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在講故事

1974年，我上了高中。

那時，小城只有兩所眾人認可的中學，一中和二中。人們以為，它們的差別不大。

一中外城外，距頹敗的北門口還有一段路，不走大路走小路，要經過一片田野。夏天時，地里種了麥子，麥綠麥黃，在麥壠間走，遠遠看，風吹麥浪，腿沒在麥苗里，人彷彿坐了船，在漂移。

二中在城內，中心地帶，北大街南大街東大街龍王廟街十字路口交匯的一側。它本該叫西大街，人死了，稱駕鶴西行，活人走西路不吉利，所以成了龍王廟街。

二中歷史長，早年間在文廟裡，叫鳴鳳書院，後來學生多了，校園擴大到近旁的龍王廟，改名二中。之所以行二，是因為它屬縣級管轄。

一中歷史短，卻屬專署管轄。專署比縣府高級，名頭也就佔先。

我上高中那年，不考試，實行平時成績考量加師生推薦，初中畢業生有一半人可以上高中。其中，一小部分人上一中和二中，其他人則去「帶帽中學」。那種原本只有小學部和初中部的學校，為了解決升高中人數增多的問題，設置了高中班，這樣的學校就是「帶帽中學」。

班裡成績優秀又被推薦的同學多選擇去二中，因為離家近。

我選擇了一中。

如果二中還是叫鳳鳴書院，名好聽，我可能選擇它。我這樣想。

一中每屆招十個班的高中生，六百多人，來自城鄉的各個學校。

一中的教室是一排排灰磚瓦房，牆體很厚，三角形的屋頂。排房前有一棵又一棵高大的槐樹，樹冠濃郁，落下的樹蔭與灰色的房子融在一起，使環境顯得靜謐。

一排房子，有三間教室。

與我同來的有七個同學，分到各班，在不同的教室里，不特意找，竟都不見了。

我在高二十二班。

上學的第一天，新同學，我一個也不認識。

教室的門鎖著，五十六個學生聚在教室前等待班主任的到來。隔著粗粗的樹榦，男生在一側，女生在另一側。有的女生可能來自一個學校，或是街坊鄰居，本來認識，一團一夥的站了，很興奮地說說笑笑。我有點兒落寞地站在她們旁邊，看她們，聽她們。男生們打交道容易，為什麼事，不為什麼事，相互推推搡搡，不一會兒就圍成一大群。有兩個落單的，站在人群外，都個頭矮小，皮膚細嫩，眉清目秀，猛一看，像女生。他們有點兒像我，也落寞地站著，看著，聽著。一個男生被推搡出群，踉蹌向女生，他紅了臉，有點兒急，返身拼力地想再擠回人群。有幾個男生突然大聲地叫道：胡蘿蔔纓子！男生們的目光立刻集中地投向一個女生，多是匆匆地一瞥，就收回了。一個女生對一個女生說：胡美英，叫你呢！胡美英說：誰是胡蘿蔔纓子？我不由得笑了，想，胡蘿蔔纓子一定是她的綽號，因名而得。

後來，有個叫戎愛紅的女生對我說：我本來想和你說話，但沒敢說。

我說：為什麼？

她說：你穿了一套藍制服，上衣兜里還別著一支鋼筆，看上去挺厲害的樣子。

那套藍制服是父親的衣服。要上高中了，我才發現我的衣服都小了，穿了，裹著身體，顯得胸部很高。我沒借母親的衣服，她的衣服都很瘦。父親的藍制服竟使我有了很厲害的樣子。

老師來了，不是一個，是兩個，一男一女，都四十多歲的樣子。

男老師高個，很瘦，長條臉，顯得噘嘴尖鼻，眼距窄。女老師長得小巧玲瓏，短髮，圓臉，深眼窩，大嘴，厚唇，像南方人。

他們一前一後到了教室門前。男老師用一把提前捏在手裡的鑰匙打開了門鎖，推開了門。老師們進了教室，學生們跟著魚貫而入，先男生，後女生。

老師們站在黑板前的講台上，站在講桌後。

由於沒分配座位，學生們自由坐了，坐成男女兩個陣營。

高中的課桌與我上小學和初中時的課桌不一樣，不再是雙人桌，而是單人桌。

單人桌的桌面由兩塊木板組成，前面的木板窄，水平地固定，可以穩妥地放文具盒及課本。後面的木板寬，用兩個合頁連接在前面的木板上，掀開來，露出下面的箱體，可以把書包放在裡面。後面的木板不水平，有坡度，寫字時，胳膊撐在上面，很放鬆。

