人捲入政治很多時候並非出於對政治的興趣，而是需要藉助政治的力量。

僧人與政治關係密切，並不奇怪。史上最著名的兩位高僧，鳩摩羅什和玄奘，都和政治十分密切。鳩摩羅什被後秦高祖姚興親自迎入長安，以國師的身份禮待。玄奘也十分變通，他在學術上，堅持認為所處的時代沒有轉輪王，但在給太宗高宗皇帝的信和上書中，稱他們為轉輪王。

這是妄語嗎？不是。這是隨順世俗的善巧方便。佛教很分得清第一義諦和世俗諦，在世俗意義上，把君主比喻成轉輪王，或者說，期待君主是轉輪王，只不過是與俗無諍的稱呼。就像廣東人習慣稱小伙靚仔，不代表他真的靚。

如果不能隨順世俗，理想主義者會舉步維艱。要堅持理想，要緊的不是理想，而是智慧。在智慧一步步開啟的過程中，如能不忘理想的堅持，就可以叫理想主義者了。如果一旦忘掉，就庸俗了。智慧也不再是智慧，而是精明了。

佛教有個詞，叫應機度化。菩薩度一個人，要照顧他的根機。不照顧根機，他跟你是沒緣分的，也度化不了他。但初機凡夫，和菩薩的見地差別很大，你將自己的見地不加善巧地說於他，實際上是放棄了他。對一個貪嗔痴慢疑習氣很重的人，說不要崇拜偶像，並不存在主宰命運的終極力量，只會給他帶來疑惑和惶恐。

理想主義者和世俗的扞格，多源自理想主義者格物不力。從外在看，是對諸事諸務的洞察還不夠明白；從內在看，是所知障與法執還很堅固。換言之，他還不能理解和自己不一樣的人。因為不理解，會執著地堅持某些見解和認知。用孔子的話說，「可與立，未可與權」。

理想和事相不一樣。抱定理想不肯動搖，叫堅持；抱定事相不肯動搖，叫執著。理想不動搖，事相上靈活處理，叫權變。動搖了理想，就不叫權變，而叫妥協了。

理想主義者是毫不妥協的人。在毫不妥協的情形下，之所以還能生存，在於懂得權變，才既不流於庸俗，又不至於冥頑。

法鼓山雖然做了水陸法會，但都經過改良修訂。把傳統水陸中燒紙人、紙馬、紙錢這些都刪掉了，使儀軌符合現代環保的要求，並盡量減少迷信成分。歷史上不乏改變傳統的高僧，如百丈淮海、雲棲袾宏等。大眾需求和文化土壤，很難遽然改變。要想影響大眾，得先令大眾接納。如果因為見解不同，就對眾人敬而遠之，那就談不上影響大眾了。

權變的基礎，在於對事物本質的不同理解。妥協則是在並不理解的情形下讓步。妥協很簡單，只是態度問題，權變則是智慧問題。權變不是說變就變，它有格物工夫的要求。

權變要求理解和自己不一樣的人到底是如何想的，造成如此想法的諸多因緣是什麼。換言之，權變要求具備「天眼通」等能力，能看清他人的處境態勢及前因後果。好比權變的人站在山頂上，看見山中錯綜複雜的小路和小路上的行人，行人並不清楚哪條路是正確的、離山頂最近的，只能隨大流去走，行人的遮蔽是受自身位置所限。山頂的人不僅明了一切道路，也明了山腰的人之所以迂迴曲折的原因。由於對此瞭然，雖然和他們見解不同，但不會產生抵牾。

人們常說換位思考，但很多時候，換位思考並不能成立。普通老百姓沒辦法和市長換位思考，因為他的屁股從來沒有坐到市長位置上過。但市長可以換到縣長的位置上思考，因為他的屁股曾在那裡坐過。能換位的人，一定是對同樣的生活、同樣的境界有所浸淫。所以，權變之難，難在致知。

很多人認為，迷信是由於知識的匱乏。這種見解，源於自負的蒙蔽。暗含的意思是，自己受過良好的教育，具備系統的知識和科學的態度。如果問他，為何牛頓晚年從宗教上尋找寄託，他不敢說牛頓知識匱乏或科學精神不足，只能視為特例或歸因於老年的糊塗。

其實，一個人是否相信宗教，以及如何理解宗教，知識上的差別是很次要的，重要的差別在基因上。知識和閱歷只是作用微小的外緣。但人總傾向認為自己才是正確的，因此願意將先天的區別劃為後天，這樣就容易感知自己的成就。這種自以為是，是覺悟程度不足的體現。

覺悟的程度，可以體現為涵養。比如一個人受到很重的謾罵和侮辱，並不生氣。在外界看來，他是非常有涵養的人。但實際上，涵養只是表象，不生氣是因為他的覺悟程度深，能夠理解謾罵和侮辱的來龍去脈，而不至於動氣。

僅從外在去模仿涵養，往往是照貓畫虎。因為關鍵是不動氣，而不是克制情緒，掩飾怒氣不外露。那樣就揚湯止沸，很難成就。所以《近思錄》講：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唯有覺悟程度的提升，才是真正的進益。

鳳凰新聞客戶端主筆 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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