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水兵叛亂

再談水兵叛亂

列·托洛茨基

前日文章中，我試圖把兵變之爭置於政治層面。但諸多批評家對「個人責任」饒有興緻。蘇瓦林1——從無精打採的馬列信徒變成笑口常開的造謠專家——最近的斯大林研究稱「托氏自傳有意迴避水兵起義一事」，並諷刺說：總有些功業沒法令人自豪。欽利加2《大謊言之國》一書揭密平叛時「萬餘水兵」死於托某人的血手（波羅的海艦隊也未必有一萬水兵）。其餘聲音痛心疾首道：客觀上兵變確有反革命特徵，但你為何對叛軍——乃至交槍後的叛軍——下手如此狠辣？

誠然，過去我沒談過此事。不是見不得光，而是無話可說。真相頗為簡單：我並未直接參与平叛和後期處置。在我眼中，是否親自參與並無政治意義。我是政府成員并力主平亂，我樂於分擔鎮壓的責任。至今為止，我的答覆限於上述框架。當揭發團的道德高士追究本人的罪責，並控訴托某「過分殘暴」時，我有權利說：「先生們，你們有點兒扯得沒譜了」。

叛亂爆發時，我在烏拉爾公幹。我從當地直接返回莫斯科，參加黨的十大。黨代會通過了平叛決議：以談判和通牒迫使要塞投降，假如無效就動武。我直接參与了以上決定的制訂。後來，我一直待在莫市，沒親自到場指揮軍事行動。平亂後的鎮壓諸事，完全是肅反委員會的許可權。

我為何待在莫斯科？政治原因。當時正值「工會辯論」的高潮。要塞的政治工作由彼得格勒市委負責，市委主要領導是季諾維也夫，曾不知疲倦地駁斥我的工會立場，堪稱論敵首腦。去烏拉爾之前，我曾在要塞水兵黨員大會（就工會一事）發言。大會氛圍使我印象惡劣：花花公子般的水兵飽食終日，徒有黨員虛名；與當時的工人與紅軍戰士相比，他們活象寄生蟲。討論時，市委以煽情而非說理的方式操縱會場。艦隊指揮層既孤立又膽怯。季同志的議案獲得大致90%的票數。記得我當時對他說：「你們這兒日子不錯，可是以後要砸鍋」。然後，老季和我一起去烏拉爾。在當地，他收到要塞「砸鍋」的緊急電報。曾投票支持他——即他的工會立場

無論對錯，上述念頭決定了我的態度。平叛期間，我公開撒手靠邊。記憶所及，捷爾任斯基親自處理了鎮壓事宜。他一向不容忍外人干涉肅反業務。他做得對。

是否存在濫殺濫捕？不知道。我信任捷爾任斯基同志遠勝於信任今日的文人揭發團。鑒於手頭資料全無，我無法Avpcsteriori（後天地）確定該懲辦誰以及如何懲辦。謝爾什憑藉三手材料的有關結論，我以為並無價值。我承認：內戰不是人道主義的學堂。唯心主義者（亦即理想主義者——李星注）與和平主義者總是控訴革命「太過火」。要害在於「過火行為」來自革命的本質：革命本身是歷史的「過火瞬間」。誰喜歡舞文弄墨以「過火」為由排斥革命，請隨意。我不排斥革命。這一意義上，我對鎮壓要塞叛亂負起全責。

1938年7月6日

《反對派公報》第70期，1938年10月

1王凡西註：原法共領導者，主編《人道報》，因翻譯托洛次基的《新路向》一書被開除出黨，著有《斯大林傳》。

2王凡西註：南斯拉夫共產黨領袖之一。在蘇聯被開除出黨，遭監禁。後獲釋離蘇，寫了不少有關斯大林迫害異己的書，最後離開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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