我個子高，自覺地坐在最後一排的一個座位上。

男老師先說話了，說話前，他把左手捂在左邊的臉上，像似害羞，在遮擋什麼。他的這個動作引起了學生們的注意，有人開始交頭接耳，嗡嗡嗡，教室里有了群蜂飛舞似的聲音，不絕於耳。我們發現，他的左眼竟是假的。假眼過於黑白分明，而且不會轉動，睜眼閉眼後，漆黑的眸子仍紋絲不動地定在眼中間。有個男生小聲說：他是個獨眼龍。

女老師從講台上拿起黑板擦，噹噹地敲了敲幾下。

教室里又安靜了。

男老師說：我姓喬，叫喬雲階，教語文，是你們的班主任。

喬老師從講台上拿起一根白色的粉筆，轉身，在黑板上寫了自己的名字。字很漂亮。

女老師也用粉紅色的粉筆在黑板上寫了兩個字：李靜。

女老師說：我教英語，是你們的副班任，叫李靜。

我當了班長。當的很偶然，因為學生們來自各個學校，彼此不了解，沒法選舉。

喬老師用一隻眼巡視了一下學生們，目光落在我身上。

喬老師說：你，就是你，暫時先當班長。

我沒料到，這班長，一直當到高中畢業。

真正開始高中階段的學習，好多課程並不是我原來想像的那樣。

在黑板的一角，有打了格子的課程表，主要有這麼幾門課：語文、數學、物理、化學、政治、英語、美術、體育。沒排課的格子空著，是不言而喻的自習課。

開學後不久，學校曾組織全體師生看了一場電影。片名《決裂》。

觀影后，有兩個情節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被大家津津樂道。情節一，一個戴眼鏡白頭髮的老師講課，講關於馬匹的知識。他在黑板上用粉筆畫了一條馬尾巴。他說：接下來，我們講馬尾巴的功能。什麼是馬尾巴的功能？底下的學生哄堂大笑。情節二，一個臉龐紅里透黑的農村青年考試成績不好，將沒資格上大學。一位正氣凜然的大叔抓起他一隻滿是老繭的手，舉起來，說：什麼是資格？這就是資格！周圍的人響聲雷動。

之前，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第一小學五年級的學生黃帥給報社寫了一封信，希望報社來人調解她和老師的矛盾。她的信里寫道：……我是紅小兵，熱愛黨和毛主席，只不過把自己的心裡話寫在日記上，可是近兩個月，老師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許多天，我吃不下飯，晚上做夢驚哭。但是，我沒有被壓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見。究竟我犯了啥嚴重錯誤？難道還要我們毛澤東時代的青少年再做舊教育制度「師道尊嚴」奴役下的奴隸嗎？……那封信要求學生們背會，所以我始終記憶猶新。

之前，有批林批孔運動。其中的孔，指春秋戰國時期的孔子。批判他，我才知道他是「萬世師表」。孔子名丘，字仲尼。在古代，兄弟間排序用伯、仲、叔、季，仲代表第二，孔子行二，批判他時稱「孔老二」，有貶低意。批判「孔老二」的同時，也批判現在老師們殘留的「師道尊嚴」。

再之前，報紙和廣播里宣傳過「白卷英雄」張鐵生。他被推薦參加上大學的考試，結果理化試卷僅做了三道小題，其餘空白，幾乎得零分。他在考卷背後寫給「尊敬的領導」一封信，訴說了自己在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發生矛盾時的心理衝突，發泄他因不忍心放棄集體生產而躲到小屋去複習功課，從而導致考試成績不理想的不滿情緒。此事一出，報紙上發表了《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的文章，編者按：張鐵生的理化這門課的考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對整個大學招生的路線問題，卻交了一份頗有見解、發人深省的答卷。這封信提出了教育戰線上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問題，確實發人深省。後來，他被大學錄取。

