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阻止了334個人自殺，越來越懂得「好人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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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這些事讓我越來越了解人，在走進每一個可憐之人、跟他交心的同時，也要對他的可恨之處有所準備。」

口述 | 陳思

文 | 楊璐

編輯 | 金石

從2003年開始，每個周六日，南京市民陳思都會騎上電動車到南京長江大橋上巡查，救助在大橋上跳橋尋短見的人。據他自己統計，自2003年開始巡邏以來，他已經阻止了334人自殺。

他因此多次獲選「南京市十大傑出志願者」，「南京市見義勇為先進分子」，「中國十大傑出青年志願者」等稱號，BBC甚至還花了三年時間給他拍了部紀錄片，取名「南京天使」。他也被當地人稱為「南京好人」。

但在這14年中，隨著救的人越來越多，見到的人越來越多，對這件事越來越投入，陳思越發意識到，救人、做好人，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以下是陳思的自述。

1

我第一次救人是2000年。那天我在南京長江大橋上看風景，發現一個女孩子一邊哭一邊把身子探出了橋欄。我嚇了一跳，趕緊跑到橋頭堡售票處找工作人員幫忙，結果人家說：「這種事天天都有，哪裡救得過來？」

我只好拉了幾個圍觀的人幫忙，一起把女孩拖了下來。那個女孩被我抱下來的時候就像一團棉花，全身都使不上勁。

女孩說她本來想來南京打工，結果被騙進了傳銷組織，找親戚借的錢全被騙走了，沒臉回家面對父母，走投無路之下只好來跳橋。我找人幫姑娘湊了點錢，把她到了火車站，看著她上了回家的火車。

這次經歷讓我明白，生命是可以挽救的。

真正讓我下決心定期巡邏救人是三年後。那天我一邊炒菜一邊看電視，電視里放著新聞：一個手上戴滿了金銀珠寶的男的從大橋上跳了下來，摔在一個花壇邊上，脖子上的金項鏈還反著光。我一看那個場面，菜都炒糊了。

當時，電視屏幕下方還有一行字，「2003年9月10日，今天是第一個世界預防自殺日」。我那時在南京開一個小商店，收入還不錯，那是超市什麼的還沒起來的年代，日子過得挺滋潤的。但這行字讓我想起了三年前救人的經歷，我覺得自己也可以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就決定去利用周末去南京長江大橋巡邏救人。

周末不上班時，陳思都會騎車上橋巡查，觀察過往的行人。圖 / 紀錄片《南京天使》

巡邏的次數多了，也陸續救了一些人，我也總結出了一套救人的經驗。在橋上，我主要觀察那些步伐沉重、神情恍惚的人，還有坐那十分鐘一動不動的……總之，想輕生的人都有個共同點：眼裡都是空的，眼睛再大也沒有神。

發現輕生者後，我會根據他們性別年齡等情況，跟他們搭話，穩定住情緒。然後把他們帶下橋，找個小飯館，一起吃飯喝酒，讓他們倒倒苦水。

最初的時候，我把這件事想得比較簡單，就是救人而已嘛，但當你持續做下去之後，你就會越來越覺得，這是一件很複雜的事。

有些人沒那麼快開口，吃飯不解決問題，我就把他們帶到附近的小旅館陪護，等徹底緩過來之後，再送他們回家。但沒過多久，旅館老闆把房錢退了回來，求我不要再去了，「萬一他死我這，以後生意就做不了了。」

這就是我最初沒有料到的。我很理解旅館老闆的想法，從他的角度來講，這些顧慮都是正常的，我不能只站在自己的立場上想問題，你救人可以，但你要對各種現實狀況考慮周到，不要給無關的人添麻煩。

後來，我自己租了一個房子，取名「心靈驛站」，我還會和南京一些高校的老師聯繫，找一些學生志願者來幫忙。我們輪班陪那些輕生的人，讓他們寫毛筆字、下棋……過渡一段時間，等開導得差不多了，再聯繫他們的家人把人接走。

2

除了準備不足、考慮得不周全，最開始救人的時候，我還忽略了一個問題——我救的是人，而人是複雜的，但當時我的經驗明顯不足，惹了很多麻煩。

有一次，我救了一個得抑鬱症的姑娘。我看她在大橋上情緒不是很對勁，就把她帶到了我成立的「心靈驛站」。剛救下來的那段時間，她只肯告訴我她叫劉帆，別的什麼也不肯說。一天晚上，看護的志願者睡著了，她擰開了液化氣的閥門打算自殺。好在我及時發現，要不然就是兩條人命。

我給她制定了康復計劃，每天早上爬山50分鐘，寫兩小時毛筆字，晚上在體育場快走50分鐘，吃大量的香蕉。半年後，她的狀況開始好轉，越來越信任我，給了我她父母的電話。我給她媽媽打電話，希望她把女兒接回去，結果她媽媽說：「你直接報警吧，這女兒回來我們老兩口沒法活。」我只好讓她繼續留在驛站。

