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體腎臟器官交易合法化 伊朗模式值得別國效仿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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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網易科學人欄目組 翟中超

人體器官之非法交易

當一個功能衰竭的心臟、肝臟、或者其他重要臟器被證明對所有可用的治療形式產生耐藥性之時，那麼這個垂死的病人如果想活命可能只有靠器官移植了。不幸的是，捐獻器官的數量遠遠不能滿足所有病人的需求。但時間滴滴答答的流逝使人感到絕望，於是有些病人可能會嘗試通過非法途徑購買所需器官。事實上，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顯示，黑市每年都會有數以萬計的器官非法交易！

20世紀80年代，伊朗也同樣面臨類似困境：合法捐贈的腎臟短缺，即便是低於標準的醫療設備也供應不足，而終末期腎病的患者缺在逐年增長。雖然伊朗擁有足夠的訓練有素的外科醫生，但又有什麼用呢？1988年，伊朗決定實施一個不可思議且充滿爭議的決定——活人售賣自己的腎臟器官得到合法化！

大約三十年後，伊朗是為數不多的不存在器官短缺的國家之一。每一名需要腎臟的伊朗人都能得到滿足。其他國家應該效仿伊朗嗎？

「僅2014年，就有4761名美國人在等待腎臟移植中死去。」

2016年，據世衛組織捐贈與移植全球觀察站（該觀察站能提供世界範圍內最全面的關於器官移植的相關數據）報道，合法捐獻的器官尚不能滿足全球需求的10%。據美國腎臟基金會數據顯示，在2014年，有4761名美國人在等待器官途中死去，此外又有3668人在等待途中因體質變得過於虛弱而無法進行移植。美國腎臟基金會致力於腎臟疾病的介紹、預防和治療。

鑒於需求之大，人們為了挽救自己而走向黑市也就不足為怪了。然而我們很難得到黑市交易量的準確數字，因為非法交易並未有官方方法來進行追蹤。根據全球金融誠信組織（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在2017年發表的一篇報道顯示，器官的非法交易每年能產生8.4億美元至17億美元的收入，非法交易來的器官的移植數大約佔總移植數的10%。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全球金融誠信組織是一個關注非法資金流動的非盈利研究及諮詢機構。

腎臟交易尤其普遍，原因很簡單，人有兩個腎，摘了一個照樣能活命。因此，腎臟交易看上去只是一樁關於供給與需求的小事。腎臟需求量很大，所以理論上講售賣方在談價格時更有主動權。

然而，器官售賣方與購買方的實力對比遠非上文理論所述的那麼簡單。全球金融誠信組織的研究人員發現腎臟買家大多是來自發達國家的中高收入者，而腎臟賣家通常是世界上最弱小的人，也就是最沒有權勢錢財的人。對於那些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貧窮或未受過教育的公民而言，賣腎可能是他們擺脫貧困或抵償債務的唯一選擇！

根據世衛組織報道，接受腎臟移植的患者可能要支付20萬美元，但賣腎人或許只能得到5000美元，因為經紀人把其他錢都裝進了自己的口袋裡了。更悲慘的是有些賣腎者連一分錢也沒能拿到，因為交易是非法的，他們幾乎沒有任何辦法討回本就屬於他們自己的那筆錢。

不過還有更令人髮指的，訓練不足的外科醫生在衛生條件不達標的環境下進行摘取這就會使買腎者後患無窮。危險、令人痛苦的併發症不僅會使他們丟掉工作，後續治療還需要高昂的費用，這就是賣器官著的經濟狀況比賣之前更加糟糕。

極其特殊的市場

通過對活人售賣器官行為的合法化，伊朗現在能夠避免黑市上的陷阱。根據美聯社獲得的政府統計數據顯示，現如今伊朗全部腎臟捐獻的55%來自於活體供者。作為對比，美國這一數字僅為38%，而剩下的62%來自已故捐贈人，還有接受移植但長遠看器官較強的排斥性會損害其健康的人群。

2011年的一篇論文顯示，在伊朗買賣腎臟的過程相當簡單。醫生寫先一封信證明病人需要一個腎，然後病人拿著信來到伊朗腎臟基金會（一個促進全國腎臟移植的非盈利組織）的辦公室。該組織根據病人的血型及其他情況將其添到列表中。根據該論文所述，急診病人和殘疾軍人排在移植需求列表的更前面。