從此，老師們不怎麼敢管學生了。

我們的課堂有時很混亂，老師在講台上自顧自的講，學生們在座位上做自己想做的事，交頭接耳，小動作打鬧，睡覺，有的女生用鉤針鉤線花，我多是偷偷地看藏在桌下新借來的書。

我有個不可遏制的慾望，老想把看過的書里有意思的故事講給同學們聽。

一般情況，自習課沒有老師盯班，由我負責維護課堂紀律，主要是管理同學們不要隨便出教室，不要大聲喧嘩。這兩點，我們班比別的班做得好，我認為，是因為那時間我在講故事。女生們圍著我坐了，男生們坐在不遠處，假裝不在意女生這邊，實際上他們有不少人在側耳偷聽，我講到精彩處，他們一動不動。

語文課的學習，除了課本上的內容，喬老師有時會拿幾張近期的報紙，說其中的一些文章很重要，那節課就成了讀報課。他讀讀，又叫幾個學生接著讀讀，一張張報紙傳來傳去。他讀的時候，有的段落會放慢讀速，反覆著一句句話，要求學生們做筆記。不過，除了上課，喬老師比別的老師操心，不定什麼時間到班裡來，查點一下學生，或調解男生打架女生吵架之類的事情，課間操時跟在隊伍後面去操場，站在一旁，看學生們做操。

喬老師與學生們相處最多的時間是在一個春天。

有個離城三十多里的山村叫李家溝，開春沒多久，喬老師就帶我們班的學生去那裡開荒。

去李家溝是步行，每個人都扛著一卷行李拎著一網兜吃飯洗漱的用具。出發前，有人的行李卷被他人嘲笑，或是沒捆好，鬆鬆垮垮，像一堆泥；或是太小，懷疑沒有被子，或沒有褥子。所有的網兜都叮噹作響，是搪瓷臉盆碰撞著別的東西。但無論怎樣，扛了拿了它們，幾里路後，它們就是累贅和負擔，使沿著公路邊行走的隊伍潰不成軍。有柔弱的女生，先是把網兜讓體壯的女生幫著拿了，自己只顧行李卷，一會兒扛，一會兒抱，儘力向前。松垮了的行李卷抱在胸前更不好走路，擋了視線，頭從一側歪出來，看一段路，走一段路。這樣，隊伍拉得很長，隊尾看不到隊頭。後來，喬老師挑了幾個高大的男生，在隊伍的前面攔住他們，命令他們往回返，去幫助落在後面的女生扛行李卷。我發現，儘管男生女生不說話，但在幫助女生時，都沒有違抗命令。他們扛著拎著兩個行李，大步流星。那行李所屬的女生就緊緊地跟在他的身後。班裡一直傳說安建平和陳曉萍好，恰恰他幫她扛了行李卷，他們走在一起，女生們就竊竊地笑，有男生打口哨。喬老師把一隻手捂在臉上，大聲說：你們在想什麼！

我一直不明白在李家溝開荒屬於什麼課。

開荒是很苦的活，主要是早春時的土地還沒完全解凍。女生用鐵杴，一杴挖下去，只在地表留一個淺淺的痕迹。男生用钁頭，掄起钁頭一下一下刨，很多下，地表的凍土才被破壞了，露出下面軟質的土。於是，勞動程序成為：男生先刨，女生後挖。這樣，女生比男生閑，得等待。於是，去了地里，女生們就扎堆聊天。當然，聊不了一會兒，有人就打斷了無聊的話題，鼓動我講故事，也就是講那些從書里看來的故事。我就講。在溝坡上，即使是微風，它也無孔不入，像一條條冰涼的小蛇，從領口，袖口，褲腿兒下面亂躥進來，貼著身體遊走，涼絲絲。

這樣幾天後，很多人的手皴了。劉雲的手皴的最厲害，從手背到手腕，豎著，密密麻麻地排列著裂開的小口子，像一種什麼小動物張著的嘴。劉雲沒有雪花膏，也沒有凡士林油，冷水洗臉，什麼也不抹，臉皴了，沒裂口子，手皴了，卻裂了很多口子。她幹活時，手一拿鐵杴，就咧一咧嘴，手疼的緣故。我借給她凡士林油，她抹了，又用手絹包了，好多天，那些小口子才有了痂。