後來，驛站又來了兩個想自殺的女孩。因為陪護人手不夠，我只能天天待在那兒，差不多連續20天沒回家。我老婆就有意見了，說「這三個大美女把你的魂都勾掉了」。

那時候，劉帆的病情已經緩解了很多，但就是賴在驛站不肯走，還說要跟我過日子。我知道她是對我產生了依賴，必須戒斷。我把她帶出驛站，很堅決地讓她走，但她走到馬路上，整個人像「大」字一樣趴在路中間。我沒辦法，又把她帶回了驛站。

陳思成立的「心靈驛站」圖 / 楊璐

志願者和我老婆都來勸她，沒想到她跟我老婆說，「大姐，你也不愛我大哥，你把他讓給我。我哪怕生十個，也一定給他生個兒子出來。」

我老婆很生氣，說要跟我離婚，鬧了好久。那段時間，我的壓力很大，我只好說服我老婆輪流去驛站守著劉帆，我老婆對她的精神狀況有了更多的了解後，才理解了我。

後來，南京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凱倫把劉帆接到學校，給她在南京大學圖書館找了一份工作，這個事情才算真正解決了。

還有一次，我在橋上救了一個中年男子，連哄帶騙把他拉到了橋下小飯館。他說自己叫王永益，從宿遷來南京打工，在大橋下邊開收貨站。事業正起步的時候，女兒突然被查出白血病。他借了三十多萬高利貸，壓根就還不上，每天都有人上門討債。

當時正好有媒體找我採訪，說想採訪一個我救上來的人，我就找了老王，心想媒體的報道也許能幫他籌點兒錢。果然，有個超市看到報道後，讓老王去超市收紙盒，我也找到了學校，幫他女兒減免一半學費。他的日子漸漸好轉，有空的時候還來跟我做志願者。

後來，好多記者來採訪時都想找一個我救上來的人聊一聊，別人都不樂意，老王是唯一一個願意接受採訪的。我覺得總拉著人家採訪，佔用人家時間很多，我就得多幫助他一些。

有一個基金會獎勵給我一筆獎金，我想著老王住的地方沒有抽水馬桶，沒辦法洗澡，也沒有空調，就拿出一部分幫他在橋南蓋了一棟房子。後來拆遷，他因為這棟房子拿到了十幾萬拆遷補償款，然後整個人就消失了，電話號碼也換了，再也不跟我聯繫了。

遇到這種事，我要是說我沒有一點不舒服，那是假的。但我既然要做這件事，就得接受這些狀況，就得嘗試去理解他們。就像我們常說的，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這些事也讓我越來越了解人，在走進每一個可憐之人、跟他交心的同時，也要對他的可恨之處有所準備。

3

除了要面對各種各樣的人，處理各種各樣的事，我還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是：並不是所有人我都救得上來。

這其中，有一部分人是因為趕不及而沒救到，這會讓我非常內疚，覺得也許這個生命的消失我是有責任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有一次，我蹲在橋頭正吃著盒飯，看到一個打扮得很時髦的姑娘背著名牌包包，踩著高跟鞋，笑嘻嘻地講著電話從我身邊走過，空氣里還飄來一股香水味。

這姑娘和我平時遇到那些尋死的人太不一樣了，我沒多想，就繼續埋頭吃盒飯。結果環衛工人跟我說，「你看那人幹嗎呢？」我一抬頭髮現她一條腿已經跨過欄杆了。

當時我離她也就80米左右，把飯一扔就沖了過去，但等我跑到的時候，她已經跳了下去，只見她紅色的長髮飄在江面上。一會兒功夫，連頭髮也不見了。

這成了我這些年來最大的遺憾。我一直以為我看人很準的，但看她那天走路那麼輕盈，而且還笑著打電話，我完全沒有發現問題。那次誤判，我一直都很內疚。

那段時間，我經常夢到那個女孩。夢裡的場景和現實一模一樣，不同的是，我拼了命地想衝上去，但發現自己怎麼跑也跑不動，只能聽見女孩像狼嚎一樣的慘叫聲。我總是被這叫聲嚇醒，好不容易再睡著，夢到的還是一樣的場景。

最近這四五年，當我再遇到追過去但人已經跳下去的情況，我會把臉轉過來，不去看了。否則，那些畫面一輩子都忘不掉。

圖 / 紀錄片《南京天使》

還有一種沒救到的人是那種反覆尋死的。

印象最深的一次，一個一米八幾的男人想跳橋，我們八九個人把他拽過來。抬著他往橋下走的時候，男人突然咬舌自盡，鮮血噴了我一臉。

還有一個25歲的小青年，我發現時他整個人已經騎在橋欄上了，我只能控制住他的一條腿，只好報警。他被警察帶到了派出所，我也跟著去做了筆錄。兩小時後，我從派出所出來，又上橋巡邏。一上橋，我就看見那個小夥子一頭扎了下去，跳江死了。

