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讓大明變得透明（第一章）

註：這篇和絲絹案那篇性質差不多，我原本只是打算寫個萬字文，但越查資料越多，沒摟住寫長了，到底有多長你們很快就知道了，但我保證很有趣，你們不知道大明還有過這些糟爛事…這種史普沒啥出版可能，不過我寫得挺開心。每天更新一章吧！

序章 天生命苦，湖中玄武

中華大地之上湖泊眾多，風光各有不同。假若要把它們比擬成人類的形象，鄱陽湖端方溫潤，像是一位器宇軒昂的名士；洞庭湖氣象萬千，如一名才華橫溢的詩人；太湖恢弘大氣，儼然一尊叱吒風雲的大俠；西湖精緻雋秀，必然是一個清純少女；千島湖則是錦心繡口的大家閨秀……

在這一群俊男美女之間，恐怕只有位於南京城外的玄武湖是個例外。若將它比作人類，出現在我們眼前的，應該是一個滿臉悲苦的滄桑大叔。

這真的不怪它。

縱觀玄武湖的歷史，可謂是屢遭劫難、動輒得咎。它的湖生，簡直就是一部人類霸凌史。

玄武湖的存在時間很長，它古稱「桑泊」，位於楚國的金陵邑。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把金陵邑設置秣陵縣。這個湖就在縣治旁邊，於是也被順便改名叫做秣陵湖，亦稱鐘山湖。

據說秦始皇曾經巡遊至此，有一位望氣士說這裡風水好，有王氣。秦始皇一聽不樂意了，立刻派人把附近的方山鑿開，引水灌入湖泊。金陵的王氣被生生泄掉，從此在這裡建都的王朝，都難以長久

這個故事與史無征，應該是後人附會編造出來的。不過人類對玄武湖滿滿的惡意，從這個傳說里可見一斑。

整個漢代，秣陵湖籍籍無名，並沒什麼顯著事迹。到了三國時代，孫權為了避自己祖父孫鐘的諱，乾脆廢掉了「秣陵湖」和「鐘山湖」這倆名字，叫做蔣陵湖——因為湖邊有一座陵墓，墓主是漢代駐守在此的秣陵都尉蔣子文。

孫權喜好奢華，為了修一條青溪，把蔣陵湖水借走了一半。後來孫權又大修宮苑，計劃在宮殿四周挖一圈水路，又想借水。可憐蔣陵湖已快被抽成濕地，實在伺候不動這位大帝。孫權沒奈何，只好重新疏通渠道，引江水入湖，把宮苑修在了湖岸前方。

因此蔣陵湖又得名叫「後湖。」

此後這座湖泊的名字一直被改來改去，什麼玄武湖、昆明湖、飲馬塘、練武湖，習武湖等等。玄武湖這個名字的來歷，據傳說是因為曾在湖裡發現兩條黑龍——其實就是揚子鱷——黑色屬北方，北方有神獸曰玄武，玄武湖的方位恰好又是在建康城北方，因此得名。

那個時候的玄武湖，面積是現在的三倍那麼大，約有十五平方公里左右，本用於編練水軍。後來南朝帝王們覺得拿這種風景練兵太浪費了，遂在湖心堆出三座島嶼，模仿蓬萊、方丈、瀛洲，號稱「三神山」，還在附近修起了上林苑、華林苑和樂游苑，成為王公貴族出遊玩樂的絕佳地點，一時興盛無二。

可惜好景不長。隋文帝南下討平了陳朝之後，怕前朝餘孽死灰復燃，便將建康城的宮苑推平，讓農民在上頭耕種。建康這個名字，也被改回秣陵。至於玄武湖，它離宮苑太近，也未能避開這場劫難。

它慘到什麼程度呢？後來唐代的顏真卿曾經在這裡擔任過地方官，在玄武湖原址設立了一個放生池。想想看，一個偌大的湖泊，居然被擠兌成一個放生池，這得有多凄涼。

李白曾有詩感嘆：「亡國生春草，離宮沒古丘。空餘後湖月，波上對江州」，這個「後湖」就是指玄武湖。

終唐一代，玄武湖委屈地蜷縮成一團，默默無聞。一直到三百四十八年之後的南唐時代，後主李煜和六朝一樣喜好奢華享受，玄武湖這才被重新疏浚，勉強恢復成昔日風采「名目勝境，掩映如畫」的風采。

有一次，一個叫馮謐的寵臣對李後主說：「當年唐玄宗賞賜了賀知章三百里鏡湖，傳為美談。我退休的時候，只要這眼前的四十里後湖，也就夠了。」 李後主沒吭聲，旁邊的宰相徐鉉諷刺道：「天子對賢士一向慷慨，區區一個小湖送就送了，沒什麼可惜的，可惜沒有賀知章那樣的人物值得賞賜啊。」

馮謐：……喂！

玄武湖：……喂！

可惜玄武湖的好日子沒過多少年，又開始走霉運了。這次它迎頭撞上一位千古名臣，王安石。

王安石曾在江寧府擔任知府，辦公地點正在玄武湖旁邊。他是個出了名的務實主義者，每天看著湖邊勝景，覺得鬧心。這風景再好，也不能當飯吃啊，太浪費了。於是王安石給宋神宗上書，建議排空湖水，改為農田。他算了一筆賬，將這個湖填平，可以多得兩百餘頃好田。

這種好事，朝廷自然無有不允。就這樣，在王安石的主持下，開十字河，立四斗門，可憐的玄武湖再一次被人為放空，化為一望無際的農田。只留下十來個小池塘，彷彿它眼眶中滿盈的淚水。

這已經是它第二次被幹掉了。

王安石對這項政績很是得意，特意寫了一首《書湖陰先生壁》以資紀念：「茅檐長掃凈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兩山是鐘山、覆舟山，這一水，即是玄武湖。昔日那煙波浩渺的大湖，成為了「護田繞綠」的條條水渠，多好啊。

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可惜對城市規劃缺乏了解。沒了玄武湖，城市的排水功能受到極大限制，一下雨就澇。這個麻煩從宋代一直持續到元代，以至於元廷不得不先後兩次重新疏浚，在鐘山附近開河道，重新蓄水還湖，才算讓玄武湖稍微緩過來一點。