我們住在村裡的農民家，睡土炕。本來一鋪土炕睡六個人，但後來，我睡的土炕上睡了十個人，有四個人是擅自從其它炕上過來的，大家擠在一起，就為了在熄燈後的黑暗裡聽我講故事。

喬老師一早一晚會走幾條村街，到幾個院子里。早上進了院，他就吹響一個掛著脖子上的鐵哨，很尖銳的噓噓聲，是在叫睡在院里某間屋裡的學生們起床。晚上進了院，他不再吹哨，不進女生們住的屋子，而是站在窗外，聽屋裡的人報數。

喬老師說：怎麼六個人變成十個人了？

有人說：人多了，擠著睡，暖和。

儘管數學老師張裕德教學口碑很好，但大部分學生不喜歡上數學課，尤其是女生，我屬其中之一。張老師按課本講到了函數，之後，拋開了課本，開始講一個叫華羅庚的數學家發明的「優選法」。張老師說，優選法以數學原理為指導，是儘快找到生產和科研的最優方案的方法。在實踐中，它能減少實驗次數，降低成本，縮短生產周期，選取最合適的配方配比，尋找最好的操作和工藝條件，確定最好的設計參數……等等。圍繞著這些，每一節課，他都舉例說明，再強調優選法公式里的一個數字：0.618。

李老師的英語課更不被學生們重視，因為大家實在想不出那種語言對自己有什麼用。

我初一後半學期才從農村轉學回城，村裡的學校不開英語課，落了課，字母都認不全，半路和同學們一起學，有點兒跟不上。初中的英語老師姓董，女的，身材苗條，大眼睛，很溫和的人。她曾叫我去辦公室補課，利用課間休息時間。辦公室在一間大殿里，過去的廟堂，十幾個老師遠遠近近地坐在桌子旁。我誠惶誠恐地垂手站立在董老師的身邊。她坐著。她拿著課本，我也拿著課本，從字母開始，她念一個，我念一個。那一刻，我覺得有不少老師在看我，像看一個怪物。我被看得心慌意亂，完全在機械性的學習，鸚鵡學舌。這樣幾次，董老師講了音標，她說：學會音標，就會說英語了。然後，我再沒去辦公室找董老師補英語。好在期末考試是朗讀課文，自己挑選一篇。我挑了《我愛北京天安門》。那篇課文，我讓英語課代表常萍反覆地念了幾遍，我默記。考試時，講台上，董老師坐在一個凳子上，一個接一個叫學生到跟前，朗讀一遍自己選的課文。我拿著書，打開來，一副照本宣科的樣子朗讀了。其實，我是在背誦。初中畢業，我的英語成績：96分。

李老師的英語很流利，一站到講台上，就滿嘴是英語，伊利哇啦，說得學生們一臉發懵的表情。看情形，我的英語不好，其他人也好不到哪裡。李老師上課時一定很崩潰，她念了一句英語課文，後面跟一句：阿干！我們就鸚鵡學舌，後面也跟一句：阿干！這樣幾個回合，李老師生氣了，不說英語了，說中國話。說：阿干，是我說，而不是你們說。它的意思是再一次，就是讓你們跟我讀一遍！於是，再讀，李老師讀了，學生們卻沒反應過來，教室里會寂靜。後來，李老師上課就不操心了，自顧地自講。

有人說，李老師不適合給中學生講課，她原本是大學老師。不過，她在大學教俄語，在一中教英語。

本地原本有個大學，辦著辦著，突然就不辦了，撤銷了，很多老師就地調動工作，大部分在一中任教。比如喬老師、張老師、胡老師、陳老師、羅老師……

李老師是個有故事的人，她結過婚，離婚了，四十多歲，與幾個年輕老師一樣，住在單身宿舍里。

有時，為班裡的事，老師會聯繫我。我也就多次去過李老師的宿舍。

宿舍是間十多平，一門一窗。墨綠色的平絨窗帘總拉著，白天屋裡亮著燈，仍光線昏暗。屋中間拉著一道素色的花布帘子，簾里有一張單人床，簾外有一個寫字檯。寫字檯上有個很大的收音機，它的音量總是很低，裡面有外國人在唱歌，我聽不懂。

