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那些被裁掉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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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新年還有3天，王健林寄予厚望的萬達網路科技集團，被媒體曝出大規模裁員的消息。據稱，此次架構調整將只保留公司職能部門——這意味著超過千人面臨被裁員的命運。 裁員從不鮮見。但作為個體的員工，處於行業的神經末端，變動對他們生活的影響更細微和具體。 2018年伊始，我們找了過去一年中4位被裁員的年輕人，他們都經歷了人生中一場閃電般的風波。

文 | 衛詩婕曹彥

編輯 | 金匝

1

弱小的個人和龐大的機構去對抗，會有勝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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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達網科裁員的新聞喧囂塵上時，我已經辦完了離職手續。還有一些同事堅守在崗位上，拒不簽署離職協議，為他們的權益做最後一點微小的鬥爭。

其實早在2017年8月，我所在的部門就被上級領導告知：整個team都會被砍掉。10月份，HR就來約談了：「不是你工作的問題，是公司業務架構調整。」調整的後果，是包括我在內的上百名員工面臨「友好協商離職」的結局。

我們被要求籤署的協議強調，是因「個人原因」提出離職，以「n+1」的形式獲得賠付。知道自己無法再多爭取什麼，更深知個人與龐大集團的對抗是無意義的，我非常爽快地簽署了協議，抓緊找起了下家。

當初來到萬達是個偶然。2014年，由於父母生病需要照顧，我辭掉之前在銀行的工作。等重返職場時，手頭有好幾個offer：除了銀行，還有法國一家互聯網公司。我最終選擇了萬達網科，這家萬達旗下的公司當時正立志要在互聯網金融產品的領域做出成績，有王健林背書，我認為是OK的，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萬達給出的薪酬高於行業三到五成。

現在回想起來，高薪酬下的面試流程簡潔得不可思議。上午，一位副總裁面試了我半小時，詢問了我的學歷、履歷、薪資。連薪資審核都沒走，下午，面試官就電話通知我：準備給我出offer了。後來我了解到，當時招人非常多，速度也非常快。

更大的震驚在後頭。等我入職時，我被告知：面試時遇到的那位副總已經調離了。之前這位副總與我商定，我入職後主要負責支付業務，但現在局面發生了巨變。事實上，直到我離職，我一天支付業務也沒有做過。我所在的team被不斷地重組、併入其它部門，業務內容也在不停更換。

後來我越發感受到，在萬達網科，中層以上領導更換頻繁，任免顯得過於隨意：比如A入職時原本談好將出任某team領導，可過段時間後，某位副總覺得B不錯，就用B替代了A的位置，再過陣子又有高層覺得C挺好，team的leader又變成C。這樣的情況時常發生，導致同事之間的磨合成本大大增加。起初幾個月，一群陌生人在逐漸了解和適配，等磨合得差不多了，往往領導又換人了。

而不同的領導之間，用人偏好也不同。一個互聯網領域過來的副總會認為互聯網思維更重要，通常會招許多互聯網人過來；但沒過多久，副總的職位被另一位重視金融的高層替代，自然會招更多券商或者銀行的人。至於前領導招進來的人，就該幹嘛幹嘛了，可以確定的是，不會得到重用。

公司的疲軟，是很早就能感受到的。我們原本非常重視互聯網金融業務，想打造一款app，類似於支付寶的支付產品，名字經歷了很多次更換，其中最知名的就是大家知道的「飛凡」。但公司內部有各種消息，說我們的產品始終找不到贏利點，一直在燒錢。618啊，雙11之類的節日，砸錢搞了很多線下活動，很多人薅羊毛，但是推廣期過了，就沒人再用了。

12月份，裁員達到高潮，規模也到了峰值。據我所知，我所在的部門，所有同事已經悉數離職。坦白說，我很平靜，也沒有任何留戀。我是上海本地人，有車有房無房貸，沒有那麼大的經濟壓力，再加上我心態較好，只是把這次裁員看作我工作中的一段小插曲，並沒有太多負面情緒。