一直等到大明皇帝朱元璋定都應天府之後，他著手對玄武湖——那會兒官方名字稱為後湖——做了一次大改造，才使之恢復到最盛時三分之一的格局，夠資格重新稱湖了。

聽到這個消息，一身傷痛的後湖挺高興，覺得自己總算否極泰來。大明的首都近在咫尺，肯定會在我這兒建個行宮林苑什麼的吧？過去的奢華好日子，眼看就要回來啦！

它沒高興多久，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離奇的命令：封湖。

隨著皇帝一聲令下，大批軍隊衝到後湖水畔，把附近百姓毫不留情地驅趕出去，硬是在京城腳下隔離出了一塊戒備森嚴的禁區。

也許只是臨時性的管制措施吧？後湖這樣猜想。

它萬萬沒想到，這次封湖持續了不是一年，不是五年，而是將近三百年，幾乎與大明的國祚等長。終明一代，後湖從未對外開放過，幾乎成了大明51區。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大明朝廷如此大動干戈，把這座命運多舛的湖泊封禁如此之久？

是風水考量？是靈異作祟？抑或是湖底鎮壓著什麼不得了的怪物？

以上答案都不對。

想搞清楚大明封禁後湖的原因，得先牽扯出一個歷代帝王都為之殫精竭慮的大題目。

第一章 天下透明

讓咱們先把視線稍微放遠一點，從公元前二零六年的咸陽說起。

在這一年的十月，大秦首都咸陽出了一件小事。

不，我不是說鴻門宴，它是件大事，而且還沒發生。

這件小事與鴻門宴相比，毫不起眼，在史書里只有簡單的幾句話，閱讀時很容易一眼滑過去。但對於風起雲湧的秦末亂局乃至後世來說，它卻有著極深刻的影響。

這一年，劉邦搶在其他諸侯之前殺入關中，兵臨咸陽。秦三世子嬰手捧玉璽出降，秦帝國徹底土崩瓦解。這群沛縣窮漢進入大秦國都之後，立刻被其繁華富庶迷花了眼，紛紛衝進各處府庫去搶金帛財寶。就連劉邦自己，也賴在秦宮裡不願意出來。這裡多美好啊，有精緻滑順的帷帳，有名貴的萌犬和駿馬，有琳琅滿目的寶物，還有不計其數的美女。

在這場狂歡中，只有一個人保持著無比的冷靜。他叫蕭何。

跟那些出身市井的同僚相比，這位前沛縣官員有著豐富的行政經驗，他知道，對於這個新生政權什麼才是最重要的。

蕭何穿過興奮的人群和堆積如山的財貨，來到大秦丞相、御史專屬的檔案庫房。這裡門庭冷落，因為裡面沒有珠寶金玉，只有天下諸郡縣的戶口版籍、土地圖冊、律令等文書，沒人對這些寫滿枯燥數字的竹簡有興趣。

蕭何下令將這些資料進行清查、分類，然後一一打好包。

沒過多久，劉邦去鴻門參加了一次酒宴。回來以後，他一臉晦氣地吩咐諸將收拾行李，準備退出關中。緊接著，項羽大搖大擺地闖進咸陽，他趾高氣揚地告訴劉邦：「你去漢中當個漢王吧。」 然後把三個秦軍降將章邯、董翳、司馬欣封在秦嶺北邊，牢牢地鎮在漢中與中原之間。

劉邦大怒，漢中又小又窮，道路險峻，再加上這麼三道枷鎖，明擺著不打算讓自己翻身啊？他心想，乾脆賭一把，帶兵去跟項羽拼一場算了。周勃、灌嬰、樊噲幾名部下輪番相勸不果，這時蕭何站了出來，問他：「去漢中稱王，跟死相比哪個慘？」 劉邦說：「廢話，當然是死更慘。」 蕭何說：「現在咱們跟項羽打，鐵定是百戰百敗，純屬作死；您何妨學學商湯和周武，先去漢中隱忍一陣再說。」

劉邦看著蕭何，覺得他話還沒說完。

隨即蕭何講出一段詳細規劃：「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估計劉邦聽完這話，肯定下意識地反問了一句：「憑什麼？」

你的戰略規劃聽著很棒，但具體怎麼落地？憑什麼「養其民」，憑什麼「收用巴、蜀」，又憑什麼「定三秦、圖天下」？

蕭何微微一笑，就憑我從咸陽帶出來的那些戶籍檔案。

可不要小看這些其貌不揚的簡牘，它們蘊含的力量，比名將精兵更加可怕。

戶籍的雛形，早在商代「唯殷先人，有冊有典」時就已經出現了，春秋時代亦有書社制度。但真正把它建成一個完整體系的，是糾糾老秦。

自商鞅以來，老秦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綿密細緻而著稱，特別熱衷於大數據。《商君書》里列舉了國家興盛需要掌握的十三類數據：官營糧倉、金庫，壯年男子、女子、老人、兒童、官吏、士、縱橫家、馬匹、牛、以及牲口草料。其中對於百姓數據的搜集，必須要倚重戶籍的建設與管理。

到了秦始皇時代，郡縣制推行於全國。從一郡、一縣到一鄉、一里乃至每一戶，官府都有詳盡記錄。你家裡幾口人，年紀多大，什麼戶籍類別，多高的爵位，何年何地遷來，何年傅籍，養幾匹馬、幾頭牛，耕種的地在哪，多大，種的什麼作物，稅要交多少等等，記錄得清清楚楚。

而且相關檔案每年還要進行更新，由專門的上計人員送到咸陽留存，以便中央隨時掌握地方情況。

這套制度，在秦始皇時期一直保持著高效運轉，到了秦二世時期，各地官府出於慣性也一直在執行。蕭何在官府里當過主吏掾來說，對這些東西再熟悉不過。

當蕭何把它們獻給劉邦時，一瞬間，整個天下都變得透明。

無論是南海郡的柘漿種植面積、成都的蜀錦產量還是琅琊郡在始皇二十八年的丁壯總數，翻閱一下，一目了然；想知道整個河東地區的牲畜總數？想看看關中有多少鐵匠作坊？翻閱一下，如探囊取物。劉邦手持竹卷，足不出漢中，便可以閱盡天下虛實。