在李老師的宿舍，我借到一本《五四以來電影劇本選》上冊。通過文字，有幾部電影印象深刻，它們是《馬路天使》、《十字街頭》、《漁光曲》、《桃李劫》。都沒看過，卻彷彿看過了。

美術老師歐陽一禾本是教歷史的教師，歷史課沒開，他就教美術。為了實用，他主要教各種美術字。美術字很神奇，普普通通的字，經過加工，美化，裝飾，那字就變得整齊，醒目，美觀。用它寫標語、黑板報、牆報，效果很好。歐陽老師教完各種美術字後，不再來上課了，課程表上雖然還有美術課。

有傳聞，歐陽老師與李老師關係曖昧，但他有老婆，有孩子。

我的美術字學習得很好，開始負責教室後牆上的黑板報。

化學老師姓秦，是年齡最大的老師，不苟言笑，穿一套深灰色的制服，領子上的風紀鉤總是扣著，幾乎全白的頭髮短而硬地密集在頭上。他的課，多數去校園的一個果園裡上，去操場後面的一大塊田野里上。果園裡種植著各種果樹，田野里種著小麥。去這兩個地方上課，學生們會提前得到通知，帶了鐵掀，帶了籮筐，帶了剪刀，帶了牙刷……鐵掀用於挖地翻糞，籮筐用於採摘，剪刀用於剪枝，牙刷用於授粉……秦老師表情嚴肅地講解著生土和熟土的區別，講解著優質肥料該怎樣漚制，講解植物生長的不同時期需施多少肥，植物為什麼需要授粉才能繁殖。

果樹修剪時秦老師最忙，在偌大的果園裡來來回回，從這棵樹到那棵樹，不斷地對手裡拿著剪刀準備對果樹的進行剪枝的學生強調注意事項，生怕他們胡亂剪。剪刀並不是用來剪樹枝的工具，能湊付剪細小點兒的枝條，粗壯的，只有靠秦老師剪了。他拿著一把專門剪樹枝的剪子，像大鳥的嘴，彎鉤狀，嘴一合，樹枝就剪下來了。

秦老師說：小樹的修剪很重要。它應該以主幹為中心，確定枝條的去留，修剪恰當，一棵樹才能長勢良好。樹還幼小，面對恣意生長的枝條，要進行控制，這就需要剪枝。不剪，看上去枝繁葉茂，但影響通風采光，徒有其表，結果情況並不好。但是，小樹的剪枝不能操之過急，因為它還沒定型，要考慮它未來的發展，所以，能不剪的盡量不剪，要逐步剪。剪得太狠，多傷口，不利於它的恢復。

秦老師在講果樹，我聽著，卻覺得在講人。

果園裡有個很大的糞坑，平時各班打掃衛生的垃圾，廁所里掏出來的糞便，周末組織學生到街上義務勞動撿拾的騾馬糞，統統都倒在裡面，日積月累，逐漸滿了起來。過一段日子，有的課，學生們就是用鐵掀翻騰那糞，把下面的翻到上面，把上面的翻到下面。翻起來的糞有股酸臭味。

麥田有上百畝。初夏時，秦老師帶著學生們在地里分散來開，人人一手拿著一張展開的紙，一手拿著牙刷，湊近一個個正在揚花的麥穗，用牙刷把穗頭上的花粉刷下來，落在紙上，端著，從麥田的這頭，走到麥田的那頭，距離盡量遠，把花粉交換地撒在穗頭上。

秦老師說：我們所做的勞動，都有化學原理。

化學元素周期表有：氫氦鋰鈹硼碳氮氧氟氖鈉鎂鋁硅磷硫氯氬鉀鈣……不太明白與果園和麥田有什麼關係。

物理課最好上，因為基本不講課本上的內容，而是實踐性的學習和掌握「三機一泵」的工作原理和作用。「三機一泵」指柴油機、電動機、拖拉機和水泵。

課程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高中畢業後，很多學生將會到農村去插隊落戶，當知青。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農村是個廣闊天地，在那裡是大有作為的。