但我的一些同事，不是本地人，睜眼就要交房租，突然被裁，讓他們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裁員發生在年前，這不是一個找工作的好時機，對滬漂而言，意味著極大的風險。

那些還在崗位上堅持著的同仁們，無非是想要為自己爭取一點時間，和多一些的補償金，儘管他們非常痛苦——員工之間流傳著一份轉崗通知，顯示公司正利用某些手段逼迫員工：如果不簽署協議，公司將把你派往廣州、貴陽等地區，工資調整為2800元／月，要求員工3日之內必須到崗。弱小的個人和龐大的機構去對抗，會有勝算嗎？」

2

一個深夜，我偷偷把競爭對手的單車都給拉走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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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上海的天氣已經讓人燥熱不安了，我剛經歷了2017上半年的種種不順：與朋友合夥開的保安公司倒閉了，自己又生了一場病。等痊癒後，才打起精神再次回到上海，希望找份工作過渡一下，攢點學費，開始下一場事業。

在這家非常知名的共享單車公司，我的職位是調度。當共享單車在城市某一處過度堆積時，我們開著麵包車去把它們搬走，挪至需求量大的地方。

我入職時，共享單車市場的激烈競爭正逐漸拉開序幕。上海的投放空間很大，公司大規模擴招，面試流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只要能幹，就能留下。這份工作在招聘時寫的是運營崗位，其實純屬體力勞動。即使我當過兵，身體素質過硬，也覺得工作有些超負荷。

上海的盛夏幾乎天天高溫，酷熱一直延續到初秋。即使在極端高溫天氣（40度左右），我們的工作量也從沒進行過相應的下調。印象深刻的是，有段時間，麵包車的空調壞了，駕駛座下邊就是發動機，車裡的溫度可能接近50度吧。那天我喝了兩桶1.5升的水，外加兩瓶500毫升的飲料，一天下來一次廁所都沒上，都是出汗蒸發掉了。

下雨時，我跟同事們又常常被淋成落湯雞，公司不發雨具，大雨中，我們還得掏出自己的手機對車輛進行掃碼，有時手機進了水，操作不靈，漏掃或少掃，都將被扣除相應的工資。在天氣情況最惡劣的幾個月中，我們的任務額也在不斷地增加，從7月時每天100輛，到120輛、130輛……9月份，共享單車之間的競爭到達白熱化，各種品牌的車輛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我們那時的單日任務達到了155輛。

那段時間，不同公司之間的員工衝突也是最頻繁的。市場趨於飽和，車輛投放空間越來越有限。那時，每天挪車都會遇到競爭對手，有時非常尷尬，只有一小塊空地，就看誰能先把自家的車先放進去。都是年輕人，有些性子比較沖，可能會罵一句「我x」，或者踹一腳車，你一言我一語，容易吵起來，甚至打架。有次我同事和別家打起來，最後還驚動了警察，那陣子這樣的新聞特別多。

糾紛多了，就開始有記者關注這個事兒。有一天，我老家山東電視台的記者找到我們採訪，那記者很熱情，一口一個老鄉，我很想幫幫他，但公司有規定，不能接受採訪，一旦透露一點公司相關信息就會被開除；另一方面，我也不想在電視上露面，讓老家人看到我在做這個工作，挺丟臉的，我干這個我爸媽不知道。

那天我心情很鬱悶，想到自己三十多歲了還沒結婚，未來又找不到方向，越想越憋屈，晚上就跑去喝酒了，第二天到崗遲了。幹完一天後，領導說要扣我的全勤，我就和他求情，他就對我說，不扣也行，那你幫我做件事兒。

按他的意思，我在深夜帶著司機師傅，開到一個商區，偷偷把競爭對手的車輛全給搬走，運到了一個偏僻的地方扔了。

這當然是很低素質的事情。可我當時為了生活，也沒辦法。共享單車的運營以地域劃分，就拿我所在的上海來說，每個區都有一位區長，負責地域內整體的單車調度。每位區長手下則有六七十名運營人員。底層的管理相當混亂，不同區長的理念、指導風格不同，帶出的團隊質素也相差很遠。