對於一位志在天下的王者，這實在太重要了。

知道了壯丁數量，可以算出能動員的士兵和民夫；了解到牲畜多寡，可以合理分配運力；查閱了作物產量，便對糧草的徵發心中有數；掌握了地形圖冊，也就明確了對該地區的用兵方略。哪個郡有鐵礦，可以冶煉軍器；哪個縣有草藥，可以平伏疫病；哪個鄉可以提供獸筋膏脂，多長時間送到哪裡，道路狀況如何……種種信息，都隱藏在這一片片簡牘之中。

要知道，戰爭的勝負，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後勤表現。後勤最重視的並非武勇，而是精準統籌。精準統籌的前提，則是翔實豐富的數據。可以這麼說，在戰略層面的對局中，拼的不再是韜略，而是資源利用率。誰的數據掌握更精準、誰的物資調配更有效率，誰就是最後的勝利者——此即所謂「大勢」。

蕭何在咸陽運走的簡牘檔案，正是戰略對決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司馬遷為蕭何這個行為做了總結：「漢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

劉邦偶爾犯混，但大事上絕不糊塗。他立刻領悟到這些簡牘蘊藏的威力，心下大定。《漢書》記載，他聽完蕭何的勸說後，就回了一個字：「善。」 ——幾百年後，劉備聽完諸葛亮的隆中對，也只回了同樣一個字，他的內心，未必不是在效仿高祖。

劉邦不再執著於跟項羽爭霸，收拾行李高高興興出發了。抵達漢中之後，他拜蕭何為丞相，主抓內政，坐鎮後方。沒過幾年，劉邦明修棧道，暗度陳倉，揭開了楚漢相爭的序幕。

在漫長的中原爭霸期間，項羽就像是一尊浮在空中的無敵戰神，每一次揮動武器，都把劉邦伸過來的藤蔓砸得粉碎。可這些藤蔓的根部緊緊吸附於大地，源源不斷地從土壤里榨取營養，一次又一次重新生長、伸展，糾纏，韌勁十足。

慢慢地，戰神開始疲憊，藤蔓的數量卻有增無減。它們被打碎了無數次，可總能捲土重來。戰神想落在地上喘息片刻，卻驚訝地發現早已無立足之地，四面八方都被藤蔓密密麻麻地爬滿……接下來的故事，人人皆知。

如果說那些名將是藤蔓的枝，那麼蕭何就是藤蔓的根。

「鎮國家、撫百姓，供軍需，給糧餉。」 這是劉邦給蕭何做的工作總結。這些工作沒有衝鋒陷陣那麼華麗激烈，也沒有運籌帷幄那麼驚艷燒腦，只是無休止地和數字搏鬥的瑣碎。它沒法保證漢軍在戰場之上連戰連捷，但可以讓漢軍在戰場之外始終不敗。

於是項羽百勝而後一敗，劉邦百敗而後一勝，江山遂告易手。

劉邦對這一切，看得非常透徹。他稱帝之後，論功行賞，把負責後勤工作的蕭何排在了首功。

若沒有蕭何當初從咸陽果斷運出那一大批無人問津的檔案，這種奇蹟般的運營效率簡直無法想像。善戰者無赫赫之功，這些不顯山不露水的戶口版籍，才是真正的第一功臣。

當然，這些咸陽老檔也並非萬能。

秦末戰亂時間太長，以致中原凋敝不堪。劉邦自己下的詔書里承認：「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這個「名數」，顏師古解釋說這就是「戶籍」。「不書名數」，是說老百姓都跑光了，戶籍管理體系已然崩潰。

咸陽老檔可以提供一些歷史數據以資參考，卻沒辦法繼續更新數據。

但不更新又不行。

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維持一個國家，比佔領一個國家更難。

新生的漢家王朝想要延續下去，得先搞清楚人口數量，把流民趕回到田地里去，固定稅基；有了稅賦徭役，政權機器才能運轉，實行有效統治。想做到這些，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戶籍制度和配套法律是絕對不行的。

這個難題，劉邦自然而然交給蕭何去解決。

高祖四年，項羽在烏江的屍骨未寒，蕭何便迫不及待地動手搞了一次全國人口大普查，「初為算賦」，然後以此為基礎，搞出了一套叫做《九章律》的法典。

這個法典是以秦六法為基礎，在「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之外，又補充了「戶律、興律、廄律」三部法律。這其中的「戶律」，正是以法律條文的形式架構出一套戶籍制度。

這套體系展開來說，是個非常大的話題。簡單來講，漢戶律「計家為戶，計人為口」，以一戶作為基本單位，戶籍要開列戶主以及家庭成員的籍貫、爵位、年齡、性別、相貌膚色、健康狀況等，還要對家庭財產進行登記：一戶有多少田畝、多少奴婢、多少牲畜，一一寫明。

該戶的賦役數額和戶口級別，皆據此而定。

每年八月，老百姓還要向當地官府主動申報戶口變動情況，謂之「案比」。每隔三年，各級官府就要把手中的人口數量、年齡、墾田、稅收、官吏數量做一個統計，鄉里交縣裡，縣裡交郡國，最終匯總成「計簿」，再派專人遞交中樞。

中央這邊接到「計簿」，由御史先審核一輪，確認數字沒問題，再提交給丞相。有了這些數據，朝廷一方面可以保證稅收，也可以籍此控制民眾流轉，進一步增強中央集權。這都是秦法搭建起來的運作框架。

確定了田地數量，稅賦就有了出處，確定了人口數量，徭役就有了來源。這兩樣掌握住，政權就穩了。用《大學》里的話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這套體系不光讓西漢渡過了初期的難關，逐步走向強盛，還深刻地影響到了後世。

自漢以後，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每一個朝代都演化出自己獨特的戶籍管理體系。比如東晉分本土黃籍和僑民白籍；唐分天下戶口為九等，三年一團貌；宋代有常產主戶和無常產的客戶，又分坊郭（城市）戶和鄉村戶等等。但萬變不離其宗，無論細節如何變遷，其運作的基本邏輯，始終不曾偏離蕭何的《戶律》精神，總結下來就八個字——收稅有據，束民有方。