一次寫作文，題目是《我的理想》。在那篇作文里，我很誠實的寫了自己的兩個理想：當兵和上大學。它當範文在課堂上念了，卻遭到很多同學的嘲諷，認為我的理想都不會實現，因為我父親有歷史問題，這一點，已註定了我的理想是胡思亂想。

拖拉機並不常見，帶拖掛的拖拉機常常載著灰色和桔紅色的磚進城，運到建築工地，卸了磚，就轟轟隆隆地開走了。唯一的電影院和前進劇院里各有一台柴油機，演出停電時發電救急。水泵更陌生，完全屬於農業機械，有離心泵、軸流泵、混流泵、拉杆泵等。

真正學習起來，確定只學習電動機，一個班一個班輪流著學。

物理老師王國棟帶領學生，去郊外的一個電機廠實習，為期一個月。

那個月，我很興奮，感覺自己真的成了一名工人跟著工人師傅三班倒。早上5點到中午1點是早班，中午1點到晚上9點是二班，晚上9點到第二天早上5點是夜班。

我喜歡上二班，因為可以騎車，可以帶飯。飯是母親特意做的，有飯有菜，裝在鋁質飯盒裡，夾在自行車的后座上，在不平的路上，嗒嗒響。父親在我上二班時會步行去上班，把自行車讓給我，因為下班時已是晚上，騎了車，可以飛快地經過一段路邊有墳墓的路。

電機廠有有七個車間：翻砂車間、機加車間、組裝車間、測試車間、包裝車間、庫存車間和進料倉庫。

翻砂車間主要鑄造電動機的外殼。車間里到處黑乎乎的，地上堆著黑色的砂土和砂箱。有個燒焦炭融化鐵水的小高爐。鐵水倒入砂箱里黑砂土凹出模型內，冷卻後，剝離砂土，鑄件就做好了。這個車間的活兒又臟又累，都是男工人，他們的臉上時常抹著黑。

機加車間有意思，有車床、銑床、磨床和鍛壓機。機器開動，機聲轟鳴，穿著有油污的藍色帆布工作服的工人師傅在機器旁操作，舉手投足間，一個個精緻的零部件就加工出來了。但操作機器有危險，據說有個梳長辮的女車工幹活時不小心，掖在帽子里的辮子掉出來，纏到飛轉的鑽頭上，卷進車床，為保命，她拼力掀掉一大塊頭皮，頭才掙脫出來。還有一個工人的右手被鍛壓機軋掉了大拇指和食指。

我去了組裝車間，大部分女生去了其它車間。

我的活兒，是給師傅們打下手，用手動繞線機繞出一匝匝電動機下線用的纏漆包線，用刀片裁出一張張小紙條樣的絕緣紙，給定子和轉子上下好的漆包線圈刷絕緣漆，給電機外殼刷防鏽漆……

那時，工人階級領導一切。

一天，校門口拉了一條紅布橫幅，上面別著黃紙剪的大字「歡迎工人階級上講台」。

於是，一個叫洛宜的紡織廠女工被抽調到一中當政治課老師。

沒見到洛老師之前，我對她沒有一點兒想像，以為就是一個穿了藍色帆布工作服站在講台上念報紙的人。

洛老師出現得很安靜，悄然地進了教室，站在講台上，把拿在手裡的一張報紙放在講桌上，朝學生們微微一笑，沒介紹自己，就開始講課了。

洛老師二十五六歲，皮膚白皙，高額頭，大眼睛，牙齒整齊雪白，個頭不高不矮，身材不胖不瘦。她沒穿藍色帆布工作服，穿淺綠色小翻領的確良襯衣，卡其色直筒滌卡褲子，齊耳的短髮偏分梳著。她的聲音很好聽，標準的普通話，音色悅耳，娓娓道來。她與小城人很不一樣。

