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歐洲宗教世俗化背後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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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歐洲人日常生活中,宗教的影響力逐漸降低,此過程被學者們稱為宗教世俗化。傳統的理論認為,教育與經濟發展是推動當時宗教世俗化的兩個重要因素,但驗證這些理論假說的實證研究目前較為少見。Becker, Nagler和Woessmann採用德國柏林新教教堂委員會公開的一份新教教徒調查數據,以德國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新教世俗化為例,實證研究了教育與宗教世俗化的因果關係

首先,本文指出:不是基礎教育,而是高等教育瓦解了人們的宗教信仰。19世紀末,德國各聯邦境內的初中等教育普及率已經很高。例如,在1880年的普魯士王國境內,6-14歲兒童的入學率達100%。但是,這些簡單的識字算數知識,並不能動搖當時人們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在那些脫離了教會控制的大學校園裡,挑戰宗教信仰的批判性思考和科學知識在大學生們的聊天、辯論和演說中不斷出現,新思想和新知識的衝擊很快波及到更廣闊的社會人群,形成更深遠的圍繞宗教議題的社會爭論。可見,更高等的教育,才是打開人們精神枷鎖的那把鑰匙。

其次,本文使用歷史數據實證了高等教育與宗教世俗化的因果關係。在數據方面,本文使用了宗教活動數據和城市高等教育數據。德國柏林新教教堂委員會的統計中心辦公室,自1880年至1930年,在全國範圍內逐年收集新教教堂對所轄郊區內教徒參與宗教活動的數據。這份獨一無二的數據提供了每年參加領聖餐儀式的新教徒人數,教堂需要清點儀式發放的聖餅數量,所以確保了本文所用數據的可信度。將德國城市統計年鑒中提供1880-1930年高等教育數據的城市與教會數據中的教堂所在教區匹配,得到本文兩類數據的所在地區分布(見圖1)。

圖1 1890-1930年61個人口規模在5萬以上的德國城市(以當代德國地圖標註)

實證方面,本文先從橫截面角度檢驗了高等教育與宗教活動變化的關係。以1900年這一年的數據為例,考察大學註冊學生數占所在城市人口數的比重,與參加教堂聖餐儀式的新教徒人數占該教堂所在轄區新教徒人數的比重關係。結果發現,隨著大學入學人數的增加,當地新教徒的宗教活動參與程度會增加(見圖2)。

本文的結果與之前其他採用橫截面數據的實證文獻的結果一致。作者的解釋是,德國有不少保守型城市,人們具有重視接受教育和參與宗教的良好傳統。即,送孩子上大學多的地區,參加宗教活動的教徒也比較多;反之,較開放的城市,居民重視教育的程度低,同時參與教會的活動也少。在單獨的年份里,就會呈現出圖2所顯示的正向關係。

圖2 1900年德國大學教育與新教徒宗教活動的關係圖

本文進一步利用面板數據的優點,從動態角度考察高等教育與宗教活動的關係。通過將時間和地區單獨作為控制變數列出,一方面將不同年份的歷史事件衝擊(例如戰爭)對人們參與宗教活動的影響剔除,另一方面區分每個城市看不到的各自特有的社會文化因素對人們參與宗教活動的影響,從而將高等教育對宗教的影響辨識出來。通過將各城市所經歷1890 -1930年世俗化的變遷差異加以區分,克服了截面數據的不足。

一旦從動態的角度觀察,學者們的理論假設就得到了驗證,得到了本文最為重要的實證結論:高等教育的增加會降低信徒的教堂出席率(見圖3)。同時,文章的數據不支持反向因果關係,即不去教堂的民眾並不會自然接受大學教育,進而使文章的實證結論更有說服力。

圖3 1890 -1913年的德國大學教育與新教徒的宗教活動關係圖

在此基礎上,本文探討了高等教育推動世俗化的機制。大學是轉變思考方式和獲取科學知識的場所,那麼是思考,還是知識動搖了民眾的宗教信仰?當時德國三類大學中,有偏重人文學科的傳統大學,有偏重應用語言的外語大學,還有偏重自然科學的理工大學。將它們的入學率與教堂出席率分別考察後,結果顯示:傳播自然科學的大學對教徒參與宗教活動的影響,與人文學科的大學並無明顯差別。儘管驗證結果的顯著性限制了解釋的力度,但是卻明確了科學知識本身並不是導致新教徒信仰瓦解的利器是大學裡共同倡導的批判性思考,在年輕人身上播下了日後生根發芽的自由信仰之種。

最後,經典的理論假設一般認為,經濟發展是影響宗教世俗化的另一支重要力量。因此,本文還從收入和城市化程度兩個維度測量了當時德國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與高等教育一起,考察它們與宗教之間的因果關係。結果顯示:在當時的德國歷史背景下,較經濟因素而言,用高等教育作為現代化的代理變數去解釋不斷減少的新教徒教堂的出席率,會更有說服力。

回溯歐洲歷史上宗教世俗化背後的驅動力一直是學術爭論的熱點,本文給予了理論假設的實證檢驗。作者採用了非常難得的教會調查數據,追蹤到1890-1930年的德國新教徒的宗教活動參與行為,進而回答了一個重要問題:教育在推動宗教世俗化進程中扮演何等重要程度的角色。

文章來源:Sascha O. becker, Markus Nagler, Ludger Woessmann, 2017, Education and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City-level evidengce from Germany』s period 1890-1930.,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2:273-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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