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群眾搞革命，思想武器為什麼是《聖經》？地球知識局

(⊙_⊙)

每天一篇全球人文與地理

微信公眾號：地球知識局

本文出自微信公號地球知識局——底層群眾搞革命，思想武器為什麼是《聖經》？

NO.365-南美革命神學

作者：焦叔

製圖：孫綠 / 校稿：貓斯圖 / 編輯：大綠

魔幻現實主義是指在高度細節化的現實背景環境中，鑲入奇異得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讓人甚至感覺不出魔幻來。這種文學風格源自南美，正是因為這個大洲接連不斷的動蕩和變局。大師馬爾克斯甚至如此斷言：「看上去是魔幻的東西，…對我們來講則是每天的現實。」

沒錯，魔幻的事情總是會在拉美出現，連上帝都成為了共產主義戰士。

今天的文章，就一起來看看南美洲的解放神學，究竟是怎麼回事。

躁動的時代

魔幻的土壤

20世紀的60年代對拉丁美洲大多數人來說仍是個貧窮的年代。

烏拉圭記者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說：「在拉丁美洲，貧困正在悄悄的殺人。每一年都有三顆廣島的原子彈無聲無息地在拉美人民頭上爆炸。」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

他的這番話有著殘酷的現實依據：秘魯的新生兒有一半在5歲前夭折；巴西2%的地主擁有的土地佔全國可耕地的60%；在薩爾瓦多物價並不高，卻有一半以上的家庭賺不到維持基本營養的薪水。

漫山遍野的低端住宅

不了解拉丁美洲特殊性的普遍貧困，就無法理解為何革命人士是如此激進。

20世紀的60年代也是個社會劇烈變動，人們對未來充滿期待的時代。

1959年爆發的古巴革命讓人們意識到有另一種生活的可能，和另一個拉丁美洲的可能。而「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向整個世界展現了另一種教會的可能（會議上天主教內部對舊制度進行改革，為教徒和神職人員參與社會運動提供了方便）。

古巴革命領導人

菲德爾·卡斯特羅（右）和

切·格瓦拉（左），1961年

為了落實「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精神，拉美的宗教人士召開了位於哥倫比亞麥德林的「拉丁美洲主教會議」。

這次會議在神學界掀起了一場「左翼」的神學革命，主教們一改往日溫和的形象，宣稱教會在過去選擇與拉丁美洲的統治者站在同一戰線上是不明智的。導致大規模貧困的不義的社會制度是「體制化的暴力」。他們代表上帝號召人們為公正而鬥爭。

這便是「解放神學」的開端。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

這場會議所確立的「解放神學」運動讓神職人員走出了教會的門牆，直面窮人的貧窮與苦難，毅然投入拯救窮人的社會運動中去。

他們用心傾聽窮人的話語，為窮人的權利辯護。他們帶領窮人們建立自己的小團體，教他們通過聖經學會讀書寫字，為他們分發食物、衣服和藥品等生活必需品。也帶領他們改善當地的水電、醫療、交通、治安等設施和服務。

熱帶混血社會左派特色的天主教？

他們的行為有著最深遠的神學動機。這些神職人員們用這樣話語來解釋自己的行為：

「在平靜的學院里沉思天上奧秘的神學必須死去，神學必須雙腳著地，背起歷史的十字架，為窮人的生命和解放而戰鬥。這樣的歷史不容錯過，錯過這樣的歷史意味著錯過歷史之主的啟示，錯過成為不折不扣的基督徒的機會。」

15-16世紀的拉斯·卡薩斯神甫

或可視為這一神學解放運動的遙遠先驅

他的《西印度毀滅述略》可看

儘管各派解放神學家在如何具體實踐解放窮人的路線上有紛爭，但是在「教會必須站在窮人這一邊」這個觀點上達成了共識。他們試圖復活早期基督教關愛窮人、活力四射的傳播方式，抗衡天主教自三世紀以來逐漸腐朽的教會體制。

關於解放神學的畫作

其意義便是立志於扶助於窮人，建立一個真正公平公正的社會，「直到窮人的呼聲可以聽得到，且有優先權，超過富人的埋怨，這樣，社會才可能向著公平前進。」在這種思想的引導下，無論何種形式，只要是參與都可以被解讀為「解放的實際行動」。

左翼思潮，第一次和一貫象徵右翼保守勢力的教會發生了化學反應。

給窮人吃的，

也就是給救世主吃的

「人乃是依照天主的肖像和摸樣創造的，窮人要活著的聲音即是天主的聲音，天主不是死亡的天主，而是能夠聽到天主的子民們的呼聲的生命之主。歷史的審判就是最後的審判，對窮人和卑微者所做的就是對耶穌所做的，基督徒所信奉的救世主，就臨在於這些因貧困而扭曲的面孔里。基督徒無法在這樣的歷史面前無動於衷。」

解放神學向世界證明了宗教並不完全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是使人麻痹的精神鴉片。這些決心參與世俗事務的神學家，背負著巨大的爭議性，用神學為自己的左翼立場辯護。

出於不同的神學理解和生活背景，他們最終選擇的鬥爭方式也很不一樣。這其中，就有兩位開創性的人物特別值得一提：一位是常常被人稱為「革命神父」的托雷斯；一位是非常保守的薩爾瓦多大主教奧斯卡·羅梅羅。

奧斯卡·羅梅羅

他們一個主張通過暴力來實現解放，另一個則倡導非暴力，各自在解放神學的實踐道路上孤獨地探索著。

卡米洛?托雷斯出身於哥倫比亞貴族家庭，在受過高等教育後成為天主教神父。在第二次梵蒂岡宗教會議的論戰和拉美高漲的民族解放運動影響下，托雷斯宣布了他的「革命基督教」觀點。