洛老師是北京知青，在農村插隊幾年後去紡織廠當了工人。

洛老師每次上課都拿著一張報紙來，把它放在講桌上，再從不動。我以為，她講課前一定是熟讀了那張報紙，所以才能滔滔不絕。我曾偷偷地翻看過那報紙，發現上面並沒有她講的內容。

那報紙，隨著她一路走來，不過是她做為老師的標誌物。

整整一個學期，洛老師在課堂上總是講關於美國，關於蘇聯，關於日本，關於中國的事情。除了中國，我不知道那些國家在哪兒。洛老師在講它們時總是這樣起興：這個美國，這個蘇聯，這個日本。她講了很多它們的事情，我不知道其他同學是不是像我一樣在認真聽。我聽了，有感觸，覺得自己原本在一個幽暗狹窄的小黑屋裡，突然有一扇窗打開了，又有一扇窗打開了……透過一扇扇窗，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它有很多令我新奇的東西。那陌生的世界在洛老師的講述中，我逐漸熟悉起來，以為有一天會更了解它們。

在洛老師的課堂，我沒看過閑書。

我覺得，洛老師就是一本書，而且是很有意思的書。

所有的自習課上，我都在講故事。

冬天，教室外北風呼嘯，寒冷刺骨。

在一節自習課，我又一如既往地給女生們講故事。

教室里有兩個火爐，一前一後。我們女生圍著前面的坐了，男生們圍著後面的坐了。不知為什麼，後面的爐子總沒生著，男生們不斷地往裡扔各種可燃的東西，它們著了，又滅了，冒一股股的煙，弄得教室里烏煙瘴氣。

教室窗戶上的玻璃從來不完整，打碎了，沒鑲上，就用紙殼子釘了。玻璃是不敢隨便破壞的公物。窗外有其它班的男生路過，不定是誰，會朝紙殼子打一拳，或丟半塊磚。「嘭」地一聲，紙殼子爛了，窗戶上又有了洞。冷風便從洞里趁虛而入，對面的窗若也有破洞，它裹了一些煙，從那裡出去。有幾個男生撲到破洞前，探頭探腦，想看清是誰使的壞。窗外早已沒人了。他們縮了回來，彼此笑笑。那一刻我明白，他們也對其它班做過同樣的事情。

我正講的興緻勃勃，喬老師突然來了，他的手裡拿著一沓像傳單樣的紙。

同學們不再扎堆，散開來，慌忙回到自己的座位，有人還搬著凳子。

喬老師站在講台上，用力地把那一沓紙拍在桌面上，拍得騰起一片粉塵。他的一隻好眼轉動著掃視了一遍學生，最後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喬老師說：講！講！講！有什麼好講的？

然後，喬老師宣布了一件事：公安局來人了，在校革委辦公室里等著。他們要清查看過反動和黃色書籍的學生。這沓紙上，有被查書籍的目錄，每人一張，對照著，檢舉揭發誰看過什麼書，把詳細內容寫在目錄背面。