一個政權掌握的數據越詳細，天下就越透明，統治越穩定。

因此我們會看到，歷代王朝肇造初始，皇帝要做的第一件事，永遠是括閱天下，修造版籍。這事搞不定，啥也幹不了。

不過建戶籍這事吧，說難不難，說容易也不容易。

戶籍檔案有一定的繼承性。如果你前頭趕上一個靠譜政權，規則設計完備，資料保存完整，能省不少事兒。比如劉邦，有現成的秦法可以參考，又有蕭何保留下來的秦檔，很快便能進入狀態；司馬炎運氣更好，魏蜀吳三國皆襲用漢制，三分歸晉之後，三家戶檔可以直接合併；大唐之前，有隋朝幫它「大索貌閱」，收拾流民和隱藏戶口；大宋之前，後周已把基層建設得差不多了，趙匡胤黃袍加身，照單全收便是。

跟這些幸運兒相比，大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可就沒那麼好運氣了。

因為他要面對的，是奇葩前任留下來的一個大爛攤子。

元代是一個非常奇葩的朝代，它的戶籍體系叫做「諸色戶計」，以繁複而著稱。有按職業分的，如軍戶、民戶、匠戶、鹽戶、窯戶、儒戶、打捕戶、樂戶、織戶、採珠等等；有按貢賦內容分的，如姜戶、藤戶、葡萄戶；還有按照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等宗教信仰分的；還有為了服務於貴族而設立的投下戶、怯憐口戶。再往下細分，還能分成草原兀魯思封戶、五戶絲食邑戶、投下私屬戶，投下種田戶等等；甚至還會細分到負責侍奉貴族老年生活的養老戶，負責供養皇親國戚的江南鈔戶，給公主和王妃當嫁妝的從嫁民戶，隸屬於寺院的永業戶，等等等等……

順便一說，同一類戶籍下面，還按財產數量分為九個級別。

再順便一提，不同類別的戶籍，歸屬不同的管理機構，沒有統一的協調機制。比如探馬赤軍戶歸奧魯官管理，匠戶歸戶部管理，僧道戶歸宣政院管理，投下戶則是不同的宗王貴戚私有之物，江南鈔戶名義上歸戶部管，但稅收卻要上交諸王與駙馬們。

在沒發明Excel和Access的年代，想把如此錯綜複雜的戶籍體系理清楚？就是一百個耶律楚材也沒辦法。忽必烈在中統十年曾經試著搶救了一下，立了十路宣撫司，定戶籍科差條例。可這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讓他這次「閱實天下」的目的沒有實現，反而弄得更亂了。

跟繁複的戶籍體系相對的，元代的戶籍管理卻極其簡單粗暴。

馬可波羅在遊記第二章里，講過一段他在杭州的見聞：「每家的父親或家長必須將全家人的名字，不論男女，都寫好貼在門口，馬匹的數目也一樣要載明。如有人死亡或離開住所，就將他們的名字勾去，如遇添丁，就加在名單上。」

雖然他是以讚賞的口氣來描述，但讓秦漢唐宋的戶籍官吏看到這個場面，能吐出一口血：這管事得多懶多糙，才會這麼干啊！

這還是在一線城市杭州，其他地方更不敢想像了。

如此破爛粗放的一部機器，一直磕磕碰碰地運轉了百多年。元末戰亂一起，它便徹底趴窩崩潰。用史書上的話說就是：「元季喪亂，版籍多亡，田賦無准。」

蒙古人拍拍屁股，跑回北方草原放牧去了。前來接盤的朱元璋，可發了愁。他望著那一堆冒著狼煙的機器殘骸，蹲在地上嘆了口氣：「這飯吶，夾生了。」

元代戶籍實在太亂，大明根本不可能全盤繼承；可徹底拋開另起爐灶，難度也極大。廢棄不是，繼承也不是，朱元璋面對這個複雜局面，只能摸著和尚過河，一步一步試探著來。

早在洪武元年，他在南直隸和江西三府搞過一個叫做「均工夫」的試點制度。規則很簡單，按田地數量征賦役：每一頃地，出一個壯丁，農閑至京城服三十天徭役。如果田不夠一頃，可以幾家合出一丁；如果田多人少，也可以出錢雇佃農去服役。

這是一個無奈的折衷做法。因為那時老百姓跑得到處都是，沒有戶籍來制約。官府幹脆不按人頭徵稅，而是把賦稅折到田裡。你人可以跑掉，但土地總跑不了吧？

除此之外，朱元璋在洪武元年還發布詔書說：「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拾，其或迷失散在軍民之間者，許令官司送納。」 ——這是向民間徵集散落的元代戶籍殘本。緊接著，在第二年，朱元璋又宣布：「須以原報抄籍為定，不得妄行變亂。」

你在元代是什麼戶籍，現在還是什麼戶籍，別自己亂改。在新戶籍沒建起來之前，權且用舊戶籍管著，先把人攏住了再說。

無論是「均工夫」還是「原報抄籍」，都只能臨時救個急。真正想讓大明長治久安，還得儘快把新的戶籍體系建起來才行。朱元璋手下有一位大臣叫葉伯巨，把這個道理說得特別直白: 「夫有戶口而後田野辟，田野辟而後賦稅增。」

為此朱元璋輾轉反側，到處開會調研，最後還真讓他尋到一個辦法。

寧國府有個叫陳灌的知府，在當地搞了一個戶貼法，成效斐然。朱元璋深入研究了一下，覺得這個建戶籍的法子特別好，又是經過實踐檢驗的，完全可以作為樣本在全國推行。他決定拿來先用用看。

時間很快推移到了洪武三年。

洪武三年對大明來說，是個特別重要的年份。在這一年，朝廷相繼出台了各種政策：重修了官員殿陛禮法，制訂了王府官制、五等勛爵，明確了明代科舉的框架。一個新生政權，正緩緩走上正軌。