我也沒有多高尚，後來10月底，市場完全飽和，領導想找茬開掉一部分人，其中就有我。當時我威脅公司，說要把這裡的工作情況爆料給媒體，領導就沒有動我。

快要入冬時，很明顯能夠感覺到一大波共享單車正在死去。我所在的片區，陸續有同事離開。就在20天前，由於對於剋扣工資不滿，我和領導理論起來，發生了口角。都是年輕人，誰也經不起說，領導說「要麼扣工資，要麼走人」，我負氣甩出一句：「不幹就不幹。」

我就這樣離職了。現在，因為交不起房租，只能暫住在朋友家，也不知道還能不能繼續在上海呆下去。

但今年春節，我想我不會回家了。」

3

被「換血」的同時，我決定永遠告別加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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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早晨，集團人事部的領導把我叫到會議室，第一句話是：「你代打卡的事，被公司發現了。」

在公司內部，至少在我們部門，代打卡的現象十分普遍，同事們偶爾「互相幫助」，沒有人會把這種行為和「開除」兩個字聯繫在一起。

但那天不同，領導坐在辦公桌對面，表情嚴肅，他略帶威嚇地告訴我，與我「合作」的同事已經「全部交代了」，何時何地幫我打卡，打了幾次。「你嚴重違反了公司規定……」緊接著，他把一份離職合同推到我的面前。

事後我才知道，當天被「約談」的同事不下30個，他們的結局都和我一樣，主動簽下合同，聲明「因個人原因」提出離職，沒有額外賠償。再過一個月就是春節，我們多少都是帶著有些憋屈的心情，開始了各自的2017年。

事後我再回想，這場人事地震並非偶然，它極有可能和領導層的變更有直接關係——大約一周前，我的部門領導A被調離，緊接著，新任領導到崗。幾天後，「代打卡」的調查與肅清就開始了。

我當時只能用果斷離開來掩飾我的難堪：既然知道自己非走不可，就得阻止了人事部門的進一步盤問，「不用說那麼多了，我簽」。離職手續閃電般地辦完了，我搬著紙箱，一刻也不想多停留，離開公司時，大腦飛快地旋轉，思緒卻是一片混亂。

入職近兩年，其實人事上的微妙我已經察覺了。就拿我自己來說，從來都是跟著我的大領導履新。他調到哪兒，便把我帶去哪兒。但這次沒有。沒有哪位新任領導會用前領導留下的人，他們如同棄子，要面對完全未知的命運。但我又不得不承認，以這樣的方式被「清理掉」，一定和我自身的表現有關——我是公司加班制度的挑釁者。

剛加入這家崇尚加班文化的互聯網企業時，我特別納悶，離下班時間已經過去20分鐘，可座位上沒有一人起身，完成了當天工作的我背起包自顧自地回家了。第二天，同事對我說，幹完了活也不能走，因為領導還沒走。我內心嗤之以鼻，在之後的幾天，更高效地完成工作，保持準點下班。

一周後，有領導發現了我這隻「出頭鳥」，先是談話，然後用生僻的專業辭彙考我，潛台詞是：你學得夠了嗎？還不加班努努力？

我承認，我不是一個事業心很重的人。人跟人的追求不同，看著公司里上至高管、下至剛畢業的年輕人，沒有時間與家人相處，更沒時間談戀愛，個人生活完全被工作擠壓，我知道，這不是我想要的。

再看看我們生活的時代，好像只形成了一種單一的價值判斷——只有用青春去奮鬥，換取未來的薪酬、地位和價值，才算得上是成功，至少在職場是這樣。我是這種價值取向中的異類。

離職以後，別的部門風聲鶴唳，部門領導紛紛告誡手下，嚴禁代打卡，一旦被發現將「給予警告」，但不是開除。

我沒有在「被離職「的陰影中糾纏太久，開始試著尋找自己真正喜愛的事情。最近，我和幾個朋友承包了黑龍江一個市區的私家菜外賣，讓點外賣的人嘗到家的味道，是我們的創業目標。坦白說，比起坐在辦公室里被迫加班，這樣的事業更讓我感到存在和滿足。」