各小組組長領了目錄，分發給自己的組員，人人面前擺了一張。

教室里極安靜。

同學們面對著目錄單，表情嚴肅地做思索狀，之後，有人開始伏案寫字了。

我察覺到，好不少同學在迴避我的目光，有的更是側了臉，一隻手寫字，一隻手捂了寫的字，怕我看到，怕別人看到。我意識到，他們檢舉揭發的人一定是我。

我看了目錄，大部分書看過，而且給同學們講過。那一刻，我覺得很多書名很刺眼，如《梅花檔案》、《綠色屍體》、《一個少女的心》……

我想了想，除了我，再想不起還有哪個同學看過那些書。她們不看書。如此，我要檢舉揭發的人，只能是自己了。

想到等待在革委會的警察，我不禁覺得事情有點兒可怕，也許將發生可怕的事。

我見過對學生的處理。

前一段時間，另一個班的一個男生，不知犯了什麼錯誤，在做課間操的時候，突然被兩個警察在操場上摁倒在地，用手銬拷了，揪著帶離了操場。

更可怕的是一次公審大會，槍斃的人中有個年輕人，叫王大偉，是我初中同學王紅偉的哥哥。王大偉打死一名解放軍戰士，當時不滿十八歲，半年後，年齡夠了，五花大綁地押在公審大會的主席台上。他剃了光頭，發青的發茬兒襯著一張刷白的臉，穿了一套新的黑色的棉襖棉褲，里子是白色的，領口袖口露著白布。棉衣雖然很厚，裹了他，像個套子。當宣布他是死刑立即執行，站在他身後的人把一個寫有他名字的長木板插進他脖子後的繩子里時，他向下委著身體，放聲大哭，說：叔叔阿姨，我不敢了！但他的哀求什麼用也沒有。他被架著，拖下檯子，拽上一輛卡車，一邊一個警察扶持著，站在車前。他的頭剛剛高出駕駛室。載了他的卡車開走了，一路塵土飛揚，不見了。

我拿著筆，看著書籍目錄，斟酌了好一陣兒，才在紙的背面寫下：我看過《青春之歌》、《苦菜花》、《三家巷》、《家》、《野火春風斗古城》。

我知道，我在避重就輕。

喬老師收集了全班學生寫的檢舉揭發信，拿走了。

沒有老師，也沒有維護課堂紀律的人，同學們都一反常態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有很多男生裝睡，趴在桌子上。有好幾個女生低了頭，在認真地看著自己的手，有的指甲然紅了，用夏天的指甲花，這時它的顏色淡了許多。

教室里極安靜。

不知誰壓抑不住地小聲咳嗽了一下，聲音顯得很大。

一個窗戶上的紙殼子突然被人在外面捶了一下，嗵地一聲。我聽到有人在窗外叫了我的名字，又喊了一句話。

他說：喬老師讓你去趟辦公室！

全班同學都看我，趴著的，也抬頭看我。

我出了教室。

喬老師的辦公室就在他的宿舍。他和高二十六班的班主任趙老師住在一起。

我進了屋，喬老師站在火爐旁，手裡拿著一個爐鉤子。趙老師坐在一把椅子上，背著身，在看一張報紙。

在喬老師的辦公桌上，放著剛才他收集起來的全班人寫的那一疊檢舉揭發信。

喬老師的表情很凝重，臉顯得更窄了，那隻假眼一動不動。他用爐鉤子不斷地勾起放下爐圈中間的小爐蓋，好像總覺得沒放好，不嚴密，擔心有煤煙冒出來。看到我，他用爐鉤子使勁敲了一下爐蓋，又用它指了指那疊檢舉揭發信。

喬老師說：你自己看看吧！

我拿起那疊紙，開始看。一張一張地看。

看著看著，我越來越緊張，感覺頭髮在起伏，額頭上有了汗，手心有了汗。那疊檢舉揭發信上，每一張都赫然地寫著我的名字，寫著我看過的書，書名列在傳單的目錄里。有的寫得更詳細，寫了年月日，哪節課，我講了哪本書里的故事。有很多字我熟悉，寫字人是我認為的好朋友。有的字陌生，字體也粗曠潦草一些，像男生們寫的字，他們檢舉揭發的人竟然也都是我，他們坐在不遠處，聽到了我講的故事。我沒想到，在這一疊紙上，算上我，全班同學竟攻守同盟的一致，矛頭都指向我。

我想到還等在革委會辦公室的警察，就不僅是緊張了，開始害怕了。

我看完了所有的檢舉揭發信，拿著它們，獃獃地站著。

喬老師把檢舉揭發信從我手裡拿了過去。

喬老師說：看完了？

我說：看完了。

我的聲音很低。

喬老師說：講！再去講！還有什麼故事沒講？還想讓人家知道是誰在講故事嗎？

我說：不講了。

喬老師突然把手裡的檢舉揭發信撕了，撕爛了，又揉成一團。他用爐鉤子挑開那個小爐蓋，隨手把紙團仍進了爐膛。爐火遇紙，先是燜出一股煙，接著竄起火苗，燒著了紙。爐蓋又蓋上了，看不到那些紙。

喬老師說：回班裡吧！什麼也別說。

我說：我再也不會講故事了。

走在校園裡，有風吹，有一些乾枯的槐樹葉在我的眼前飄然落下。

我抬頭看，才發現，即使在冬季，有的樹葉還在枝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