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朱元璋頒布了一封聖旨，鄭重宣布戶貼制在全國推廣上線。

「戶帖」這個詞不是明代原創的，它最早始見於南齊，從南北朝至唐宋的史料里時常可見，是一種催稅到戶的術語。不過在明代，這個「戶帖」的內涵卻變得很不一樣。

不光內涵不一樣，連口氣都變了。

朱元璋的這封聖旨，在中國的皇家文件里極有特色。要知道，一般的聖旨正文，在皇帝形成意見之後，都會交給專家潤色一番，使之駢四驪六、辭藻雅馴，看起來高端大氣上檔次。而朱元璋的這份「戶帖諭」，卻是一篇原汁原味的「口諭」。

聖旨是這麼說的：

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只是戶口不明白哩。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作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作軍。欽此。」

真不愧是平民出身的皇帝，聖旨寫得近乎純大白話，讀起來特別「寒磣」。

這個文風，其實不是朱元璋首創，乃是脫胎於元代。元代皇帝都是蒙古人，發布命令多用蒙語，會有專門的譯員逐字逐句直翻成漢文，再交給文學之士進行文言修飾。有時候事起倉促，省略最後一道程序，便形成一種特別生硬的口語話文牘——叫做硬譯公文。比如泰定帝即位的時候，詔書就是這種風格：「我從著眾人的心，九月初四日，於成吉思皇帝的大斡耳朵里，大位次里坐了也。交眾百姓每心安的上頭，赦書行有。」

有興趣的人可以看看《正統臨戎錄》，裡面用硬譯體記錄了大量蒙古人的對話，特別有趣。

說回正題。

朱元璋為啥要用這麼奇怪的白話文？不是因為朝中無人，而是因為他受夠了那些文縐縐的套話空話。

有一位刑部主事茹太素，給朱元璋上奏疏，前後一萬七千字。朱元璋讓人念，一直念到六千多字，還沒進入正題。朱元璋大怒，把茹太素叫過來痛罵一頓。這位皇帝態度倒真認真，罵完了大臣，晚上叫人接著念，念到一萬六千五百字，才聽見乾貨。

茹太素用最後五百字說了五件事，件件見解都很精到。朱元璋感慨說：「今朕厭聽繁文而駁問忠臣，是朕之過。有臣如此，可謂之忠矣。嗚呼！為臣之不易，至斯而見。」

翻譯成大白話就是：「你是忠臣，你的意見很重要，可你他媽的能不能說話簡潔點？」 後來朱元璋特意把公文要求寫在大明律里：「陳言事理並要直言簡易，每事各開前件，不許虛飾繁文。」

在國家級的政策文件上使用大白話，也算是朱元璋身體力行做的一個表率。

拋開文風不說，這份聖旨內容相當務實。裡面沒任何虛頭巴腦的廢話，條分縷析，每一句都是乾貨，把戶貼制的核心思想表述得很清楚。

那麼，戶貼制到底是幹什麼的？咱們不妨把整個執行流程走上一遍，就明白了。

第一步、當然是皇帝下發一道大白話聖旨到戶部，給政策定下基調。

第二步、戶部根據文件精神，設計出一份標準戶籍格式尺寸，叫做戶貼式。

戶部規定：「戶貼」的用紙長一尺三寸，寬一尺二寸，邊緣還綴有一圈花卉裝飾。

這個尺寸，可不是隨便訂的。

早在晉代，朝廷製作戶籍時已有規定，要求用一尺三寸札。因為當時沒有線裝書，而是捲軸裝。每張紙之間左右粘連，形成一條長幅，因此寬度不限，只需要規定長度即可。

到了明代，裝幀方式已和現代無異，頁頁相疊，因此需要把長、寬都規定出來。將長度定為「一尺三寸」，也算是一種從古吧。

看完尺寸，咱們再來看正文格式部分。

正文分成左、中、右三塊。在最右邊，印製洪武皇帝剛才那段白話聖旨，前面添加一句「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字樣。一來申明此乃皇命；二來警告百姓要如實申報，否則要充軍；三來提醒經手官員，如果他們違法徇私，也要處斬。

在中間部分，是戶帖主要內容，要寫明該戶的鄉貫、男子丁口、女子口、名歲、與戶主關係、戶種、事產、住址等信息。

最左邊，是留給官員簽字之用。朱元璋對這次推行極為重視，要求每一級，都要有經手官員的籤押，以便追溯責任。所以每一份戶帖的簽字，都是從戶部尚書鄧德開始簽起，接著是副手左侍郎程進誠——當然，這兩位的籤押都是提前印製好的，否則他們也甭干別的事兒了——隨著戶帖一級級下發，會有侍郎某、郎中某、員外郎某、主事某依次簽在後頭。

這是中央部門簽發部分。在戶貼背後沿邊還留有空白，以便地方執行官員簽下花押：從知縣、縣丞、司吏、典吏到書手、手辦、里保一個都不能少。

調閱任何一份戶貼，都能查到從中樞到執行小吏這一整條文件流轉的路線。哪一環節出問題了，抓起責任人來十分方便。

每一份戶貼，都要一式兩聯。首一聯叫做籍聯，次一聯叫做戶聯。前者交給官府留底，後者給百姓家裡留底。在籍、戶二聯之間的騎縫處，要印有字型大小以作為堪合之用，還有蓋上一個戶部騎縫章，每聯恰好各留半個印。這樣一來，官、民各有一份，最大程度防止偽造。

從一份戶貼式上的設計可以看出，大明朝廷著實下了一番苦心。逐級簽字、騎縫用印、編號堪合、籍戶二聯，儘可能堵上可能存在的疏漏。僅此一點，就比前朝不知要高到哪裡去了。

第三步、戶部把設計好的戶帖式下發給官辦印坊，依照樣本批量印製，然後分發到各地州縣，並規定了繳還時間。

第四步、各地州縣接到空白戶帖之後，必須由正印官員擔任提調官——這個提調，是臨時差遣頭銜，和後來負責教育的行政職務不一樣——他的工作是張貼文告，曉諭百姓，讓他們早做準備，還要對屬下官吏進行培訓。

接下來，提調官成立工作小組，親自坐鎮監督，下級官吏帶著空白戶帖，分赴各地基層去執行落地。

第五步、衙門小吏和當地里正逐家去敲門送帖。百姓大多不識字，需要口頭申報，小吏當場填寫資料，並由熟悉內情的里正審核、做保。三方確認無誤，小吏會撕下其中的籍聯部分，帶回衙門，與其他籍聯匯總；剩下的戶聯部分，交還百姓自家留底，叫做戶帖。