想要被批准為活體供者，對此有意向的伊朗人就去基金辦公室接受體檢，體檢費用由供者自己承擔。如果基金會認為腎臟足夠健康，可以移植，他們就會同意批准。接下來，基金會就會根據血型等數據按需求名單從上往下尋找匹配的病人，考慮到其他因素如供者的體格發育，一個特別小的腎臟可能會被移植到兒童或女性患者體內，即便這些兒童和女性前面有身材較小的男性，因為捐獻腎臟的大小和接受器官移植這的原始腎臟的大小的匹配度越高，那麼移植後的長期效果就會越好。

「伊朗政府不僅支付移植手術的費用並且還為捐獻者提供術後一年的健康保險。器官接收者或其家人向捐獻者提供報酬，而基金會擔當中介角色。」謝里夫理工大學(Sharif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微觀經濟學家法爾沙德·法特米和上文中發表於2011年的論文的作者這樣表示道。底價為4600美元，但是如果捐贈者不願意以這個價格出售他們的腎臟，那麼在匹配之後他們可以和接收者私下協商以獲取更高的售價。2011年，法特米估計平均而言接受器官移植者將會多付530美元到1060美元不等。

如果雙方意見取得一致，兩者都需要進行組織測試以確保接受者不太可能排斥新腎臟。如果測試結果樂觀，患者和捐獻者將簽署一份協議，並且他們還會收到負責資金的處理事宜的機構以及進行移植手術的醫生的名單。該負責中心會在移植手術進行期間保管器官接收方的支票，在手術完成後支票將會送到捐獻者的手中。

這個「典範」值得學習嗎？

伊朗的系統模式的確加快了病人接受器官捐獻的進程，但從接觸基金會到收到腎臟平均而言需要5個月的時間，因此法特米也表示合法腎臟市場也並非沒有缺點。

還存在一個問題，即醫生在術後往往沒有跟進捐贈者的情況。法特米強調，在捐贈後的幾十年里跟蹤捐贈者的情況並觀察腎臟捐獻後的身體狀況是非常重要的，但這一行動執行起來難度頗大，因為捐獻者為了避免與賣腎這一名號聯繫起來他們通常會隱姓埋名。法特米還表示，向公眾宣傳捐贈的好處，無論這種行為是有償還是無償，都可以幫助解決當前這個問題。

法特米指出，就像非法腎臟市場一樣，伊朗的合法市場上腎臟捐獻者也是最貧窮、最弱勢的一部分人，他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認為想要擺脫貧困別無他法。「我去過基金會。捐贈者年輕且充滿活力，但就是因為貧窮，就是因為想要解決生活中一些很小的問題，他們就會選擇售賣自己身體器官！」法特米說道。

由於缺乏後續跟進，沒有人確切知道這些弱勢公民是否能從這筆交易中切實獲益，這種切實的利益並非指賣器官得來的錢，而是指他們後來的生存狀態是否有了樂觀的改善。

儘管伊朗的模式可能並不完美，而且只能阻止腎臟這一種器官的非法交易，但法特米相信這總比走向黑市要好。該體系保護弱勢的捐贈者，確保他們得到應得的報酬，並且確保他們得到醫療照顧。而且，這也給了患者獲得第二次生命的機會，如果沒有這種市場，他們的命運很難說了。

「通過移植，患者可能會多活二三十年，在這段時間裡，他們能夠和家人共享快樂的時光。此外他們還能促進經濟發展，這是積極的一面。」法特米說道。

到現在為止，伊朗仍然是唯一一個允許公民活體出售腎臟的國家。然而沒這並不是說不會出現一個新的合法腎臟交易市場。2015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雜誌上的一項研究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當被提供潛在利益信息的時候美國公民對器官銷售的想法更加開放。這樣看來，即便創造這種市場存在公眾反對這一障礙，也可能通過教育計劃來消除。

儘管如此，伊朗是在當年直到形式非常嚴峻才決定使腎臟銷售合法化的，因此如果歷史具有指示器的作用，那麼下一個嘗試這一系統的國家很可能像當年的伊朗一樣面對類似的困境。印度就是個例子，在這裡終末期腎病變得越來越普遍。而像美國這種國家，其終末期腎病的發病率在過去十年來已經穩定下來，他們可以選擇繼續維持現狀只需等待新的技術和治療手段的出現，到時黑市或許也就失去了市場。當然這是理想的看法，即便新技術出現黑市或許也會存在相當一段時間。

「每次我去基金會的時候，我都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為急需拯救的患者克隆一個腎臟，」法特米說道。「但在這種情況發生之前，伊朗的體系是還是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