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曼努埃爾勇武傳：曼努埃爾的政府事務
壓力大，出於泄壓翻譯本篇
來源《The Byzantine Empire 1025-1204, A Political History 》Part II 1118-1204
The Business of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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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基塔斯·柯尼亞特對曼努埃爾.科穆寧政府的批評可能是最中肯的了。「金錢都花在無用的目的上」他的批判如此開頭「收上來的稅沒多少藏在金庫里。稅收的使用毫無節制，少部分流向國內的修道院，教會和國內事務，而絕大部分流進了外國痞子的褲口袋——尤其是那些拉丁人。」這位謹慎的官僚更希望皇帝保持財政上的富裕以應對不時之需。但皇帝看上去從不缺錢，他總能籌起一筆款子滿足他的事業。而他的這種需要很可能破壞了財政系統的可靠性。這就是他留給他繼承人的遺產。包稅人將他們承接的委託視作敲詐勒索的許可證，尼基塔斯這樣說這件事「可隨意開墾的荒地」。在柯尼亞特的眼裡，情況可能更悲觀，他認為這是將執行評估稅收的任務交到外國人手上。當然，這幫外國人還是有本國負責技術工作的人員幫助。柯尼亞特認為皇帝這樣缺乏信任的做法削弱了本國人民的誠信和效率。但不能將一切——尤其是帝國行政的逐漸失敗——都歸咎於外國人和拉丁人頭上。那麼這是不是說柯尼亞特的批判就此該被駁回呢？可能不行。因為在世紀之交時，他是帝國官僚首領，管理著科穆寧體系解體的政府。他認為解體過程始於曼努埃爾統治時期這一看法是沒錯的。他的外交政策耗竭了帝國的資源。而外邦人的角色問題更有問題。我們已經看到了曼努埃爾僱傭一個西方出身的猶太人作財政顧問。此人卑鄙的行徑專門針對帝國境內的拉丁定居者而非帝國本土人，不過這也說明在曼努埃爾的統治末期，他在尋找新的財源。
在柯尼亞特眼裡，曼努埃爾對軍隊財政的改革就是對財務行政的災難。在過去，只有少部分精英單位擁有Pronoiai特權。換句話說，這些單位是直接從特定的轄區或鄉村的農民身上獲得收入，並享有此地的行政權力。帝國軍隊大多數部隊依舊是按正常情況接受軍餉的。曼努埃爾決定將Pronoiai特權擴大到大部分帝國軍人頭上。柯尼亞特認為此舉削弱了精銳部隊的士氣，因為他們特權地位在慢慢消失。他也為新獲得Pronoiai特權的士兵的社會出身感到不滿。曼努埃爾似乎把能拉到的人都征入了軍隊：「艱苦度日的裁縫、馬夫、磚匠還有銅匠」不止是帝國人,還有「半步離開野蠻社會的矮子」——曼努埃爾末期將Pronoiai特權授予靠近帖撒羅尼迦的Moglena軍區的十六個庫曼人。尼基塔斯.柯尼亞特的話不應被忽視。
有獨立證據表明，曼努埃爾進行了一次影響深遠的軍事重組。在他統治之初，他關心改進騎兵的軍備和技能。他以西方的方式重新武裝並訓練他們。這就意味著要拋棄相對便宜的弓箭和小圓盾——這是帝國傳統軍備。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長槍和能覆蓋大半身的三角盾。雖然沒有特別說明，但西方的重甲可能也被引入了。訓練風格也根據西方的風格，以騎士比武的方式進行。這筆開銷可謂龐大。尼基塔斯.柯尼亞特說的很清楚：士兵們被期待承擔這最初的費用。來自城鎮的工匠是一個有能力為他們或他們的子輩提供這筆費用的團體。他們可能是因為被科穆寧治下軍人的社會地位吸引而來參軍的。根據曼努埃爾時期一份法律的殘篇，成為軍人的榮耀僅次於成為元老院一員。也就是說帝國授予的真正地產只會給元老院成員或軍隊成員，如有違反土地收歸國有。
