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至17世紀的中國戰略

第四章 14至17世紀的中國戰略

作者 阿瑟·沃爾德倫

國際戰略學界對於春秋時期孫子和現代毛澤東的戰略締造津津樂道，卻很少有人關注橫貫在兩者之間兩千年的中國其它歷史時期的戰略規劃。

而在14——17世紀這樣一個重要時段里，中國明王朝歷史由朱元璋摧毀蒙古在中國內地的統治為開端，最後以新一輪的蠻族入侵為結尾。在近三百年的明王朝歷史中（1368-1644年），其國家安全戰略由積極主動逐步轉變為保守內向，其消極防禦的戰略最終演變為戲劇性的規模浩大的邊境工事駐防計劃，即修建「長城」。

• 中國安全戰略文化的內在對抗性

流傳至今的中國文化，經常被想像成一種獨特和純粹的單一文化，但實際上中國文化是由不同成分組成的複雜的融合體。這種文化取自兩大源泉，即游牧民族的草原文明和漢族的定居文明。軍事戰略方面同樣如此，游牧民族的軍事遺產同樣構成了中國軍事傳統的兩大脈流之一。

傳統的中國戰略文化由孫子和儒家所塑造。孫子主張「不戰而屈人之兵」，而儒家則認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看法。在中國傳統的政治軍事理念中都將道德的高低與國家繁榮聯繫在一起，其理論預設的也是一個由文化和道德規範維持秩序的農業國家。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大學》

然而在面臨道德低下的蠻族的軍事入侵時，中原王朝不僅遭到了財貨上的損失，也必須直視文化理論和軍事實踐之間的巨大鴻溝。國家核心政治理念的核心部分，即道德好壞與國家強弱之間的連續性出現致命缺口。

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

——《漢書》

儒家典籍所塑造的道德內部秩序能夠統治漢族文化內的疆土，然而面對騎馬的游牧民族時，這種看似統一、普遍的以道德為核心的傳統戰略締造出現分裂，這種分裂使有效的國家安全制定和實施陷於癱瘓。

• 明王朝——重建與繼承

明王朝建國後面臨這樣一個漢人王朝從未面對過的一個統治難題：如何統治一個既包括南方傳統的中國領土，也包括多個世紀里草原影響佔優勢的北方領土的國家。而繼承自西藏和雲南（包括現在東南亞部分）在內的新邊疆更是之前漢人王朝從未遇見過的情況。

明王朝在東北、甘寧、燕雲地區的國土被北方游牧民族統治四百多年（從938年割讓契丹燕雲地區算起。圖中用紅色標識）。

明王朝在中國內地北方地區的國土被北方少數民族統治二百多年（從1127年金朝滅亡北宋開始算起，圖中用綠色標識）。

明王朝在西藏建立宗主權和在雲南實行統治則更是對元朝政治遺產的直接繼承，並無太多歷史經驗可供參考（圖中用黃色標識）。

明王朝建立初期，一方面面臨著重建傳統華夏文化的任務，另一方面也對元代建制進行了繼承（服裝、地方制度、任用舊官僚等）。這種將游牧民族成分與傳統華夏文化成分結合在新漢人王朝的統治之中，導致締造戰略過程中游牧戰略與傳統戰略反覆發生根本性碰撞。而之後隨著來自南方的知識精英掌握政治權力，傳統戰略理念再次佔據主導地位。

• 明王朝的戰略締造與中期危機

以1449年土木堡之戰為分界點，明朝的戰略可以分為兩個時期。

明朝前期實行一種積極主動戰略。在陸疆和海疆都奉行蒙古風格的政策，在北方草原、東北和西南邊疆都力圖儘可能多地接管過去元帝國的疆土，明朝的遠征軍數次深入草原追擊游牧部落。在東南亞和海洋上，明王朝的戰略也是極具擴張性的，永樂皇帝大膽地對越南發動征服戰爭，並派遣鄭和率領艦隊前往印度洋，在整個東南亞樹立了宗主權。

明代中後期則實行一種消極的防禦戰略並演變為大規模修建長城。此時明王朝在北方草原、東南亞和海洋上的地位都已經惡化。

統治者放棄了在北方前沿設置的一系列軍事基地和邊防城鎮，並最終在最後一次遠征中失敗。

在東南亞，帝國被迫從越南的戰爭泥潭中撤軍，在東南亞地區設立的軍政機構紛紛退回雲南。

在海洋上，統治者放棄了耗資巨大的遠洋活動，關閉了海上貿易，倭寇泛濫於整個沿海地區。

以上是明王朝面臨著的中期危機的具體表現。危機的深層次原因則在於：

軍隊的財政危機，傳統衛所制度的瓦解但不裁撤，僱傭軍隊的出現使得軍費開支加倍；

國家組織渙散，無法動員社會資源；

早期北方安全戰略的弱點暴露，即戰略制定和貫徹依賴統治者的個人見識（朱棣顯然深諳草原政治的運作），帝王越來越「中國化/儒家化」；

中國傳統文化佔據上風，其對武力極端排斥，主張無為而治；

防務官員和具有軍事經驗的軍事將領缺乏政治話語權，對外政策成為政治鬥爭的舞台；

• 土木堡之戰——明朝面臨著戰略難題的範式

中國二千年來，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極，這是一切問題的癥結。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

