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拜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城市？

對於初次造訪迪拜的人來說，最先感到震撼的不是令人眼花繚亂的高樓大廈，而是這裡的喧囂和人氣。

即使是在清晨短短的幾個小時里，當希斯羅機場這樣的大型機場都還空無幾人時，迪拜國際機場就已經聚集了成千上萬的遊客、商人和務工者。這些背景各異的人們帶著不同的訴求來到這裡，敲響了這個最負盛名的、繁華的海灣國家的大門。抵達主航站樓的旅客們通常需要花上十幾分鐘緩慢地穿過錯綜複雜的甬道，才能最終來到兩個辦理入境手續的地方。

第一處是一個裝飾優雅的大廳，廳內40條整齊有序的隊列通向檢查護照的櫃檯，櫃檯的工作人員都身著酋長國制服；這裡是為持有海合會、美國、加拿大、歐洲和其他一些富裕國家的護照的人準備的。大廳門前不遠處、坐落在電梯底端的是另一個稍顯陰冷的、更為擁擠的入境處，這是為需要提前辦理簽證才能入境的人準備的。在此苦苦等待的，是來自南亞、非洲、非海合會阿拉伯國家、中國和前蘇聯國家的公民。

在這個資本、商品和人員飛速流動的全球化世界裡，迪拜的日常入境檢查程序具有啟發意義。儘管人們大力鼓吹流動性的重要性，「國籍」所體現的一種更為古老的秩序依然存在。在常被形容為「部落林立」、「缺乏歷史」的海灣國家，坐擁權力的人時常會忘記，歷史總是在政治上、道德上將他們與那些沒那麼強大的人們捆綁在一起。這種遺忘歷史的傾向——這是一種對權力、領土的掌控和無情的經濟計算所留下的遺產——在今日的海灣地區仍在上演。

迪拜是其中最好不過的例子。《世界是平的》一書的作者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曾寫道，迪拜是「我們期許中的阿拉伯世界的樣子」，是一個「儘管有它自己的瑕疵」，卻用財富的增長展現全球化邏輯的地方。在這種解讀中，迪拜就像一個謙遜的學徒，而西方就是它睿智的導師，剩下的阿拉伯世界則是任性而無知的問題兒童。

在左翼作家那裡，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卻告訴我們，迪拜根本稱不上典範。甚至，它是一出恐怖秀，充分體現了超級資本主義的粗劣性。戴維斯從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視角看待全球經濟，他認為在迪拜「商業發展的不同階段都被收縮到一起，以實現一種最大規模的購物、娛樂和建築奇觀的完美綜合。」也就是說，迪拜最表面（或最膚淺）的方面成了人們爭論的焦點，而它內在的政治經濟則幾乎無人關注。正是全球化讓所有那些堅實可靠的東西——諸如國家邊界及其所施加的限制——化為煙雲。

解密迪拜奇觀

資本流入迪拜又消失無蹤——或者說，資本在迪拜如幻影般變化重生。那些資本的持有者無需擔心國家的干涉。用政治科學家詹姆斯?斯考特（James Scott）的話來說，在迪拜，資本及其擁有者變得「難以辨認」了，因為「可辨識性」是實現集中管控的必要條件。

從很早以前，迪拜政府就開始培育一種商業環境良好的酋長國形象。在20世紀的頭十年里，迪拜統治者為那些逃避卡扎爾王朝（Qajar）新引入的進口關稅的伊朗商人提供了稅收和地租的激勵，這大概是該城市最早的資本外流案例。

從1830年代迪拜建立到1971年迪拜獨立並成為阿聯酋的一部分，迪拜一直是坐落在連接伊朗、伊拉克、印度以及桑給巴爾和亞丁港口的航線上一個停滯不前的地方。甚至，其人民即便是用於維持生計的基本收入也難以保證。

1930年代，經濟蕭條和由於日本珍珠的出現致使本土採珠經濟的崩潰還引發了迪拜空前的大饑荒，幾乎摧毀了所有的村莊。於是在1938年，出於對現狀的不滿和對未來的長遠考慮，迪拜的統治者Sa『id bin Maktoum做出了一個具有先見之明的決定——與商人階級結盟。

進入1970年代，阿聯酋開始更全面、深入的捲入世界經濟之中，政治與經濟風險也隨之增加。1958年在阿布扎比、1969年在迪拜分別發現了石油。到1966年，總統扎耶德（Zayid bin Sultan Al Nahayan）推翻其兄沙赫布特（Shakhbout）成為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開國總統，並在1971年完成了阿聯酋的石油工業國有化。1968至1973年間，迪拜經濟擴張了七倍。

