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長征時候有些什麼通訊設備？有步話機一類的工具嗎？

紅軍在長征時候是用什麼通訊？除了電報機有步話機一類的可以通話的設備嗎

單兵能夠使用的實時語音通話的，也就美國的雪茄盒子了。

蘇軍用的是有線電話和電報比較多，其他國家也是。

而後來，摩托羅拉還一己之力力抗ATT，直接贏了手機一局（但很可惜摩托羅拉玩美國市場很順，可是美國體制僵化，不開放已經空下來的信道市場，還是里根總統欽定開放才開放的，摩托羅拉的人直接沖白宮了）。

紅軍長征的時候，比較好的旅級別才有電台。

長征中黨和紅軍如何利用報紙發揮作用 （資料來源新華社）

　　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傳播渠道日益多元的今天，傳統的新聞載體——報紙，似乎離人們漸行漸遠。然而，在８０多年前的長征中，對於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來說，報刊的作用不亞於槍支彈藥，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同時也是紅軍了解外界信息的重要手段。

　　條件艱苦但辦報不止

　　長征開始後，為了打破敵人的圍追堵截，紅軍常常是連續行軍作戰，所處環境十分惡劣。但即使這樣，他們仍想方設法堅持編印報刊，如紅軍總政治部的《紅星》報、《前進》報，紅一軍團的《戰士》報，紅二方面軍的《前進》（副刊），紅四方面軍的《不勝不休》報等，都在長征路上堅持出版。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紅色中華通訊社（即新華社前身，簡稱紅中社）在江西瑞金成立。紅中社最初擔負兩項任務：對外播發宣傳中國共產黨、蘇區和紅軍的新聞，編印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報；依靠抄收國民黨中央社的電訊，編印供領導決策的內部參考消息（《參考消息》前身）。

　　長征期間，《紅色中華》報因條件有限而停止工作，但抄收工作始終在進行，為中央領導了解敵方信息、實施正確決策起到了重要的參考作用。

　　紅軍長征中的報刊多為手刻蠟紙油印。由於物資緊張，紅軍的印刷設備十分簡陋，如《紅星》報就是一台油印機、幾盒油墨、幾筒蠟紙、幾塊鋼板、幾支鉛筆和一些毛邊紙等。報紙最初使用從蘇區帶來的毛邊紙，用完後，大家就因地制宜找「紙」源。長征中曾發行過「葉報」，就是拿樹葉當紙進行宣傳。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２０日，《紅星》報發行了長征中的第１期油印報紙，其中《突破敵人封鎖線，爭取反攻敵人的初步勝利》《當前進攻戰鬥中的政治工作》等文章，起到了積極的戰鬥動員作用。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７日，《紅星》報針對個別部隊紀律鬆懈、違反群眾紀律的現象，刊登了加強黨和軍隊組織紀律的文章，對加強黨的組織紀律，教育黨員幹部和紅軍指戰員切實保護群眾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巧借國統區報紙確定紅軍戰略轉移方向

　　長征途中通訊十分不便，致使紅軍主力部隊之間的聯絡經常中斷。由於國統區報紙種類多、發行範圍廣，因此紅軍每到一地都會派人專門搜集報刊資料。

　　據張聞天的夫人劉英回憶：「毛澤東等領導同志還有一個習慣，每到一地，顧不得吃飯休息，就研究各個部隊發來的電報，還儘可能地找報紙來看。下面部隊得到報紙也往中央部隊送。他們把這些東西當寶貝一樣，看得很仔細，反面文章正面看，從中了解敵我情況。」

　　有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１９３５年９月，紅軍到達哈達鋪後，毛澤東憑藉繳獲的《大公報》，了解到陝北有相當大的一片蘇區和相當數量的紅軍。這一重大消息促使黨中央作出了落腳陝北的戰略決策。

　　事實上，不少在長征中掉隊的紅軍，也是在看了《大公報》的有關報道後，知道了大部隊的去向，趕上了隊伍。１９３７年２月，周恩來在西安會見《大公報》戰地記者范長江時指出：「你在紅軍長征路上寫的文章，我們沿途都看到了，紅軍幹部對你的名字都很熟悉。」

　　「借船出海」構建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陣地

　　為打破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真實報道紅軍長征的實際情況和中國共產黨北上抗日的真誠願望，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中國共產黨在巴黎創辦了《救國時報》。這份報紙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直接領導下，積極傳播長徵信息，著力塑造共產黨和紅軍的抗日形象，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援助，堪稱中國共產黨對外宣傳的「紅色陣地」。

　　比如，１９３６年１２月，楊定華在《救國時報》上發表的《雪山草地行軍記》和《從甘肅到山西》兩篇長篇長徵實錄，以親歷者的視角，詳細介紹了紅軍長征中的所見所聞，擴大了紅軍和長征的影響。

　　陳雲是黨內利用海外媒體宣傳長征的傑出代表。他曾在巴黎出版的《全民月刊》上，假託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之口，介紹了紅軍長征的相關情況，收到了良好的反響。

長征中，雖然紅軍的辦報條件簡陋，規模也十分有限，但卻積累了豐富的開展報刊活動的經驗，為黨的新聞宣傳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