這個制度之所以叫戶帖制，就是從戶聯這來的。

第六步、所有填好的籍聯，在衙門匯總統計，要算明戶口、人口、丁口、田產幾項數字的總額，連同原始資料一起遞交給上級，自己複製一份留底。這麼一層一層磨算，逐級匯總到戶部。戶部呈遞到朱元璋手裡的，就是一份全國總戶口、總人口、總適齡壯丁總以及耕種田畝數的概算報告。

有了這份東西，天下在朱元璋面前，會變成透明起來。他可以隨時看到一個地區的總數，如果願意，也可以深入查到任何一戶的情況。

但你們以為這就完了么？

老朱對於官僚一向不大放心，總怕有人居中舞弊徇私。他對老百姓更不放心，民間隱瞞人口和田地的事太普遍了，如果放任不管，等於白乾。

因此他特意設計了一個制約舞弊的手段。

第七步、朱元璋動員了一大批軍隊系統的文書人員，分散到各地去審核抽查，術語叫做「駁查」。用聖旨里的話說：「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裡下著，繞地里去點戶比勘合。」

這些大頭兵和地方不是一個系統，相互包庇的概率不高。如果軍隊駁查出戶帖數字與實情不符，哪一級出了問題，就要哪一級官員的腦袋。如果查出百姓自己隱瞞，那就發去充軍。

第八步、軍隊駁查完畢，也提交一份報告給皇帝，和戶部報告並讀。大功告成。

說了這麼多，那麼這個戶帖到底什麼樣子？

讓我們拿一份保存至今的戶帖實物，看看都填寫了什麼吧。

從圖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最右側，是朱元璋的大白話聖旨，佔了將近一半的紙幅。在聖旨結尾還有一行字：「除欽遵外，今給半印堪合戶貼付本戶收執者。」

這是在宣讀戶主的權利和義務，提醒他有權收到一份戶籍副本，上面還有一半官印可以驗證真偽。

從中縫左側開始，進入正文：

一戶，林榮一。

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

計家五口。

男子二口：成丁一口，本身年三十九歲；不成丁一口，男阿壽，年五歲。

女子三口：妻章一娘，年四十歲；女阿換，年十二歲；次女阿周，年八歲。

事產：屋，一間一披。

田，自己民田地，六畝三分五毫。

從這些信息可以看出，這是個典型的小自耕農家庭，一家五口，一間房子幾畝田地，勉強糊口度日，家庭地址在嘉興府下轄的某一個鄉村裡。

再往左邊看，是兩行字：「右戶帖付民戶林榮一收執，准此。洪武四年月日」。說明這份文件是戶聯，給戶主留底。

在「洪武四年」的左邊，有一排殘字，只余右半邊：「加字壹百玫拾號。」 這個是騎縫字型大小，另外一半字在籍聯上面，已被扯去交官。萬一起了糾紛，官府就會調來籍聯和戶聯對比，騎縫字型大小能對齊，說明是真的。

而在年月日的斜下方，還有負責官員的花押，一共有六個。不過具體是哪些官員的手筆，非得穿越回去才能知道了……

在左上角，還能看到一個「部」字。另外一個字是「戶」，留在了籍聯上。具體操作手法是，把第一聯捲起來，讓「戶」字和下一聯的「部」字恰好平齊，蓋上騎縫大印。如此操作，兩聯各留一半鈐記，功能和字型大小一樣，還兼具認證功能。

這樣一來，官府和民眾各執一份。不光官府可以用來管理，民眾若碰到家產糾紛，也可以憑此作為證據，去調官府的原始記錄，最大限度地杜絕了偽造、篡改的情況。

這份戶帖，可以說設計得相當周詳了。

不過有細心的朋友可能會覺察到，這個戶帖里有兩個不太容易發現、但事關政策成敗的小問題。

大家不妨停在這裡，想上五分鐘，再繼續讀下去。

戶籍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什麼？是徵收賦稅。而中國古代的賦稅依據除了人丁之外，還要看田地的多寡。

不，這個說法還不夠準確。

稅賦依據，不止要看田地多寡，還取決于田地質量。

河邊的田地，和山坡上的鹽鹼地，即使面積相同，土地肥瘠程度肯定不一樣，產出大不相同；麥田和桑田，即使面積相同，收稅種類也要有區別。如果不加區別，只以面積來收稅，小則造成紛擾，大則激起民變。

早在春秋時代，楚國令尹子木整頓田制時，就注意到要考慮到田地肥瘠不同，要「量入修賦」。王安石變法時，有一項方田均稅法，將土地按肥沃程度分成五等，每等稅負各不相同。多佔良田者多繳，少佔貧田者少繳。

將田地分級，是土地管理實踐中的重要一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證稅賦公平，減輕貧民負擔。

可在剛才那份戶帖里我們可以看到，林榮一家裡那六畝三分五毫的田地，只是簡單地登記成：「自己民田地」。這塊土地種的什麼作物，肥沃程度如何，戶帖里一概沒寫，甚至連所在位置和形狀都沒提。

這讓朝廷以後怎麼收稅？

也許會有人指出：土地資料都是單獨編成魚鱗圖冊，你在戶貼里當然看不到。

魚鱗圖冊是一種土地登記簿，裡面會將所有者的田、地、山、塘一一標明，繪成圖形。因為一片一片的地圖狀如魚鱗，故而得名。它始見於宋代婺州，在元代開始流行於兩浙經濟發達地區，是國家釐定稅賦的重要參考。

但問題是，朝廷開始大規模修造魚鱗圖冊，是洪武十四年之後的事。在洪武三年、四年推廣戶貼的過程中，看不到官方有任何打算清查田地的意圖。

這太奇怪了，元末的狀況明明是「版籍多亡，田賦無准」，說明戶籍和田籍都散失了。朱元璋既然已經搞了全國人口大普查，為什麼不摟草打兔子，順便把田地也捋一捋呢？幹嘛拖到洪武十四年之後才做？