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開啟的石油禁運（美國對以色列的緊急補給，使以軍能抵擋住埃及和敘利亞軍隊，憤怒的阿拉伯世界於1973年對美國、西歐和日本實施石油禁運）使海灣地區經濟擴張，也使伊朗和伊拉克大發橫財。兩年後，黎巴嫩爆發內戰，這個中東曾經的金融、旅遊業中心迅速陷入衰落。

伊斯蘭政治開始動搖中東秩序，在1979年，伊朗的伊斯蘭革命（又稱1979年革命，是1970年代後期在伊朗發生的歷史事件，伊朗君主立憲政體在過程中被推翻，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共和國）推翻了伊朗的國王巴列維，而沙特家族也幾乎遭受了同樣的打擊。同年，蘇聯在阿富汗陷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災難性的衝突。此後，伊朗和伊拉克於1980年也走向戰爭。

正是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迪拜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轉折。在1970年代以前，迪拜的貿易大部分局限於手錶、家電、黃金等一些精緻商品的再出口。而在石油熱以及各種事件之後，迪拜變成了中東政治亂局中名副其實的「安穩鄉」。到1990年代，蘇聯解體以及印度和一些非洲國家的新自由主義思潮使這些國家的資本開始自由流動起來，並越來越多地流向了迪拜。更多的資本——金融資本和人力資本——則是來自1991年以來經歷海灣戰爭的伊拉克。

這並不是偶然，因而，在正是1990年代早期，迪拜開始在穆罕默德?拉希德?馬克圖姆（Sheikh Mohammed bin Rashid Al Maktoum）的領導下大刀闊斧的修整市容。巨大的、造型誇張的建築拔地而起，成群的自由貿易區開始出現，一個真正「商業友好」的迪拜誕生了。投機倒把、洗錢以及合法的租賃加速了迪拜的發展。政府重申了1938年與商業資本達成的協議——前者不會幹預後者的運作。並且，鑒於馬克圖姆本人成為了私營領域最大的股東，執行這一協議對迪拜而言也就容易多了。

迪拜五十年間的巨大變化，作者：七談君，圖片來源：http://wanhuajing.com

隱藏的城市另一面

如果說資本在迪拜是難以辨認的，那麼迪拜的移民——即那些一手打造了迪拜光鮮外表的人們——則太過「容易辨認」，並且可以說，太過任人擺布。隨著1990年代迪拜的建設狂潮而來的，是成千上萬來自孟加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以及其他東南亞國家的務工移民。所有這些移民都曝光在政府的監管之下，他們在工作之餘往往囿於這座城市不為人所見的那些偏僻角落。

絕大多數外來工都住在遠離市區的Sonapoor勞工營。在這城市的邊緣，一個地標性建築是al-Mulla中心，它修建於1979年，是迪拜最古老的購物商場。Al-Mulla如今被視為一道關卡——任何體面的歐洲人或本地阿拉伯人都不會冒險越過它。或許是意識到了這一點，這些務工者給他們的勞工營取了一個不體面的名字。「Sonapoor是一個非常壞的詞，」我在迪拜的嚮導告訴我。

他還補充說這個詞來自馬拉雅拉姆語（印度喀拉拉邦的通用語言），指的是女人的性器官。實際上，這個名字出自印地語，意思是「黃金之城」。我的嚮導並非來自喀拉拉邦，他或許是搞錯了。但他所認定的這個詞的意思，以及它的實際含義，折射了這些勞工對迪拜的各種複雜感情。對於許多巴基斯坦和其他準備移民迪拜的南亞人來說，這裡就是夢想中的城市，來到這裡就能很快賺到一大筆錢，從而結束在家鄉的貧窮生活。然而，同樣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在這座城市的實際遭遇卻是痛苦、黑暗而諷刺的。

當我乘坐的汽車駛出迪拜城市的主道、駛進未經鋪設的小道時，目之所及是一片低矮的建築。路上擠著身穿不同公司制服的人們，他們或是正要趕去上工，或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巨型巴士來來往往，乘客清空又被裝滿，如此反覆。我們經過了好幾個勞工營。「那個是al?Habtour」，我的嚮導說，指向一個迪拜建築公司。「這個是al-『Abbar。」這些都是大公司，有著不容通融的安保團隊，以及對工人更為嚴格的管控。要混進這種公司實在太過冒險。

於是，我們拐了個彎，抵達了此行的目的地。這裡的保安甚至不在保安亭里。我們走過公共廁所，來到一個築有高牆的院子里。院子的每邊都有六七個卧室，一個公用廚房和一個帶椅子和沙發的電視區。