隨著來具有絕對權威的皇帝（朱棣）的離世，和來自江南的傳統儒家知識分子掌握政治權力，明朝前期那種繼承自元帝國的戰略締造理念（摒棄道德講究實際）被徹底消除。基於儒家典籍的傳統理念佔據主導，政治精英對於游牧民族的分析判斷完全基於道德評價，完全忽視了雙方關係的複雜性。當危機來臨時，政治精英以道德為借口反對經濟外交手段（允許貿易等）解決問題，但經典文獻卻又不能提供有效的行動指南。文化道德上的優越感構成了明朝中後期締造戰略的文化基礎，無數次壓到了實用主義政策。

與此同時，明朝戰略締造權威呈現出破碎化的趨勢。明代建國後效仿元朝實行了以宰相和大都督府為首的政治體制，但之後朱元璋為了加強皇權，廢除宰相和大都督府，自此皇帝和五軍都督府、十二衛、六部、內閣學士、都察院、宦官等共同分享著締造戰略的權力。而這樣體制的缺陷在於，絕對皇權使得無法設置具有權威性的安全機構，而一旦皇帝缺乏政治智慧或精力將不可能締造長期連貫的戰略。

而在土木堡之戰中則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了軍事外行如何越俎代庖第制定政策導致軍事災難的經典範例。

土木堡之變不僅僅是一場軍事災難，其也意味著明王朝戰略締造發生根本性轉變，從一種積極主動的塑造戰略變成了消極被動的防禦戰略。土木堡之戰的戰敗使得明王朝軍事威望喪失，北方邊防線被迫進一步後撤，軍政精英出現兩次斷層（第二次為英宗復辟後的清洗），勛貴集團失勢，宦官集團、皇帝和文官集團的內部紛爭使得國家機器陷入癱瘓。

在之後關於是否奪取河套地區還是修築長城的爭論更是凸顯出明朝的戰略締造者們在何等層度上講戰略決策過程政治化和非理性化了。

• 明王朝成功的戰略締造者：朱元璋、朱棣和張居正

明朝第一代和第三代皇帝成功締造戰略的因素主要有：

對元朝體制機制的繼承；

對草原政治和外交的理解；

對草原交界區的牢固控制（進攻和主動防禦的基地）；

皇帝有意志和權威能夠從南方汲取資源用於對北方的戰爭並資助草原盟友；

懂得草原戰爭，靈活運用經濟封鎖、遠程機動作戰、外交分化瓦解相結合；

統治階層具有高度的思想靈活性，能夠真正了解和對待草原游牧民族。

內閣首輔張居正的秉政，使得明朝恢復了一套操作有效的國家安全戰略，其成功的主要因素有：

汲取南方平倭的經驗，將富有將才的將軍調至北方，並給予充分信任；

對蒙古游牧民族進行妥協，承認其地位，與其通商；

加強國家行政機器效率，提高對社會資源的動員程度。

• 明王朝的戰略演變

明王朝近三個世紀的歷史中其戰略制定具有明顯變化，可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明朝初期。沿用元帝國的大戰略，保障自身在草原的地位。方法是通過投入南方的資源來影響草原的事態，綜合使用外交、經濟與軍事手段來對游牧民族施加壓力。

第二階段：15世紀中葉至16世紀中葉，缺乏明確統一的戰略。明朝戰略文化開始脫離游牧民族模式，在如何更好地改變軍事戰略問題上出現分裂（是否奪取河套地區 是否修築長城），結果是無所作為。

第三階段：消極防禦戰略。修築長城。

• 明朝戰略締造的啟示

戰略演變凸顯了總體文化對於戰略文化的重要性。明朝在向一種更加防禦性和排外性的轉變中並不局限于軍事領域，而是反應了思想文化生活中廣泛得多的事態發展；

明朝中後期戰略制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強烈地背離戰略理性。但張居正的例子表明，「擁有所必須的政治權力的個人還是能夠決定性地影響國家的安全政策」制定和實施的；

中國的戰略文化是多元的，由若干種不同的和相互競爭的傳統構成；

政治上的混亂無法產生連貫性的國家安全政策；

理解具體案例時，不僅要考察戰略的內容，還要考察締造戰略的過程和影響這一過程的多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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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本人對《締造戰略：統治者、國家與戰爭/The Making of Strategy:Rulers , States and war》第二章所做的筆記與添加的一些感悟。只是個人興趣，謝絕任何形式的撕逼。

配圖來自網路，部分經過自己加工（比較粗劣 不要介意），為使讀者更直觀的了解西方學者的思路，部分選取英文圖片。

封面圖來自《中國歷史與經濟地圖冊》美國哈佛燕京學院1935

不出意外的話，會陸續在知乎上發布以下幾章的筆記。

因之後章節涉及到世界歷史和國際政治方面，需要查閱資料更多，需多些時日才能完成。

第一章 導言：論戰略

論戰略

第四章 14至17世紀的中國戰略

14至17世紀的中國戰略

第五章 哈布斯堡西班牙的戰略締造：腓力二世的「霸權圖謀」（1556——15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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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全球戰略的起源：英國（1558——17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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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追逐榮譽：路易十四治下的戰略締造（1661——17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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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一個民族國家的戰略無常：普魯士/德國（1871——19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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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充當決定性的砝碼：義大利的戰略（1882——1922年）

第十二章 通往意識形態的戰爭之路：德國（1918——1945年）

第十五章 安全幻覺：法國（1919——1940年）

第十六章 階級戰爭的戰略：蘇聯（1917——1941年）

第十七章 以色列戰略的演變：不安全心理與絕對安全追求

第十九章 結論：締造戰略方面的連續性和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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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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