其實，這不是疏漏，反而是大明朝廷的務實穩重之處。

朱元璋想搞土地清查嗎？想！他做夢都想。

拜元末弊政所賜，明初的田地管理一泡爛賬，基層瞞報土地的情況十分嚴重。像湯和、李善長這種級別的功臣，都曾因為族人藏匿土地之事受過申飭，可想而知當時的風氣。

隱田藏匿得多，稅賦就交得少。稅賦交得少，新生的大明政權就要出問題。朱元璋當然希望儘快把天下的土地都清查一遍。早在洪武元年，他已動過清查土地的心思，要求戶部」核實天下土田」。

但具體到執行層面，從皇帝到戶部尚書都在發愁。

太缺人才了。

清點人口比較簡單，執行人員懂得加減乘除就夠了；但清丈田地卻是一個高難度的技術活，因為田地不可能全是規整的方形，經常會有圭、邪、箕、圓、宛、弧之類的田地形狀，執行人得精通方田之術，才能精確測量出面積。

何況它還是個情商活。地方上的勢力盤根錯節，互相包庇，執行人得足夠精明，才能從狡黠的地方豪強嘴裡挖出隱田來。

國初百廢待興，朱元璋手裡暫時還沒有那麼多人才儲備。

洪武初年的大明朝廷缺人缺到什麼程度？那一次核田，只有事關稅賦命脈的浙西地區，朝廷勉強湊了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前往督查；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只能「分遣監生並秀才丈勘北方田地」——瞧瞧，連國子學的人都抽調出去了。至於其他地區，中央連使者都派不出去，只能發一紙聖旨，讓各個地方自行「擇邑從事之賢者，新具圖籍」。

上頭的窘境，各地都看在眼裡。好，你顧不過來，那我就慢慢拖唄。比如蘇州府，洪武元年的核田任務，他們交齊全府魚鱗圖冊的時間，是在洪武二十年…

即使是派了督查員的浙西地區，朝廷的推行也是困難重重。

浙西乃是膏腴之地，那麼多田地，利益關係牽涉極深。當年元廷屢次想在這裡清丈土地，結果「緣以為厲民，至有竊弄兵戈子草間者，上下憂之, 遂不克竟」——楞是被當地人給攪黃了。後來官府和當地豪強達成一個默契，你好好配合我建土地冊籍，準不準另說，我不深究你隱報的土地，各自賣個面子，相安無事。

這麼個複雜的地方，朝廷卻只派了一百六十四人，撒下去連個水花都聽不見。

史書上記載周鑄他們事情辦得還不錯，說「父老咸喜清明果決，竿尺有準，版賬不欺」，還有湊趣文人寫了首詩：「天子龍飛定兩都，山川草木盡昭蘇，三吳履畝難為籍，四海均田喜有圖。」

至於實際效果嘛，周鑄有一個同行者叫成彥名，留下了一段工作記錄：他負責松江一府下的三十八都、二百一十五圖。一個人要兼顧這麼多地方，其核田清丈的成色，怎麼可能靠譜。

可見「竿尺有準」云云，也無非是跟當地達成某種默契罷了。你自己報上來，我給你寫下來，大家都別深究。

這還是在大明統治的核心地帶，至於外圍各地，更是鞭長莫及。

事實上，無論是技術上還是形勢上，洪武初年的朝廷沒法徹底清丈全國土地，更別說給土地分級了。對此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里特意強調過：「國初定賦，止據一時一地之荒熱起科，初未嘗有所厚薄於其間也。」

當然，朱元璋手裡還有軍隊，如果硬要強行清田，也未嘗不能。但一村一縣可以鎮壓，總不能每村每縣都要靠暴力解決。天下初定，民心未附，這麼一硬搞，必然激起大面積變亂。

作為一名出色的政治家，朱元璋表現出了相當的彈性：既然做不成，就先退一步唄。

退一步，海闊天空。退一步，十年不晚。

所以在洪武三年開始的戶貼大登記中，他決定只專心普查人口，不去碰「清田」這根高壓線。只讓百姓把手裡的田地面積寫清楚，官府做個賬面統計，就得了。

可是不清丈土地，又怎麼知道它們的面積和產出呢？就算讓百姓自行申報，也得有個參考吧？

朝廷用了一個巧妙的民間土法來估算。這法子原來在金華地區盛行，以產量來估田畝。割麥子的時候，三捻為一把，每二百四十捻或八十把，折為一石。每六十束稻草，則為一擔谷。拿著個經驗公式推算，肥田每畝收谷四擔，瘠田兩擔，可以從產量粗略推算出土地面積。

這個經驗公式適用於江南地區，北方物候不同，演算法也有所不同。比如說有一個姓王的秀才在山東諸城推行，叫折畝法：具體做法是設定一個基準單位，叫做稅畝，好地一畝頂一稅畝，次一點的地，兩畝頂一稅畝，再次的地，三畝才折一畝。通過這種做法，盡量讓稅賦公平一點——後來到了明中後期，折畝法被發揚光大，通行全國，不過那就是後話了。

無論是金華的經驗公式，還是諸城的折畝法，都是折衷之舉。朝廷無法核田，又要保證稅收正常運作，只好暫時採取這種粗疏的權宜之計。

朱元璋退的這一步，非常重要。

不清丈土地，百姓的抵觸情緒會減輕很多。朱元璋抓大放小，先把戶貼給推行下去。他甚至還主動下詔，鼓勵墾荒，說新開發的土地不予起科。

百姓一聽，好啊！舊田地官府現在不追究，新田地還不用徵稅，那還不多干點？元末拋荒的大量田地，在這個時期被重新墾殖，生產力迅速恢復。

至於戶貼，行吧，官府說什麼咱能填什麼，反正是免費的。

老百姓覺得自己佔了大便宜，卻不知道朱元璋的算計要更長遠。

他們不明白，戶貼的真正功能，是把居民禁錮在原地。只要人鎖住了，朝廷想挖出藏匿的田地，還不是一句話的事兒？他們現在開墾的隱田越多，未來朝廷可以徵稅的田地越多。

比如到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下旨宣布「陝西、河南、山東、北平等布政司及鳳陽、淮安、揚州、廬州等府民間田土許儘力開墾，有司毋得起科。」 ——聽起來不錯，從十三年開始的墾荒土地可以不用交稅，但再仔細一想，洪武四年到十三年期間農民開墾的田地，可就得算進賦稅里了。