工人們在工廠上下班的途中，圖片來源：http://news.iqilu.com

我們走進一個40平方英尺的卧室，裡面有兩張單人床，兩張上下鋪。它帶有自己的廚房和廁所，以及一個連接天線和音箱的電視，這在勞工營里算是相對奢侈的了。一位熱情的阿拉伯工人歡迎了我們，並為我們倒了茶。「相對於其他工人的住宿條件來說，這是個相當好的房間。」我的嚮導說。通常，這樣一個房間要容納20個工人，但這一間只住了4個。

接待我們的Ma』moun來迪拜超過三年了，他是從家鄉的一個中介那裡找到這份工作的。大約花了655美元，他得到了一個簽證並支付了飛機票，剩下的開銷都由公司來承擔。他的簽證需要三年更新一次，每次花費260美元。每兩年他都有兩個月的帶薪假期，公司還允許他在緊急情況下回國。公司收走了他的護照，但在他需要旅行時會還給他。他每月的工資是300美金，總是現金支付。不過，他有時也會一兩個月拿不到工資，有時則更久。

在阿聯酋，建築公司的所有者被稱為kafil（資助者）。Ma』moun的公司是一個只有25到30個工人的小型建築公司。Ma』moun和我的嚮導都說，這是一個相對「好一些」的公司。但正常情況下，為這樣一個小公司賣命對工人而言是相對不利的，因為不支付薪水或者住宿標準極低的情況通常更容易發生。Ma』moun希望從迪拜獲得什麼呢？「我沒有一個很大的、確定的目標。我一步一步地努力。」他也不知道自己想在迪拜逗留多久。他在這裡的時間沒有固定期限。

第二位工人Hamid來自巴基斯坦。不像Ma』moun是一個工地總監，Hamid從事的就是日常的建築工作。來之前，他向伊斯蘭堡的勞工中介支付了旅費和簽證費，總共2138美元。當他抵達迪拜時，公司拿走了他的護照，並索取了272美元的保證金。

在阿拉伯語中，保證金叫作ta』min，用來確保Hamid不會「潛逃」。潛逃是個大問題，特別是在沙迦（Sharja）這樣的地方，「那裡的住宿條件更加惡劣，因為那裡不像迪拜要接受來自國際組織的監督。」一個熟悉勞工流動情況的知情者這樣告訴我。Hamid每月的工資是163美元，他每周工作48小時左右，一周還會超時工作2到3小時，這使他的工資增加到218美元。政府要求公司支付工人的住宿費和電費，而工人則要自己購買食物和支付燃氣費。如此下來，Hamid每月的凈收入為136美元，他將所有這些收入都寄回了家。

勞工營設有一個餐廳，「但是非常昂貴，」 Ma』moun說。它的物價比Spinney』s或家樂福——兩家能在城市另一端的漂亮商場里找到的歐洲連鎖超市——還貴。「如果一盒牛奶在Spinney』s賣3迪拉姆，在這裡就要賣3.5迪拉姆，」我的嚮導說，「但工人們沒有選擇。這裡的餐廳就是壟斷。」

「還有差得多的公司，」他繼續說，談到一個沙迦附近的公司，那裡全部35個工人——還都是非法工人——為了能夠取暖，都睡在屋頂上。那裡沒有熱水，沒有電，沒有食物，沒有工作。公司的合伙人是一個阿聯酋酋長和一個黎巴嫩籍的加拿大人。他們在公司破產的時候拋棄了公司，而對剩下的工人們不管不顧。公司整整兩年沒有歸還工人們的護照，並虧欠他們68075美元。大概十名工人最後找到他們各自的使館辦理了重新安置手續，然後離開了阿聯酋。

伊朗攝影師法爾哈德?博拉曼在迪拜郊區的索那普爾勞工營拍攝的照片。圖片來源：http://guancha.cn

第三位工人Ahmad是一位年長的巴基斯坦人，他已經在公司工作了15年。他來迪拜務工的過程和前兩位差不多，「巴基斯坦的工作機會太少了，而且政府不關心人民的死活。我曾經一個月只掙不到2美元。我怎麼可能養活自己？又怎麼能養活我的家庭？」他的工作條件和其他工人們一樣，雖然那些更年輕的工人們或許會震驚於在海灣地區存下積蓄要花上比他們想像中更長的時間。