4

6年了，沒有客戶說我不好，但我還是被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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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哈爾濱農村，2012年的夏天，隻身到北京，想為自己謀個發展。來北京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進了這家公司做房產中介。

在老家時，我干過一些雜活，東北整體經濟不行，掙得少，一個月七八百塊，連自己生活都不夠。還賣過一陣子保健品，感覺那是忽悠人的，一個月干滿就辭了。

剛來到北京，感覺真是不一樣，房地產行業正在上升期，南邊到處都是剛建起來的樓盤，公司也特別好，一切都很有秩序，我只需要穿著西服，坐在辦公室里找房源，等一個又一個顧客自己上門，有很多東西需要學習，感覺很充實。

一開始的日子很苦，我在方庄租了一個小二樓的單間兒，一個月400多，只有四五平米，一進屋就上床了。冬天風特別大，窗戶漏風，我當時用那種東北用的塑料布糊窗戶，但風把塑料布撲開了，半夜把我凍醒了。

但我心裡還是覺得，每一天都有奔頭。帶我入行的師父是個遼寧人，很能擔當。帶客戶看房的時候我就跟著，他負責教我話術。他跟我說，出來就是為了掙錢的，不能一天到晚想著玩兒。

第一年沒掙著錢，我沒臉回家過年。除夕夜零點的時候，跟朋友在鞭炮廠放殘次品玩兒。那時給父母打電話，心想日子不會這麼一直苦下去，得干出一番事業來。

等第二年，每天晚上回去，我都會反思，自己哪裡做得不好。5年多的時間，我從A0一路干到A4（不同的職級對應不同的提成），最高是A9，一級一級往上升。從小到大都沒有過這樣的成就感，感覺自己有一個持續的目標，也眼看著我們公司做到了行業內數一數二的品牌。當時說實話，我們確實很高傲，根本瞧不上其它公司。一個小區里如果說有4套房子要賣，我們公司就能賣掉其中的3套，當時就做到這種程度。

但情況在16年底至17年初發生了變化。半年內，國家連續出台了一系列調控樓市的政策，我們的交易量大幅下跌。從2017年開始就能明顯感受到，來看房的人少了。於是領導抓量化抓得特別緊——量化是行話，就是即便市場不好，也要帶人看房子。

人都不買房，中介也得繼續上去硬拉——你看房子嗎？留個電話，那就算帶看房了。但我不願意干這些，這不是騙人嗎？

量化達不成，領導會問怎麼辦？有同事出招，去小區裡邊插房源紙，就跟發傳單一樣，往業主門兒上插。還有人承諾了，干不到多少業績，我就離職。但我從來沒給過領導態度，我認為我不拿底薪，賺的是我的提成，沒必要這麼逼著我。

到了2017年的冬天，我被逼得也不行了，就做了一次假量化——那真是我5年多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作假。我報了一個假的手機號碼，謊稱帶客戶看過房了，結果被公司發現了。

實際上，今年沒有中介不做假量化。原本不至於被開除，剛好公司又來了一個客戶，我帶他去看房，也做了記錄，但後來對方不認，公司再次認定我做假量化。按照公司的規章，兩次觸犯黃線就累積成一條紅線，要被開除。今年我所在的片區，就我所知，至少有5個資深中介，因為這點原因被擼下去了。

我也求過情，跟領導說，你怎麼罰我錢都行，甚至扣我積分，把我扣沒了都行。但是公司一點情面不講。我只好自己遞了離職申請。

剛離開時，眼淚都要下來了。說實話，我真把這份工作當自己家來維護了。走到哪我都說這個行業好——這麼多年的青春都放在這裡了。

現在，我又回哈爾濱了。收入和之前沒法比，以前在北京，平均下來一個月是15000元，現在一個月能有5000元就不錯了。心裡還是有不甘，到現在我還在探前領導的口風。

有機會的話，我還想回去。雖然那裡也傷透了我的心。但你要知道，還差一個月，我就在這裡干滿6年了。

」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出現人名皆為化名

文章為每日人物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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