緩行一步的好處還不止於此。

通過戶貼推廣這一場全國大普查的洗禮，朱元璋鍛鍊出了一大批精通計算又深諳基層內情的官吏。他們具備了清丈土地的能力，以及豐富的地方行政經驗，技術層面不存在問題。

朱元璋這一招以退為進，既緩解了基層情緒，又推行了政策，還鍛煉了隊伍為以後埋下伏筆，可謂前後勾連，一舉數得。這般手段，真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

等到洪武十四年——恰好是戶貼推行十周年——國家又一次捲土重來時，百姓們驚訝地發現，他們身負戶貼之枷，面對虎狼之吏，已經沒辦法像洪武元年那樣再玩小動作了。

真應了那句話，稅收可能會遲到，但從不缺席。

咱們再說回那份戶帖里的第二個問題。

林榮一的家庭地址，是嘉興府嘉興縣零宿鄉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戶

注意這個「民」字，指的是林榮一全家的戶籍類型，是「民戶」。在其他幾份流傳下來的戶貼里，我們還能看到「軍戶」、「匠戶」等分類。

等一等，匠戶、軍戶那些亂七八糟的，不是元代的職業戶制嗎？大明洪武二年確實搞過一個「原籍報抄」，但那不過是維穩的權益之計，怎麼洪武四年的新戶籍里，還有這種鬼東西？

元代的這個職業戶制，是一種歷史大倒退。本來在宋代，因為經濟發展迅猛，戶口設計趨向於寬鬆流動。比如「客戶」是沒有常產的戶籍，但如果一個佃農賺到錢買了田產，就可以「復造」戶籍，從「客戶」轉為有常產的「主戶」。

元代可不敢這麼干，統治者最擔心的是統治被顛覆，所以他們設計戶籍的思路是往死了限制，限制得越緊越好。職業戶制下的民眾，世世代代只能從事一種職業，不可變易。

放著宋的好東西不學，幹嘛學壞的？

朱元璋選擇保留元代的職業戶制，原因很複雜。

一方面，明初有大量人口是舊職業戶出身，牽涉複雜，已形成一套固定生態。貿然廢除職業戶，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明初百廢待興，朱元璋不想在這個上面節外生枝。所以他在洪武二年，利用能搜集到的前朝舊檔，申明效力，讓職業戶各安其位——先穩住再說。

而一項國家政策是有延續性的，一來二去，職業戶便從權宜演變成常例了。

另一方面。朱元璋自己搞了一個衛所制。龐大的軍隊不再退役，以衛所為單位，直接落地變成軍戶。閑時屯田自給，戰時赴戎。而軍人的子弟，世世代代也是軍人。朱元璋對這個設計很得意，自誇說我朝不用徵兵，也不用征餉，軍隊自給自足，不驚擾百姓分毫。

這些人，自然而然也就成了「軍戶」。

不過朱元璋總算沒太糊塗。他只把戶籍分為四類：民戶、軍戶、匠戶、灶戶。民戶歸戶部管，軍戶歸兵部，匠戶、灶戶歸工部。還有一些細分小戶種，但總算不像元代那麼奇葩。

在具體的政策落實上，他也表現出了務實的靈活性。比如在這次洪武三年開始的戶貼大登記中，有一個特別的要求：「不分戶種，就地入籍。」

「不分戶種」是說無論民、軍還是匠戶，都要登記，沒有例外，這是全國一盤棋；「就地入籍」是說，當時天下流民逃戶太多。朝廷要求他們返回籍貫所在地，但如果有人不願意回去，也沒關係，可以在本地落籍，一樣可以授田登記。

不過無論是權宜之計還是規劃衛所，都只是表面原因。其實朱元璋沿用職戶制，歸根到底是因為他的控制欲太強了。

這種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別適合維穩，而穩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視的。在朱元璋心目里，老百姓最好老老實實呆在土地上，別到處溜達生事。

不光朱元璋這麼想，明清兩代對職業戶制，也頗多正面評價。比如萬曆年有一位戶部官員晏文輝讚譽說：「洪武舊本，如木之根，水之源，木有千條萬條，總出一根；水有千枝萬派，總出一源。任由千門萬戶，總處于軍匠民灶之一籍。」 清代的學者朱奇齡更是進一步分析說：「既有常業，有令世守之。則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子弟所以拳其父兄者，無非各事其事，童而習之，其心安焉，不見異而遷焉。」

朱奇齡的分析，真正是切中肯綮：你一生下來，職業就註定了，不會有別的想法，自然不會瞎折騰——此所謂「其心安焉，不見異而遷焉」。官府也方便管理，社會也能少鬧點矛盾。

換句話說，為了保證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朝廷並不在乎犧牲掉社會活力和個人自由。

這個職業戶制度是特殊歷史時期的妥協產物，在穩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義。沒想到朱元璋試用了一下，覺得太好使了，乾脆把它當成一個常規，一代代傳了下去。

不清田，職業戶，從上敘兩處細節可知，設計者在一份薄薄的戶貼里埋藏的用意，實在深若淵海。

這一次戶貼大登記，從洪武三年底一直到持續到洪武四年底，前後整整一年。因為策略務實、設計周詳，加上最高領導人高度重視，很快全國大部分地區都順利完成任務。

雖然這次普查的原始記錄並沒留下來，但根據種種記載推測，總註冊人口數至少在五千五百萬以上。

這五千五百萬人，是已經安定下來的生產人口，而且處於官府控制之下。只要朝廷願意，可以追查到具體任何一戶的狀況，掌控力遠邁從前。自宋末至元末一百多年，這是中央政權第一次如此清晰地了解天下人口多寡。

這對於新生的大明政權來說，意義重大。

正當諸多官吏長舒一口氣，覺得大功告成之時，大明朝廷又宣布了：戶貼統計是一項長期性的工作，人口會增長，田地會變化，從此以後，每年地方上都要進行更新，每十年要再重新造冊。

原來這一切，都只是鋪墊罷了。

真正的大戲，要等到十年之後。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