他們中間，有多少人認為來迪拜當一名外來工要比待在自己的家鄉更久？「中介對我們撒了謊，」Ahmad指那些巴基斯坦的勞工招募者，「他們說，『去迪拜吧，那裡的工作很容易，生活很容易，你只會做很輕鬆、很少的工作。』」Ahmad說，外來工幾乎不懂阿拉伯語和英語，他們簽的是自己看不懂的合同。我的嚮導補充說，建築公司正是利用這一點在工人們抱怨時逃避責任。「迪拜政府比巴基斯坦政府要好得多，」Ahmad說，「他們更在乎工人們。但這些公司對我們並不好。」

浮華之下

像Ma』moun、Hamid和Ahmad這樣的工人居住在迪拜城較為偏遠的地方，那裡的住所更為簡易和破敗。對於大部分阿聯酋人和一些富裕的外籍人士來說，這些外來工人無論在物理意義上還是道德意義上都相當於不存在。

在阿聯酋當家政工的人也主要來自南亞或東南亞，但他們卻能夠出入那些本地人的房子——這些地方從不對外來者開放。這是因為，只有在面對社會地位平等或更優越的人時，曝光自己的私人場所才是一件需要重視的事。對於像兒童或家政工這樣的社會從屬地位的人無需防備，因為他們的意見在社會上無足輕重。這樣的社會地位同樣體現在本地人或上層外籍人士對家政工的稱呼上——儘管都是成年人，他們卻通常被叫作「男孩」或「女孩」。

外來建築工人同樣無人重視，他們幾乎是隱形的。這種被忽視或許解釋了為什麼工人們的人權得不到保障。2006年的一份人權觀察報告顯示，阿聯酋外來工的人權即使得到了承認，也通常被降到了最低。虐待工人的行為對阿聯酋人來說只是「幾起特例」——本地的英語報紙對於粉飾太平十分在行。

同時，諸如「人權觀察」這樣的組織通常被視為美國陰謀的一部分，是美國用來使阿拉伯國家丟臉和屈服的工具。一位阿聯酋人這樣問我：「放眼阿拉伯世界，誰是唯一進步的、現代化的？只有迪拜！那些美國人不能忍受哪怕一個阿拉伯國家獲得成功。」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像Ma』moun、Hamid和Ahmad這樣的工人或許又太過引人注目，因為這種曝光是現代商業國家監視和控制工人的必要條件。他們的護照在被僱傭的第一時間就被公司沒收。此後，他們被安置在受到嚴密監視的勞工營里，按照國籍進行薪資水平的分類，每日通勤的唯一交通工具也是公司設在勞工營外的擁擠不堪的巴士。政府對他們的所有資料——他們的母國、健康狀況、工作能力、流動情況——掌握得十分充分和全面，足以完成人員控制的任務。

這並不是說，迪拜或阿聯酋是唯一剝削工人或利用國籍、民族甚至種族來劃分和控制工人的國家。這樣人為的歧視和對特定人口的嚴密控制在那些被認為更發達的歐洲和北美國家也同樣存在，包括美國對那些來自拉美的「非法移民」。甚至，這些國家總是打著「國家主權」的名號拒絕來自國際組織的監督，有時這種情況比迪拜還要糟糕。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世界根本不是平的。無論是將迪拜視為阿拉伯世界的燈塔，還是將其視為資本主義的幻影，都忽視了國家認同與國家邊界的頑固存在，它們與階級和剝削的交叉讓這個世界看上去與其說是扁平的，不如說是鋸齒狀的。往往被忽視的是，國籍和階級在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裡依然決定著個人或群體在全球經濟中的流動程度和水平。

在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論述中，資本的力量都毫無阻礙的從中心投射到邊緣，或是將後者拽向進步的道路上去，或是通過將中心的文明強加其上而使世界變得更加扁平化。但是，這兩種敘事都未能真正看清地方與全球互動最具體和細微的方式。

日光下的現代城市—迪拜圖片來源: http://you.ctrip.com

對迪拜的討論更應該穿過它浮華的表面，直擊它更不為人知的、但卻曝光在政府管控之下的那一面。在迪拜的例子中，無論是對勞動力的管控、對工人權利的剝削，還是港口來來往往的走私販運，以及那些有如未來構想般令人震驚的建築奇觀及其背後不為人知的資金來源，都是迪拜政府1938年與商業階層結盟之下的合理推論。

同樣的，它們也是迪拜統治者一項具有先見之明的戰略決策的結果，正是這項決策最終將迪拜塑造成了金融家、開發者和洗錢者的天堂，從而不斷接收著周遭那個處於重組和崩塌中的世界的巨大財富。

Ahmed Kanna，「Dubai in a Jagged World」， Middle East Report, Winter 2015.

編譯：王自勵 圖文編輯：徐蔚

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