結合上述來看，曼努埃爾.科穆寧如此野心勃勃的軍事重組行為非常需要大規模擴展Pronoiai特權以在經濟上立足。這就是G.奧斯特洛戈爾斯基的觀點，但這一點並沒有得到一致贊同，因在12世紀的材料里，Pronoiai存在的痕迹並不多。在帝國的絕大部分領土中，軍事Pronoiai（military Pronoiai）直到1204年之後才增長，而非之前。這一點在士麥那和伊庇魯斯得到證實；在法蘭克人征服之前，伯羅奔尼撒半島上沒有證據顯示存在Pronoiai。伯羅奔尼撒幾乎肯定是在海軍總司令（原文Grand duke，但是後文說這一職責是負責海軍行政的，所以我按Grand Duke of the fleet翻譯）的管理下，後者負責整個帝國的海軍行政。十二世紀的伊庇魯斯和士麥那離當時的主要軍事組織中心很遠。這些軍事組織中心是由約翰二世和曼努埃爾建立的。安納托利亞的大本營建立在離馬爾馬拉海岸不遠，靠近Lopadion的Rhyndakos平原上。巴爾幹似乎有三個營地。一個在Pelagonia，帖撒羅尼迦沿著Egnatia大道以西就是，另一個在橫貫巴爾幹的直道（great Military Road）旁的索非亞城。第三個則是色雷斯地區，靠近Maritsa山的Kypsella，此地也作為機動軍隊從歐洲部分到小亞細亞的臨時營地。曼努埃爾所創立的Pronoiai都是靠近這些軍事營地，而非遠至士麥那或伯羅奔尼撒。南巴爾幹有足夠的土地來建立新的Pronoiai，現存12世紀關於Pronoiai存在的證據幾乎都在這邊。
Pronoiai的範圍情況則複雜得多。Nicetas Choniates如此說「省份的居民，前一秒還是他們自己的主人，下一刻就淪入貪婪的士兵手裡。」不管這句話多誇張，有個重要事實值得注意：Pronoiai是一種新型的財產權，介於國家和納稅人之間。有時作為paroikoi的授予物被提及。它的創建改變了農民的法律地位，他們附屬於它，這也威脅到了既有地主的權力。後者害怕他們的地位下降到paroikoi。
Choniates的批判有理有據，不過這也是因為他有後見之明。他主要是想追溯他主政時（世紀末）帝國所面臨的困難的源頭。曼努埃爾的政府的虛弱之處在他生時隱藏得比較好，只有在Choniates特意指出下，我們才得以窺見。為了回擊他們，從中期開始，曼努埃爾就將大部分精力投於法治（rule of law）。這一努力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1166年君士坦丁堡法院的重組，這讓他們更有效率。首席法官和助理法官每周開三次庭。助理法官並不僅待在一處，他們會出現在任何需要他們的地方。不僅他們，律師也是如此。法律程序的速度因此加快，現在只要不到十五天，而不是三十天，就能執行宣誓儀式。呈到皇帝面前的請願書，八天內就能解決。三十天內未出現的被告人自動判有罪。
皇帝宣稱這些措施是因為他要向全體臣民履行對他們的司法責任，我們看起來也覺得沒問題。但下面這段序言似乎說明皇帝因為一些壓力而進行司法組織改革：
現在讓我們看看有多少人因貪婪和不公而受罪，失去土地和家園，他們想尋求正義，卻只是浪費時間和精力.......
伴隨著曼努埃爾的司法改革的是一系列引人注目的事件：狄奧多羅斯·斯蒂佩特斯下台；阿萊克修斯.阿克蘇赫被指控謀反；由安德羅尼卡.科穆寧帶頭攻擊匈牙利王子貝拉。曼努埃爾開始著手處理所有的內部反對者的同時，也需要為其他人對他統治的批判作辯護。他進行司法改革就像他真摯的渴望恢復他政府的精神面貌。他很樂意給自己塑造新的形象，品德高尚，而非獨裁，以配其統治末期的政府作風。這跟十世紀諸帝的統治很像。他甚至還修訂了一些他們的法律。Nicetas Choniates尤其斷定他恢復尼基福魯斯二世的法律以防止地產落入修道院之手。相關文本沒有倖存下來,但Choniates記得1176年的一項對一些修道院地產的法律保護的剝奪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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