另外一個北大女學生的狀況也類似。她在橋上吃了100片安眠藥，想爬橋欄爬不過去，口吐白沫，吐得像消防栓里噴出來的泡沫一樣，我只能報警。警察把她送到了醫院洗胃，然後把她送到了救助站。她還是沒有放棄尋死，從內衣里抽出藏好的刮鬍刀片試圖割腕，結果被警察發現了。最後她還是在救助站趁人不備自盡了。

這些事讓我一度覺得救人沒用，因為我個人的力量是如此渺小，我的確救了人，但只能暫時把他們拉回來，後面的路還很長，我做不到的事，可能要比能做到的多很多。

4

其實，比起沒救到的人，還有一種狀況更讓我糾結、難過——很多被病痛折磨的人尋死，我攔下來了，之後，他們的生活可能生不如死，那麼，我救人的這個舉動真的是在幫他們嗎？

有一次，我在橋上巡視的時候，看見一名中年婦女正將自己的兒子推下大橋，嘴裡還念叨著：「冤孽啊，我在這世上被你拖累得很，我死了，留你在世上也不好過，媽媽帶你一起走。」

我一個手掐她膀子，一個手把小孩給拖下來了。我說，大姐你要幹什麼啊？虎毒還不食子啊。

大姐說，她丈夫在送兒子上學時出車禍去世了，兒子也因此得了怪病，經常毫無徵兆地昏倒。她帶著兒子去看了好多家醫院，花完了丈夫的死亡賠償金，還是沒有一家醫院能給孩子確診。走投無路之下，她想到了輕生。

那次，在我的勸說下，他們沒死成，回了家。後來，我給他們打電話回訪，她兒子接的，一接電話就哭了。他說，「我媽被逼瘋了，拿剪子想戳我脖子，我伸手擋了一下，手都被扎破了。」我再一問才知道，前不久，這個大姐還被查出得了慢性腎炎，這對他們的家庭來說，完全是雪上加霜。

我給大姐發簡訊，安慰她說馬上就能改變，但其實我知道，什麼都改變不了。我就像個騙子，說些好聽的話，騙他們活下去，能活一天是一天。我有時候常常想，我這樣騙他們，究竟有多大的意義。

這讓我想起多年前有一個類似的自殺者，跟我講過一句話：你救了我們，讓我們多活一天，等於是讓我們多遭一天的罪。有一段時間，每到周末我去巡橋時，腦子裡會反覆響起一個問題：把人從橋上拉下來真算是救人嗎？我到底在做好事還是做壞事？

那段時間，我壓抑得不行，都快崩潰了，甚至去了棲霞寺，想要出家。住持知道我的情況後，告訴我，沒有人可以救所有人，你救他是讓他有個時間來過渡，不要覺得他們是你的包袱，也不要把全部的責任往自己身上攬。後來的事自有後來人去做，你救下他們，責任已經盡到了。

他的這番話給了我很大的安慰。這些年，我也反覆提醒自己，做自己能做到的，不要和自己較勁，不要苛責自己，儘力而為，順其自然。

正在巡江的陳思圖 / 楊璐

老實講，最早上橋救人時，我是想當英雄的。畢竟，救人的成就感和你開個小商店賺點錢不一樣。印象最深的一次，我救過的一個人專程從濟南給我帶了幾桶趵突泉的泉水，來報答我的救命之恩。

這件事也的確讓我出了一些名，我拿了很多榮譽稱號、還去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過活動。有很多媒體報道了我救人的事，除了國內的媒體，還有國外的媒體。還有很多基金會給過我資助。

我和家裡人曾經都因此覺得很驕傲、很風光。我女兒有一次對炫富的同學說：「你們家再富，也沒有那麼多的記者去採訪。」

但如今，14年過後，我只是覺得，英雄並不好當，救人這件事情實在太複雜了。經常有人誇我是「南京好人」，「南京天使」，但我覺得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我不是什麼高尚人，也不是什麼天使，只是一件事做了這麼多年，那就繼續做下去吧。

從去年10月起，南京長江大橋封橋維護。我沒法再上橋救人了，只能在周末時沿著江南、江北兩岸各巡一天。這件事也讓我的心情很複雜，大橋上不去了，這一年多，我遇到的輕生者數量明顯減少，但我發現他們的難度也越來越大，能給的幫助也越來越有限。

最初上橋救人的時候，我35歲，年富力強，今年，我49歲了，真的感覺自己老了。現在巡江時，我會有種透支的感覺，一身汗轉眼不見了，轉眼又是一身汗，這也讓我有種無能為力的感覺……歸根到底，還是那句話，我能做的非常有限，對不起的還將繼續，能對起的仍需努力。

（應採訪對象要求，劉帆，王永益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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