卡米洛?托雷斯

他在1965年向哥倫比亞紅衣大主教提出辭呈：

「我請求紅衣主教閣下准許我辭去神父的職責以便能夠在俗世為我的人民服務。我的犧牲是為了創造條件使信仰變得更加真誠。為了更確實地成為一個神父，我脫下了神父的袈裟。」

這位貴族教士在拉美天主教會中開闢了另一條道路：他是拉美第一個堅決向教會領導階層挑戰的神父，也是第一個不限於批評現政權，而是加入同現政權作鬥爭的隊伍中的戰士。當教會禁止其言論時，他就上山參加游擊隊。

托雷斯與哥倫比亞農民

1966年，報紙上登出了卡米洛·托雷斯加入哥倫比亞游擊隊之一「全國解放軍」的消息。但僅僅六個月後，身為哥倫比亞反抗軍游擊隊員的托雷斯神父就被政府槍殺，留下的遺言是：「如果耶穌活著，他會是一個游擊戰士。」

卡米洛·托雷斯（中間側身者）與學生一起前進

而主張和平革命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薩爾瓦多大主教奧斯卡·羅梅羅，選擇了更為平穩的革命道路。

在1977年2月23日剛上任為薩爾瓦多大主教時，仍是一位非常保守的天主教徒，對激進派非常排斥，認為他們有擾亂秩序和煽動叛亂的嫌疑。但僅僅在一個月後，他就改變了自己的看法。

關於奧斯卡·羅梅羅的壁畫

當時耶穌會會士魯蒂利奧·格蘭德與一位72歲的老翁和一名16歲的少年在去做彌撒的路上遭遇槍殺。這件事讓羅梅羅徹底意識到，他之前看重的秩序早就成為了系統性的暴力。深入的思考讓他相信，統治階級宣揚的秩序並不是決定性的，窮人的生命才是一切。

「如果整潔的道路和機場、宏偉的大廈是建立在窮人的鮮血之上的，那又有什麼意義呢？」

1980年3月23日，羅梅羅上街呼籲士兵停止鎮壓遊行群眾。第二天，羅梅羅舉起聖杯做彌撒時被槍殺，聖杯里流出的酒與殉道者胸中灑出的熱血交融在一起，覆蓋了祭台。

位於倫敦的威斯敏斯特教堂西大門上方，

從1998年起安置了十尊基督教殉道者塑像

分別為在二十世紀期間殉道的當代信徒

左五為羅梅羅

兩位先行者的死亡並非孤例。解放神學家們要求的改革是顛覆性的，必然引來傳統既得利益集團的打擊。這當中既有社會世俗力量的打壓，也有天主教內部保守派的打壓。面對他們的挑戰，南美的大獨裁者們大開殺戒，對這些上帝使者毫不客氣。

僅在1968年至1978年這十年間，拉丁美洲就有850名神職人員殉難。

在多重打壓下，如今的解放神學確實已陷入了低谷。

解放神學死亡了么？

如今的天主教教會正日趨保守，再不像20世紀60、70年代一樣支持或者暗中默許解放神學的發展，而是通過各種手段打壓。羅馬教宗本篤十六世甚至在2008年要求恢復使用16世紀反宗教改革時期制定的禮儀，恢復拉丁語彌撒。

這些宗教倒車，在某種角度來說徹底拋棄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所取得的成果。天主教會的上層，似乎厭倦了遠在拉美的解放神學，重新把視角轉回了自己身邊。

解放神學的底層基礎也並不樂觀。原先解放神學在拉美社會底層具有強大影響力，甚至想要把這些地區建設成新的烏托邦。可是隨著教會投入力量的減少，以及仍然大範圍存在的貧困現實，這些信徒也逐漸轉向了根本無視社會分析的宗教派系。

60年代那種對未來抱有無限期望和熱情的時代過去了，解放神學所盼望的歷史變革並沒有實現，窮人依舊要面對無法改變的貧窮與苦難。

當今人們口中所提到的解放神學，更多的是對解放神學定義的下沉式解讀。在這種泛濫的引用中，解放神學走向了虛無，逐漸喪失了它出生時帶有的深厚社會基礎。

拉美的部分知識分子和神職人員仍然期待著變化。他們部分繼承了解放神學的精神，但已經很少用這個理論去作為抗爭的武器了。解放神學的社會身份已經消失，參與社會變革的動力也被逐漸瓦解。解放神學將不再是一種神學，而成為了各種意在解放的社會科學的代名詞。

這意味著解放神學，真的死了。

卡斯特羅在評價解放神學時說到「對於拉丁美洲革命而言，解放神學比馬克思主義更加重要。它讓基督教回到它的根源，回到他最壯麗、最動人、最富英雄色彩、最光榮的歷史。」

但在它影響下的南美，仍然是一片魔幻的土地：

富人在優越的自然資源支持下紙醉金迷，窮人在惡劣的通貨膨脹中搶奪最後一隻麵包；

獨裁者在衛隊簇擁中指揮千軍萬馬，農夫在士兵毆打下交出偷藏的最後一斤餘糧；

保守的主教在高台上接受信徒的朝拜，憤怒的革命者在街頭丟出手裡的最後一塊石頭。

解放神學方生方死，這麼多年後的南美卻和奧雷良諾上校面對行刑隊的那天沒有什麼區別。

而這永無終結的魔幻現實主義之夢，又何止在拉美一處存在呢？

每天一篇全球人文與地理

微信公眾號：地球知識局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